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寶藏》以文物為核心，塑造了三個叙事身份，分别是明星嘉賓作為國寶“守護人”，各大博物館館長作為“看門人”，普通民衆人物作為國寶今生故事“講述人”。他們都以一種虔敬之心守護每一件文物，共同回憶着曆史的傳奇，共同傳承着文物所蘊含的精神。
一、文化守護：明星嘉賓作為國寶“守護人”
和許多綜藝節目一樣，在《國家寶藏》節目中也能看到很多明星嘉賓的身影。然而他們加盟節目的目的，卻并不在于高額的報酬和自身宣傳，甚至他們都有意弱化自己的原有身份，秉持謙卑的姿态和神聖的使命感，作為一個叙事媒介，來完成國寶故事和傳奇的叙述與演繹，完成曆史文本與現實生活的對話。他們的明星光環和社會影響，在這裡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作為文物代言人、中華文化代言人，與文物一起喚起人們對于久遠曆史的凝眸，對于傳統文化的懷想。
在節目中，9大博物館巍然屹立，它們承載着中華古國千年曆史滄桑變化的記憶。27件文物，每一件都是中國曆史的親曆者，是曆史的見證者。明星嘉賓暢遊博物館，親近自己守護的國寶，鏡頭中的他們以彎腰之姿表示虔敬，以靜靜的凝視表達敬仰。人物的默默凝視是一種無言，而文物的靜靜伫立也是一種無言，沉默中交彙出的，則是穿越時空的對話，是崇高的滄桑老者對渺小的稚嫩新人的諄諄教導。
欄目組對國寶守護人的選擇是十分慎重的。國寶與守護人之間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點，他們通過各種符号信息建構起一個具有特殊性又有共同名稱的身份。比如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推薦的國寶“雲夢睡虎地秦簡”，它是我國首次發現的秦代竹簡，包括我國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法典《秦律十八種》，對研究秦代社會具有重要價值。北大法律系畢業的湖北人撒貝甯曾主持中央電視台的法制節目《今日說法》，作為這一國寶的守護人，撒貝甯無疑是最适宜的人選。細心的節目組有意挑選和安排，以便在前世傳奇的演繹環節預先設定人物身份，以增強觀衆的好奇心，也為明星嘉賓以重塑身份出場進行叙事提供了張力。
在對國寶“前世傳奇”的演繹中，主要由明星嘉賓擔綱劇中主要人物角色的扮演，明星嘉賓從一個旁觀叙述者變成參與者，叙事視角也同樣發生了變化。舞台劇中的明星變成主動參與者進行叙述，專有名稱、服飾、舞台環境、舞台道具、叙述話語等符号作為潛在因素，為參與者再次建構出新的身份，而對這種身份的還原也調動起觀衆的熱情，無形中被吸引到曆史時空中體味沉思。
001号講解員以“說書人”、“主持人”的身份出現，将曆史以“話外音”的叙述方式置于舞台劇中，吸引觀衆走入合理虛構的曆史故事之中，完成對前世傳奇背景的了解。
無論是作為“國寶守護人”，還是作為講解員，明星們都改變了自己以往的身份，帶領觀衆對中國優秀文化進行重新審視與重新塑造，對文化自信的樹立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文化堅守：博物館館長作為“看門人”
節目組還邀請中國9大博物館館長聯席坐鎮。各位館長圍坐交談，他們從不同的視角解析，為觀衆普及文物背後的故事及文化知識。他們不再是處于高位的管理者，也不再是具有顯赫身份的文化大咖，而是将自身定位為國家寶藏的“看門人”，為人民看護着中華記憶。賦予權威的博物館館長較為普通的身份，能夠拉近觀衆與這些專家的心理距離，使他們的觀點更容易被觀衆所接受和理解。
節目中，在文物面前，在中華曆史和中華文化面前，包括博物館館長在内的公衆人物始終都在秉持一種謙卑的姿态。這也表明，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面前，無論是專家、公衆人物還是大衆，都處在一個平等的層次，無高無低，一同受之于中華文化的滋養，一同肩負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的使命。
三、文化傳承：普通人作為故事“講述人”
