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礎，置于木柱底部而承托之，因位置不顯而在中國古典木構建築中較少為人注意。然而事實上，柱礎在幾千年間的建築形式與結構演變曆史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古建築夯土為基、疊木為宇，柱礎正當其間，是整體結構轉換的關鍵部位。古代柱礎主要以石為材，乃因重壓之下石勝于土。石質柱礎在建築木構部分因年代久遠或其他因素毀去之後，仍可為研判建築的原始面貌提供重要的曆史信息。
一勢樸形拙
典型的中國傳統木構建築的結構特點是以木柱擔負屋架與屋蓋之重，作為承托整個建築重量的功能性構件，柱礎起源極早。新石器時代的建築尚多以木骨泥牆結合獨立木柱混合承重，木柱插入地中，柱下用白灰或土混合石子、陶片夯築堅硬，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商周時期，西周鎬京宮殿建築仍在普遍使用。但少量柱礎會凸出于地面之上，如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815号房址一柱礎“中間凹陷成鍋底形……外壁直，白灰制成，與居住面接觸部位，可看出居住面向上卷起與此柱礎外壁連成一體”（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6）。著名的二裡頭一号宮殿遺址中使用了大量整石柱礎，雖有部分仍埋于柱洞之中，但也有部分露于地表，已與後世柱礎做法相近。夏、商、周三代的柱礎做法處于多樣化而規制尚未統一的時期，即便使用整石柱礎，也多采用不加雕琢的天然塊石，反映出其純粹的功能性作用。商代亦有銅質柱礎見于殷墟，是當時高等級建築做法的特例。
圖1漢長安城長樂宮四号建築遺址主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市漢長安城長樂宮四号建築遺址》，《考古》2006年第10期）“柱礎”一名最早見于《淮南子·天文訓》：“山雲蒸，柱礎潤。”雖然直至秦漢時期，大型建築仍在使用土木混合的方式承重，不過随着木構架逐漸完善，木柱不再需要插入地中以保證穩固，柱礎頂部遂普遍露出地面。西漢長安城中宮室柱礎即是如此，一些柱礎上表面鑿錾為平面，如長樂宮建築遺址所見，并逐漸出現了與柱徑相合的凸起形式。下部礎身或保留天然造型，或整體鑿錾為方形且入地甚深，與後世柱礎形态相近，說明其形制正處于演變時期。個别柱礎甚至有陶質者，如陝西千陽尚家嶺秦漢柱礎，皆為中心開設圓孔的圓柱形。
西漢景帝陽陵陵廟建築遺址中央有一巨大的石柱礎，自古暴露于地表，俗稱“羅經石”，曾被認為是陽陵營造的定位基準，考古發掘後乃知是建築中心柱柱礎。其礎上圓下方，中心有對應建築“四正”方向的十字線刻，而其周邊四門立柱柱礎之上亦有十字線刻。古人一向重視建築營造之初的“立中”與“辨方正位”，對于大石礎所屬的陵廟中心建築而言，其十字線刻無疑仍具有确定建築“四正”的意義。無獨有偶，曹魏邺城三台上也保存了一件表面刻有十字的石柱礎，出土于“核桃園村西南1.5公裡處”（河北省臨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臨漳縣志》，中華書局，1999），近年原址已經考古發掘，确定為一座正方的北齊佛塔塔基（參國家文物局《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16），該礎為承托塔刹柱之用。千年後的湖北唐崖土司衙署遺址中，亦出土有尚在原位的刻畫十字柱礎，說明該做法延續深遠，也說明這些不為人注意的石礎，實際上保存了珍貴的建築營造過程信息。
