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客與唐臣
唐朝是中外文化交流發達的時期，各民族往來頻繁。唐朝作為世界大國，政策相對開放，加之傳統的懷柔觀念，許多外來族群得以進入唐朝疆域。概括地說，作為客使與客商的外來人群，有的雖然可能長期居住在中國，但是客的身份并不改變。對此，《資治通鑒》在唐德宗貞元三年（787）的一條記載，生動地體現了這個問題。安史之亂後四十年中，四千多“胡客”（外國人），都保持客人的身份，接受鴻胪寺（唐朝的外事機構）的供給，而他們原來都是“外國朝貢使者”。安史之亂後，朝廷财政緊張，想免除這項支出，但遭到他們的一緻反對。最後李泌給出的政策是要他們自由選擇，留在中國就放棄這份待遇，可以“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否則就遣送歸國。結果胡客皆不願歸國，于是都成了唐臣。多數人成為神策軍的兵卒，不僅加強了神策軍的實力，而且節約了政府的财政開支。而繼續保留使者身份接受鴻胪寺供應的隻剩下十多人。
然而，從“胡客”到“唐臣”，身份轉變明顯，是否需要辦理手續呢？向達先生發現各國人在唐朝的情況，分作四類：“魏周以來入居中夏，華化雖久，其種姓猶皎然可尋者，一也。西域商胡逐利東來，二也。異教僧侶傳道中土，三也。唐時異族畏威，多遣子侄為質于唐……此中并有即留長安入籍為民者，四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向達先生細分的這四種情況，可以簡約為兩類，即客居與入籍。
胡客在轉入唐臣的過程中，也被稱作化外人的歸化，或者稱歸朝。唐朝戶令中有“化外人歸朝”的具體規定，并有“化外人于寬鄉安置”的具體條款：“諸沒落外蕃得還，及化外人歸朝者，所在州鎮給衣食，具狀送省奏聞。化外人于寬鄉附貫安置，落蕃人依舊貫；無舊貫，任于近親附貫。”（〔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長春出版社，1989，146-147頁）。化外人一般是安置在寬鄉入貫，這應該就是具體的入籍之法。所謂“附貫”，即是入籍。入籍唐朝即為唐臣，但是同為入籍唐臣，是否還有什麼不同？吐魯番出土文書提供了許多這方面的資料，姜伯勤先生指出：“着籍粟特人稱為‘當州百姓’‘庭州根民’‘都護人’‘當縣夷胡戶’等，他們有權受田進丁，同時也有賦役、兵役等封建義務，在刑事訴訟中按唐律判決。”（《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入籍，就成為唐朝的國民，享受國民待遇，承擔國民義務。
唐朝鼓勵化外人入籍，入籍之後，享受一段時間的優待，即賦役令規定的賦役寬免：“外蕃之人投化者，複十年”，同時同令文規定：“其夷獠新招慰及部曲、奴被放附戶貫者，複三年。”（《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複，即免除。招慰夷獠與外蕃人投化不同，後者顯然更受重視。那麼如何理解夷獠與外蕃人？大約不論外蕃人還是夷獠，都屬于化外人，他們的歸朝都是受唐朝歡迎的，但是他們的身份不同，決定了受到的待遇不同，外蕃人的投化比夷獠招慰更受優待。外蕃人應該是有明确不同國籍的人，而夷獠是遊離在所有國籍之外的，可能是特指邊緣地區的各族居民。
二居住方式
作為唐臣的胡人，既然已經加入中國國籍，那麼在中國的生活如何？胡人入籍中國，可以散漫地居住，也可以聚族而居。研究發現，在當時的中國，有很多胡人聚落。池田溫先生《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就用“聚落”這個概念。張廣達先生對六胡州的粟特人情況進行的研究，榮新江先生對絲綢之路沿線的粟特人聚落的調查，都發現了粟特人集中居住的資料。
集中居住的外來民族，在居住區保持着一種自治狀态，榮新江先生對于粟特人聚落内部的秩序有一個總結：“一般的胡人聚落由胡人集團首領薩寶(原意為隊商首領)主持，由于大多數粟特人信奉粟特傳統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薩寶即成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領。……到唐朝建立時，把正式州縣中的胡人聚落改作鄉裡，如西州的崇化鄉安樂裡、敦煌的從化鄉之類。而位于唐帝國周邊地區的一些胡人聚落，如六胡州、柳城等地，基本上維持着胡人聚落的原狀。”（《中國中古與外來文明》）蕃胡内附，可以分作兩種居住形态，一是保有部落、有相當自治特性的聚落；二是相對集中的散居，即鄉裡。《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曾經在阿斯塔那35号墓中出土了《唐神龍三年（707）高昌縣崇化鄉點籍樣》，研究者一緻同意那是一個粟特人集中的鄉裡（參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叁，1992，533-544頁）。
