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6.011
右翼民粹主義和左翼民粹主義并駕齊驅
2017年5月，備受關注的法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在首輪投票中，獨立候選人“前進”運動創始人伊曼紐爾•馬克龍、極右勢力“國民陣線”候選人瑪麗娜•勒龐、中右翼共和黨候選人弗朗索瓦•菲永和極左翼“不屈的法蘭西”運動候選人讓－呂克•梅郎雄分别以24.01%、21.30%、20.01%和19.58%的得票率形成四分天下的格局。在第二輪投票中，馬克龍以66.10%的選票戰勝勒龐，當選新一屆法國總統。
與以往相比，此次選舉表現出一大特色，即民粹主義盛行。這一點首先體現在早已為大家所熟知的右翼民粹主義——“國民陣線”上。盡管“國民陣線”候選人瑪麗娜•勒龐最終沒能當選總統，但是有兩點足以說明這股勢力仍在擴張：首先勒龐毫無意外地進入了大選第二輪投票。盡管這是“國民陣線”第二次赢得首輪投票，但和第一次（2002年）相比，性質完全不同。2002年“國民陣線”進入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屬于偶然，在法國社會掀起了軒然大波，被形容為政壇“地震”，并在第二輪投票中受到激烈抵制，得票率僅為18%。這一次則發生了質變，從“偶然”變成了必然——選前的所有民調都表明勒龐會進入第二輪投票，可謂毫無懸念。所以進入第二輪投票後沒有掀起一絲一毫的波瀾，可見民衆早已認可并習慣了“國民陣線”的“實力”。其次是選票的增加：和上屆總統大選相比（2012年），“國民陣線”在第一輪投票中得票數增加了120萬張，因為第一輪投票是民意的真實反應，所以這120萬張的增量不容小觑。在第二輪投票中，勒龐獲得33.9%的選票，也比2002年提高了近一倍。實際上，近些年“國民陣線”一直保持着上升勢頭，在各級各類選舉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總統大選則進一步證明，這股極端勢力不僅早已擺脫邊緣地位，成為常态，而且仍在上升，隻不過是沒有當政。
在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繼續升溫的同時，以梅郎雄領導的“不屈的法蘭西”運動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也後來居上。梅郎雄的“雄起”在大選前就已經開始：在大選首輪投票前一周的民調中，原本默默無聞的梅郎雄突然異軍突起，支持率急劇升至20%左右，不僅超過了右翼候選人菲永，在一些民調中甚至超過了最熱門的兩大候選人馬克龍和勒龐，一度引發人們對極右和極左勢力可能并肩出線的擔憂。最終梅郎雄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19.58%的支持率。盡管沒有出線，但與排名第三的菲永幾乎不分伯仲，與馬克龍、勒龐和菲永形成了四分天下的格局！更是把左翼社會黨候選人阿蒙遠遠甩在後面（6.36%）。
左右翼兩股民粹主義勢力，一個持續升溫，一個突然發力，不僅與傳統右翼政黨平分天下，更是把傳統左翼政黨遠遠甩在後面，這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曆史上實屬罕見。那麼這兩股民粹主義勢力有何異同？又緣何大行其道呢？
法國左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的異同
所謂民粹主義，也叫“平民主義”，是一種政治現象和社會思潮，無論左翼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其最大的特點和共同點是，強調“人民”即普羅大衆的核心地位，把“人民”作為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案；反過來，對精英和體制持敵視和反對态度，聲稱精英都是腐敗堕落、罔顧人民利益的；民粹主義領袖，無論是右翼的勒龐還是左翼的梅郎雄，都宣稱自己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義進行政治操作，對民意刻意逢迎，對精英和體制大肆抨擊。
盡管我們把法國的民粹主義勢力劃分為左翼和右翼，實則這兩派民粹主義勢力本身都抛棄了傳統的左右分野與對抗，轉而以“我們”即自己人和“他們”即“外人”來重新劃界。不過，在勒龐和梅郎雄的話語中，“我們”和“他們”的含義有所不同。
在以勒龐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話語中，“我們”主要指法國人，“他們”則是“移民”、“外國人”，兩者之間是對立關系。所以，勒龐的民粹主義是一種民族民粹主義，即狹隘的、帶有排外色彩的民族主義。其基本觀念是，任何外來因素都會對法蘭西民族的完整性和同質性構成威脅與破壞。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老生常談的反歐洲、反全球化、反精英、反建制等論調，追根溯源都和“移民”有關。換言之，在右翼民粹主義者看來，法國在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的種種問題，都能在“移民”身上找到根源：法國之所以失業率居高不下，是因為移民和外國人搶了法國人的飯碗，擠壓了法國人的生存空間；之所以治安差、暴恐頻發，是因為這些外來者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與法國不同，融不進法國社會，不僅和法國人摩擦不斷，甚至對法國的文化和民族特性、民族與身份認同構成了威脅。