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問世以後，很快就有了幾種修訂重編本，以蜀醫唐慎微所編《證類本草》影響最大。但用“滾雪球”方式編成的《證類本草》，在保存文獻方面固然重要，學術思想則晦暗不明，與同一時間成書的《本草衍義》比起來，實在有天淵之别。
《本草衍義》也是針對《嘉祐》與《圖經》的有感之作，作者自序作于政和六年（1116），稱“搜求訪緝者十有馀年”，故其著作年代當稍晚于唐慎微的《證類本草》（1082-1108之間），和陳承的《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經》（1092）。
作者寇宗奭，據《郡齋讀書志》著錄《萊公勳烈》一卷，有謂：“皇朝寇宗奭編，宗奭，準之曾孫也。編集仁宗祭準文，及贈诰、墓碑、傳志、贊詩，等為此書。”因知其為真宗朝的名臣萊國公寇準的後裔，當時的身份為“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衍義》著成，通過提舉荊湖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進呈，交送國子監太醫學①審定，得到“用心研究，意義可采”的評語，于是“特與轉一官，依條施行，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收買藥材所乃為革除官藥采購中“僞濫之弊”而設，隸屬于惠民局或和劑局，頗有些像現代的藥檢所，就寇宗奭而言，也算用其所長。
①“太醫學”為徽宗朝新設的機構，宣和二年（1120）罷。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奉敕将唐慎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改編修訂為《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曹的結銜裡有“提舉太醫學”一項，即太醫學的總負責。因為這樣的緣故，楊守敬在《日本訪書記》中還提出疑問：“政和六年，曹孝忠又奉命校勘慎微之書，何以寇氏一不議及。”其實，曹孝忠監修的《證類本草》當年九月前已經成稿，而太醫學對《衍義》的審定工作要到十二月才告完成，自然談不上将其内容牽連入《證類》。
《本草衍義》書前“付寇宗奭劄”所謂“添差”，是在正員之外額外差遣，而寇宗奭的“添差”，更可能是“技術顧問”的意思。但目前所見《衍義》的各種版本，首題皆作“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卻有些疑問。按，承直郎為正六品，通直郎為從六品，焉有受到表彰“特與轉一官”，反而降一階的道理；且不署著作人的正式職務，僅寫添差兼職，更顯得不倫不類。原因在于南宋以來，“寇宗奭”三字即被書賈利用，托名為《新編類要圖注本草》或稱《類編圖經集注衍義本草》的作者，署名上突出寇的“職業身份”，正可以用來招徕讀者。而事實上，寇宗奭雖然精通醫藥，似乎也親自處方治病，但一直在州縣擔任實職，并非職業醫生。
《衍義》多處提到作者曆官南北之所見聞，唯有一處與醫藥有關。桑寄生條，先感歎真桑寄生難得，然後談到自己親身經曆：“向承乏吳山，有求藥于諸邑者，乃遍令人搜摘，卒不可得。遂以實告，甚不樂。蓋不敢以僞藥罔人。鄰邑有人僞以他木寄生送之，服之逾月而死，哀哉。”從語氣來看，作者的身份可能是隴州吳山縣（今陝西隴縣一帶）縣令，接上峰的要求，遣人在所轄範圍内訪求桑寄生，無所收獲，于是據實禀告，上級很不開心；鄰縣采送僞品，服者中毒而亡。因為涉及死亡事件，不便直指，故隐晦其詞。