附貫入籍鄉裡的胡人稱作化外人，他們的入籍是歸朝行為，對此唐朝的法律特别鼓勵，給予的是“複十年”的優待。但是如果保持原來的部落組織狀态，唐令稱作“内附”，唐朝雖然也給予輕稅的優待，但與落戶鄉裡比較起來，優待的程度不同。保持部落的居住方式，會對國家提供軍事力量，他們是“蕃兵”的重要來源。說到底，唐朝政府利用的經濟政策杠杆，吸引粟特等胡人附貫入籍，在這方面，唐朝政府比較注意避免使用強力。如高昌縣崇化鄉安樂裡的情況，既然如此多的粟特人集中在這裡，集體遷徙到這裡的推測是可以成立的，一個可能是受到唐朝優待政策的吸引。
唐朝不再存在區域性如某州的薩保（祆教和粟特部落的領導人），粟特人保持原有族群的組織方式的存在規模明顯降低，粟特人内部婚姻的傳統在保持了一段時間後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就連粟特人命名的方式也會随當地的族群環境而改變。鄉裡體制下的粟特聚落，粟特人的特色在減少，漢化程度在提高，但是祆教的信仰一直存在，粟特人集中的地區依然頻見祆教寺院。遷徙漢地的粟特人，漢化的過程具有必然性，從内部組織來看，從早期的粟特人聚落到後來的粟特人比較集中的鄉裡，通常是一個演變過程。這個過程的發生，從族群的大環境來說具有必然性，從唐朝的國家政策來說也具有相當的鼓勵與誘導。不管哪一種聚落，畢竟還是同族人相對集中地居住在一起，此外一定還有其他居住方式，比如散居在鄉裡之間。對比聚落方式的居住，散居的各族國民，各自的民族文化保持情況一定會千差萬别。如果從胡人的視角觀察，總體上的估計，這個過程主要是文化适應性的，其中當然存在着自由選擇方面。
唐朝政府在對待大規模外來族群的問題上，常常會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貞觀四年（630），當唐太宗朝廷擊敗颉利可汗之後，迅速迎來大規模的來降突厥人。那麼，如何安置？是打亂其固有的部落系統，還是保留其原有系統？還有，安置在什麼區域更恰當？朝廷進行了很認真的辯論。最後，朝廷在反複争論中選擇的政策是保留突厥原有内部系統，安置在河套地區，讓他們在内部關系和環境上都比較适應（參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第七章《唐朝對東突厥的措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227-272頁）。
根據張廣達先生的研究，六胡州的設置也是貞觀四年滅東突厥之後。最初是羁縻性質，原有的粟特人社會内部結構保持不變，長官由原首領擔任。唐高宗時期，派遣漢人為長官，以加強溝通與控制。開元十年（722）康代賓叛亂被朝廷平定，曾經把部分粟特人遷徙到河南及江、淮地區，具有懲罰色彩。不過，這些遠距離遷徙的結果不理想，他們紛紛逃跑，最終唐朝政府妥協，再次設立匡、長二州以安置九姓胡人，時間是開元十八年（730）。看來，唐朝政府對于大規模前來的胡人群落，是否采取強硬的離析部落的方法，是經過認真考慮的，順應其人傳統、防止誘發動亂顯然是必須給予重視的問題。即是說，面對此類問題，不可能太一廂情願地進行鄉裡化安置。
總之，在安置外來族群的時候，唐朝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采用誘導的政策，而對于大規模的族群，則多采取保留原有聚落組織的方式，強力離散部落使之進入鄉裡組織的政策，現有史料中沒有發現。
三職業選擇
粟特胡人是世界聞名的商業民族，是絲綢之路上最活躍的國際商人。入籍唐朝以後，他們的商業傳統是否受到影響呢？
