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與生平
狄姓出自姬姓，周成王把他的同母弟孝伯封于狄城（今甘肅臨洮），以地為氏，孝伯遂成為狄姓的最早始祖。此後，狄氏宗族世代居于天水（今甘肅通渭西），大約在北朝時移居于并州，具體地點應在陽曲縣狄村。唐代的陽曲縣城位于今太原市北約十五公裡。在狄仁傑之父狄知遜時，其家族遷到了河陽，具體位置在今河南孟津翟泉村北，這裡有狄氏家族的祖茔，現存有五六座大冢與兩通唐碑。狄仁傑的主要政治生涯是在武則天時期度過的，武則天以洛陽為政治中心，号稱“神都”，故在洛陽也有狄仁傑的住宅，位于尚賢坊内。狄氏家族在河南一帶生活的人很多，這裡可以說是他們的第二故鄉。
狄仁傑是通過明經考試入仕的，時間約在唐高宗顯慶（656-661)中。其首任之官是汴州（治今河南開封）判佐，從七品下。判佐又稱判司，是對諸曹參軍事的統稱，分掌本州各種具體行政事務。狄仁傑到底充任的是哪一曹參軍事，史書缺載，不得而知。在此任上，他得到了工部尚書、河南道黜陟使閻立本的賞識，上奏唐高宗，推薦他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府法曹參軍，正七品上，主管司法刑獄之事。
上元二年（675），狄仁傑四十六歲，調入長安任大理寺丞，從六品上，掌管本寺日常事務，并負責審判斷罪之事。狄仁傑在此任上做出了突出成績，高宗遂任其為侍禦史。侍禦史與大理丞雖然都是從六品的官員，但前者卻是所謂清要之官，掌糾彈百官，權任頗重。此後，他還任過度支郎中、甯州刺史、冬官侍郎、江南道巡撫大使、文昌右丞、豫州刺史、複州刺史、洛州司馬等職。
武則天天授二年（691），狄仁傑被任命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鸾台平章事，即當了宰相，這時他已經六十二歲了。這一時期，武則天為了鞏固統治，大興告密之風，任用酷吏，以鏟除政敵。狄仁傑拜相不足半年，就被酷吏誣告謀反而抓捕入獄。後因缺乏證據，加之衆臣營救，遂被無罪釋放。
狄仁傑出獄後被貶為彭澤（今江西彭澤東北）縣令，在這裡前後四年。萬歲通天元年（696），升任魏州（今河北大名東北）刺史。一年後，調任河北安撫使，接着又任幽州（治今北京西南）都督。神功元年（697）閏十月，入朝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這是其第二次拜相，時年六十八歲。聖曆元年（698）八月，兼納言。九月，以宰相身份任河北道行軍元帥，率大軍擊突厥。突厥退軍後，他又任河北道安撫大使，以穩定河北動蕩的局勢。久視元年（700）正月，任内史（即中書令的改名，為宰相之一）。同年九月病死，終年七十一歲。這個時間出自多種史籍記載，但可能存在錯誤，因為千唐志齋收藏的《大周故袁府君墓志銘》為狄仁傑所撰，其中明确記載墓主與夫人葬于久視元年十月廿八日，既如此，則狄仁傑就不可能死于此年九月，而應該死于十月之後的某時。
二輝煌的業績
狄仁傑之所以為後世敬仰，是因為一生做出了不凡的業績，對民衆、社會、國家貢獻頗大。其主要業績反映在如下方面：
其一，關心民衆，重視生産。狄仁傑曾數次擔任過地方官，從刺史到縣令，所到之處莫不關心百姓疾苦，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穩定地方秩序，努力為百姓營造一個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他任甯州（治今甘肅甯縣）刺史時，針對當地民族矛盾突出的情況，采取了“撫和戎夏”的政策，穩定了社會秩序。與此同時，他還革除積弊，嚴禁官吏擾民，注重發展生産，減輕百姓賦役負擔，當地人民立碑镌文，以頌其德。貶任彭澤縣令時，當地自春至夏，未降雨水，發生了多年未見的大旱災。百姓無法插秧，靠食野菜草根度日，多有饑餓而死者。狄仁傑心急如焚，他一面開倉放糧，赈濟災民，一面督促百姓生産自救，又上奏朝廷請求免去彭澤等九縣百姓全年的租稅，使百姓有一個喘息的機會。災後又采取措施，發展生産，貯糧防災。百姓們為感謝狄仁傑的大恩，自發地行動起來，為他建造了生祠。
