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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人物紀念郵票的主圖上，在恰當的位置标注合适的年份，不僅能強化郵票的發行目的，還能使主圖的内容更加充實完整，便于集郵愛好者直接從郵票主圖上了解到所宣傳人物的必備資料。
中國郵政發行的人物紀念郵票，主題明晰，數量繁多，設計精湛，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發行的紀11《魯迅逝世十五周年》（1951年10月19日發行）到最近的2018-9《馬克思誕辰200周年》（2018年5月5日發行），主圖上大多标注了相關的年份。但由于人物郵票發行的主題不盡相同，形式也時有差異，故郵票上所标注的年份也不盡相同，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标注了郵票名稱所述事件的起訖年份，另一種則标注了相關人物的生卒年份，現把中國郵政發行的人物紀念郵票上标注的情況梳理于下：
一、“人物組”郵票一般标有生卒年份
所謂“人物組”郵票，是指專門為紀念某組著名人物而發行的郵票，其中有系列郵票與非系列郵票之分。“人物組”系列郵票起始于1955年8月25日開始發行的“中國古代科學家”系列郵票，非系列“人物組”郵票的首套則為1953年12月30日發行的紀25《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到發行于2017年9月9日的《外國音樂家（二）》郵票為止，我國共發行了“人物組”郵票33套，内中有7個系列。這類郵票上，極大多數都分别标注了相關人物的生卒年份，如《中國古代科學家（第一組）》第2圖上标有“祖沖之（公元429-500）”字樣，又如《辛亥革命著名領導人物》第1圖孫中山像左下側标有“1866-1925”。“人物組”郵票由于每套都有多個已故曆史名人，人們需要了解各人物所處的年代，故采取主圖上标注“生卒年份”的做法無疑是十分得當的。不過，也有标注人物的出生年和紀念年的，如《四位世界文化名人》郵票的第1圖屈原像右下方，标上的是“公元前278-1953”，其中“1953”顯然是紀念年。個别也有不标注任何年份的，如2000-20《古代思想家》紀念郵票。
二、為某個人物單獨發行的郵票從1996年起日趨統一
為紀念某個曆史人物單獨發行的郵票在人物郵票中數量最多，發行的目的也多種多樣，有紀念誕辰的（圖5，J.87《郭沬若誕生九十周年》）、紀念逝世的（圖6，紀27《約·維·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紀念》），也有紀念功績的（圖7，紀50《關漢卿戲劇創作七百年》）等。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96年9月，這類郵票标注不統一，大多标注了出生年與紀念年，如圖5《郭沬若誕生九十周年》郵票那樣；也有标注生卒年份的，如圖8的“列甯”郵票；亦有不加标注的，如圖7《關漢卿戲劇創作七百年》郵票。不過，自1996年9月10日發行《葉挺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起始，郵政司決定此後凡發行已故人物誕辰紀念郵票，均采用生卒年标注方式（見1996年9月25日《中國集郵報》第1版）。這以後，發行的“單人”人物郵票主圖上，一般都标注了生卒年份，如2013年11月16日發行的2013-30《毛澤東同志誕生一百二十周年》紀念郵票，隻有極少數漏标，如2016年11月12日發行的2016-32《孫中山誕生一百五十周年》紀念郵票。這類人物郵票上年份規範的标注，并且能長期堅持，非常值得稱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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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三、古代人物郵票現今大多不标注年份
迄今發行的古代人物郵票，數量雖然不多，但對宣傳我國古代燦爛的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早期發行的古人物題材郵票，主圖上标注與不标注的都有，如1985年8月30日發行的J.115《林則徐誕生二百周年》郵票上，标有“一七八五—一九八五”，顯然為“林則徐誕生二百周年”的起訖年份，另外兩套J.113《鄭和下西洋五八〇周年》與J.136《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徐霞客誕生四百周年》亦如此标注了票名所示的事件“起訖”；而1958年6月20日發行的紀50《關漢卿戲劇創作七百年》郵票，主圖上什麼年份也沒有标注，以後發行的紀93《杜甫誕生一二五〇周年》與J.162《孔子誕生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同樣如此。1996年發行“葉挺”郵票起有了新規定後，所有古代人物郵票卻沒有執行新規定，主圖上均沒有标注任何年份，其中有2003-17《古代名将—嶽飛》、200513《鄭和下西洋600周年》、2008-17《古代名将—戚繼光》、2010-26《朱熹誕生八百八十周年》及2016-7《世界法醫學奠基人—宋慈》。古代人物紀念郵票上沒标注人物的生卒年份，顯然是個極大的缺失，其原因不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中國曆史文化先賢系列”發行的郵票，如《關公》《諸葛亮》《包公》《玄奘》《張骞》《屈原》，雖然是作為特種郵票發行，但筆者認為同樣有着重大的紀念作用，最好全套郵票都能标上人物的生卒年份，至少能在小型張上标注，使郵票增加内涵。
在人物郵票上采用“生卒年份”标注的方式，已實踐了多年，現已為集郵者所接受，不過質疑之聲仍然時有所聞。到底是不是這種标注方式尚存在不科學的地方呢？筆者對這些郵票作了仔細地學習與觀賞，認為這樣的标注符合對人物介紹的慣例，但發現在标注的位置上，确實有深一步探讨的必要。1996年後發行的人物郵票上，其“生卒”所标注的位置大抵有3類：1.與票名處于同一豎行（或橫行），如“李先念同志誕生一百周年”與“1909－1992”豎直相連，圖9《毛澤東同志誕生一百二十周年》郵票中則處于同一橫行；2.與票名分列兩行（或兩列），如“一八九六—一九四六”标注在“葉挺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的下一行；3.單獨标注，如《聶榮臻同志誕生一百周年》郵票上，“1899－1992”标注在主圖的下方，而郵票名稱則在主圖上方。筆者認為，第3類标注的位置比較得當，而第1、2類的标注位置卻不夠合理。其理由是：1.第1、2類那樣的标注年份，難以使人聯系到為“生卒年份”，無怪乎“葉挺”郵票一面世就意見紛紛；2.這樣标注的年份，容易理解成為“票名”的注釋，誤讀為所示事件的起訖年份，與其他紀念郵票上年份标示方式産生混亂；3.若主圖上有多個人物形象，如《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郵票的第2圖，或沒有人物形象出現，“年份”的如此标注容易産生“多此一舉”的感覺。
筆者認為，盡管不能完全統一，但“生卒年份”不要再“緊跟”票名了。建議以後發行的人物郵票上，要麼像第3類那樣标注在人物的下方或畫像的附近，要麼采取像“人物組”郵票那樣标注在姓名後的做法，使所标注的年份一看即知是“生卒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