貞觀二十二年（648），三十歲庭州百姓米巡職，帶着他的一個奴隸哥多彌施（15歲）、一個婢女婆匐（12歲），還有一個八歲的駱駝和15口羊，要前往西州（今高昌故城）進行“市易”，向地方有關部門申請手續（“公驗”）。一個名字叫作“懷信”的官員在他的申請書上批下“任往西州市易，所在烽塞勘放”等字樣，米巡職的申請獲得順利批準（參《吐魯番出土文書》叁，306頁）。米巡職是入籍的粟特人，吳震先生認為米巡職是“原出米國之粟特移民後裔”。而申請書中提及“州司”，吳震先生認為是西州政府，這是米巡職貿易完畢向西州政府申請的公驗（參吳震《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資料中所見的胡人》，《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45-264頁。不過，本文以為，這裡出現的“州司”，不該指西州，而應該是庭州）。
百姓一定是入籍之人，如果沒有入籍的外來商人，通常稱作“興胡”，如開元十九年（731）二月，外國商人米祿山把女奴失滿兒（11歲）賣給來自京城的唐榮，地點就是西州市場。而米祿山在名字前有“興胡”字樣（《唐開元十九年（731）唐榮買婢市券》，《吐魯番出土文書》肆，文物出版社，1996，164-265頁）。米巡職與米祿山很可能是同族，但是米巡職的申請書上沒有月份，隻有一個日期，所以不知道米巡職從庭州到西州貿易是什麼月份。米祿山在西州賣掉女奴失滿兒是開元十九年的二月，他前往西州貿易可能是相近的時間。不管怎麼說，我們通常理解的百姓都是農民，但是米巡職顯然不是一般的農民，他至少在農閑的時候是出門貿易的，貿易的物品在羊和駱駝之外還有奴隸，說明米巡職是一個頗有實力的商人。粟特人以經商聞名，米巡職雖然入籍唐朝，并沒有放棄這個傳統。按照吳震先生的說法，米巡職是移民後裔，那就說明粟特移民在入籍之後，他們的後裔也能長期保持經商傳統。
石染典的實例更能說明問題。吐魯番出土了一件《開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買馬契》，證明石染典在這一年的正月五日從康思裡買了一匹六歲馬。有保人作證，賣馬人也有署名（《吐魯番出土文書》肆，279頁）。同墓出土的一件文書《唐開元二十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辯辭》，是石染典要求前往伊州市易，而政府有關部門的詢問調查，時間是開元二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三日，内容是“責保可憑，牒知任去”，批準他前往伊州市易（同上，277-278頁）。石染典前往伊州市易所帶的商品中就有一匹馬，正是不久前購買的那匹六歲馬。
同墓文書中還有一件文書與石染典有關，即《唐開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給西州百姓遊擊将軍石染典過所》。石染典是西州百姓，他前往瓜州市易，獲得瓜州政府批準，時間是開元二十年（732）三月十四日。然後他離開瓜州前往沙州，途經懸泉、常樂、苦水、鹽城戍等守捉，在二十一日到達沙州。沙州市易之後，又要前往伊州市易，沙州批準。到四月六日又獲得伊州政府的審批，可能是回西州了。在文書的開頭部分，還提到“安西已來”和著名的“鐵門關”，證明石染典還曾計劃去安西市易（同上，275-276頁。參見程喜霖《唐代過所研究》第二章第三節，中華書局，2000，95-98頁）。這樣，在開元二十年年初，西州百姓石染典應該是從西州到達安西，然後又從安西到了瓜州、沙州、伊州，最後返回西州。他的一路所向，都是因為“市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經商行為。轉年開元二十一年（733），他又提出去伊州市易的要求，并獲得批準。可見，石染典是個很專業的商人，而他的正式身份是“西州百姓”。
在石染典的資料中，他的身份另一種說法是“西州百姓遊擊将軍”。遊擊将軍是武散官，品階是“從五品下”。這就是說，石染典說是西州百姓，同時也是武散官，擁有唐朝的武官身份。按照唐朝規定，武散官都要定期值班的，那麼石染典外出經商，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在《唐開元二十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辯辭》文書中，石染典要去伊州市易，官府審核資料，保人染勿等向政府擔保，說石染典“家宅及妻兒親等，并總見在。所将人畜，并非寒等色。如染典等違程不回，連保之人，并請代承課役，仍請準法受罪。被問依實，謹辯”。這份文件證明，石染典外出經商，政府審查的時候是需要保人擔保的。保人不僅擔保石染典情況屬實，還保證萬一石染典不能及時回來，保人“代承課役”。也就是說，石染典還有課役問題。所謂的課役，或許是指石染典的納資代役問題。
