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昂詩雲：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台。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度荊門望楚》）
李白詩雲：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随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裡送行舟。（《渡荊門送别》）
陳子昂詩寫于調露元年（679），李白詩寫于開元十二年（724）。如果說李白沒有讀過陳子昂這首詩，寫詩時沒有潛在的比照對象，我們在比較二詩時就相對簡單些，将基點放在同一寫作地點即可。如換一個思路來思考，李白有可能知道同鄉前輩陳子昂曾寫過荊門的詩，這樣推論的理由有三：其一，李白尊敬同鄉前輩陳子昂，崇敬之馀應讀過陳子昂的詩歌；其二，由水路出川，必經荊門，而在此處留下來的詩不多，李白經荊門理應想起陳詩；其三，這兩首詩句法、聯法上确實存在相似之處而又有變化，至少在藝術上構成了李白向陳子昂隔時對話的關系。第一，二詩都用五律形式，且都符合五律的格律要求，非常嚴格。第二，二詩句法上亦嚴整規範而有變化，體現在中間對仗的兩聯上，非常講究節奏與停頓。陳子昂詩可以這樣來讀：“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當然也可以這樣：“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如此，李白詩也有兩種讀法：“山/随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山/随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把一四句式“山/随平野盡，江/入大荒流”用在颔聯，與陳子昂用在頸聯作了區分，這可視為李白刻意為之。第三，題目是“度荊門”“渡荊門”三字。李白當是模仿陳子昂，也有較勁的欲望。第四，在内容上本有許多可重複的方面，因同一地點，所觀之景當有共同之處，但卻感覺到李白在認真回避，關鍵字“盡”，實在最準确描述了川楚分界的特征，無法避開。
詩題中的荊門即荊門山。荊門山之所以能催生詩人的作品，那是因為山形奇特，且與虎牙山相呼應。《文選》載郭璞《江賦》雲：“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阙竦而盤礴。”《水經注·江水》卷三四中說：“江水又東，曆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暗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李善《文選》注：“盛弘之《荊州記》曰：‘郡西溯江六十裡，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荊門在峽州宜都縣西北五十裡，位于長江南岸，與北岸的虎牙山隔江對峙，古來稱為“楚之西塞”，是往來蜀、楚的咽喉要道。這樣，荊門就不止有地理上的意義，還烙上了文化的意義，它是長江中下遊區域間的交往通道，是出蜀入楚的關隘，更是巴蜀人尋找新空間的起點，由荊門可以通向更為廣闊的世界。
陳、李二詩都采用了卒章顯其志的結構，這給我們分析二人性格提供了依憑。從結句中看出陳子昂的“自信”和李白因前途未蔔而産生的“迷茫”。
先說李白。李白因詩中多大言，行為狂放，而以豪放著稱。這一評價不錯。但人的性格有變化，李白的豪放是慢慢養成的，從摧眉趨走之小吏到“天子呼來不上船”之酒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事實上，李白年輕時是自卑的。《唐詩紀事》載：“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雲：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于此，竊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太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入令卧内，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将加诘責。太白亟以詩謝雲：‘素面倚欄鈎，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詩，思軋不屬，太白從旁綴其下句。令詩雲：‘野火燒山後，人歸火不歸。’太白繼雲：‘焰随紅日去，煙逐暮雲飛。’令慚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複苦吟，太白辄應聲繼之。令詩雲：‘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傍朱。’太白繼雲：‘綠鬓随波散，紅顔逐浪無。因何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滋不悅。太白恐，棄去。”楊天惠求訪李白逸事，即今日所謂田野調查，其訪得情節應接近事實。可見李白從小讨生活不容易，以稚嫩的小詩讓人轉怒為親，也因小詩惹得縣令不高興而自己逃離。為什麼“因何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縣令不悅呢？