從《衍義》附刊的“付寇宗奭劄”來看，寇宗奭應該是主動将本書“申尚書省投納”，由尚書省批轉太醫學審讀，獲得允可以後，才由侄子宣教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于宣和元年（1119）正式雕印出版。按，宋代有關于書稿送審的法律條文，《宋會要輯稿·刑法二》雲：“今後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别無妨礙，許令開闆，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這是仁宗天聖五年（1027）的诏令，針對的隻是文集，醫藥書似不在其列，但《衍義》乃是專為批評兩部官修本草而作，再結合寇宗奭官員的身份，送審當是題中應有之意。
《本草衍義》書影一（日本宮内廳藏慶元元年刊本）應該是應付送審的緣故，本書序例共有三卷，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在談論安樂之道、攝養之道，遠遠偏離藥學主題，頗與徽宗皇帝禦撰的《聖濟經》同調。序言開始有一大段頌聖之語，表揚當今聖上對醫藥學術的重視：“所以，國家編撰《聖惠》，校正《素問》，重定《本草》，别為《圖經》。至于張仲景《傷寒論》及《千金》《金匮》《外台》之類，粲然列于書府。今複考拾天下醫生，補以名職，分隸曹屬，普救世人之疾苦。茲蓋全聖至德之君，合天地之至仁，接物厚生，大赉天下。”
然後才轉入對《嘉祐》與《圖經》的批評，語氣一下子變得嚴厲起來，指責二書“撰著之人，或執用己私，失于商較，緻使學者檢據之間，不得無惑”。再說自己的工作：“今則并考諸家之說，參之實事，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如東壁土、倒流水、冬灰之類）；隐避不斷者伸之，以見其情（如水自菊下過而水香，鼹鼠溺精墜地而生子）；文簡誤脫者證之，以明其義（如玉泉、石蜜之類）；諱避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如山藥避本朝諱及唐避代宗諱）。使是非歸一，治療有源，檢用之際，曉然無惑。”
其間涉及的例證可以稍作闡釋，以明本書的體例。東壁土載《别錄》，陶弘景解釋說：“此屋之東壁上土爾，當取東壁之東邊，謂常先見日光。”《衍義》設問：“南壁土亦向陽久幹也，何不取？”然後自作答詞雲：“蓋東壁常先得曉日烘炙。日者，太陽真火，故治瘟瘧。或曰：‘何不取午盛之時南壁土，而取日初出東壁土者，何也？’火生之時，其氣壯。故《素問》雲：‘少火之氣壯。’及其當午之時，則壯火之氣衰，故不取，實用此義。或曰：‘何以知日者太陽真火？’以水精珠，或心凹銅鑒，向日射之，以艾承接其光向聚處，火出，故知之。”當時的認知思路如此，倒也無可厚非，金元時期流行的“法象藥理”，即由此濫觞。後來朱丹溪作《本草衍義補遺》，即将這種“理”推而廣之，如鲫魚條說：“諸魚皆屬火，唯鲫魚屬土，故能入陽明而有調胃實腸之功。”以至于李時珍都嫌其“以諸藥分配五行，失之牽強耳”。
《本草衍義》書影二（日本宮内廳藏慶元元年刊本）菊花水為《嘉祐》新補藥物，引《荊州記》《抱樸子》等，謂南陽郦縣北潭水“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曆世彌久，故水味為變”。《衍義》不以為然，駁斥說：“菊生被崖，水為菊味，此說甚怪。且菊生于浮土上，根深者不過尺，百花之中，此特淺露，水泉莫非深遠而來。況菊根亦無香，其花當九月、十月間，止三、兩旬中，焉得香入水也？若因花而香，其無花之月合如何也？”
玉泉載《本草經》，名實曆來聚訟，寇宗奭注意到經文中兩個字的特殊用法，經雲：“生藍田山谷，采無時。”寇指出：“今藍田山谷無玉泉；泉水，古今不言采。”經又雲：“人臨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變。”寇說：“古今方，水不言斤。”于是推斷“玉泉”實為“玉漿”的訛寫，《衍義》雲：“今詳泉字，乃是漿字，于義方允。漿中既有玉，故曰服五斤。去古既遠，亦文字脫誤也。采玉為漿，斷無疑焉。”