毫無疑問，石染典是入籍的粟特人或者後裔。我們看到，他的經商是暢通無阻的，他從粟特人那裡繼承下來的傳統，在作為唐朝國民的時候保持完好。石染典的事例證明，入籍的粟特人在職業上顯然是可以有所選擇的，或者說唐朝的環境下，石染典這樣的粟特人是有職業選擇機會的，至少粟特人的經商優勢和傳統得到了繼承發揚。
不僅是石染典，我們在許多文書中看到粟特人參與商業活動。石染典買馬契約中，充當保人的有“保人興胡羅世郍（那）年卌、保人興胡安達漢年卌五、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興胡是外籍商人，百姓是入籍國民，但是他們同時出現在這個擔保文書中，而這類文書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和相應責任的。興胡擁有擔保資格，應該是政府允許的，而其他百姓出面擔保，意味着他們也一定程度地參與商業活動。此時，他們擔保石染典，有一天他們需要擔保的時候，石染典也責無旁貸。池田溫先生也注意到，敦煌從化鄉的粟特人是間接參與商業活動的。[關于從化鄉粟特人的商業活動，池田溫寫道：“令人遺憾的是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确切數據，可以直接反映該鄉居民的商業活動。但是通過下記各項事實，可以間接地推察他們與商業活動具有密切關聯。”（池田溫《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唐研究論文選集》，41頁）
這裡，我們讨論的是入籍的粟特人情況，而石染典給出了典型的例證，在職業的選擇上，入籍以後的石染典依然順利地從事着商業活動。唐朝的法律顯然是鼓勵外來入籍，種種優惠條件之外，職業上的選擇又不受限制，這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外來入籍者的良好生存狀況。
入華胡人的其他情況，如婚姻、信仰等，都可以視作自由存在的。敦煌從化鄉，是有祆教的寺院存在的，而這是粟特人信仰的中心建築。據研究，安祿山叛亂前，也充分利用祆教，對當地的胡人進行了組織（參《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唐代的信仰，基本上屬于自由狀态。入華胡人與其他國民，都能享受同樣的待遇，當然也會遭遇相同的命運，如唐武宗采取打壓政策，不僅對于佛教，祆教等也受到沖擊。
至于婚姻問題，學者也多有研究，粟特人之間的通婚很常見，異族之間的婚姻也不可避免。安祿山與哥舒翰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因為漢人數量的優勢，入華胡人與漢人之間終究會成為最主要的婚姻關系，因此走向最終的漢化，這對于中原的多民族傳統而言，是上演千年的固定曲目。
四一體多元
唐朝的種族與文化，并非唐朝所獨有，一體多元的基本格局，可以看作是中原的固有傳統。多元即民族文化的多元，而一體即是國家的一體。種族文化的存在方式可以是多樣化的，部落式聚落存在與鄉裡式的聚落存在會有很大不同，但是這都不妨礙國家作為最高政治原則的貫徹與執行。如果多元民族文化的存在，最終構成了對國家一體原則的沖擊，那麼無論如何不能認為這種格局是成功的結構。唐朝民族區域并不一直太平，叛亂之事确有發生，但總體估計，這種一體多元的體制畢竟還是成功的。
唐朝政府在羁縻州府是否維持的問題上，并不是一意孤行，但維護國家的統一意志是無法否認的，面對反叛必須加以鎮壓。唐朝的區域設置，基本情形如此，首都是政治中心，外圍是一般正州，邊疆地區主要是擁有軍事能力的都督府或都護府，最外一層是羁縻府州。羁縻府州以各個民族為主，其組織傳統與文化傳統等都得保持。中原地區不設羁縻府州，六胡州就不屬于傳統的中原區域。這種國家區域結構，既是曆史的結果，也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其中，也體現了對于種族與文化的尊重。
對于入籍的國民，即使外來族群，隻在最初享受賦稅方面的優惠，過了優惠期，就與一般國民沒有任何區别。唐朝對于國民的管理，就入籍之民而言，是沒有任何種族考慮的，如果說考慮的話，那也是一律平等而已。因為所有國民根本不做任何族群的區分，沒有任何族群的标識。