在國寶“今生故事”中，我們看到了無數普通人對文物的守護與傳承。深谙人本理念的節目組煞費苦心，慎重選擇，在這一環節中邀請的嘉賓多是在文物的守護與傳承中默默奉獻的普通大衆。他們有來自故宮博物院的志願講解員，有基層民警，有教授專家，也有青年編鐘藝術團等。他們都是業界精英，雖普通卻不凡。他們身上不僅傳承和發揚了所守護的國寶的内蘊精神，也彰顯了中國人的精神和品格。比如上海博物館推薦的“大克鼎”，這件國寶本為清代著名金石大收藏家潘祖蔭所購得，潘祖蔭購得一年後便去世，其弟潘祖年隻好把所有文物秘密運回蘇州交給孫媳潘達于。潘祖年彌留之際，囑咐潘達于要好好看管這些寶貝。為了踐行這個承諾，潘達于曆經戰争浩劫，費盡千辛萬苦，直到給這些文物找到一個好去處—上海博物館。據統計，她捐給上海博物館的文物有400件以上。
“今生故事”講述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身份的構建過程包含了一種集體歸屬感（asenseofcommunity)的形成。”①在時間流變之中堅持如一的人在特定的社會背景與環境下構成集體歸屬感的特别信仰和價值觀。正是由于這種集體歸屬感的存在，當大衆意識到自己與講述人同根同源時，他們便自覺将其視為榜樣和精神向導，主動追随其學習，進而傳承優秀的文化。在這一環節，故事講述人雖為普通人，不為大衆所熟知，但其身上卻蘊藏着強大的精神力量，透過笃定的眼神和沉着的聲音，震撼大衆的心靈。
通過這些普通的講述者，節目走下“神壇”，親近平民，打破了曾被“束之高閣”的國寶與大衆之間的距離，使國寶所蘊含的精神被大衆很好地領會和接受，從而間接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四、文化歸屬：受衆群體的另類叙事
受衆群體也有着多重身份，他們既是閱讀者、觀看者，又是解讀者、傳播者。作為互聯網用戶，他們參與了節目的間接創作和有效傳播。受衆在接收信息的同時也會輸出内心話語。在來回往複的表達過程中，不僅讓文化實現了歸屬，還使之擴大了影響。
受衆群體雖有着多重身份，但在互聯網這一平台的作用下，個體之間的差異性被掩蓋，隻以一種共同身份參與其中。受衆群體隐藏在屏幕之後，雖不可見，但卻到處顯現。其暢所欲言，将網絡表達變得豐富多元，也為節目的叙事增加了另一種解讀,彌補了節目的不足。
寬泛且豐富的信息聚合，激起了大衆主動守護國寶的責任感和積極傳承中華文化的熱情。目前，手機移動客戶端逐漸成為觀衆觀看節目的重要渠道，成為人們接受影視文化的首選途徑。年輕觀衆喜歡在B站觀看視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擁有彈幕這一互動交流平台。對于觀衆來講，它同時也是表達心聲、表達觀點的重要媒介。在彈幕中，人們贊賞、肯定，也夾雜着懷疑、批評，有感慨、感動，有号召響應和簽名立誓，甚至還有知識的擴充（彈幕中往往會涉及台詞出處、背景音樂來源等信息），這些都是觀衆即時的真實心境表達。觀衆觀看節目時，除了接收電視節目本身的視聽信息以外，還有彼此互動、彼此學習的文字信息。通過彈幕交流，年輕一代互訴古老文化的缺失與傳承，感懷祖先的匠心與堅守，對中華文化産生了新的認識。
五、結語
在全球化融合進程中，在互聯網的推動下，全球文化、異質文化逐漸使民族文化同化、整合，每一個對本國文化缺乏深層體驗的人都極易成為無根的浮萍，最終導緻自己文化身份的缺失。正如德國電影理論家克拉考爾曾指出的那樣：“電影在反映社會時所顯示出的與其說是明确的教義,不如說是心理素質—它們是一些延伸于意識維度之下的深層集體心理。”②透過普通個體身上所折射出的深層的集體心理，我們能夠看到大衆身份缺失的焦慮。在《國家寶藏》節目中，無論是“守護人”，還是“看門人”，抑或是故事的親曆者和講述者，他們在感動共鳴中主動将“自我”凸顯，主動守護國寶，守護中國文化；同時，他們也甘願消解“自我”，重尋自我身份和精神歸宿。
對于身份缺失的大衆來講，通過《國家寶藏》中“看門人”的專業解讀，以及“守護人”的講述和傾情演繹，可以不再依靠想象來尋找自我精神歸屬，可以在實際存在的“國寶”中進行文化尋根和身份認同。
總之，《國家寶藏》對于文物曆史的還原，激活了文物的文化力量，激活了觀衆的文化情愫，進而增進了大衆對自身文化的歸屬感、認同感，達到文化自信的目的。這也是《國家寶藏》作為一檔文化節目的最高追求。
注釋：
①[美]比爾·尼科爾斯著，陳犀禾、劉宇清譯：《紀錄片導論（第2版）》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頁。
②[美]羅伯特·艾倫、道格拉斯·戈梅裡著，李迅譯：《電影史：理論與實踐》,中國電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頁。
（作者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責編：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