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的“聲音”：“少年”的“變”與“不變”
《少年小趙》全片由7個小節構成，分别是：可口可樂、自畫像、大學、庫依鄉的霧、新房舊屋、憤青、爺爺。導演按照小趙的個人經曆，以時間順序來結構全片。《音樂人生》則不同，導演選擇交叉叙事，将六年前、後的黃家正做對比，全片由6個小節構成：分别是：老師、兄弟、妹妹、朋友、學校、父親。“時間”是兩位導演表達的重要“聲音”。兩位導演以獨特的“聲音”—不同的“時間”叙述邏輯—展開兩位少年的“問題”。經曆成長之後，兩個少年用自己的聲音回答着成長問題。
1.時間的“變”：小趙和“問題”。在《少年小趙》的叙述中，導演問了小趙一個問題：“國家是什麼？什麼是愛國？”在第一小節中，小趙說：“祖國越來越強大了，以前家裡看電視，要在大白楊樹上架天線，現在看電視，隻要躺在沙發上，用遙控器……”到第二小節，小趙說：“我是從平遙人民醫院出生，……上幼兒園，上小學，上初中，上高中，吃住行都是國家給的……愛國是一個人的追求。”第三節中，小趙則說：“我媽說要有權，有了權就有錢……這就是為什麼我發現我變了，我特别喜歡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到第六節，小趙在經曆了家裡房屋拆遷，在第一次真正意義的與“政府”産生現實接觸之後，他說：“高中時候，對國家的認識隻是一個單純的現象，真正的愛國……我們要是想把生活做的事情，放在思維意識的那個體系裡是不可行的”。導演在時間的“聲音”中發問，問題串聯起來的時間脈絡，成為少年和社會勾連的點，在與現實碰撞中，曾經意氣風發的少年發生了變化。小趙在與現實的碰撞中，思考他跟社會、跟國家、跟這個時代的關系。
2.時間的“不變”：黃家正和“問題”。張經緯對黃家正的設問是：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同時以6年前、後回答交叉的方式完成叙述。黃家正開篇就直截了當地說：“我想要做一個‘人’，想做一個有意義的‘人’”，到第一節結束時，黃家正又說，“音樂是我追尋的……這甚至牽涉到人的存在……”，到第二節時，導演将6年前黃家正的回答置于此處，他說：“這個世界是沒有完美的……因為沒有完美，所以沒有美麗”。到第三節時，黃家正說：“我的facebook資料上寫的‘宗教信仰’是‘追尋真理’……若想想乃是宿命注定成敗”。第五節時，黃家正說“音樂是人生的大滿足，錢是小的滿足……”最後一節，導演頻繁地交叉剪輯，比如小時候（12歲）他問，人為何會說話，會思想？6年後（17歲）他問：“為何人手指會動會彈琴？如果無神，音樂是否可以用科學解釋？如果有神，世界為何有那麼多不公平？”這時候再回切到6年前的他（12歲）追問：“為什麼有人？我一直在追求答案……”所有答案串聯了黃家正在“不變”中走向“落空”的過程。當音樂和金錢相遇，從未跟“真實”生活接觸的黃家正，必然轉向内部尋找“真理”，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必然結果。
二、情感趨向的“聲音”：“原鄉”與“父親”
除了通過時間的“聲音”叙述故事。紀錄片還可以發出多種“聲音”，在這兩部紀錄片中，導演還通過适當的情感激發，建構起具有張力的情感氛圍。兩部紀錄片中，導演都注重運用情感趨向的“聲音”來表現人物、表達情感和對少年成長的思考。杜海濱用了“原鄉”情結，而張經緯用了“父親”母題。獨特的“聲音”準确地捕捉到兩個少年的真摯情感。
1.原鄉：回不去的美好。《少年小趙》全片的大部分時間，小趙表現“積極”，直到從成都趕回老家，經曆爺爺奶奶房子拆遷之後，情緒開始轉向低落。那天下着小雨，拆遷工程隊将挖掘機對爺爺奶奶房屋實施拆遷。小趙帶着相機爬上樓頂，想以鏡頭記錄的方式抗争，但沒能阻止拆遷。當目睹爺爺被挖掘機驚吓，小趙在片中第一次落淚。返校之後他剃了光頭，變成“憤青”。而影片第六節，就叫“憤青”。小趙是悲憤的，“憤怒”的是，他抗争沒起作用，沒有多要到一分拆遷款。“悲”的是，看着住過幾十年的老房子一鏟子就倒了。房子于他意味着家和記憶。這一次也是小趙最直接、最真實感受到，個體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沖突。這個沖突對他來說是複雜的：比如家裡為了拆遷能多要錢，去“違規”占地；同時他又覺得“政府”不應該殘忍地拆房子。這是他的矛盾之處。拆遷場景與爺爺奶奶因為拆遷傷心的畫面交織在一起的鏡頭，與小趙的落淚鏡頭形成複雜的情感氛圍。