根據吐魯番出土文書，我們可以确信有粟特人獲得授田，如“右給得康烏破門陀部田三畝”（65TAM42：63）（《吐魯番出土文書》叁，129頁）。這是一件西州授田記錄，其中獲得三畝部田的“康烏破門陀”，一定是一位來自康國的中亞胡人。為什麼如此認定呢？我們的根據來自習慣，認為漢人不會如此命名，“烏破門陀”在漢文中不是一個詞，沒有意義。然而，除此之外，我們也無法獲得更加準确的信息。但唐朝的這種管理原則，為我們的研究帶來了巨大困難。要在具體的文書中識别出不同的民族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原因很清楚，唐朝的戶籍制度或者人口管理制度，在落實在具體文書上的時候，從來不給出民族标示。以昭武九姓來說，這些來自中亞的粟特人，是隋唐時期外來人口中最多的，但是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通常如果沒有詳細的墓志文字，一般隻有通過名字的獨特性來識别，說是識别，其實就是推測。唐朝的戶籍等制度，隻認國民不認民族。凡是入籍者即是國民，除了最初的優待政策（如免稅規定）外，與其他國民待遇完全一緻。
這種管理規則在中國是有傳統的，而研究者也早就形成了一套民族識别辦法。如何識别外來人呢？以中亞為例，研究者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就利用一種約定俗成的知識，如中亞人來華，通常會用國家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姓氏。《北史·西域傳》在記述康國的時候有如下記錄：“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蔥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并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至于康國左右到底是哪些國家，各書記錄各有不同，比如《通典·邊防九》記錄為“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這種說法流傳甚廣，是中國中古時期的主流說法。所謂以昭武為姓，甚不可解，而進入中國者，以國為姓，則例證極多。向達先生也有歸納：“凡西域人入中國，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為氏者，大率昭武九姓之苗裔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2頁）此外确實再無良方。而歸根結底，是由于古代中國管理國民并不進行族群區分，不在戶口登記上注明族屬所緻。
現在所見數據，真正可以确定這些唐臣的原來民族身份的，墓志資料是最寶貴的。2004年至2005年，新疆吐魯番文物局在交河溝西進行搶救性發掘，發現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康氏家族墓地，出土了一組墓志。其中高昌延昌三十六年（596）的康某，稱作“領兵胡将”，與他相差不遠的另外一位名叫康密乃，很顯然是胡人名稱。但是，他們的後人到了唐高宗時期，已經自稱“其先出自中華”了（李肖《交河溝西康家墓地與交河粟特移民的漢化》，《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5-93頁）。
讨論粟特人漢化不是本文的主旨，本文強調的是，因為唐朝戶籍中不注明民族屬性，為曆史研究帶來了很多障礙。但是，就當時的效果而言，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制度是成功的。如果在國民的日常管理中，在所有細節上強調民族性，實質上在強調不同民族的差異性，有利于民族認同，不利于國家認同。一旦，民族認同超越某種度，很容易産生對國家認同的否定，政治動亂甚至叛亂就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從唐朝實施的多民族國家管理制度看，在文化多元問題上的寬松，有利于自由生活，有利于國家認同，不會造成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結構性沖突。一體多元的制度安排并非始于唐朝，也沒有終結于唐朝。在中國古代的環境中，這是一個持續性的曆史傳統。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