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四川茂縣民衆在滑坡地點悼念遇難的親人截至本刊發稿，根據茂縣宣傳部的發布，這次名為新磨村富貴山的山體垮塌已經造成10人死亡，仍有93人處于失聯狀态。約有800萬立方米的土石從山頂傾瀉下來，河道阻塞2公裡，1600米的道路被掩蓋。算上2008年的汶川地震，這次受災的新磨村位置是近現代三次搬遷的結果，而每一次的搬遷都與地質災害有關。
突如其來的垮塌
在瑞豐酒店黃老闆的印象裡，茂縣這半個月都在下雨。6月23日晚上，他開車從四川茂縣縣城前往自己在疊溪鎮新磨村的酒店，平時一個小時就能走完的路程，他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到家。“雨是中雨，也不算特别大。”他對本刊回憶。
瑞豐酒店是一棟三層的紅牆小樓，緊靠着松坪溝4A風景區的售票大廳。酒店的描述是“一家集餐飲住宿、休閑娛樂為一體的度假酒店，可容納100人用餐，50人入住。”黃老闆一家就住在酒店一樓的第一個房間。他是新磨村村民裡較早做“農家樂”的農民。2006年，那時候當地還沒開展旅遊業，黃老闆平時開車搞搞運輸。有幾個學生來這片風景優美之地郊遊，黃老闆沒收錢，讓他們住在家裡。回去孩子們給他在網上宣傳，說他是“松坪溝最熱心的師傅”，這讓他家的名氣大了起來。2007年，四川本地一家公司前來進行景區開發，逐漸知道松坪溝的人多了起來。“最多的時候每星期要來100多個客人，自己的房子不夠住，就把客人們安排到親戚家裡。”
新磨村有兩個村民小組，一組200多人，二組100多人，一共400人左右。新磨村所在的位置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才選的新址，離開老村不遠，幾乎是同一地帶。老村的建築基本是一種黃泥加石頭的傳統建築，地震中有開裂的現象，後來還有個别老人在那裡居住。新村重新選址，為了交通方便，多散落在213國道分出來的鄉道邊上，建築也改為了能耐受更高震級的鋼筋混凝土結構。黃老闆的新家兼瑞豐酒店，就是那個時候蓋起來的。雖然是一組村民，黃老闆的瑞豐酒店其實是在一組和二組之間的開闊地帶，離着一組較近，二組較遠。兩組之間還有一道隧道相隔。
災難發生的時間是6月24日淩晨5點45分。“一開始的搖晃感以為是地震，但聽聲音又不像。地震是那種從地下傳來的聲音，但這次像是一股氣浪帶過來的響聲。”劇烈的搖晃和響動持續了一分鐘左右。黃老闆跑出來看了看遠方，“山形和之前不一樣了，空中騰起巨大的塵埃，我開始覺得是霧氣”。他一下子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直到離山體滑坡最近的一處人家跑過來求救。“我開始帶着兒子第一個到了現場，都是特别大的石頭，就趕緊折返叫酒店附近的住戶幫忙。”接着他們再次返回，爬過一些亂石想看看有沒有救出人的可能。“爬進去之後，心馬上涼了。相當于在馬路上倒了一堆石子，看不出任何之前的痕迹。整個地勢地貌都不一樣了。”
垮塌下來的山體将新磨村一組所在的地方全部覆蓋。村子裡的人平時以種植李子、蘋果和花椒為主業，季節性強的“農家樂”為副業，生活自給自足，沒有外出打工的習慣。隻有老年人帶着孩子為了讀書，租住在縣城的房子裡。災難來臨的時候是周六，眼下又是農忙季節，部分老人和孩子回到村裡，因此傷亡慘重。“二組有震感，但沒受災。一組的人幾乎都沒了，尤其是青壯年。”黃老闆歎了口氣說。
疊溪鎮屬于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新磨村村民基本都是羌族，隻有幾個漢族。除了本村村民外，一組的位置有幾個來經營松坪溝酒店的成都人。
