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有人對“避諱”作了劃分，說“避諱”有國諱、家諱、個人諱，言諱、事諱、名諱等，其中“名諱”最突出。“名諱”指的是不能直接觸犯尊者、親者、賢者以及長者的名字，如有觸犯就是不尊、不孝。從古至今，人們盡管不把“避諱”挂在嘴邊，但仍然不直接道出尊、長者的名字，家庭内外都是這樣。不過，現在人們即使沒有做到“名諱”，一般也不會産生太嚴重的後果，古代就不一樣了，弄不好會掉腦袋。如明代朱元璋不僅有“名諱”，而且諱與他人生經曆相關的一些詞。因朱元璋做過和尚，和尚是剃光頭的，所以諱“光”，和尚又叫僧人，所以連“生”“笙”都要避諱。這當然是很荒唐的事。為此也有一些笑柄，成為人們茶馀飯後的談資。聽說南宋錢良臣的兒子讀書避諱，讀書時遇書中的“良臣”二字，就改讀為“爹爹”，含有他爹是“良臣”之意。一天，他的兒子讀《孟子》，讀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的時候，依循他的避諱法，把這一句讀成了“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成為笑柄。
唐代有件“避諱”的事，留下了一篇不朽的文章，常為人道，這就是韓愈的《諱辯》。但讀《諱辯》，令人感慨唏噓，實在是笑不起來。
唐憲宗元和四年（809），韓愈作《諱辯》為詩人李賀辯解。李賀生于790年，字長吉，福昌（今河南宜陽）人，比韓愈小二十二歲。相傳李賀七歲時詩就寫得很好，韓愈和門下弟子皇甫湜讀了他的詩以後，驚訝地說：“如果這詩是古人寫的，我們可能會不知道；如果是現在人寫的，一定得去見見這個人。”皇甫湜也不是等閑之輩，他素有“不羁之才”，曾在韓愈門下學習古文。兩人相約到李賀家，沒想到李賀當時還是個紮着小辮的孩子。韓愈和皇甫湜不相信李賀居然能寫出詩來，讓李賀現場再作一首詩，李賀提筆寫了一首《高軒過》，稱贊韓愈和皇甫湜是“東京才子”“文章巨公”，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這樣的佳句。詩的最後李賀說：“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表示自己有一天會得到他們的提攜，終成良才。這使韓愈和皇甫湜大吃一驚，他們請李賀到自己的府上，後來傳說李賀還曾攜詩《雁門太守行》去拜見韓愈，本來寬帶休息的韓愈讀了他的詩很受感動，來不及系好衣帶，急請李賀進府。
就是這個李賀，據《新唐書》本傳載，“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這段記載讓人想到李賀的模樣，一個清瘦的年輕人每天清晨騎着一匹瘦弱的馬，身後跟着小書童，背着一個錦囊，一路走來，心有所感就迅速寫下來，扔在錦囊裡，傍晚回到家中，再把白天偶得的詩句補充完成。他天天如此，除非是自己喝得大醉寫不成詩或者是遇上了吊喪日不宜作詩。李賀的母親曾要婢女看他錦囊中所寫的詩句，發現寫了很多，生氣地說：“這小子是要嘔出心來才會停下來不寫詩的。”李賀的詩寫得很好，後人稱贊，常把他和王維、李白、杜甫相提并論，稱其為“詩鬼”。這“詩鬼”的評價，雖因他詩中喜用“鬼”字，但也是他詩風“奇詭”的象征。
李賀有詩才，也有進入仕途的想法，他曾參加過河南府試，并寫了《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韓愈當時任河南縣令，設宴款待過河南府秀才，寫了《宴河南府秀才》一詩。就在這前後，韓愈給李賀寫信，鼓勵名列舉子的他赴京參加進士考試，沒想到李賀遭遇同時參加進士考試的其他舉子即“争名者”的妒嫉，以李賀當避父諱為由，說進士之“進”和他父親名“晉肅”之“晉”同音，李賀需避諱，不能參加進士考試。“避諱”的難題，成為李賀命運之坎，邁過去可能仕途光明；邁不過去，可能隻能做一個詩人。韓愈聽人議論，為李賀抱不平，專門寫了這篇《諱辯》。
韓愈在《諱辯》裡開門見山地說：“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争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這番叙說顯然是告訴人們他作《諱辯》的原由。一時間世俗的批評聲之大，指責之盛可從韓愈說的“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看出來。韓愈為李賀不當“避諱”辯說，是逆社會批評而動的。
韓愈作《諱辯》面對的是社會的普遍批評，同樣需要不小的勇氣。韓愈借自己的門人皇甫湜把這事說得很嚴重，說您韓愈先生如果辯不清楚，那和李賀一樣會受到社會的斥責。韓愈以此為“諱辯”的說理前提。
