2011年秋天，我在美國培訓期間，曾随團與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幾位專家舉行過一次小型座談會。長期擔任中心主任的傅高義先生也參加了座談，當時他已經81歲了，他談的主題是當時剛剛出版的新書《鄧小平時代》。在這部著作的最後一小節《鄧小平的遺産》部分，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假如鄧小平還活着的話”，在中國變得更強大的今天，鄧小平會怎麼做？
其實，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答案就蘊藏在鄧小平的著作和思想裡。鄧小平總是站在國内大局和國際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善于從全局思考問題，善于在關鍵時刻作出戰略決策。他對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對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一系列戰略思考和戰略決策，其意義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
回眸，是為了向前進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時期的向前進，是從向後看起步的。鄧小平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是從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開始的。粉碎“四人幫”後，黨内黨外、國内國外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是如何正确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正确認識新中國成立30年的曆史，這個問題不解決或解決不好，就沒有繼續前進的共同基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花了巨大的心血，親自指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的起草工作。
鄧小平從《決議》起草工作一開始，就明确指出：“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緻向前看。争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内、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确，認識得到一緻，曆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确立毛澤東同志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當《決議》初稿寫出後，他并不滿意，直截了當地表示：“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确立毛澤東同志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在《決議》修改稿廣泛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激烈的意見，鄧小平又旗幟鮮明地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丢不得。丢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
在對待毛澤東的評價上，鄧小平更着眼的是黨和國家的大局、全局。他說：“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他甚至提出，“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指闡述毛澤東思想），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對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鄧小平所說的“曆史事實”該怎樣理解呢？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争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了不屈的抗争，經曆過無數次悲慘的失敗。是毛澤東創造性地解決了締造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建成一支具有一往無前精神、能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軍隊；是毛澤東創造性地解決了團結全民族最大多數人共同奮鬥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黨和人民事業凝聚了一支最廣大的同盟軍；是毛澤東帶領全黨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戰略策略，及時解決了中國革命進程中一道道極為複雜的難題，引導中國革命航船不斷乘風破浪前進。毛澤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不能否認，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對毛澤東的曆史功過，鄧小平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确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
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曆史條件、曆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曆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曆史必然性和曆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曆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曆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幹出隻有後人才能幹出的業績來。毛澤東是人不是神。盡管他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鬥争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着他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曆史的複雜的背景。隻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科學地對待曆史、對待曆史人物。
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們今天越來越能夠認識到鄧小平當年的堅持有着何等深遠的意義。蘇東劇變過程中，全面否定黨的曆史、全面抹黑黨的領導人成為反對派進行政治動員的重要抓手，也成為後來政治清算的重要環節。如果不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妥善解決了曆史認識和曆史評價問題，我們在後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低潮中将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真是難以想象。
擘畫百年藍圖
1978年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就提出：“我們當前及今後相當長一個曆史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什麼？一句話，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着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
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近代以來落後挨打的慘痛曆史，使中華民族對現代化有着格外強烈的憧憬。早在1912年，推翻清朝政府統治後，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國歌》中，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亞東開化中國早，揖美追歐，舊邦新造。”但這個追趕美歐的夢想，在獨立和主權尚且維護不了的時代，隻能是鏡花水月。
新中國成立特别是社會主義制度确立，為現代化之夢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1964年，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把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中國的發展戰略目标：“總的來說，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内，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其中“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就是從當時起到20世紀末。但這個目标提出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實際上并沒有得到落實。
新時期重新提出“現代化”的目标，需要回答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也就是要達到什麼水平才算現代化？再一個，是通向這個目标的步驟該怎樣确定。
鄧小平以其高瞻遠矚的戰略思考，立足國情，放眼未來，回答了這兩個問題，為中國人民擘畫了清晰的發展藍圖。
鄧小平很早就明确認識到，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不是歐美那樣的現代化，隻能是“中國式的現代化”。1978年5月7日，他在會見馬達加斯加客人時就說過，“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們就是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工農業産品的産量和國民收入按人口平均來算，還是比較低的”。1979年3月，他更進一步提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國情況，是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适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過了幾個月，他專門解釋“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意涵，他說：“我們開了個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後來改了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标準放低一點。特别是國民生産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
這個“不會很高”究竟是多少呢？鄧小平一直在思考，1979年12月6日，他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客人問他對中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想的？鄧小平回答道：“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标，我們的國民生産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産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态。”這樣，鄧小平用一個中國老百姓易于理解也感到親切的詞語“小康”，作為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标。
在小康基礎上，鄧小平心中還有一個更宏偉的藍圖，就是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他多次闡釋這個思想。1987年8月29日，在中共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共産黨領導人時第一次系統、明确地闡述了中國現代化的目标和步驟：“我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本世紀走兩步，達到溫飽和小康，下個世紀用三十到五十年時間再走一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就是我們的戰略目标，這就是我們的雄心壯志。”
為什麼說這是“雄心壯志”？至少有三個理由。一個理由是，我們的起點很低、基礎很薄。197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才250美元，要達到人均4000美元的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距離何其遙遠。第二個理由是，我們的包袱很重。人口太多的包袱、資源短缺的包袱、舊體制束縛的包袱等，要在克服重重壓力的條件下前行，每一步都不是那麼容易。第三個理由是，我們要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國達到人均4000美元，經濟總量就居于世界前列。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走到世界前列，不但是給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這樣，從新中國成立算起，到21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一個百年奮鬥的宏偉藍圖，清晰地展現在中國人民的面前。從此，我們心無旁骛，一心一意按照這個藍圖、向着這個目标前進。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這個藍圖進一步細化和深化為“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标，而且正在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對此，我們感到無比自豪。
靜水流深，行穩緻遠
鄧小平的戰略思考，既着眼未來，又腳踏實地。他以一生的實踐證明，他既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思想家、政治家、戰略家，也是一位求實、務實、踏實的實幹家。他作出的一系列戰略決策，既解答了他所處時代的課題，又深刻地影響和啟迪着後人。這裡隻舉幾個代表性的例子。
鄧小平緊緊抓住“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确定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習近平強調：“我們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不能有絲毫動搖。”
鄧小平深刻分析時代特征和世界大勢，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多麼簡明，又多麼深刻！30多年過去了，這個判斷依然是那樣經典。怎樣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舞台上自立自強？他諄諄告誡：“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将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世界上希望我們好起來的人很多，想整我們的人也有的是。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并不因為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真是黃鐘大呂，振聾發聩。
鄧小平從中國的具體條件和面臨的曆史任務的角度，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中國如果能夠平穩地發展幾十年，一定能夠超越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路，實現自己的宏偉藍圖。這就需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如果整天鬧哄哄的，自亂陣腳，那就什麼事也辦不成。鄧小平說：“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如果中國内部不穩定，不僅自己的建設受幹擾，還會影響國家的主權和安全，鄧小平尖銳地指出：“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否則，人家就要打我們的主意。”“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因此，“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影響穩定的關鍵在哪裡？鄧小平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産黨内部。”“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産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隻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同時，他又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确習近平同志為黨中央、全黨的核心，是我們黨的鄭重選擇，是衆望所歸、名副其實、當之無愧，充分反映了全黨的共同意志和人民的共同心聲。現在，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各種矛盾疊加，各種風險隐患集聚。當今世界也很不安甯，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十分複雜嚴峻。在這樣的形勢下，要保證我們黨能夠有力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就必須堅定維護習近平的核心地位，這是黨、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并發表了重要談話，他的目光越過了千山萬水，投向更加深邃的未來，他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教誨諄諄，征途漫漫，我們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書寫更加輝煌的篇章，才能告慰那深情凝視着後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