截至本刊發稿，根據茂縣宣傳部的發布，這次名為新磨村富貴山的山體垮塌已經造成10人死亡，仍有93人處于失聯狀态。約有800萬立方米的土石從山頂傾瀉下來，河道阻塞2公裡，1600米的道路被掩蓋。
救援與幸存
幾乎是在第一時間，消防、電力、安監、醫療、交警等所有力量都迅速集結，投入到這場搜救之中，搶奪救援黃金72小時。救援人員一共分成封鎖組、挖掘組、營救組、安全組、警戒組，相互配合。
成都青年應急救援隊副隊長謝春明向本刊描述了這次救援的特殊之處。“不光是泥石流，而是山體的大面積垮塌。因此都是巨石，必須動用機械工程，先用挖掘機把石頭挖開，再人工抛開細石、碎石，進行施救。不時發生的滾石又為救援增添了危險。”他說，“遺憾的是，因為山體垮塌過後，先是巨石滾壓，又有灰塵的窒息，所以生命的迹象很低。”這支救援隊伍在茂縣有支隊，較早時間就趕到現場。謝春明帶着總隊的19個人從成都趕過來，帶着破碎機、井撐設備和挖機。距現場七八公裡處斷路，他們背着輕型裝備徒步進來。重型裝備是在政府安排下，24日晚上進入的災區。
喬大帥和妻子以及出世38天的兒子是至今為止僅有的三位幸存者。事發當時，喬大帥正要給啼哭不止的兒子換尿布。外面的響聲讓喬大帥趕緊開門查看，緊接着巨大的沖擊浪裹挾着泥水和飛石，瞬間沖到屋跟前。一個多月的兒子，摔到床下一兩米遠的地方，他和妻子立刻抓着孩子跑了出來，結果一下子就被泥水卷倒了，裹挾着沖了出去。“像是一個猛子紮進了泥地裡。”妻子肖燕春形容說。
幸運的是，喬大帥一家是住在村子最邊緣的地方，并且他們住在建有12個客房“農家樂”的最邊上一間，再加上屋外有一個堡檻，這都讓垮塌下來的山體傾瀉到這裡時緩慢停止下來。救援隊伍用生命探測儀和救援犬發現到了被碎石和泥濘蓋住的一家三口。怕再有坍塌，用手挖的方式，救援人員經過三個多小時将他們救出。夫妻倆隻受了些皮外傷，孩子則由于嗆水，口鼻裡都是沙子。“兒子的大便裡也有沙子，經過洗胃後才得以好轉。”肖燕春說。現在三人情況都已經穩定，但他們還沒有滿3歲的女兒、父母和外婆則在房子裡沒逃出來。
另外一支中國心志願者團隊在6月25下午到達現場後主要來做勸退和災後評估工作。“這次災害除了三位幸存者是輕傷外，其他人都生還希望渺茫。所以它不像‘5·12’那樣，有大量的傷員需要轉移。已經有幾十台重型機械停在路邊，就是因為裡面已經夠了。再來太多的志願者就會為之後真的需要生命救援造成幹擾。”團隊負責人劉劍峰說。這支隊伍于是留下了兩個人在現場。“我們做了受災家庭還剩下的親屬的統計，發現‘90後’‘00後’‘10後’的人群占到80%，而‘40後’‘50後’占到20%。也就是說，這次遇難多集中在‘60後’‘70後’‘80後’，這個年齡今後在村子裡斷層了。通過分析後，我們才知道後期做什麼才是需要的合理的。”
地質災害的頻發之地
黃老闆記得，2008年汶川地震過後，這次出事的山體也發生過一次垮塌。“當晚在打麻将的時候聽見了轟轟的響聲，馬上我們就開車上去疏散群衆。第二天白天看，山體有垮塌的迹象，隻是沒有土石滾落到村莊附近。因為那次沒有實質的沖擊，所以向上彙報後，也都沒有引起特别重視。”黃老闆說，村民們普遍都覺得村莊的位置是安全的。“村莊是在兩山之間山谷的位置，而且是在凸起而不是凹處，小型的泥石流和垮塌根本蔓延不到。”
