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像現在回想起來，中國文化史上不知有多少名篇巨制，都是率性為之的，比如蘇東坡、辛棄疾開創的所謂豪放詞風，并非有意為之，不過逞心而歌而已，說白了，是玩兒出來的。我記得黃裳先生曾經回憶，1947年時，他曾給沈從文寄去空白紙箋，請他寫字，沒想到這考究的紙箋竟令沈從文步履維艱，寫出來的字如“墨凍蠅”。沈從文後來幹脆又另寫一幅寄給黃裳，寫字筆是“起碼價錢小綠穎筆”，意思是最便宜的毛筆，紙也隻是普通公文紙，在上面“胡畫”，卻“轉有妩媚處”。他還回憶，1975年前後，沈從文又寄來一張字，用的是《明拓帖》扉頁的襯紙寫的，筆也隻是七分錢的“學生筆”，黃先生說他這幅字“舊時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許婉轉的姿媚”。所以黃裳先生也說：“好文章、好詩……都是不經意間作出來的。”
文人最會玩兒的，首先推魏晉，其次是五代。兩宋以後，文人漸漸變得認真起來，詩詞文章，都作得規規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猶如莫言之《紅高粱》，設若他先想到諾貝爾獎，鼓足幹勁，力争上遊，決心為國争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無忌，是斷然做不出來的。
王羲之時代文人的原生态，盡載于《世說新語》。魏晉文人的好玩兒，從《世說新語》的字裡行間透出來，所以我的導師劉夢溪先生說，他時常将《世說新語》放在枕畔，沒事兒時翻開一讀，常啞然失笑。比如寫鐘會，他剛寫完一本書，名叫《四本論》——别弄錯了，不是《資本論》——想讓嵇康指點，就把書稿揣在懷裡，由于心裡緊張，不敢拿給嵇康看，就在門外遠遠地把書稿扔進去，然後撒腿就跑。再比如呂安去嵇康家裡看望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他的哥哥嵇喜出來迎接。呂安知道嵇喜為人庸俗，所以看不起他，不肯進去，隻在門上寫了一個“鳯”（鳳）字就走了。嵇喜看到“鳯”字，心裡很得意，以為是呂安誇自己，沒想到呂安是在挖苦他，“鳯”的意思，是說他不過一隻“凡鳥”而已。
中國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書多，像《世說新語》這樣好玩兒的書，卻屈指可數。劉義慶寥寥數語，就把魏晉文人的神态活脫脫展現出來了。劉義慶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的侄子、長沙景王劉道憐的公子，是皇親國戚、高幹子弟，同時也是“骨灰級”的文學愛好者，《宋書》說他“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他愛玩兒，所以他的書，就專揀好玩兒的事兒寫。
《世說新語》寫王羲之，最著名的還是那個“東床快婿”的典故：東晉太尉郗鑒有個女兒，名叫郗璿，年方二八，正值青春年華。郗鑒愛之如掌上明珠，要為她尋覓一位如意郎君。郗鑒覺得丞相王導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學兼優的“三好學生”，于是希望能從中找到理想人選。
一天早朝後，郗鑒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丞相王導。王導慨然說：“那好啊，我家裡子弟很多，就由你到家裡挑選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誰，我都同意。”郗鑒就命管家帶上厚禮，來到王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聽說郗太尉派人為自己的寶貝女兒挑選意中人，就個個精心打扮，“正襟危坐”，唯盼雀屏中選。隻有一個年輕人，斜倚在東邊床上，敞開衣襟，若無其事。這個人，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導的侄子，他的兩位伯父王導、王敦，分别為東晉宰相和鎮東大将軍，一文一武，共為東晉的開國功臣，而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更是司馬睿過江稱晉王首創其議的人物，其家族勢力的強大，由此可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循着唐代劉禹錫這首《烏衣巷》，我們輕而易舉地找到了王導家的地址——詩中的“王謝”，分别指東晉開國元勳王導和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他們的家，都在秦淮河南岸的烏衣巷。烏衣巷鼎盛繁華，是東晉豪門大族的高檔住宅區。朱雀橋上曾有一座裝飾着兩隻銅雀的重樓，就是謝安所建。
相親那一天，王羲之看見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東漢著名學者、書法家，也是蔡文姬的父親，漢獻帝時曾拜左中郎将，故後人也稱他“蔡中郎”。他的字，“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被認為是“受于神人”，讓王羲之癡迷不已。那天他在碑前站了很久，才想起伯父王導是要他來相親的，不得已，匆匆趕往烏衣巷裡的相府。到時，已經渾身汗透，他索性脫去外衣，袒胸露腹，偎在東床上，一邊飲茶，一邊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見他出神的樣子，不知所措。他們的目光對視了一下，誰也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中秋帖/王獻之/東晉管家回到郗府，對郗太尉做了如實的彙報：“王府的年輕公子二十餘人，聽說郗府覓婿，都争先恐後，唯有東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管家以為第一輪遭到淘汰的就是這個不拘小節的年輕人，沒想到郗鑒選中的偏偏是王羲之。“東床快婿”由此成為美談，而這樣的美談，也隻能出在東晉。
王羲之的袒胸露腹，是一種别樣的風雅，隻有那個時代的人能體會得到，如今的嶽父嶽母們，恐怕難以認同。王羲之與郗璿的婚姻，得感謝老丈人郗鑒的眼力。王羲之的藝術成就，也得益于這段美好的婚姻。王羲之後來在《雜帖》中不無得意地寫道：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已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
他的七子依次是：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這七個兒子，個個是書法家，宛如北鬥七星，讓東晉的夜空有了亮色。其中凝之、渙之、肅之都參加過蘭亭聚會，而徽之、獻之的成就尤大。故宮“三希堂”，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占了“兩希”，其中我最愛的，是王獻之的《中秋帖》，筆力渾厚通透，酣暢淋漓。王獻之的地位始終無法超越他的父親王羲之，或許與唐太宗、宋高宗直到清高宗這些當權者對《蘭亭序》的擡舉有關。但無論怎樣，如果當時郗鑒沒有選中王羲之，中國的書法史就要改寫。王羲之大抵不會想到，自己這一番放浪形骸，竟然有了書法史的意義，猶如他沒有想到，酒醉後的一通塗鴉，竟成就了書法史上的絕唱。
（濟源摘自長江文藝出版社《紙上的故宮》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