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0日，天津站，城際列車上響起到站的廣播聲，陳明輝的倦意才剛剛襲來。這是每周一的上班路，與大部分家住天津，去北京上班的“走讀生”不同，北京人陳明輝的目的地，卻是120公裡外的天津。“雙城生活”是他們在事業與家庭之間最好的平衡點。
漫長的上班路
站在取票廳裡，面對機器上翻不到頭的車票信息，馬芳林才深刻地感受到，原來每日的往返竟然消耗了這麼多車票。
從位于北京朝陽門豐聯大廈的公司，到河北涿州的家裡，單程1小時40分鐘的車程，馬芳林已經走了1年半，也用身份證“檢”了1年半的票。她沒想過取出車票去報銷，因為刷身份證能節約出寶貴的兩三分鐘時間。這時她才發現，她想報銷的“北京-杭州東”的車票，已經被一堆“北京西-涿州東”的車票所淹沒，再也找不到了。
此後，學乖了的馬芳林總會忙裡偷閑，找個售票窗口把車票打印出來。最多的一次，她花了十幾分鐘，才出完五六十張車票，幫她打票的售票員也啧啧稱奇。
與打票同樣煩惱的，還有改簽。加班晚了到車站改簽還好辦，要是忘帶身份證，人就真的崩潰了。日複一日的往返，會有讓人感動的時刻，有遲到1分鐘時，工作人員幫她通融進站，也目睹過幾次乘客給持無座票的老人和孩子讓座。
但在這段每日耗時近4小時的旅行裡，她更多體驗的是擁擠和無聊。“最讓我痛苦的就是地鐵擁擠，早上在軍博擠，在西站也擠。”為了挨過漫長的上班之路，她總結出了一系列小竅門。
地鐵6号線的兩個電梯，哪個轉9号線更近；聽到哪句廣播語時應該動身穿過一個個車廂，走到距離車站出口最近的車廂；觀察每日遇到的乘客，猜測誰是和她一樣遷徙在兩座城市的“候鳥”，這些可以讓她枯燥的旅程多些樂趣。
平常時段，馬芳林隻好看看手機，翻翻閑書打發時間。工作太忙的時候，她會提着電腦去餐車加班。她甚至認真數過在軍博換乘1号線究竟要走多少步，“但是從來沒有數完過。”
馬芳林認為，自己每日在北京和涿州往返，主要是因為這座在北京西南方向的小城沒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機會，而北京的工作能夠讓人關注到行業最前沿的發展變化。因此，當丈夫在兩年前從海拉爾調回涿州時，她想都沒想就來到北京找工作。
為了保證每日通勤能夠準點，馬芳林有着嚴格的作息時間表。每天她6時起床，6：50從家裡出發，7時左右到達涿州東站，然後坐7：11的G6704趕往北京西站。再坐地鐵9号線轉6号線，一般她都能在8：30趕到公司。
她的丈夫包辦了所有家務，早飯、晚飯，甚至每周的訂票任務。可即便設定了周密的買票流程，這位細心的丈夫還是在1年半的買票工作中出現了纰漏，忘記購買了某天早晨的車票。那一天，馬芳林隻能臨時購買7：28發車的車票，然後一路狂奔到公司，但還是遲到了20多分鐘。
高鐵上建起了社交圈
與因高房價被迫開啟雙城生活的人不同，李荀屬于北京的有房一族。但是，他卻甯肯每日多花上半個多小時，在涿州與北京之間往返。
李荀把家搬回距離北京近70公裡的這座京南小城，主要是為了方便女兒上學。他在北京的房子位于八通線管莊站附近，周邊沒有好學校。況且，對于沒有北京戶籍的他來說，女兒早晚要回到河北高考。
“在涿州的開銷遠小于北京，我女兒現在上的幼兒園是公立的，一個學期的學費隻有2000元。這樣，我就能拿出一些錢保證孩子上她想上的課外班，比如鋼琴、舞蹈。但要是在北京，這些錢隻夠上幼兒園。”李荀說。
最初，李荀開車上班，從涿州家裡到石景山遊樂園附近的公司，走京石高速來回大約130公裡，有時還會碰上擁堵或是封路。後來，聽說有人乘坐京津城際列車通勤，李荀開始琢磨搭乘高鐵上下班。
那段時間，他每天早上都會開車到涿州東站，坐高鐵到北京西站，再換乘公交車趕到公司。由于早晚高峰時，進出京的公交車恰好與堵車的車流方向相反，李荀不僅沒遇到過堵車的問題，而且一直都能找到座位。