狄仁傑任魏州刺史時，當時正處在與契丹交戰之際，河北諸州官員皆動員百姓修城挖壕，修造戰具，不僅荒廢了生産，還搞得人心惶惶。狄仁傑到任後，認為敵軍尚遠，遂将百姓放歸田裡從事生産，同時又暗中加強戰備，訓練士卒。戰後，河北諸州大都殘破不堪，百姓不是死于戰亂，就是逃往他鄉。而魏州在狄仁傑治理下，農業豐收，百姓安居，賦役較輕，社會穩定，戰争期間從魏州調發了不少軍資糧草，卻沒有加重百姓的負擔。他在魏州僅僅一年，當朝廷将他調任外地時，當地百姓奔走相告，泣涕彷徨，奔赴洛陽，請求狄仁傑留任，當無法阻止時，州人共同出資，為狄仁傑又興修了一座生祠。
其二，善撫百姓，珍惜生命。垂拱四年（688）九月，狄仁傑被任為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這時官軍剛剛鎮壓了唐朝宗室越王李貞的叛亂，當地官員奉命搜捕李貞黨羽，已捕獲了五千馀人，牽連欲治罪的達六七百家。為了監督辦案，武則天還派來了司刑使督促辦案。狄仁傑認為李貞黨羽的骨幹分子已經伏法，捕獲的這些人大都是脅迫無奈而參與起兵的，如果全部處死，不免失之于冤濫。于是他一面請司刑使暫緩行刑，一面密奏武則天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促使武則天下令将這些人由死罪改為流刑。當時狄仁傑思想壓力很大，擔心蒙受為叛逆者開脫的罪名，幾次毀去修成的表章，但最終還是痛下決心，置個人安危不顧，呈上了這道密表。此時朝廷大軍尚未撤離，将士們自以為征戰有功，橫行霸道，桀骜不馴，向當地官府要錢要物。豫州剛剛經過戰争的破壞，府庫空虛，狄仁傑愛民心切，不願向百姓伸手，加征賦稅，拒絕了這些無理要求。官軍統帥宰相張光輔十分惱怒，對狄仁傑痛加訓斥。狄仁傑出于愛民之心，毫不示弱，指責張光輔草菅人命，縱容将士搶掠百姓，殺死歸降者，冒充軍功。張光輔對狄仁傑恨之入骨，回朝後向武則天進讒，緻使狄仁傑就任僅僅一個月，就被貶到偏遠落後的複州（治今湖北沔陽西南）任刺史去了。
官軍長期與契丹、突厥在河北作戰，緻使百姓流離失所，農田荒蕪，村落殘破，一派蕭條景象。戰後，朝廷任命狄仁傑為河北安撫使，與武懿宗、婁師德等人分頭巡撫各地，恢複生産，安撫百姓。武懿宗是武則天的堂侄，封河内王，在戰争中，曾任一路官軍的統帥，遇敵聞風而逃。但在屠殺百姓時卻毫不手軟，凡百姓有被擄掠或脅迫北去的，返回本鄉後，均被武懿宗視為叛逆，全部誅殺，且殺人手段異常殘酷，往往把活人開膛破肚，挖取心膽。他還上奏武則天，要求把河北百姓被敵裹脅者全族誅殺，因人反對而未得逞。狄仁傑也上奏朝廷，卻要求赦免河北諸州之人，一切不問。他動員逃亡百姓盡快返鄉歸業，對于曾被敵軍驅掠過的百姓，命令官吏和軍隊護送回鄉；由于生産荒廢，百姓缺糧，他一面加緊從外地調運糧食，赈濟百姓，一面催促官軍盡快撤出河北，以減輕百姓供軍的負擔；他還整頓軍紀，嚴禁兵士搶掠百姓，犯者必斬。經過狄仁傑的精心整頓，河北一帶緊張的社會局勢漸趨平穩，百姓紛紛回歸故裡，社會生産得以恢複。狄仁傑的作為與武懿宗的殘暴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其三，摧毀淫祠，移風易俗。垂拱四年（688）六月，武則天任命狄仁傑為江南道巡撫大使，這期間他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受到了有識之士的普遍贊揚。江南神靈崇拜的風氣自古以來就非常濃厚，祠堂、廟宇之多遠遠超過北方地區，所造成的社會弊病也是比較嚴重的。這種普遍的神靈崇拜幾乎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崇拜的對象也是繁多而複雜的，有山川、風雨、雷電、日月、星辰、樹神、果神、瓜神、花神、茶神、酒神等。不少曆史人物在江南也被尊為神靈，至于宗教中的各種神佛，更是人們敬奉禮拜的對象。祠廟之多，一鄉一裡必有之，不僅花費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有人還借此妄言禍福，蠱惑民心，騙取錢财，弊端甚多。狄仁傑深感如不掃除這些陋俗，既不利于民風的改變，也不利于吏治的整頓。他不是簡單地下令焚毀一切祠廟，而是有所選擇，除夏禹、吳太伯、季劄、伍子胥四種廟外，其馀大部分祠廟全都予以焚毀，共毀去一千七百馀所。而保留的這些祠廟或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或為吳人祖先，或為忠義之士。據載在摧毀項羽廟時，當地人皆不敢前去。狄仁傑知道後十分憤怒，于是撰寫了一篇檄文，以正告項羽及其将校，然後命人拆毀項羽廟，竟然十分順利。這篇名為《檄告西楚霸王文》的檄文，收入唐人張鷟的《朝野佥載》，《全唐文》亦有收錄。狄仁傑此舉，獲得了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的高度贊揚，認為可以與日月争輝，并認為這是他的不畏鬼神、反對迷信思想的體現。在狄仁傑之後，韓愈、柳宗元、李德裕等人都有過類似的舉動，但都沒有狄仁傑此舉影響深遠，原因就在于他是開風氣之先者。