圖2尚家嶺秦漢建築陶柱礎（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千陽尚家嶺秦漢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6期）
圖3帶有十字刻線的漢景帝陽陵陵廟都柱礎石（漢陽陵考古陳列館《漢陽陵考古陳列館》，文物出版社，2004）
圖4漢長安城未央宮少府遺址柱礎及柱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秦漢至南北朝，獨立而不依附牆壁存在的木柱柱礎表面中央一般皆有一孔，證明當時柱底面皆出榫頭，可插入柱礎中央預留的“卯孔”中，如千陽尚家嶺秦漢殿址、未央宮少府、北魏洛陽永甯寺、北魏洛陽太極殿、邺城核桃園佛塔所見各類柱礎。這一現象暗示當時建築木構架結構尚不能獨立穩定，既需要厚重的夯土牆作為依傍，又需要柱下設置榫卯，通過柱礎與台基緊密扣合，這一做法亦頗與早期建築習見的柱插地中存在着某種聯系。隋唐以後因大一統而南北交往密切，南方更加成熟的木構架技術傳入北方，木構架自穩定能力大大加強，而梁架的愈發厚重亦使得建築木構更加沉重，也有助于穩定，帶卯孔的柱礎遂逐漸銷聲匿迹。柱礎由地下升至地表、由有孔逐漸變為無孔，見證了中國古典建築木構技術的“進化”曆程。
柱礎之下有“磉墩”作為基礎，多埋于地下，然而漢長安城未央宮少府遺址中發現有位于地表之上獨立設置的磉墩，碩大的體量排列齊整，頗為引人注目。其形式為覆鬥形夯土外包石闆，上立礎石，雖在地上，對于建築使用空間而言卻仍在木地闆之下的中空空間内，當時并不為人所見。北魏洛陽永甯寺現存礎石則為三石疊置，以利穩固。北魏洛陽太極殿柱礎無一幸存，然而其偏南卻整齊排列着間隔均為6.8米的巨坑，内有疑似磉墩的紅砂石塊，由此可推定大殿開間尺度約合當時的24尺。
魏晉南北朝以前，礎石以結構功能為要，裝飾功能尚不凸顯。漢晉之際，柱礎裝飾藝術開始迅速發展，如出土于曹魏許都遺址一帶的四神柱礎，繼承了東漢以來盤龍石柱柱礎的風尚而更富變化，發展至南朝則成其帝王貴胄陵前的蟠龍柱座，影響直至唐高祖獻陵陵前與初唐李壽墓前的石柱柱礎裝飾，綿延數百年。晉時更提及了萬裡之外的大秦建築是“屋宇皆以珊瑚為棁栭，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晉書·四夷列傳》）。北魏的柱礎裝飾藝術通過高浮雕、透雕手法表現得曼妙無比，如大同出土的以司馬金龍墓為代表的種種石帳座及河北定興北齊義慈惠石柱座，集北朝裝飾藝術之大成，仙人鼓樂、怒放蓮花、卷草流雲等圖案皆受外來影響頗深，開唐宋時代礎石裝飾藝術興盛之先聲。圖5山西博物院藏北魏造像龛（作者拍攝）二覆蓮疊瓣
大約從北朝後期開始，柱礎形制趨于上圓下方，上部設計為覆缽形。其造型實例最早可見于沂南漢畫像石墓中，山西博物院藏一北魏仿木建築造像龛中也可見到膨大的覆缽柱礎，邺城核桃園所出者亦屬此類。至隋唐時，兩京宮殿更大量應用此類柱礎。隋仁壽宮（即唐九成宮）出土柱礎數量衆多，有些柱礎中心仍存在卯孔，可見尚未完全摒棄早年的形制做法。宮中覆缽式柱礎主要為重要建築或大型建築所用，小型建築如回廊等處所用柱礎多不起覆缽、直作方形。隋唐洛陽城九洲池亭閣遺址方形礎石上，還保留着早期的圓孔形制。這種方石圓孔形制的柱礎廣泛應用于當時城門的“排插柱”之下，漢長安城城門即已使用，十六國至北朝時期的長安城宮門亦有發現。此類礎石關系到承托門上夯土以至城樓的重壓，特别以穩固為要，因而“古制”得以穩定傳承，直到13世紀元上都宮門仍在使用。
