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長打來電話的時候，我正在去盼香那裡的公交上。城裡學校今兒開學，我得去看看鵬程和萬裡報名的情況，順便問問盼香有沒有往回捎的東西。我對村長說老人家放心，絕對誤不了開學的事，明天我就去上莊。鄉村學校比城裡開學遲三天。老村長說我正要給你說這事,分來一個考上特崗的教師，人已到了，你就不用來了,忙自己的事去，落在這裡的東西我會給你捎回去。我說不教書了，扶貧我還得去。老村長說靠天吃飯的地方，老天爺不照顧，省長來也沒辦法，上莊就這麼個條件，别把自己的事撂荒了，年紀輕輕的正扒前程哩。我笑笑說單位也沒啥事，我想把上莊每個莊子走一遍，寫點東西。老村長嘿嘿一笑說對對，你是作家嘛，深入生活也是事，你把咱上莊好好寫寫，讓人都知道咱上莊的苦焦和可憐，我明天去驢崾岘接你。我說不用，這次又沒鋪蓋行李，我走着去，跟坐驢車一樣快。
一個人突然從馬路上橫穿過來，公交緊急刹車，還好有驚無險，司機惡狠狠丢下一句“死也不找個地方”便繼續上路了。然而，車内卻出事了，城市與鄉村沖撞在一起——一個身着迷彩服的農民工踩了城裡人的腳。一隻腳踩了另一隻腳，這麼正常的一件小事，卻導緻一場戰争。戰争是城裡人發起的：“瞎了眼，臭腳往哪裡踩？”農民工口齒伶俐，不顯絲毫膽怯，回擊：“你的腳香得很，咋不扛到肩膀上。”于是他們從腳罵起，沒走出一站路程，已完全脫離“腳”，轉換成城鄉對罵了。一段罵白表明了他們的宿怨：“沒教養的山豬，不看自己是啥玩意，滿身臭氣熏天，跑到城裡來飛揚跋扈，我要是市長，媽的就下令不讓你們進城，影響市容。”“老子就是一身臭氣也比你們他媽的幹淨，到處是治淋病、梅毒、陽痿的廣告，走上三五步就是治性病的醫院，是誰在影響市容?”顯然他對城市的觀察比我們更為細詳。城裡人低估了農民工，沒想到他還擊得如此兇猛，竟一時說不上話來。可農民工還在罵，“媽的，嫌棄我們?有啥了不起?哪棟高樓大廈不是我們建的?在你家廁所屙第一泡屎的就是老子，看不起鄉下人，你吃屎都沒人屙。”直到我下車戰争也沒有升級，或許城裡人覺得不是農民工的對手，或許要保持文明姿态不值得動手，而農民工也許想這是别人的城市，不想在客場惹出大事來。因此兩人像一對觀點相左的學者，在争論(或是聲讨)一個學術問題。我想，城裡人踩了城裡人的腳，會産生“對不起”“沒關系”之類很文明的對話；農民工踩了農民工的腳，會相互憨憨一笑，一切就煙消雲散了。然而在城鄉之間，這種戰争就會爆發了。和那些蓄意已久的戰争一樣，“腳踩腳”僅僅是戰争的導火索，這是“城鄉之戰”，或者說是“體制性戰争”。我下車了，農民工也下車了，他在跨出公交車時唾了一口，站在站牌下踢了站牌的立柱一腳，說：“媽的，老子都進城十幾年了，還把老子不當城裡人。”他一臉茫然。站了一會兒，他又上了一輛同一路公交車。
盼香已經搬到租的房子。鵬程和萬裡正在套書皮，齊齊叫聲老師。書包、衣服和鞋也都是新的，頭發也理成城裡孩子的模樣。我問了報名情況，有同學的權威面子，報名順利，也沒收什麼贊助費。我問他們見到李志遠沒有？他們說見到了，跟他們不是一個班。臨走時，我對盼香說：“我要去上莊，你往家裡捎啥不？”她拿出一大包東西，說：“是些衣服和藥，準備讓萬裡回去時帶回去的，你捎個話讓我爹過上莊來取。”
下午，我去了趟學校，學校門前及兩邊的馬路上，停滿了送孩子上學的小車。隔着鐵栅欄我看到了馬鵬程、馬萬裡、李志遠，還有幾個孩子在一起，看得出他們是一夥的——都是從農村來的。他們遠離學生活動的廣場，靠着校園的鐵栅欄，目光投向那個龐大的快樂的城市群體。