其四，慧眼識才，為國薦賢。作為宰相，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識才薦賢，他不以個人好惡為标準，而是以“薄才華，重才實”為标準，即不重文辭而重實際才幹。根據史籍記載，被狄仁傑舉薦的人有姚崇、張柬之、桓彥範、敬晖、袁恕己、崔玄、窦懷貞等，史籍記載說有數十人之多。這些人除窦懷貞外，皆在曆史上有所建樹，如姚崇是促成開元盛世的大唐名相，張、桓、敬、袁、崔等人後來發動神龍政變，恢複了李唐皇室的地位。狄仁傑薦賢還有不少故事，有一次武則天命宰相推薦尚書郎，狄仁傑推薦自己的兒子狄光嗣，被任命為地官員外郎，莅職以來頗為稱職，武則天十分高興，認為他有薦賢不避親的古風。他推薦張柬之後，被任命為洛州司馬。過了一段時間，則天又要他薦賢，他仍然推薦張柬之，武則天說已經任用了，狄仁傑說我是将他作為宰相推薦的，武則天隻好升任其為秋官侍郎，後來終于拜了相。
其五，迎歸廬陵，匡複唐室。這是狄仁傑被視為千古名臣的主要原因。武則天建立大周政權後，由于是女皇帝，所以在繼承人問題上出現了難以解決的矛盾。以自己的兒子為太子，當初建立大周又所為何來？以武氏子侄為繼承人，阻力太大，且武氏子侄中也很難找出一位深孚衆望者。以狄仁傑為首的一批臣僚堅決主張迎立廬陵王李顯為太子，反對以武氏子侄為儲君。經過了長期的鬥争，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說服了武則天，把李顯從被貶地房州（治今湖北房縣）召回洛陽，重新立為太子。由于此舉奠定了中宗李顯複辟的基礎，加之發動政變的張柬之等人為狄仁傑所推薦，所以千古以來均将其視為唐祚中興的功臣。
三形象的嬗變
狄仁傑去世後不久，就出現了以其為主人公的文學作品，曆經千馀年而長盛不衰。在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曆史時期，都有以狄仁傑為題材的作品問世，直至今日，仍被作為影視題材而加以演繹，這種現象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讨的問題。
在唐代的傳奇小說中，有關狄仁傑的作品不少，大體可分為四類情況：一是反映他任地方官時，為百姓愛戴與敬仰的故事。二是其不畏鬼神、焚毀淫祠的故事。三是有關宿命論題材的故事。四是有關狄仁傑後世子孫的傳奇故事。這些故事的社會背景大多都是真實的，人物也是真實的，隻是故事是虛構的。如《廣異記》記載，狄仁傑任甯州刺史時，因刺史舊宅鬧鬼，衙吏安排其另住他所，被拒絕。後經狄仁傑妥善處理，終于消除了鬼患。還有故事說雷公被樹夾住，無法脫身，衆人畏懼不敢靠近，隻有狄仁傑不懼，終于解救雷公脫險。可以明顯地看出，唐傳奇中的狄仁傑形象與現實中的形象并不相悖，由于文學手法的運用，使狄仁傑的性格更加鮮明，形象更為完美。
宋元時期有關狄仁傑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話本小說《梁公九谏》與雜劇《風雪狄仁傑》，前者為宋人作品，後者為元代著名戲曲家關漢卿創作，已經亡佚，詳情不得而知。《梁公九谏》講述了狄仁傑九次向武則天進谏，要求迎歸廬陵王，并立為太子的故事，是在真實的曆史背景下運用文學手段歌頌其忠君愛國、剛正不阿的精神，屬于早期講史小說一類。此類作品社會背景大都真實，所涉及的人物也都實有其人，隻是具體情節方面為虛構。客觀地看，這部作品存在着情節簡單、人物形象呆闆、文學語言不夠豐富的缺點，故影響不是很大。但盡管存在這些不足，還是對擴大狄仁傑的社會影響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有關狄仁傑的文學作品主要有：馮夢龍《情史》收有《集翠裘》一則，其編輯的《智囊全集》收有狄仁傑故事四則，何良俊《何氏語林》收錄其故事三則。此外，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鐘惺編《繡像薛家将平西演傳》，周清原《西湖二集》，王世貞《豔異編》等小說，也或多或少有狄仁傑的故事。由于這些作品的情節沒有超出唐人傳奇小說的範圍，新意明顯不足，就不多說了。