這一時期柱礎覆缽部分或作素面、或為覆蓮形，與當時佛教大盛有直接關系。迄今所存唯一的唐代大型木構佛殿——佛光寺東大殿即使用了覆蓮柱礎，蓮瓣肥厚，中央凹下，仿佛不勝木柱重壓，頗具匠心，更有阻止木柱柱腳位移的穩固功能。此類覆蓮裝飾早在5世紀北魏早期就已被應用于柱礎之上，平城遺址即有出土，且其方形區域亦雕有精美的卷草紋飾。響堂山、天龍山北齊石窟中亦有若幹覆蓮柱礎，且有在覆蓮上又加仰蓮之例。響堂山石窟中又有石柱中部、上部加蓮花之例，與柱礎蓮花相映成趣，佛教色彩十分濃郁。史籍中也有蓮花柱礎的文字記載，頗為傳神：
初，休之在洛，将仕，夜夢見黃河北驿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邺城東南者，其夢竟驗雲。（《北史·陽休之傳》）
圖6唐興慶宮出土覆蓮柱礎（作者拍攝）九成宮遺址中有柱礎半為粗錾素面、半為覆蓮，乃是匠人以可見部位鑿為蓮花、馀者不做而成。唐太宗昭陵寝宮遺址出土覆蓮柱礎蓮瓣達十六片，反映出佛教藝術浸潤下的帝陵建築裝飾特色。長安興慶宮出土一柱礎覆蓮作重瓣，瓣上皆有花飾，甚為華麗，與玄宗時期審美風尚華麗奢靡不無關系。玄宗時更出現了有關柱礎的“祥瑞”：“（天寶）七載二月，于大同殿修功德處，玉芝兩莖生于柱礎上。”（《舊唐書·禮儀志》）大同殿在興慶宮中，“修功德處”意指此殿内有禮佛空間，其柱礎生芝，堪為雙重祥瑞。又前文述及《淮南子》雲“山雲蒸，柱礎潤”，這是古人觀察氣象的反映，即當天空欲雨時，空氣濕度增大，石柱礎上便有水滴凝結。《史記正義》亦言“天欲雨而柱礎潤，謂同德者相應”；《大宋宣和遺事》又語“霜降而豐鐘鳴，雨至而柱礎潤”。由此推知，在佛教影響之外，以水生植物作為柱礎紋飾得以流行千年，可能也有“同德”的意蘊隐含其中。
圖7唐洛陽宮明堂中心礎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精華》，科學出版社，1993）當時柱礎的流行裝飾除覆蓮外，亦有其他紋樣。長安大明宮出土一柱礎覆缽部飾繁複葡萄卷草紋，與此宮中出土的同類紋樣方磚風格一緻，比之大量發現的海獸葡萄紋鏡，可知此紋飾為皇家建築所用，以示崇麗。廣州南漢宮殿遺址中則發現有十六獅子造型的柱礎，《南漢書·高祖紀》載南漢皇帝“暴政之外，惟治土木”，這件造型獨一無二的柱礎，正是其宮室奢華的物證。
大型建築柱礎下磉墩的做法亦十分精緻，法門寺塔考古中曾發現唐代方形木塔的磉墩（發掘報告稱之為柱礎，似不妥）做法是“夾有比例很小的白灰粉渣夯土築成……在當時設計的位置上挖出方形基槽，然後填入拌雜有白灰的細淨黃土，層層夯打而成”（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法門寺在唐代為皇室崇奉，其供養“佛指舍利”的大型佛塔乃是全寺之核心建築，應代表了當時建築技術的最高水準。
唐時大型木構佛塔仍多使用心柱，雖目前尚未發現實例，但洛陽宮中兩座建于武氏秉權時期的特殊建築卻是重要的例證。其一是平面為八角形的“明堂”，礎坑之内存有巨大的方形中心柱礎石，由四塊方形巨石拼合，上有圓形刻線兩圈，徑為3.87米、4.17米，由之可知心柱甚巨，上部建築宏偉異常。《舊唐書》載“明堂”頂部有“大火珠”以為裝飾，火珠正是固定于這一巨大中心柱的頂端。其二是“明堂”西北、平面為圓形的“天堂”，礎坑之内有三石拼合的柱礎，上部圓形刻線直徑1.78米，體量亦巨。大礎石周圍又有方形小礎石一圈環繞，當為支扶中心柱的小柱所用。其外又有承礎石兩圈，為四石拼合。可見其上建築甚巨，“時則天又于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馀尺”（《舊唐書·禮儀志》）。當時的“百馀尺”合今三十馀米。重壓之下，礎石下遂設四石承礎以分散受力。在奈良法隆寺“若草伽藍”，也有一件早期佛塔刹柱大石礎保存于荒草之中，雕鑿粗犷天然，古風濃郁，時代大緻與中國隋朝相當，可為旁證。