韓愈沒有繞圈子，稱“律曰：‘二名不偏諱。’”這“律”說的是禮制。《禮記·曲禮上》說：“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這是怎麼回事呢？“嫌名”是同音或近音之名，“偏諱”的“偏”通“遍”，說的是二名全避諱。韓愈說禮制很明确，“二名不偏諱”，他引了東漢經學家鄭玄的解釋，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徵在”是春秋時孔子母親的名字，鄭玄解釋得很清楚，避“徵”的諱就不避“在”的諱，避“在”的諱就不避“徵”的諱。以此推理，李賀的父親叫晉肅，隻要避了“肅”諱，就可以不避“晉”的諱。這是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是“不諱嫌名”，也有先例，如“禹”與“雨”、“丘”與“蓲”，音相同或相近是不避諱的，那麼李賀考進士，雖然“進”與“晉”同音也是可以不避諱的。韓愈引用禮制、經典作為自己辯說的依據，言之鑿鑿：“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是呀，李賀參加進士考試，按前人的解釋，既沒有違反“二名律”，也沒有違反“嫌名律”，為什麼就不能參加進士考試呢？韓愈就此又往前推論了一步，憤憤地說：“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他說出這話，實在是有太多的不平，既為李賀的遭遇鳴不平，又有對世人過分遵從避諱禮制的不平。
說到這裡，韓愈《諱辯》一文的根本意思可謂說完了，這一段是據“律”而論，随之他行文再生波瀾，回頭來說古道今，檢讨“避諱”這檔子事，看先輩是怎樣在做。
先說古代的“避諱”吧。韓愈設問：“夫諱始于何時？”然後自己作答道：“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钊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骐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将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将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後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這段辯說是據“經”而論，他在這裡設置了一個前提，即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難道不是周公、孔子嗎？這“法制”不是法家崇尚的治國之“法”，而是儒家的禮，韓愈繼承儒學的道統，堅執儒學，擡出周公和孔子，要讓自己的辯駁更有力量。
韓愈說的“周公作詩不諱”指的是《詩經·周頌·雍》的“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其“昌”不諱其父名“昌”；《詩經·周頌·噫嘻》的“駿發爾私，終三十裡”不諱其兄名“發”（他沒顧及《周頌》的作者是否真的是“周公”）；《春秋》素好譏評，既有公開的，又有隐含的。後者把批評寄托在字裡行間，被人稱為“春秋筆法”。韓愈說，《春秋》不批評不避諱音近的字，有人舉例說，如衛桓公名“完”，“完”與“桓”音近，《春秋》沒有說什麼。随後韓愈說康昭王不避其祖名“钊”，曾子不諱其父名“皙”，還有“骐期”“杜度”又該怎樣避諱？如果要避諱，恐怕連姓都不能用了。他還說了漢武帝、呂太後不避嫌名，依然是言論鑿鑿。
韓愈的話還沒有完。他說，當今之世的朝廷奏章、皇帝诏書，是按世俗的“避諱”規則在避諱嗎？奏章、诏書裡有“浒”“勢”“秉”“機”這樣的字。用“浒”時，為什麼不避唐太祖之名“虎”？用“勢”時，為什麼不避唐太宗之名“世”？用“秉”時，為什麼不避唐世祖之名“昞”？用“機”時，為什麼不避唐玄宗之名“隆基”？隻有哪些人在避諱呢？隻有宦官、宮妾避諱，因為唐代宗名“豫”，所以他們不敢稱“谕”；因為唐玄宗名“隆基”，所以他們不敢稱“機”。韓愈說出這樣的話來，顯然看不起宦官、宮妾，這些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宮妾類同侍女，自不待言。就是宦官，身體虧缺，也很為人瞧不起。西漢時，漢文帝坐車去看母親，讓宦官趙談陪乘。郎中袁盎上前谏道：“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馀共載？”于是漢文帝令趙談下車了。韓愈沒有明說，但在“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裡說士君子當守的是律法、經典、朝章，怎麼能夠把自己等同于宦官、宮妾呢？韓愈覺得自己的話很有道理，所以他提出“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他的結論是李賀舉進士是完全可以的。不信，有經、律、國家之典為證。