算上2008年的汶川地震，今天新磨村的位置是近現代三次搬遷的結果，而每一次的搬遷都與地質災害有關。近代最大的一次是在1933年8月25日，疊溪發生7.5級強烈地震。由于地處山區，地震誘發的河流岸坡和溝谷斜坡的崩塌與滑坡摧毀了疊溪古城以及附近諸多羌寨，造成了6865人死亡，1925人受傷。這些斜坡崩滑形成的滑坡壩在岷江及其支流形成了不同規模的11個堰塞湖，當地人稱作“海子”。地震後45天的餘震引發了其中7處海子潰決。其中規模最大的“大海子”積水傾湖而出，長驅直下，到達下遊灌縣時水頭仍有12米高，都江堰水流量超過1萬立方米每秒。洪水所到之處又造成了8000多人的死亡。
“地震之後，村子搬到了對面的山頂上。聽老一輩說，同一歲數的男性，就有好幾十人遇難。”黃老闆說。1976年，平武、松潘地震之後，新磨村又從那個叫擂鼓山的地方遷到汶川地震前的地點。
那麼經曆了幾次災害後，新磨村還是一個人類适宜居住的地點嗎？四川省地礦局區域地質調查大隊總工程師範曉告訴本刊，比如堰塞湖，會産生破壞作用，但那是一個瞬間，不是連續的。形成一個景觀之後，下一次地質災害可能隔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對人類來說，這個跨度很大，可以不去考慮。并且茂縣是汶川地震災區，災後重建時，對整體區域進行了地質災害的排查，每一個縣都有比較細緻的排查，如果有問題就會加固或改造。
而之所以排查中會對這回發生崩塌的山體有疏漏，四川省地質災害應急專家許強在事故後發生的新聞發布會上解釋，這是因為這次發生是高位崩滑。它出現在海拔3400米以上，離受災村莊高差超過1250米，那裡無人居住且山體陡峭，坡度在55到60度，人很難上去；同時，由于高山植被密集，受其遮擋，即使高精度衛星也難以拍攝到坡體變形——這意味着現有遙感手段發現不了隐患，傳統工程地質勘探手段也難以開展。
但對于新磨村附近山體的危險性，專家都能達成共識。範曉說，這裡正好處于一個大的地形過渡當中。“北邊是川西高原，海拔高、地勢平，剛好這裡是一個大的轉折，由平坦的高原進入峽谷，地勢反差大。順着峽谷而下，穿過岷江河谷出山，就到了成都平原。即使沒有地震的話，因為地形陡峭，崩塌、落石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另一位專家、成都山地研究所的劉維明副研究員告訴本刊，2003年的Google衛星遙感影像就顯示出事山體有碎屑物質的特點，這種山體特點的風險是遇到強降雨可能形成泥石流。
汶川地震對當地山體有震裂松動效應。在這之後，水、降雨都比較容易進入山體，這是地震災區較為普遍的現象。“而震裂松動還與高層有關，我們叫高層效應，有些人也直接比喻為鞭梢效應。就像大家揮鞭子，鞭梢上的震動肯定非常強烈。”許強說，“此次地災發生滑坡的位置，在海拔3500米高的地方，所以它未來對地震的反應是相對強烈的。”汶川地震對當地的地質影響是長期的。許強等專家曾通過對1996年中國台灣地震和1923年日本關東地震的大量資料研究，發現需要60年以後地質狀态才會恢複到震前水平。所以在汶川地震災區，還應該做好長期防災的準備。“汶川地震，給當地地層帶來深度的地層岩體質量損傷，是‘内傷’而不是’皮膚病’。”
劉維明提到，在全國範圍的地質危險性評估調查中，是有許多個地質災害監測點的，茂縣這裡就是其中之一。危險線評估分為低、中、高三個不同的級别，“高”的可以考慮遷移村莊的“繞避”行為，“中級”和“低級”兩檔則可以開展“群測群防”這樣的方式，讓當地村民自發組織監測，“比如在下雨天時，觀測河水的水流，以及山上往下是否有石頭滾落”。
但當地尚未有這種“群測群防”的機制。黃老闆說，汶川地震之後，每個人都非常小心，有一點兒震感的話，就會馬上找掩體或是到空曠的地方避難。經常性的地質災害反倒有時候讓他們有些松懈。“因為‘5·12’之後，這裡也有過幾次餘震，我以為這次和那些餘震一樣，一開始都沒有太在意。”