圖8邺城趙彭城佛寺塔基中心柱礎及其下舍利磚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隊《河北臨漳縣邺城遺址趙彭城北朝佛寺遺址的勘探與發掘》，《考古》2010年第7期）由秦漢建築“都柱”發展而來的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佛塔及禮制建築的中心柱，往往被賦予神聖意義，其柱礎之下的空間甚至成為埋藏神聖或“厭勝”之物的所在。東魏北齊邺城趙彭城及核桃園佛寺塔基中心礎石之下皆有舍利瓶或石函，内藏“佛舍利”及種種供養之物（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隊《河北臨漳縣邺城遺址趙彭城北朝佛寺遺址的勘探與發掘》，《考古》2010年第7期），為後世佛塔地宮之濫觞。法門寺唐塔雖不設中心柱而改為方形夯土結構，但其地宮供奉“佛指舍利”的“靈帳”亦處于塔平面之幾何中心位置。而隋唐洛陽宮天堂下兩圈柱基槽間的夯土中，還曾發現一具小孩遺骨（參宮大中《洛都美術史迹》，湖北美術出版社，1991），與史籍所載一事似不無關系：
冬十月，将改作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于明堂之下，以為厭勝。村野童兒藏于山谷，都城騷然，鹹言兵至。上惡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東都及諸州宣慰百姓，久之定。（《舊唐書·玄宗本紀》）
可見這種殺害生人埋于建築之下的“厭勝”做法，官方并不欲民間知曉，以至于史書将此類事件指為“訛言”。直到千載之後，這一盛唐開元年間發生的離奇事件終于在考古發掘中得以暴露真相。
三纏枝蔓花
《營造法式》記述柱礎有六種名字：礎、磶、磌、磩、磉，而北宋當時“謂之石碇”。宋代柱礎繼承了唐代柱礎的造型特點，而在細部裝飾上愈發精緻多樣、變化萬端。其營造制度是：
其方倍柱之徑。謂柱徑二尺，即礎方四尺之類。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減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為率。若造覆盆鋪地蓮華同，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蓮華，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減地平钑、壓地隐起華，剔地起突亦有施減地平钑及壓地隐起于蓮華瓣上者，謂之寶裝蓮華。……（柱礎）方四尺，造剔地起突海石榴華内間化生（四角水地内間魚獸之類，或亦用華）……方三尺五寸，造剔地起突水地雲龍（或牙魚、飛魚）……方三尺，造剔地起突諸華。方二尺五寸，造壓地隐起諸華……方二尺五寸，造減地平钑諸華……方二尺五寸，造仰覆蓮華……方二尺，造鋪地蓮華五功。
圖9應縣佛宮寺院内殘柱礎（作者拍攝）