山藥條《衍義》說：“山藥，按《本草》，上一字犯英廟諱，下一字曰蓣，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為藥，今人遂呼為山藥。如此則盡失當日本名，慮歲久以山藥為别物，故書之。”按，山藥原名署預，一作署豫，或作薯蓣，始載于《本草經》。因唐代宗名豫，避諱改名薯藥，又因宋英宗諱曙，改為山藥。據高似孫《剡錄》引張師正《倦遊雜錄》雲：“薯蓣，唐代宗名豫，改為藥。英廟諱上一字，卻呼蓣藥。溫公送薯蓣苗詩：‘客從魏都來，遺我山薯實。’則曰山薯。王荊公王岐公和蔡樞密山藥詩，則曰山藥。黃魯直和七兄山蓣湯詩，則曰山蓣。”或據《宣和書譜》王右軍有“山藥帖”，韋應物句“秋齋雨成滞，山藥寒始華”，韓愈詩“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遂謂薯蓣改稱山藥不源于避諱。其說不妥。薯蓣别名甚多，《山海經·北山經》雲：“景山，其草多薯藇。”郭璞注：“今江南單呼為薯。”《廣雅》雲：“玉延、薯藇，署預也。”見于本草，尚有諸署、山芋、土薯、修脆、兒草等名。“山藥”與“山芋”一音之轉，唐以前固然有此稱呼，但畢竟少用，唐宋時因薯蓣名稱太過複雜，更兼以避諱的緣故，稱呼頗為不便，故宋元間逐漸統一以“山藥”為本品的正名。
《本草品彙精要》鸬鹚圖《衍義》全書二十卷，序例三卷，各論十七卷，各論部分完全依照《嘉祐》藥物順序排列，但“内有名未用及意義已盡者，更不編入”。即舊本草“有名未用”涉及的藥物，《圖經》新增的“本經外草類”“本經外木蔓類”，皆不予讨論；《嘉祐》《圖經》意思已經完備的條目，不再贅言。實際收載藥物四百七十種左右。
《衍義》略近筆記體裁，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求面面俱到。如糵米條說：“此則粟糵也，今谷神散中用之，性又溫于大麥糵。”芸苔條雲：“不甚香，經冬根不死，辟蠹，于諸菜中，亦不甚佳。”寥寥數語，言簡意赅。而椿木葉條辨椿與樗，石蜜條論石蜜為白蜜之訛，水銀條斥不死藥為妄誕，不惜數百言，以窮盡其義。難怪《寶慶本草折衷》稱贊說：“闡幽索隐，切中事情，尤有助于醫學矣。”以筆記體例著書，如果内容為著者親見親曆、所思所感，則是上乘之作。《夢溪筆談》有“藥議”一卷，談醫論藥，深中肯綮，為此類作品之極則。《衍義》踵武其後，亦有摭取《筆談》的觀點而發揚光大者。
關于地磁偏角的記載，以《筆談》為最早，有雲：“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衍義》詳載其法，并有解說雲：“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偏東，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纩中獨縷，以半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為大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理相感爾。”
又如鸬鹚條，陶弘景雲：“溪谷間甚多見之。此鳥不卵生，口吐其雛，獨為一異。”《拾遺》雲：“其類有二種，頭細身長頂上白者名魚蚊。杜台卿《淮賦》雲：鸬鹚吐雛于八九，銜翼而低昂。”《圖經》也相信鸬鹚吐雛的傳說，有雲：“今水鄉皆有之。此鳥胎生，從口中吐雛，如兔子類。”寇宗奭經過親自考察，對此提出異議：“嘗官于澧州，公宇後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三四十巢。日夕觀之，既能交合，兼有卵殼布地，其色碧。豈得雛吐口中？是全未考尋，可見當日聽人之誤言也。”