與災害相伴的生活
在事故發生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土資源部地質災害應急專家、成都理工大學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裴向軍也向媒體說明了在這個地質災害頻發之地，并沒有來做異地遷徙的現實：“要對一整個縣城進行搬遷，可是這附近就沒有完全沒有風險的地方。那麼隻有搬出很遠，這樣一來首先老百姓不願意，二來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财力。我們的人口密度太大，老百姓也不願意搬到完全沒有生活條件的地方重新開始。”
在這裡居住的人和自然形成了相伴相生的關系，災難也是他們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屬于自然的一部分。松坪溝風景區本質上是個地震遺址公園。曾經在2015年來過這裡做過羌族文化研究的學者張經緯，驚歎于其中的“白石海”的景色：“當時深秋時節，湖水清澈，樹葉斑斓。”當陪他一同遊覽的當地客棧老闆楊哥告訴他“海子”中間的一個尖角，是1933年地震後堰塞湖形成時淹沒的一座寺廟時，張經緯感到驚訝。“他勸我往好處想。就像以前的地震，盡管受災了很多人，但要沒有滑坡形成的堰塞湖，就沒有溝裡的幾個海子，也沒有這點景色。大家也不會有緣見面。”
“因為地處山區，當地人對日常一些小的滑坡、塌方都習慣了。”張經緯告訴本刊，“比如山裡有些路段年久失修，兩車道的路塌掉一邊，車開過去的時候臨着懸崖，讓人看了膽戰心驚，但是楊哥也就開着車大大咧咧過去了。在這種環境裡，無所謂害怕，日常生活中就存在這樣的危險，人們漸漸要學會适應它。”
如果和松坪溝裡的其他村莊相比，新磨村有它的特殊性。“它位于溝口臨近國道的位置、海拔大概在1800米左右，和溝裡的村子相比算是海拔低的。所以它能夠種活像花椒、蘋果一類的經濟作物，一直以來經濟狀況要好于其他村。”一位在茂縣東部出生、在松坪溝羌族村寨長期從事人類學調研的學者卞思梅對本刊說。而溝裡的其他四個村子二八溪、火雞寨、岩窩寨、白臘村海拔都要高，最高達到4000多米，村民們春天挖蟲草、夏天挖藥材來賣錢，飼養牦牛，畜牧業發達。
某種程度上，這也造成了新磨村和其他村子在居住形态上的差異。很長時間以來，新磨村是一種聚集的居住形式——住房附近是果園和農田，而其他村子則有羌族傳統的居住特點，在半山腰的位置分散居住。2008年地震之後，這些村子的住房因為存在安全問題，村民被重新安排下山到河谷地帶集中居住。卞思梅的觀察是，這樣的集中方式可能會存在隐患，尤其是在這次地質災害後，更讓她思考這個問題：“分散不太便于管理，但在自然災難面前，風險也分散掉了。從羌族的文化來說，他們對于遷徙是慎重的，對舊的宅基地十分重視，那裡凝結了祖先選址的智慧。”
範曉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也提醒了這樣集中居住在未來這個地質災害多發地區可能面臨的隐患：“羌寨有幾百年的曆史，羌民選址時有自己依地質條件而建的經驗，他們的寨子規模也會根據山體情況而定，不會很大。現在強調集中居住，高山峽谷地帶的建設用地是有限的，所以村落的安全建設用地也是有限的，一旦考慮集中建設，額外的建設用地隻能靠開挖山體獲得，這就會超出安全範圍，比如有的建築物周圍山體的邊坡比較陡，有的建設用地甚至占據了行洪的河道，這樣的做法都會間接增加地質災害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