減地平钑、壓地隐起、剔地起突皆是石雕做法之名。可見北宋時期的柱礎營造施用了繁複精巧的石雕技藝，内容題材包含各種動植物題材，豐富多樣，且随其尺度大小而規制不同。杭州南宋太廟遺址出土的一件雕飾極其華麗的大型石柱礎，覆盆遍布剔地起突雕成的雲龍，因出土于供奉皇室祖先的太廟，可判斷其為當時柱礎的最高等級。
在《營造法式》頒布之前近七十年的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下了一道禁止奢侈的诏書，稱“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礎”（《宋史·輿服志》）。可見北宋中期，“雕镂柱礎”已成為朝野并行的時尚，以至被朝廷視為奢侈而加以禁止。據此看來，《法式》所謂柱礎雕刻做法有度，大約是指規範後的宮室、寺觀柱礎形制。
圖10山西長子民居柱礎（作者拍攝）
圖11唐崖土司柱礎束竹造型（作者拍攝）與宋并立的遼金地區柱礎亦承唐宋之風，雕刻追求精巧繁複，裝飾題材種類繁多。内蒙古巴林左旗遼太祖陵建築遺址有一雕飾壸門、神獸等圖案的柱礎，為遼代皇家建築柱礎形制之例。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院内曾散置一大型柱礎殘件，覆缽上遍布麒麟、雲紋等，或為佛宮寺遼代殿宇所遺。在大型宮觀廟宇建築中，覆蓮形礎石仍十分流行，直至元代仍然如此，今所見元中都、上都出土的建築礎石皆以蓮花為尚，大概與元廷崇尚藏傳佛教有關。
至明清時，官式建築則一改唐宋以來柱礎雕飾富麗之風，轉為簡素至極的柱礎，稱為“柱頂石”，頂面圓形凸起曰“鼓鏡”，其腰由此前的“覆缽”式外凸轉為内凹，通行于宮殿、壇廟、陵墓建築中。民間建築中的石柱礎卻愈見雕飾富麗，如保存較多的今山西一帶的明清柱礎，有四棱或八棱造型、中有束腰、形瘦而高者，有方墩者、覆鬥者，有縮微建築造型者，間有獅子等圓雕動物造型，裝飾題材自由豐富、不拘一格，民間趣味濃郁。一些偏遠地方的土司官衙建築，雖在整體規模上仍受等級法度制約，但細節上亦有種種耐人尋味的個性，如鄂黔之交的唐崖土司衙署，發現有形态多樣的束竹柱礎，與其地域多竹的特點相得益彰。
圖12烏茲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王宮建築柱礎（作者拍攝）柱礎并非漢地傳統木構建築獨有，在中亞地區傳統平頂木構建築廊下，也往往能見到一種獨特的石柱礎，細高而下方上圓，布滿類似《營造法式》所謂“減地平钑”雕法的紋飾。最為獨特之處是其與木柱間以露出的圓榫結合，榫包鐵皮，在整個柱、礎組合造型中有如“細腰”，以上部屋蓋重壓而求得平衡穩固，頗具力學之美，其内鑿圓榫而與木柱結合的做法也與中國漢唐之際的柱礎類似。中亞作為陸上絲路的核心地帶，此中折射出的曆史信息值得繼續研究。
柱礎雖為建築構件，卻往往見證着曆史上的建築乃至人事興廢。西安碑林博物館所藏一北朝造像，竟由一覆缽形有孔柱礎改造而成，當為某宮殿或寺觀廢毀後，佛教信徒取其礎石、刻經籍寶像供養之。而《隋書》又載曹魏正始年間所刻石經于北齊時自洛赴邺，隋初又入長安，“置于秘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寝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隋書·經籍志》）。世道輪回，堪為一歎。而今所見大量古代建築遺址中，木構俱毀，唯存礎石列如棋子，演繹着虛空的古代空間尺度，成為建築史家所珍視的“無字密碼”。
（作者單位：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