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聖馬丁廣場群衆大會以後，我的生活便不屬于個人了。直到1990年6月第二輪選舉之後我離開秘魯，才重新享受私生活的快樂，這是我渴望已久的（甚至可以說，英國吸引我的地方是那裡誰也不幹涉誰的生活，人人都像幽靈一樣）。自那次大會以後，我在巴蘭科街上的家無論白天、黑夜時時刻刻有人來訪，開會的，采訪的，起草文件的，或者排隊等候跟我、跟帕特麗西娅或者跟阿爾瓦羅談話的。房間裡、走廊上、樓梯旁總是有男男女女占據着，我常常不明白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在那裡幹什麼。這讓我想起卡洛斯·赫爾曼·貝利的一句話：“這并非您的家，您是個野人。”
由于我的女秘書瑪麗亞·德爾·卡門的工作量很快就飽和了，随後便有席爾瓦娜，接着是魯西娅和羅西，再後來是兩名志願工作人員阿尼塔和埃萊娜；于是在我書房旁邊便蓋了一處鄰接的房間，以便容納這支娘子軍，還要給妻子騰出一間私房；一向用手寫作的我，這時仿佛看見一支隊伍開進房間安營紮寨，接着一切都運轉起來：電腦、傳真機、複印機、交換台、打字機、新的電話線路、大大小小的檔案櫃。
這個辦公室鄰接書房，幾步之外是寝室，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大選前的幾周甚至工作到黎明。這使我感到生活裡的一切，包括睡覺，甚至隐私，都變成公開的事了。
我不能做我一向喜愛做的事：從年輕時起，每當我寫作結束時，黃昏時分我便去各個居民區轉悠。去串胡同，去看晚場電影——那裡的破座位吱吱作響，跳蚤咬得你坐不住；去擠電車和公共汽車，沒有明确的方向，隻是想了解利馬這個充滿矛盾的迷宮的内幕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近幾年，我漸漸出了名——更多是由于我主持的電視節目而不是作品——因此，外出時不引人注意已經不大容易。可是，從1987年8月起，無論我去任何地方，不是看到圍觀人群鼓掌就是聽到噓聲。外出活動時身後跟着一群記者，加上前後左右的保镖——起初是兩個，接着是四個，最後是十五六個——實在是一場破壞我任何享受的小醜與逗笑者之間的表演。實際上，自殺性的作息安排使我除政治之外沒有時間幹别的事情。盡管如此，偶爾有些空閑時也不敢幹别的事，比如鑽進一家書店——進去就會有許多人圍上來，結果就不能在書店裡聞聞墨香，東翻翻西看看，希望找些有意思的書——或者走進一家電影院，我的出現會變成展覽，比如發生在阿利霞·馬基尼娅朗誦會上的事。那是在市劇院裡，觀衆一看見我和帕特麗西娅走進場内，立刻分成兩派：一派鼓掌歡迎，另一派吹口哨起哄。為了看一出話劇演出，何塞·桑奇斯執導的《哎呀，卡梅拉》，排練組的朋友們把我一人安排在大不列颠劇場的頂層樓座裡。我列舉這兩次演出是因為那幾年裡我就看了這麼兩場戲。至于電影，我也非常喜歡，如同書籍和戲劇一樣，那幾年也不過看了兩三次，其方式很像作案（電影開演後入場，結束前退出）。最後一次——在米拉芙洛爾區的聖安東尼奧電影院——看了半場，奧斯卡·巴爾比就把我拉出了座位，因為剛剛有人向自由運動組織總部扔了一顆炸彈，還開槍打傷了一個值勤人員。我去看過兩三次足球賽、一次排球賽，還有幾次鬥牛，但這些活動都是競選指揮部決定的，為的是必須“泡”在群衆之中。
我和帕特麗西娅可以參加的娛樂活動，就是去朋友家吃晚飯，或者偶爾下下館子，這樣做我們明知會被窺視和需要做戲給人看。
我常常毛骨悚然地想：我失去了自由。如果當上總統，這樣的日子還要過上五年。我至今還記得，1990年6月14日，當大選的事都過去之後，我在巴黎下了飛機，行李還沒有打開，就出門踏上了聖西門大街。這時陣陣驚喜和生疏的感覺洋溢在心頭，我覺得自己再次成為一個無名的遊人，沒有前呼後擁的衛隊，沒有遠近監視的警察，沒有任何人認得我是誰。
（蘇美摘自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水中魚：巴爾加斯·略薩回憶錄》一書，劉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