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面臨這種病災卻懵懂麻木的反應，叫“鈍感力”，或許我就擁有這種“力”。生長于中醫之家的我，有一套獨特的生存認知，認為人的機體不是完美無缺的，人吃五谷，哪有不被病害侵蝕之理？不完美、五谷不調、小毛病，都屬正常現象，不要一發現某處不适，就驚慌失措。人類能夠生存、繁衍、發展到今天，體内早已形成一套自我愈合的機制。一般病痛，隻要心情一放松，機體就會自行調動修複能力使之愈合。醫藥隻是強化這種自我修複機制的手段，而不是幹擾、破壞這種自我修複。如果不順此而為，沒病會變成有病，小病會變成大病。所以，保持平常心态、起居規律、飲食适度，對無病者就是最好的保健品；對于有病者，就是最有效的藥劑。積極之道，是适當做舒經活血運動，以增強、激活這一機制。
40歲剛出頭，我曾一度心律不齊，檢查結果，竟是房顫！我根本不想去深究房顫有多麼嚴重，既未求醫，也不問藥，照常生活。30多年過去，心髒也沒有再鬧毛病。1996年，一年一次的體檢，輪到眼科，醫生将左眼一查再查，說：“黃斑變性，相當嚴重，你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很正常啊，什麼叫黃斑變性？”醫生沒有回答我，說了句：“這就奇了。”他轉身招呼科室内所有醫生，都來檢查了一遍，診斷結果一緻。彈指到了翌年體檢，在眼科醫生面前，我才突然想起，問道：“據說，這隻眼睛黃斑變性，是嗎？”醫生說：“是的，但不要緊。”再到來年體檢，想起來，又問了一次，回答是淡淡的4個字：“是的，沒事。”20年後的今天，我這樣推想，如果第一次檢查出來，我就驚慌不安地到處求醫問藥，那才是真正的劫數。我還曾經是高血壓患者，60歲左右，發現血壓超标，低壓接近100。因我母親患有高血壓，有家族病史，妻子就監督我天天服降壓藥，如此過了五六年。有一年夏天，血壓正常以後，我就忘記了繼續服藥。體檢時，醫生還是建議我堅持服用降壓藥，我卻當成了耳邊風，至今血壓穩定……我這一健康與生存認知，屬于認同并順應世界的自然規律吧？
但是這一回，不能照抄老譜了。妻子的姐姐就是罹患癌症去世的，人财兩失，其慘況令人記憶猶新。确診我為“巨型肝癌”的肝外科專家吳志全教授，也不容我有片刻遲疑，争分奪秒地将我轉到中山醫院住院。這時，病房裡那些正在為同類病痛掙紮的病人，強化了我對此症嚴重性的認知。但我仍然隻有對罹患此症的不解與遺憾，不時呈現于腦際的，卻是王羲之《蘭亭集序》中的“修短随化，終期于盡”八個字，壽長、壽短，聽随化育吧，每個人都有生命終結的時刻，何況我已到耄耋之年。我隻向醫生和親屬提了一個要求：除了化療、放療之外，其他治療手段我都接受，隻求讓我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
因我的腫瘤太大，無法開刀，中山醫院肝腫瘤内科主任任正剛教授就給我做介入治療。我躺在手術台上還不到半個小時，便聽他說好了！我意外得差一點跳下手術台，脫口而出：“名不虛傳啊！”從此，每隔兩個多月，我就做一次介入治療，半年後，腫塊便縮小了一半，然後醫生給我做射頻消融術——創口隻用創可貼一封即可的微創手術。不到一年，我體内的癌細胞竟然完全消失了！
我如釋重負，卻又覺得這是一種順理成章的必然。為何？這次沉疴，無非是我慣有的淡然面對疾病的一次新演習罷了。以往是知病而不急于求醫問藥，這一次，是經受了重症病人治療中的種種折磨，不過是從另外一個維度，印證了我一貫持有的觀點：人的生命并不脆弱，脆弱的是人性。
曆經一年，我住院出院六次，一而再地上手術台，每天服藥無數，卻從來沒有想去找醫生詳細究問這些治療會出現何種後果，也從來不問服的是什麼藥，更不去研究任何一種藥物說明書，同時謝絕了親友介紹的種種土的、洋的治療方法與藥物，隻是閱讀我喜歡的書刊，關心社會動态，興之所至，還給醫生和護士寫贊美詩。凡是來探望我的領導和親友，都說我不像一個重症病人：我始終談笑自若，向别人介紹發病治病的經過與感受，一如在說别人的故事。
生死由命，修短随化，“命”也，“化”也，都是以内在生存機制為依托的。應該割舍的坦然割舍，不應該割舍的也能夠斷然割舍，便是人性的超越。
（張建中摘自《文彙報》2016年12月31日，王青圖）
有時候，現實比小說更加荒誕，因為虛構是在一定邏輯下進行的，而現實往往毫無邏輯可言。
——馬克·吐溫
人人都是仙人掌，越是帶刺越渴望被人抱。
——外向的孤獨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