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我和一位朋友從留學所在的漢堡去科隆看狂歡節遊行，傍晚時刻，兩人趕到了科布倫茨，準備在那裡一家叫“RheinUndMosel”的家庭旅館過夜，第二天去遊覽著名的“德意志之角”。
“請問，你們是中國人？”進門後，旅館男主人微笑道。
“是！”我們回答。
“歡迎，歡迎，我這個旅館第一次接待中國人。”
跑了一天路的我們吃過自己帶的方便面，準備上床休息，旅館男主人敲門了。
“小夥子，到客廳喝杯我們科布倫茨的‘雷司令’？”
我們跟随他去了客廳。七十多歲的老人倒了四杯酒，也把老伴叫來了，我們四人坐定後，他慢慢開了口：
“小夥子，聽我給你們講個真實的故事吧，是原來我工作的葡萄酒坊主人的故事！”
“他等中國人等了好多年啦！”老人剛說完這句話，老伴接了一句。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用了将近三個小時聽完了老人講述的呂克特的故事。從老人嘴裡我們知道，呂克特一直在中國工作到1938年7月，直到希特勒下了最後通牒，再不返德，将以賣國通敵罪論處。回到德國後，他沒有再去兵工廠謀職，而是接手了父親的酒坊。随後幾年，好幾個日本人來到科布倫茨找過他，以高價套取鞏縣兵工廠的情報，他一個字都沒說。
“小夥計，你們帶中國地圖了嗎，能給我指一指鞏縣這個地方嗎？”老人最後含淚問道。
我們兩個都不是鞏縣人，在随身攜帶的世界地圖上，費了好半天勁，才找到了處于河南中部的鞏縣。
“是，是，老闆說得對，确實有兩條河彙集在那裡，像我們科布倫茨一樣！”
第二天離開旅館時，老人送給了我們一瓶酒，名字叫“雙城”。我問老人為什麼叫“雙城”，他說：“你們到呂克特博士的墓地就知道答案了！”參觀完“德意志之角”，我們兩個就去了老人告訴的處于市中心的陵園。
我們找到了呂克特的墓地。他的墓碑與陵園裡其他死者的不同，上面镌刻着四行德語：
海因裡希·呂克特博士
出生于1898.08.16，科布倫茨
再生于1937.11.15，中國鞏縣
卒于1964.12.27，科布倫茨。
二十世紀末留學回國後，我去過一次鞏縣，找到當地地方志辦公室的人，詢問這件事。辦公室的人證實，石窟寺當年确實發生過一場激戰，死了好多人，具體詳細的資料，他們也提供不出來。德國老人故事裡的人隻有姓，雖與裴君明、洪士蔭、黃業壁、徐麻子、張一筱、姜大明、土肥原賢二、楊老闆的姓完全相符，但他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時間到了二十紀末，我在德國柏林和中國南京的兩家檔案館才查到解密的二戰資料。“鲽魚計劃”在鞏縣失敗後，德國、日本、國民黨和共産黨由于四方相互之間複雜的關系，都各自保密，沒有公開相關的真實信息。
從檔案裡，我還查到了“鲽魚計劃”各方人員的最後下落。
死于1966年的法肯豪森迫于納粹德國高壓，1938年7月返德。他本人曾一度打算放棄德國國籍，留在中國。回國時向蔣介石承諾，絕不會向日本洩露任何有關中國的軍事機密。1940年被任命為比利時總督，1944年7月刺殺希特勒事件失敗後，受牽連被捕入獄。二戰結束後被盟軍逮捕移交比利時政府被判十二年徒刑，因非納粹分子，不久獲釋，曾出任中德文化經濟協會名譽會長。
裴君明在淮海戰役中見國民黨大勢已去，率兵起義，解放後出任河南省政協副主席，1970年去世。
洪士蔭抗戰和解放戰争期間一直留在河南，繼續擔任河南站站長，因捕殺河南各地共産黨有功，1948年年底奉調南京，當他乘坐的車隊即将駛出河南境内商丘路段時，遭到豫東遊擊隊伏擊，當場斃命。
徐麻子徐正乾死于1947年3月的延安保衛戰。胡宗南集結34個旅25萬多人的兵力攻打延安，欲摧毀中共黨政軍指揮中樞，徐團長在一場阻擊戰中中彈身亡。
姜大明受“洛陽大哥”委派，繼續秘密潛伏，先後跟随鞏縣兵工廠轉移至長沙、重慶、海南島，最後去了台灣高雄。1950年，因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被捕，當年6月被秘密槍殺，同批人員中還有吳石、朱谌之、陳寶倉、聶曦等。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土肥原賢二接受審判，1948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經抽簽第一個被處以絞刑。
日本人吉川，也就是春風戲院楊老闆，1937年12月在鞏縣經秘密審判後處決。同時被處決的還有朱福貴，他當時化了裝混迹于難民之中，但最終還是被洪士蔭認出。處決吉川前，他解答過一個問題，就是秘洞是如何發現的。他說，那個秘洞不是執行“鲽魚計劃”的鞏縣小組發現的，而是五年前一位日本考古學家發現的，他帶走了洞内的經文，然後把地址告訴了日本陸軍參謀總部。“鲽魚計劃”鞏縣小組為藏匿呂克特，提前十天挖穿了力士的眼珠，作為透氣口。在走向刑場前，吉川問了一個問題，是誰發現了他們的秘密？答：“在瑞祥鐘表眼鏡店住過，後來在糊塗茶店動了核桃殼的人，名叫張一筱！”吉川說：“一位好同行！”話畢槍響。
我在官方檔案裡沒有查到一個人，就是紅櫻桃，但我一直想知道她的下落。後來，我又去了兩趟鞏縣，很多老人都知道這個女人，但沒有人清楚她後來去了哪裡，反正沒在鞏縣再見到過她。第四次去鞏縣時，因為事務繁忙了，估計今後不再有機會來鞏縣，我又專門去了一趟石窟寺，盡管已經到過那裡三次。這次，我見到了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僧人，向他提出了紅櫻桃的疑問。
老僧人給我講了一件事。
他說，1937年11月那次石窟寺槍戰後，每年逢出事的同一天晚上，大約十點，寺門口都有一位渾身黑衣的女人燒紙，燒就燒吧，還唱一段豫西調梆子戲《鳳還巢》，唱完之後，又哭着念叨一首詩來。新中國成立後五六十年代還來，到了七十年代前幾年，燒紙的女人扶着拐杖來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再也沒有見過她，估計是不行了。
我問老人：“您記得這個女人念叨什麼詩嗎？”
老人答：“前面七八年，俺沒有留意，她來的次數多了，俺也聽得多了，倒記住啦！”
我說：“麻煩您老人家念念？”
老人清了一下嗓門，大聲朗誦起來。
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
甯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
1996年—2010年三次赴德國科布倫茨、埃森、柏林采訪
2005年—2013年四次赴河南鞏義（原鞏縣）采訪
2011年—2014年創作于揚州、洛陽。
責任編輯季亞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