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電視劇中留守兒童形象的缺失
作為我國特有的一種電視劇類型，農村題材電視劇一直承擔着記錄農村生活情态的責任。但随着市場競争的不斷加劇，我國農村題材電視劇生産目前也走向了類型化、批量化的道路。以《鄉村愛情》系列為代表，一些電視劇作品片面追求市場，不僅放棄了對藝術的追求，甚至擺脫了真實性的創作原則，将鄉村的文化特性和精神屬性進行了變形和扭曲。在此類電視劇中，中國農民的性格特點被無限放大，觀衆的娛樂需求獲得滿足，但電視劇針砭現實的社會屬性被抛之腦後。在這種風潮下，留守兒童這種現代農村中的标志性群體，很少出現在電視劇人物中，即使出現也多是在主人公身邊以邊緣人物的身份填充着農村的衆生相。
以2014年播出的《馬向陽下鄉記》為例，該劇以其清新的電視劇風格、新穎獨特的人物形象以及對當代鄉村的生态圖譜的準确描述，獲得了市場和藝術上的雙重成功。劇中出現的每一個村民形象，都性格鮮明、可親可信。小男孩毛蛋因父母遠赴俄羅斯種菜，而不得已與祖母共同生活，是馬向陽成為大槐樹村第一書記以後的第一個支持者，也是劇中留守兒童的代表。但可惜的是，盡管電視劇極力渲染毛蛋乖巧懂事、勤勞能幹等優良品質，但他在劇中既不是劉世榮、花小寶這種劇情推動者，也不像丁秋香、齊旺财那樣身處矛盾的中心，雖然他始終無條件信任着馬向陽并為其奔走，卻很難将其稱為電視劇的功能性人物。直到結尾，毛蛋的父母早已不幸在雪災中死于異國的菜棚這一消息，也是通過前任村委書記齊旺财的描述才讓馬向陽以及觀衆知曉。電視劇也并沒有給出毛蛋得知這一消息的心理感受，其個人結局也隻是在馬向陽的言語中被提及。《馬向陽下鄉記》中的大槐樹村，因年輕人外出打工，主要人口由老人和兒童組成，是一個典型的沙漏型年齡結構，留守兒童本應成為電視劇重點表現的對象，但在這部以表現農村現實問題為主要内容的新農村題材電視劇中，卻被有意無意地模糊乃至淡化。
無獨有偶，其他農村題材電視劇也大多将鏡頭對準村中強勢的成年人，講述他們或是在城市紮根發芽或是在農村帶領鄉親共同緻富的故事，能夠被觀衆廣泛認知的兒童形象少之又少，更遑論留守兒童。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留守兒童這一主題過于龐大和複雜。留守兒童出現的主要原因是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導緻農村裡的成年人為了更好的生活條件隻能前往城市打工，但又因在城市中處于弱勢，導緻無能力撫養子女，不能将其接到身邊照顧，這種現象中蘊含着一定的社會問題，電視劇就此展開讨論，不免會使主題傾向于嚴肅、沉重，而電視主要的收視群體仍是将電視劇作為一種娛樂方式，追求輕松歡快的觀衆，加之其他如審查等因素，自然導緻投資方望而卻步，讓相關題材電視劇始終處于難産狀态。二、紀錄片中留守兒童形象傳播所遇到的困境
與電視劇相比，近年來我國湧現出不少以留守兒童為主要叙述對象的紀錄片作品，如《不想長高的孩子》、《路》、《爸媽不在的時候》、《村小的孩子》等等。攝制組憑借真實性原則，通過對現實生活的完整記錄，直觀反映了我國留守兒童的生活圖景。而作為紀錄片的一種特殊形式，以《變形計》為代表的一些真人秀節目，也對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态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帶領觀衆走入了他們的内心世界。
《變形計》是一檔秉承“換位思考”理念而制作的真人秀節目，集合了真人秀與紀錄片的特點，被稱為中國“新生态”紀錄片。節目挑選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甲乙當事人為主角，以雙方的角色互換為節目内容，體驗對方的生活。從第五季開始，《變形計》開始把選題集中在兩個方向：城市孩子與農村孩子、獨生子女與留守子女。通過攝制組24小時的固定拍攝和跟拍，來展示城鄉之間的生活差異，表現孩子在與自己平時生活環境迥然不同的情況下逐漸适應的過程。節目播出後，取得了不錯的收視成績，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讨論，但也遭到了許多尖銳的批評乃至指責，負面評價多集中于節目對孩子的臉譜化塑造上。《變形計》創始人李泓荔曾說：“媒體再也不能等着故事發生，再也不能平平淡淡地記錄生活，電視人應該制造戲劇性。”