明人作品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金懷玉輯的南戲《狄梁公返周望雲忠孝記》，共計38出，從狄仁傑的家世寫起，包括其參加科舉考試，做官時為民除害，巡撫江南摧毀淫祠，反對武氏權貴，力谏武則天迎歸廬陵王，中宗複位，辭官返家歸隐林下等，将狄仁傑的生平作了一個完整的交待。這部作品算不上明代戲曲中的上乘之作，與湯顯祖的《牡丹亭》《紫钗記》等名作不可同日而語，在思想方面拘泥于“忠”“孝”，在人物感情方面處理也比較簡單，從而影響了整部作品的藝術感染力。但是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一些曲子抒情與寫景俱佳，在語言上更多地采用口語，極少使用四六句，顯得比較自由活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比以前的曆代作品還是有了很大的提升。這是明人對狄仁傑尊崇和敬仰的表現，也是努力塑造狄仁傑藝術形象的大膽嘗試，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清代小說中有狄仁傑事迹的主要有：褚人獲《隋唐演義》、不寄生《武則天外史》、如蓮居士《薛剛反唐》、無名氏《綠牡丹》等，還有一些小說或多或少涉及到狄仁傑，如《第一美女傳》《錦香亭》《曆代興衰演義》《鄉曲枝辭》《薛丁山征西》《楹聯叢話全編》等。其中最有影響的作品即佚名的《狄公案》，通過對武則天專權的揭露，把抨擊的矛頭直接指向慈禧太後。這樣的選材和立意可謂别具慧眼，匠心獨運，因而在當時及對後世都産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是一部公案小說，共寫六件案子，案件不多，但案情複雜，情節曲折，涉及人物極多，讀來一波三折，驚心動魄。前三件案子是普通的刑事案，後三件則是針對武則天内寵張昌宗、薛懷義、薛敖曹的案子，具有較強政治傾向。
這部小說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把狄仁傑塑造成了神探形象，這樣描寫也是有曆史根據的。據《資治通鑒》及新舊《唐書·狄仁傑傳》載，狄仁傑在任大理丞時，不到一年就處理了一萬七千件案子，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将軍權善才、範懷義守衛唐太宗昭陵時，誤砍了陵園柏樹，唐高宗大怒，下令将二人處死。群臣見皇帝震怒，皆不敢言，唯有狄仁傑認為按照法律，罪不當死，遂據理力争，即使在高宗大怒的情況下，也敢于堅持，終于迫使高宗讓步。他任侍禦史時，司農少卿韋弘機負責維修洛陽宮苑，為了讨皇帝歡心，他不僅整修了舊宮殿，還新建了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壯麗豪華，高宗十分滿意，提升韋弘機為正卿。但是狄仁傑卻認為此舉花費了大量錢财，虛耗民力，是一種典型的佞臣表現，遂提出彈劾，迫使高宗罷免了韋弘機。左司郎中王本立也是高宗的寵臣，恃寵弄權，幹了不少不法之事。狄仁傑決心予以鏟除，遂請求将其交給司法部門審理治罪，高宗不願治其罪，頒诏予以赦免，被狄仁傑拒絕，經力谏高宗也将其治罪。這些事件對朝臣震動很大，使忠貞之臣揚眉吐氣，奸佞之徒一時斂迹，也使狄仁傑成為朝野推崇備至的人物。由于其善于辦案，嫉惡如仇，剛正不阿，遂成為後世塑造清官與神探的很好素材。
近年來有關狄仁傑的影視劇層出不窮，故事情節更加曲折，場面或富麗堂皇，或驚險刺激，使作品觀賞性大大提高了。然而遺憾的是，對狄仁傑性格的刻畫和形象的塑造，并未推陳出新，使狄仁傑睿智有馀，而幽默不足，人情味更是缺少，因此在這個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