從涿州東站到北京西站，G6704全程行駛25分鐘。在與身旁乘客聊天時，他常常能遇到同一個小區或附近小區的鄰居，後來大家約定一起拼車去高鐵站。
“我在涿州的一部分社交圈是在高鐵上建立的。”李荀說。從涿州往返北京的常客從事着不同的行業，有的和李荀一樣在互聯網公司工作，也有人做銷售經理、護士和技術員。為了互相提醒買票和列車延誤信息，經常坐高鐵的這十幾個人組建了微信群。
生性樂觀的李荀，對于眼下的雙城生活頗為自豪。3年多裡，他發布了200多條關于高鐵上下班狀态的微博。有段時間，他還會選擇購買單程89.5元的商務座，“并不是因為沒有普通票，而是真的想享受一下。”
可是在冬天下雪和夏天下暴雨時，高鐵也會延誤。碰到這種“抓瞎”的情況，李荀要麼退票開車去房山線的籬笆房站換乘地鐵，要麼請假，這不可避免地會影響他的工作考核。“公司同事表示過不滿，但他們體諒我的難處。”李荀說。
除了天氣因素，調整列車運行圖更牽動着高鐵上班族的心。前幾年，由于調圖取消了早上合适的車次，李荀整整開了一個月的車上班。如今，早晚的高鐵車次固定了，多一班少一班的調圖不太能影響到高鐵上班族。李荀也把高鐵通勤的季節固定在有大霧的深秋和冬季，每年大概有4個月的時間。習慣了頻繁穿越省界，李荀隻有在看到路邊的某個房子時，才突然反應到自己其實是跨省上班。
“有人說‘逃離北上廣’，也有人說‘返回北上廣’，”李荀說，“但我們這些雙城生活的人用實際行動在告訴其他人，沒有逃離，也沒有返回，地域之間的距離會越來越短。”
大城市承載的夢想
在廊坊站西南100米處，有個專門為通勤人員設置的自行車場，“1天1元錢，包月15塊錢。”每天早上，程時兵總會在這裡碰到許多臉熟的人，這些高鐵上班族騎的車把不大的停車場停放得滿滿當當。除了騎車，他還把每天在高鐵上的21分鐘視為鍛煉時間，在車廂連接處走來走去，“基本上每天都能走1萬多步”。
閑暇時，程時兵也會看看單詞。在工作語言為英文的外企裡，他必須經常練習英文才能保證自己不落伍。不過，如果程時兵此時放下手機，沒準還能看到旁邊有個跟他年齡差不多的小夥子，也在皺着眉頭學習日語的五十音圖。
與程時兵一樣，正在學習日語的郝雲峰，也幾乎每天都在北京和廊坊之間通勤。不同之處在于，郝雲峰和妻子兩人都屬于高鐵上班族。
有時，郝雲峰也會感覺心裡比較矛盾，如果在廊坊找個工作，不僅輕松許多，中午還能回家吃飯看看孩子。可他特意留心了下職位，發現北京的工資至少要比廊坊高三倍以上，而像他所做的遊戲發行工作，當地也沒有相關的産業。
打小就喜歡玩遊戲的郝雲峰，把做出一款經典遊戲視為自己的職業夢想，但如果在廊坊工作，實現這個夢想幾無可能。更何況，他看到北京的每個年輕人都充滿幹勁兒，大家都想着有機會湊在一起做點什麼，這可是小城市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我現在30歲的年齡挺尴尬的。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快兩歲的孩子，幼兒園學費一個月1600元，再加上房貸，都不是小數目。”郝雲峰說。此外，習慣了大城市吃頓飯三四百元的消費習慣，他們也很難忍受小城市低工資條件下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郝雲峰對廊坊的居住環境倒是比較滿意。夫妻倆坐高鐵的成本每月是2600元，這大大低于他們在北京五環外的租房成本。而無論是衛生條件，還是鄰裡關系，他們在廊坊購買的新房都要遠強于租的房子，“基本上買了房都是打算要在這兒過一輩子的”。
有時候，郝雲峰腦海中甚至會浮現出一個畫面，廊坊也通了地鐵，雖然交通便利了，但是大量的人口從外面湧來，使得廊坊徹底變成像北京天通苑一樣的睡城。嘈雜的環境和飙升的房價，最終讓這個安靜的小城不複存在。
但眼下，他和妻子仍然隻能每日奔波在兩個城市間，耗費往返3個多小時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