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在位期間，雖二十餘年不上朝，久居深宮、不理朝政，但對于揮霍、聚斂财富，卻從不懈怠。他為了滿足其奢靡的生活，千方百計盤剝搜刮，緻使百姓愁苦、民不聊生。
朱翊鈞親政的第二年，便親率文武朝臣、術士、風水先生、欽天監官員，前往天壽山祖陵，選擇“吉壤”，拟建壽陵。萬曆十三年，朱翊鈞下诏征發工役、軍士三萬餘人，開工造陵。用石采自河南、河北及京畿等地，巨石長達3丈、寬1丈、厚5尺，運至工地，需兩萬多役夫。用磚取自山東、江蘇等地運河兩岸的州縣，其磚名曰“壽工磚”、“金磚”，需敲之有聲，斷之無孔，“金磚”需130天方可燒成。各地采石、燒磚、運輸的役夫，多達十餘萬。工程六年始成，命名定陵。修陵耗費白銀達800萬兩，相當于朝廷兩年田賦收入之和。修陵期間，各地災情頻發，百姓饑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朱翊鈞隻想着修成巨陵，哪管什麼百姓死活。
萬曆二十四年，淮水泛濫，湖廣、福建遇災，人民大饑；京師地震，乾清、坤甯兩宮失火。翌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又遭火災，天災人禍，相繼而來。朱翊鈞不顧百姓死活，下诏修建被焚的宮殿。因修繕乏資，朱翊鈞下诏大征礦稅，派遣大批太監宮使，分赴各地，充當礦監、稅使，大肆搜刮勒索。
史書記載：那些礦監無不暴橫，對富家大族，則誣其财富靠盜礦所得；良田美宅，則指其下有礦脈，率役驅趕居民，拆屋掘地，搶掠家财，侮辱婦女；或借口找礦，濫掘墳墓，搜挖葬品。百姓稍有反抗，即施以酷刑，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中。若礦脈微細，開采無所得，便勒令百姓賠償。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珰所進礦稅銀近300萬兩。吏民申訴，朱翊鈞放縱不問。群小仗勢狂索，民不聊生。河南巡按姚思仁上疏言礦稅之害說：
“開采之弊，大可慮者有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糧缺，饑餓噪呼，四也。礦洞遍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争鬥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貨五》）
朱翊鈞與此同時，朱翊鈞又令宮官充任稅監，到全國各州縣繁設關卡，巧立名目，強行征稅，“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馀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朘削焉。”結果舉國上下“内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殚竭。”（《明史·田大益傳》）全國州縣，年征稅銀以千萬計。
然而，鬧到後來，朝中與地方官吏大肆搜刮來的錢并未用于營修宮殿，全都輸為内帑，以供皇帝與内宮享用。
朱翊鈞大肆聚斂手段甚多，不但搜刮全國百姓，而且勒索朝廷各部。妃嫔生女，戶部、光祿寺需各獻銀10萬兩；公主出嫁，朝廷各部需獻白銀數十萬兩，作為妝資。皇子封王6人，公主10人，諸王與公主，婚嫁耗費，十分驚人，朱翊鈞為太子與諸兒舉行冠婚禮，用國庫銀934萬兩，另加袍服費270萬兩。朱翊鈞自己揮霍更加驚人，萬曆中期，他下令采辦珠寶，一次就用銀2400萬兩。皇帝如此揮霍，後妃也不甘落後，每年僅脂粉費，就耗銀40萬兩，袍服所費，達15萬匹。
朱翊鈞第三子福王常洵，為鄭貴妃所生，朱翊鈞最寵鄭貴妃，故對朱常洵十分寵愛，曾有立其為太子之意，因朝臣的反對而作罷。他為朱常洵辦婚事，用銀30萬兩，又為他營建洛陽宮，費銀28萬兩，所耗超過制度規定10倍。又在崇文門外開官店數十家，所得利潤，專供福王歲用。後又下诏賜朱常洵莊田4萬頃，因朝臣力争，朱翊鈞方将莊田減至2萬頃，又特許常洵專賣淮鹽，獲取利潤。朱常洵仍不滿足，又奏求所抄沒的張居正家産，及江都至太平沿江雜稅、四川鹽井榷銀，歸他所有。朱翊鈞一概照準。
朱翊鈞為了搜刮民财，“所遣稅使、礦使遍天下，月有進奉，明珠異寶文毳錦绮山積，他搜括赢羨億萬計”，這些财富多半給了三兒子。朱翊鈞死後，朝野均知“先帝耗天下以肥（福）王，洛陽富于大内”。朱常洵比他爹還要荒淫奢侈，“每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20年後，朱常洵還未将老爹給的财産揮霍掉百萬分之一，李自成的大軍便攻入洛陽，朱常洵也在逃跑途中被農民軍抓住。李自成下令将他處死，并将其肉剁碎拌在鹿肉中給百姓吞食，其财産也被充作軍用。
朱翊鈞拼命搜刮盤剝百姓，雖然所獲驚人，但因他大肆揮霍，奢侈至極，本來還算充實的國庫漸被掏空，而明王朝也開始衰落。史學家由此作出評論：“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作者為文史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