從古及今，韓愈的話到這兒又可謂說完了，但他拎起前面的話題，反問道：“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曾參事奉父母，相傳畢恭畢敬，是世人事奉父母者的楷模；周公、孔子是儒家學派的聖人，為後人敬仰。在韓愈的時代有誰做人能夠做到他們那樣的境界？韓愈這樣說，也是基于自己的儒學立場。但曾參、周公、孔子為後人普遍稱道，以他們為榜樣也是真的。既然這樣，韓愈說了：“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他的意思是，你們這些講究避諱的人不努力學習曾參、周公和孔子，隻求避諱親人之名，在避諱上超過曾參、周公和孔子，真是糊塗呀！實際上，你們不可能超過曾參、周公、孔子，隻是把自己等同于宦官、宮妾，難道“宦者、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邪？”韓愈十分憤激，說的這些話擲地有聲。其實，韓愈在那避諱的時代也不是完全反對避諱，而是說避諱不要過于拘泥，前代聖賢都是如此，我們何苦要自取禁锢呢？所以他對當時講避諱者的“和而唱之，同然一辭”很不以為然。
清人吳楚材、吳調侯在《古文觀止》裡對韓愈《諱辯》文法評價很高，他們說韓愈這篇文章：“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婉暢顯快，反反複複，如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複起，盡是設疑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并稱道他與别人文法的不同。誠然，《諱辯》寫得很好，在設問而據律、經、典以辯中，盡顯韓愈善辯的風采和為文的波瀾曲折，但他的善辯不足以改變世俗講避諱，既要避真名又要避嫌名及二名遍諱的現實，李賀終究因為“避諱”沒能參加進士考試，為此憂郁不樂。李賀後來做過協律郎，自然仍是人生失意，二十七歲時因病與世長辭。有人說他的抑郁而終，與他因避諱未能參加進士考試大有關系。
李賀的詩寫得很好，《新唐書·李賀傳》說他“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這對李賀詩是很高的評價。李賀因詩而有了史名，這使我想起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評說柳宗元的一句話：“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緻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将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這話說的是：如果柳宗元不是遭遇貶谪流放的時間長，不是人生失意到了極點，他的文章一定不能達到這樣高的境地而流傳于後世。如果他人生得意，出将入相，用他将相的顯赫來換他的文章流傳後世，二者誰是得誰是失呢？韓愈說一定有能明辨的，他沒有下結論，但這樣設問，結論就在其中了。他是說，入仕途官至将相也不及撰寫文章流傳于後世。對李賀來說，是否也是這樣呢？
（作者單位：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附：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争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钊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骐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将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将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後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聞諱“浒”“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谕”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