因此，主創人員為了節目效果，在後期制作中，會将所拍攝的素材進行整合，挑出變形前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鏡頭，運用對比蒙太奇，兩條線索并行交錯，雙方主角的生活鏡頭平行而疊映。一面是燈紅酒綠的城市，一面是偏遠落後的鄉村；一面是擁有豐富物質條件卻無所事事的城市孩子，一面是早熟敏感卻又品學兼優的農村孩子，巨大的反差、強烈的對比甚至使節目産生奇觀化的效果。但是，拍攝都處于孩子已知曉的範圍内，他們在鏡頭下的反應很難保證沒有表演的痕迹,至少其内心的真實感受在潛意識下會有掩蓋和隐瞞。編導為刻意迎合觀衆會人為地制造沖突,将主角的心路曆程濃縮在幾小時的節目中，得出觀衆想要的結果。另一方面，變形計對于城鄉雙方的報道視角存在着不平衡。很多網友認為《變形計》的立足點在于改變城市孩子，使其感知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因此編導對城市孩子在拍攝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各種“混不吝”行為報以寬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相比起來，農村孩子就成了節目中的陪襯，似乎有機會被互換到城市生活、拍攝是賜予他們的獎勵，因此當他們一旦表現出對城市生活的向往時，解說詞中甚至會出現“忘本”等批判性詞語。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讓農村孩子産生了消極的心理期待，在行為上産生自我設限與自我悲憐的傾向，這與試圖彌合社會斷層的節目宗旨背道而馳。
而與《變形計》呈現鮮明對比的，是以《村小的孩子》為代表的一系列農村留守兒童題材紀錄片。這些紀錄片以留守兒童為主角，通過親情、教育等關鍵詞，展現了他們生活中所面臨的困境。以《村小的孩子》為例，導演蔣能傑用了6年時間，以時間為縱軸，以鄉村為橫軸，以村小為原點，為觀者提供了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空間，比較全面地展現了留守兒童的生活狀态，并以此引申出了自己對留守兒童目前生存處境的思考。比如片中的兩個小男孩蔣鑫和蔣恒為了尋找遺失的親情，在一個暑假去了父母工作的城市。但由于父母工作忙，又怕他們走丢了，兄弟倆整個暑假都被鎖在屋子裡。當被問到此事時，兩兄弟說以後再也不會去了！由此可見，對于留守兒童來說，陪伴不僅意味着父母在地理意義上的陪伴，還有心理成長上的陪伴，而這種陪伴不僅來源于父母，還來源于家裡的留守老人、學校裡的代課教師，乃至整個農村社區裡的資源搭配。《村小的孩子》就是這樣以平視的視角展開了内容叙述，呈現出一幅幅真實的生活場景，并以點及面地深刻表現出我國目前所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遺憾的是，盡管該片獲得了鳳凰紀錄片大獎最佳紀錄長片獎、法蘭克福中國電影節一等獎等榮譽，但無論是在現實和網絡的讨論度都不高，即使在豆瓣等知名影評網站中，打分者也僅有寥寥數百人，影響力極其有限，這也是大部分現實題材紀錄片所共同面臨的尴尬境地。
總而言之，因政策、市場等一系列原因，目前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在電視上的反映不盡如人意。盡管《變形計》和一系列在央視播出的相關題材公益廣告曾産生一定的影響，但過于“标簽化”的設置，也并不利于其公益初衷的發揮。作為目前傳播力度最大的公衆媒體，電視要擔負起宣傳責任，在各個部門、各個領域的合作中積極穿針引線，讓更多人關注留守兒童，重視鄉村教育。
本文系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農民工子女教育模式發展研究—基于協同理論視角”（編号14C008）；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資助項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農民工子女協同教育發展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劉麗丹單位：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劉福利單位：東北農業大學/責編：倪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