李時珍表揚《衍義》“參考事實，核其情理，援引辯證，發明良多，東垣、丹溪諸公亦尊信之”，然後專門指出：“但以蘭花為蘭草，卷丹為百合，是其誤也。”不分卷丹與百合情有可原，而混淆蘭草與蘭花，則錯得離譜。按，《本草經》所載的蘭草，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陶弘景說：“方藥、俗人并不複識用。”此後的注釋家雖有糾結，但基本肯定其原植物為菊科佩蘭Eupatoriumfortunei之類。《衍義》的說法與衆不同：“蘭草，諸家之說異，同是曾未的識，故無定論。葉不香，惟花香。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間頗有，山外平田即無，多生陰地，生于幽谷，益可驗矣。葉如麥門冬而闊，且韌，長及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有細紫點，有春芳者，為春蘭，色深；秋芳者，為秋蘭，色淡。秋蘭稍難得，二蘭移植小檻中，置座右，花開時，滿室盡香，與他花香又别。唐白樂天有種蘭不種艾之詩，正謂此蘭矣。今未見用者。”寇宗奭所指稱的蘭草，實指蘭科觀賞植物蕙蘭Cymbidiumfaberi一類。後來《本草衍義補遺》也沿襲其誤，此如李時珍指出：“二氏所說，乃近世所謂蘭花，非古之蘭草也。”
關于本書的書名還有可以補充者。“衍義”是一種著作體例，推衍經義的意思，如章太炎《中華民國解》說：“率天下而為魏了翁、馬廷鸾、真德秀、丘濬之徒，手把《三通》，躬述衍義，猶不如田千秋不學無術，足以富民。”衍義之書，一般以真德秀的《大學衍義》為代表。《苌楚齋随筆》說：“書之有衍義體，始于宋之真德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厥後明邱濬繼之，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國朝強汝詢更撰《大學衍義續》七十卷。”但真德秀的年代顯然晚于寇宗奭，故也有根據《郡齋讀書志》等題書名為“本草廣義”，遂懷疑此書原名《本草廣義》，南宋避甯宗趙擴的名諱，改作《本草衍義》者。如柯逢時影刻本後記說：“《文獻通考》《郡齋讀書志》均作廣義，疑宣和所刊，當名廣義；迨慶元時避甯宗諱，乃改廣為衍。”
按，今存《衍義》以慶元元年（1195）附刻于《大觀本草》之後的江南西路轉運司段杲修刊本為最早，而慶元元年恰好是甯宗即位之元年，因此書名題作“本草衍義”，似乎也可以緣于避諱；《涉園所見宋版書影》載“《證類本草》淳熙十二年（1185）刻，海源閣楊氏藏”，此本亦附刻《本草衍義》，并沒有題作“本草廣義”，可見避諱的說法不成立。
其實，柯逢時已經注意到，原書序例有“衍摭馀義”的字樣，“似不屬可為改廣為衍之證”。不僅如此，前引作者自序也說：“今則并考諸家之說，參之實事，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這兩處“衍”字，皆是推演之意，但仔細推敲，仍有細微不同。在批評《嘉祐》“其間注說不盡，或舍理别趣者，往往多矣”之後，說：“是以衍摭馀義，期于必當，非足以發明聖賢之意，冀有補于阙疑。”此處用“衍”“摭”表達謙遜的态度①。後一處“未盡厥理者衍之”，則是中性用法。兩處“衍”并不是“廣”所能替代。
真正反映本書著作旨趣的，是序例中這樣一段話：“智者養其神，惜其氣，以固其本。世有不謹衛生之經者，動皆觸犯。既以犯養生之禁，須假以外術保救，不可坐以待斃，本草之經于是興焉；既知保救之理，不可不窮保救之事，《衍義》于是存焉。二者其名雖異，其理僅同。欲使有知無知盡臻壽域，率至安樂之鄉，适是意者，求其意而可矣。”此處“衍義”與“本草”對舉，并非專指己書，乃是因經之義而推衍之的意思②。換言之，《本草衍義》不僅原書名即是如此，應該也是“衍義體”的先聲。
（作者單位：成都中醫藥大學）
①有意思的是，寇宗奭自說此書屬于“衍摭馀義”，而《寶慶本草折衷》譽之為“推衍奧義”。兩相比較，謙辭與敬語，一目了然。
②《四庫提要》稱《大學衍義》雲：“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