2.父親：來自“愛”的傷害。《音樂人生》所呈現出來的黃家正跟父親的情感關系也更立體。黃家正的整個“養成”過程，和他父親有更直接關系。就像黃家正哥哥說的：“家正最像爸爸……”全片的叙事章節是圍繞黃家正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來展開的。每個章節就是一個人物關系，他和爸爸的關系是最後一節，取名為“父親”。在這一節中導演問黃家正：“你們為什麼搬家”？黃家正回答：“是我父母離婚，因為我父親有第三者……違背良心還推卸責任就是不對……小時候他常逼着我比賽，他隻想着赢，這影響我一生……”，但這還不足以表達黃家正對父親的複雜情感。于是導演将6年前采訪家正和父親的場景與現在采訪的鏡頭剪輯在一起。采訪中黃家正哭了，也是全片唯一次黃家正落淚。他哭着問父親：“為何手指會彈琴？為何我會說話？為何我會思想……當時的父親沒有給出答案。”鏡頭再次切回17歲的黃家正，孤獨地坐在鋼琴旁演奏。導演以情感的“聲音”将黃家正對父親的愛恨交織呈現出來。
三、“客觀”的“聲音”：“完美”落空
關于理想，兩位導演都盡量以“客觀”的“聲音”去表現兩個少年。在片中小趙問的是：“我們要是想把生活做的事情，放在思維意識的那個體系裡是不可行的。”黃家正問的是：“這個世界沒有完美，所以不美麗。”小趙意義上的“兩個體系”和黃家正意義上“完美”和“美麗”，都是少年成長中面臨的理想和現實的問題。
1.走向未來，還是走向現實？對于理想和現實，導演沒有過度“美化”理想，也沒有“醜化”現實。導演以盡量客觀的“聲音”呈現小趙的愛國理想：山西平遙這座古城裡，一切都随着市場經濟大環境慢慢變化。麒麟大酒店裡的客人、已經被商業“符号化”的“毛主席”、大學裡“内定”的學生幹部、母親所說的權利和錢的先後關系，還有被拆遷的他記憶裡的“原鄉”……所有的一切，最後以一個鏡頭結尾：小趙從橋洞的一頭走向刺眼的“光明”的另一頭，牆上醒目的标語寫着“農村信用社願為千家萬戶，架起緻富橋梁”。對于這個鏡頭，導演曾解釋說：“小趙最後走向了他曾經批判的那一面，甚至開啟了大多數人的分裂和混沌能力……”當然這是導演事後的一個讨論，他并沒有放在影片中去做任何“評價”。
2.“光明”的那一頭住着一個“黃家正”。《少年小趙》中小趙在自覺不自覺，自願不自願地走向“光明”。《音樂人生》中黃家正出身國際大都市的中産家庭，他在跟自己苦苦作戰，他的完美徹底落空，遁入杜海濱導演所說的另一種狀體—虛無。在一次音樂演奏比賽中，黃家正私自将比賽曲目的時間延長，為了達到完美的效果，他不惜違反比賽的規則，比賽結果是他如願奪得第一名。他所在的中學歡呼雀躍，人群中大喊着“拔萃、拔萃”，但黃家正卻一個人背向慶賀的人群，越來越遠，嘴角泛出一絲奇怪的微笑，他轉身離開了他努力追求來的音樂“勝利”。音樂沒有給他帶來“完美”，反而讓他更加孤獨。借助音樂，他不斷向内追問，而這個追問又是另一個原因導緻：外部價值的單一化—他所否定的“彈一場幾百萬”的價值。這個價值也正是小趙在《少年小趙》開篇所不屑的價值。這樣看，原本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人，從人生意義的價值追尋上可作如此的聯想：“黃家正”就是未來的“小趙”，從理想出發的小趙，正走向“完美”落空的黃家正。
四、結語：個體視角與環境“聲音”交響中呈現的“真實個體”
關注個體命運、反應個體情感、以個體命運為主要線索的紀錄片，常常采取個體視角。但是個體如何成為一個真實、立體的人，僅隻是個體視角還不夠。因為個體不是孤獨的原子化個體，而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需要更為豐富的表現手法去呈現，而不能将個體抽離于他所屬的時間或空間。導演運用紀錄片獨特的“聲音”，去多角度展示和叙述個體與其所側身其中的社會的關系，這個紀錄片獨特的“聲音”是導演選擇的，但内容是屬于個體的，内容是以客觀化的環境“聲音”呈現出來。《少年小趙》《音樂人生》通過個體視角與環境“聲音”的辯證關系記錄少年成長，再現了兩個生長在不同社會環境和家庭中的真實而立體的個體。
注釋：
①[美]比爾·尼克爾斯著，陳犀禾、劉宇清譯：《紀錄片導論》，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頁。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傳播學2016級博士生、東華理工大學文法學院傳播系講師/責編：王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