這個群體顯得孤獨，膽怯，敏感，自卑，憂郁，有些小心翼翼，弱不禁風。事實上，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教育部公布至2011年義務教育農民工随遷子女超1260萬。随遷子女“被歧視”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雖然國家和一些地方對農民工子女異地入學出台了一些優惠照顧政策，然而在落實上往往被地方保護者所扭曲，而且敷衍了事，我們辦過“農民工子弟學校”，辦過“農民工子弟班”等等，這些“标簽”讓農民工子女在城市成了“異類”，成了“特殊群體”。如果說硬歧視我們可以通過文件、會議來解決，那麼解決城市裡湧動着的難以掩飾的“傲慢與偏見”對他們構成的軟歧視才是真正的難題所在。更多的歧視來自日常生活中，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舉動，都會讓他們感到徹骨之寒。2012年5月30日《羊城晚報》報道，北京22中學生言覃遭老師辱罵，老師稱其非北京戶口，是借讀生，家裡無權無勢無錢，是個三無人員，随時可以滾蛋。言覃滾蛋了，退學回湖南老家休養。22中校長向言覃父親緻歉，表示将處罰“出言不遜”的老師，希望言覃返校。這樣的道歉我們見過的實在太多了，傷害已經造成，道歉又有何用，從某種程度上講，道歉又是一種歧視。“滾蛋”從教師的口中說出，無疑是軟歧視的硬表現。想及他們的以後，我後背生涼，軟歧視對他們更具殺傷力，他們的父輩在城市遭受到的類似于上午公交車的那場城鄉之戰的歧視會在他們身上重複，在他們的讀書路上，他們除了要忍受孤獨、自卑、尴尬、羞憤，還要承受歧視、污辱、排斥、欺負，他們需要具備海綿一樣的修複功能——無論有多大的壓力，都能恢複原初的狀态。
三年前，我把堂侄根子的兒子毛蛋從鄉下轉到省城一所學校。毛蛋上學後同學叫他山棒，山野菜，合起來捉弄他，班裡丢了東西同學審問他，連老師也懷疑他。毛蛋給惹毛了，死活不想上學，給老子揍了一頓。不久，一個同學耍笑捉弄毛蛋，毛蛋一把将同學從樓梯上推了下去，造成同學腿和胳膊骨折，花掉了兩萬多，人家還沒完沒了，學校也不要他了，我隻能再給辦轉學。到了新學校不久，毛蛋又被幾個城裡孩子打了，根子對兒子說石頭大了彎着走。可又過了不久，毛蛋又給打了，兩隻眼睛給封了。根子想着兒子緩上幾天也就好了。可誰知幾天後，一隻眼睛好了，另一眼眼睛卻越腫越大，像個爛桃子不停地流膿。帶到醫院去一看，大夫罵都這樣了，才來醫院。做了手術，花掉了一萬多，兒子那隻眼睛的視力就剩下02了。根子火了，對兒子說再誰惹你就揍他，揍那帶頭的狗日的，揍倒了其他的就不敢惹你了。結果毛蛋揍倒了一個。學生家長鬧上門來，說把人家兒子打成了腦震蕩，要求賠償。根子說你找公安讓判刑吧，我管不了，那娃苕着哩，拿刀連我都紮，我也想讓抓進去關上幾年哩。說着露出腿上的傷痕讓來者看，那是他在工地上打工給鋼筋戳破留下的傷疤。鬧事的人罵罵咧咧走了，根子對着背影說給你兒安頓，讓你兒離我娃遠點，我娃性子烈，惡着哩，判刑不夠年歲，公安也管不了，讓我自己教育哩，再出個啥事擔待不起。可這以後，毛蛋在學校被同學孤立了，又讓學校列為問題少年。毛蛋的學習成績下降得厲害，根子很無奈，找我說這麼念下去能有啥前途，還不如不念，你給轉到縣上讓去念吧。毛蛋又轉回了縣上。
我猛然想到這半年來在上莊小學教書的重大失誤，——忽略了對他們的普通話培訓。雖然在課堂上他們說的是普通話，可一下課他們就還原成了家鄉話。他們的家鄉話将成為他們受到歧視的一個導火索。而上莊小學絕大多數的學生都将進入城市，他們别無選擇。
我叫了聲李志遠，他們三個跑了過來。我想跟他們說些什麼，可又能說什麼呢？歧視涉及面太廣，且說出來就是歧視。我隻能在他們的肩膀上拍拍。我把班級合影和給李志遠單獨拍的相片給了李志遠，問他爹在幹啥。李志遠說跟我二爹幹裝潢。我說你二爹是誰？他說李上，我四爺的兒子，是個木匠。李上我在李谷家見過一面，人很精神，聽說幹得不錯，打算在城裡買房子。我說讓你爹晚上給我打電話。李志遠說謝謝老師。晚上，李谷打來電話，我問他咋樣？他說沒出來挺怕過活不下去，出來才知道挺好的，比守在家裡強，謝謝你。我說一起吃個飯。他笑笑說等我發了我請你。我說到了我門上了。李谷笑笑說你有心我還沒時間，這兩天活緊。我說有事打電話。他嘿嘿一笑說肯定饒不了你，這輩子跟你黏上了。我說上莊有事沒，我要去上莊了。他笑着說沒事了，你帶一場雨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