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讀書會推薦的第二本書，是施蟄存先生所著的《唐詩百話》（一套三冊）。
施蟄存先生是我國著名學者型作家，早期從事文學創作，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創作小說，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之一。
《唐詩百話》是施蟄存先生晚年的作品，是一部唐詩研究、鑒賞的佳作。憑借此書的廣泛影響，施蟄存先生赢得了上海文學藝術獎的最高獎項——“傑出貢獻獎”。寫這部書，施蟄存先生的初衷是幫助語文水平一般的普通人欣賞唐詩、消遣閑暇、陶冶性情，是欣賞而非研究。寫作過程中，因為要把很多問題講透徹，這本書慢慢從簡單地欣賞唐詩，轉而增加了一些研究的成分。故而，這本書從單個詩人故事入手，深刻挖掘了關于唐詩的格律、辭藻、典故、藝術特點、寫法沿革，詩人們或繁華或悲涼或喜樂或倉皇的一生，既有散文般優美的文字，又梳理了唐詩史，還對曆代唐詩疑難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因緣際會，把此書變成了一部有才情、有趣味、有學識的著作，是一本唐詩入門的經典之作。耶魯大學選擇此書作為他們漢學課程的指定教材，是對它的高度認同。因為文字通俗，語言優美，這本書适合普通讀者閱讀，遊心文字之間，領略唐詩之美。
很多年前，華東師大的施蟄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時出了一道題目：“什麼是唐詩？”這是一個有意味的問題。唐詩是一個美好的詞語。漢語中有很多美好的詞語，比如長江、黃河、黃山、長城等。我們提起唐詩，就有一種齒頰生香的感覺。唐詩隻是風花雪月嗎？隻是文學遺産嗎？隻是語言藝術嗎？我們僅從風花雪月的角度去看唐詩，或許表明我們的人生太功利了；我們僅從語言藝術和文學遺産的角度去看唐詩，又可能把唐詩看得太專業了。唐詩還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遠更大的東西？
大家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有世界主義的文化精神，有繼承創新的文化精神。但我覺得還不夠，畢竟詩歌是關于心靈的事情，心靈性才更是唐詩幽深處的文化精神。
馬一浮先生有一句話說得好：詩其實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覺，如夢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蘇”。詩就是人心的蘇醒，是離我們心靈本身最近的事情，是從平庸、浮華與困頓中，醒過來見到自己的真身。這似乎有點玄了，那姑且作一個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真身是這當中那個比較有力量、自己也比較愛之惜之的那個自我，而且是直覺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兩位禅師有一天讨論問題，第一位禅師說了一大套關于天地宇宙是什麼的道理，輪到第二位禅師時，他忽然看到池子裡邊有一株荷花開了，就說了一句：“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我讀唐詩，似懂非懂、似問似答之間，正是“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因為讀詩是與新鮮的、感性的經驗相接觸，多讀詩，就是多與新鮮的、感性的經驗相接觸、相釋放，就像看花。也因為讀詩讀到會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們的夢中人，我們是古人的前世今生。
我十五歲離開家去當工人的時候，心裡隻是想家，沛然莫之能禦。有一天讀一首小小的唐詩：“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我忽然就覺得，那個大風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歸人，就是我自己啊。心裡一下子有說不出的溫暖與感動。
為什麼唐詩會這樣呢？我想這是因為唐詩表達了我們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遠新鮮的、感性的經驗來表達。所以唐詩一方面顯露的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遠是感性的、新鮮的。而這個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國文化内心深處的夢。我想我們中國文化做夢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風花雪月的背後是永遠的人性世界。
在曆代傳誦的唐詩詩句中，有說不出的美妙。譬如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詩人一低頭一擡頭，随口吟來，即成永恒。你能說出這裡面的好來嗎？其實這樣的詩歌，背後的深厚底蘊正是中國文化的人性精神。一個是永恒的情思，一個是刹那的感動，又新鮮又古老，又簡單又厚實。依中國文化的古老觀念，人心與人心不是隔絕不通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也。無邪就是誠，就是人性與人性的照面。心與心之間，被巧語、算計、利害、物欲等隔開，都是不誠。孔子說“興于詩”，就是從詩歌開發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又說，一個人如果不學習《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一個人對牆而立，就是隔，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閉起來。盡心盡情的精神，就是人心與人心的相通，人性與人性的照面。這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基石，也成為中國文化千年的一個夢。
現代社會，是一個人心與人心隔閡不通的世界。我有一天看了女兒買的幾米的《地下鐵》，也覺得好，有點唐詩的味道。你看那個小女孩，那樣瘦弱，背着那樣大的書包，在空蕩蕩的地鐵裡走着，沒有人理她。她使我想起唐代詩人在現世的化身，那樣的敏感，那樣的多情。台灣的新儒家徐複觀先生在日本時，也寫過地鐵。他說地鐵有兩個特點，一是自己本來有目的地，卻被人推着往目的地走去；二是地鐵車廂本來是人與人距離最近的地方，卻又是人與人離得最遠的地方。所以，地鐵可以說是現代社會人心與人心不相通的一個象征。在現代社會中保留一點唐詩精神，不是風花雪月，不是語言藝術，而是回到唐人的夢，回到可以通而不隔的心。
台灣的牟宗三先生對中國文化精神有很深的理解，他曾提出一個公式，用“心、性、理、才、情、氣”這六個字，來把握中國曆史的不同特點。有盡心盡理的時代，也有盡才盡氣的時代。他的學生，台灣著名學者蔡仁厚教授，更明确地說，唐代人隻是“盡才、盡情、盡氣”，卻不太能夠“盡心、盡性、盡理”。這樣的說法雖然有道理，卻有二元論的簡單化，
将“心性理”與“才情氣”簡單地打成兩截，等于說唐人隻知道揮灑才情氣，不懂得盡心盡性盡理。其實在才情氣當中，就有心性理的内容。心就是良知，理就是天理。杜甫有詩句雲：“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這裡有很深的“理”。第一，中國文化中，人皆可以成堯舜，布衣也可以為聖賢事業。這是高度的道德自主。要做知識人，就要多少有點聖賢氣象。第二，愚與拙，都是正面的價值。其近義詞即是誠與樸，能如此，就是最大限度熱愛生命的美好。第三，《孟子·離婁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這就是中國文化中聖賢精神的内涵。唐詩有杜甫，有韓愈，可以說，盡情、盡氣與盡心、盡理，完全是可以打通的。
唐詩“以山水為教堂，以文字為智珠”。它珍視人間的美好，成全宇宙的大美，既是盡氣盡才的精神，也是盡心盡情的精神。同時，心氣與才情，又有着超越的根據，人心與自然共同美好、共同無限、共同充滿美好的希望。
如果總結成一句話，即珍惜美好，實現自我，永葆愛心。這是唐詩的精神，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精神。
《唐詩百話》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