“逢伍相”，即遇到伍子胥。春秋時，伍子胥逃離楚國，投奔吳國。途中饑餓難忍，有女以飯相贈，伍子胥要求姑娘保密。姑娘抱石沉而死。李白後來撰寫《溧陽濑水貞義女碑銘并序》：“逼迫于昭關，匍匐于濑渚，舍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怨秋胡”事見劉向《列女傳》，事情是這樣的：“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采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采桑，吾行道遠，願托桑蔭下飡，下赍休焉。’婦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紡績織纴，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赍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慚。婦曰：‘子束發，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因水漲女子溺死江上，縣令直寫其事，就事論事，甚好。而李白用了伍子胥和秋胡典，并不得體，此女子溺死與貞節、守信無關。縣令不悅還因為與他治政有關，治下尚有伍子胥、秋胡之事，縣令豈能高興。
李白出身單寒，在川東是客居，李父即以“客”為名，也是他處處自卑的原因。李白家無譜牒，他每一次叙述身世，如對李陽冰和其子伯禽的叙述都有不同，閃爍其辭，要徹底弄清真相非常不易。
因而，一旦了解李白出川前的境況，則不難理解其在詩中曲終奏出的鄉思和悲情。
再說陳子昂。《舊唐書》本傳雲其“家世富豪”，從小養成了豪家子弟任俠使氣的性格。後來他上書皇上，口氣很大：“會高宗崩，靈駕将還長安，子昂詣阙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阙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谏。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镬而不回，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将不朽于今日矣。’”由此可見，他底氣十足，以雄大的氣概，危言正色，抗義直辭。
調露元年（679），陳子昂準備走出川蜀，由涪江下行經梓州、遂州、合州，至渝州入長江東行，進入楚地。第一次出川，陳子昂寫下了《度荊門望楚》。文如其人，子昂詩文，皆以一氣貫之。“巫峽”“章台”“巴國”“荊門”以一“度”字貫穿，可見舟行之速，體現出陳子昂出蜀展望未來的喜悅之心。巫峽、巴國與章台、荊門對舉，“盡”是一個斷裂的分界線，巴國地界于此盡，天地為之一寬，從此進入新的世界。年輕的陳子昂滿懷豪情，自信充溢，尾聯用了楚狂接輿的典故，以狂才自況。初唐士子的自信與狂傲在陳子昂身上體現得淋漓盡緻，而這種性情的背後則是遠離文明中心的巴蜀之地的狂放。這樣的比喻在後來的《感遇》組詩中也曾運用。此詩從遠景到近景，均是大開大阖，豪情直抒，質樸豪壯。
李白同樣描寫了第一次出川入楚的感受，寫出巴地山川盡于荊門的情狀，但兩人不同的是，陳子昂個性豪俠，充滿自信，敢作敢為，且渴望通過入仕建功立業；而李白個性灑脫，向往自由，但心理準備不足。從詩題看，陳子昂是《度荊門望楚》，“望楚”二字為遠望楚地之意，飽含殷切期待，對新生活的向往、對自己前程的希望。詩題與尾聯“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遙相呼應，體現出詩人的自信與豪放。而李白題為《渡荊門送别》，相較之下，李白在出川入楚之際，想到的是親人萬裡相送的情景，雖即将進入楚地，但離鄉愈遠、思鄉之情愈切，心中更多的是對過往生活的留戀。對過去的留戀意味着對新的環境尚未做好相應的準備，同時也是缺乏自信的體現，這便迥異于陳子昂對楚地的向往。“送别”二字同樣與尾聯“仍憐故鄉水，萬裡送行舟”相對應，表現出詩人前途未蔔的迷茫無措。陳子昂與李白一前瞻，一回望，顯露出二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即陳子昂外放而自信，李白内斂而迷茫。有意思的是，富豪之子的陳子昂詩中并未寫送别之事，大有我本狂歌客、單身入洛陽之勢；而單寒之家的李白卻有人相送至荊門，事實如何，不可考實，至少詩歌告訴我們有人在“送别”。從結句看，二人所呈現的性格和感情是不同的。陳子昂雲“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李白雲“仍憐故鄉水，萬裡送行舟”，對比較為鮮明。這一情緒和他們以後的行為非常一緻。陳子昂單刀直入，速赴洛陽，文學上很快加入高氏林亭和王明府山亭宴的唱和，政治上向武則天上書進谏；李白則遊曆楚越若幹年，而後入京。陳之自信，李之戀鄉，分别在詩的結句中體現出來。
“荊門”在地理上是川楚分界線，其上遊是兩岸高山，其下遊則是一馬平川。站在這一分界線上的詩人，看着山川風物對比分明，氣象無比闊大，感歎不已。無論是“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還是“山随平野盡，江入大荒流”，都是對眼前景象的絕佳描寫。不知這兩位川東才子當時是否意識到：這一地理上的分界線實際上也成了他們命運的分界線。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