而法國之所以滿大街都是移民，蓋因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推倒了民族國家邊界。而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推手是倡導開放和自由市場的精英：歐盟就是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建構的産物，它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存在嚴重的民主赤字。概言之，右翼民粹主義的主要邏輯就是，“我們（法國人）”的一切不幸都賴“他們”（移民、外國人）。“他們”是“我們”不幸的根源。由精英推動并獲益的一體化進程打開了國門，使“我們”失去了保護，使“他們”長驅直入，損害了“我們”的利益，所以要反精英、反建制、反歐盟；回到過去，豎起邊界，重新回到民族國家的保護傘下。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經過不斷的“去極端化”改造，目前的“國民陣線”已經不再是納粹那樣的、帶有極端種族主義傾向的傳統右翼民粹勢力，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本土主義。
與右翼民粹主義不同，在梅郎雄的左翼民粹主義話語中，“我們”主要是指社會“下層”，“他們”則指社會“上層”，所以與勒龐的民族民粹主義相比，梅郎雄的民粹主義更多的是一種社會民粹主義。他的主張受到了比利時哲學家尚塔爾•墨菲（ChantalMouffe）的深刻影響。墨菲是當前左翼民粹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她反對目前普遍存在的和稀泥式的民主，主張對抗和沖突民主，指出政治就是要在“我們”和“他們”，在活動的群衆和僵死的制度之間清楚地劃界。
梅郎雄原本是左翼社會黨人，長期活躍在社會黨的左翼，後因與社會黨發生嚴重理念分歧而退出社會黨，于2008年組建左翼黨（PartideGauche）；2012年曾在與法國共産黨以及另一個反自由主義的左翼政黨聯手組成的“左翼陣線”（FrontdeGauche，旨在反對經濟自由主義，尋求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框架内參加總統大選。近些年梅郎雄受到了墨菲和南歐特别是西班牙的“我們能”黨等左翼民粹主義政黨及拉美左翼民粹主義勢力的影響，于2016年終結了“左翼陣線”并創立了“不屈的法蘭西”運動，走上了民粹主義的道路。梅郎雄認為左翼背棄了工人階級，已經過氣，要取而代之，從左翼手中奪取選票。但是他取代左翼的方式，不是回歸傳統的工人運動和階級鬥争，而是通過公民革命，廢除被他視作已淪為“總統君主制”的、氣數已盡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建立更多直接民主元素的法蘭西第六共和國。
梅郎雄向民粹主義的轉變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鮮明的體現：如抛棄了2012年在左翼陣線框架下參選總統時代表工人階級的紅旗，改打三色旗；在重要集會時不再唱國際歌，而隻唱馬賽曲；摒棄了鐮刀和錘子，選取了一個代表“調和、融合”之意的希臘字母作為LOGO。競選綱領以《我們共同的未來》命名，而“我們”的範圍十分寬泛，不局限于工人階層和薪金雇員，還包括農民、退休人士、教師、醫護人員，甚至包括中小企業主和自由職業者等；并注意不在“人民”之間制造對立，比如不把企業主和雇員對立起來；綱領中去掉了2012年選舉綱領中常見的“革命”、“鬥争”等字眼。把階級對立和傳統的左右之争轉變成了“下層”VS“上層”。并且為最大限度地獲得選票而極力拓展“下層”的内涵，“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使之既包括底層也包括中層；上層則明确指向金融寡頭和政治精英。他猛烈抨擊上下層之間的貧富分化，号召推翻金融權貴，實現社會公平。
由于左翼整體上繼承了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傳統，奉行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因此左翼民粹主義也具有包容性和人道主義色彩，反應在移民問題上，即不泛泛地反對移民，甚至提出對非法移民和難民給予人道主義救助，而是從反對和推翻金融寡頭的意義上反對跨國金融集團和跨國公司，這一點和右翼民粹主義不同。不過在歐盟問題上，梅郎雄和勒龐意見相近，即質疑并在一定程度上反對歐盟，但出發點不同：勒龐質疑歐盟的出發點是“本土主義”——指責歐盟作為超國家侵犯了民族國家的利益；梅郎雄則從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質疑歐盟的緊縮政策，認為歐盟現行的以自由主義為宗旨的市場競争機制忽略了公平，造成了強烈的不平等，号召就一體化的方式重新談判，使一體化兼顧社會公正，否則便徹底退出歐盟，即“要麼我們改變它（歐盟），要麼離開它”。
概言之，在代表“人民”、反精英、反體制、反歐盟的共同點之下，勒龐的右翼民粹主義主要是代表法國人反移民，而梅郎雄的左翼民粹主義主要是代表社會中下層反權貴、反社會不公，其提出的向富人征收100%重稅來彌補财政虧空等主張帶有強烈的“均貧富”色彩。選民的地理分布明确反映了這種不同：統計表明，勒龐的選民主要集中在三大類地區，即法國北部以夕陽産業為主的老工業基地、南部地中海沿岸一帶和偏僻的鄉村地區：凋敝的老工業基地是法國企業外遷最多、失業率最高的地區；地中海沿岸是穆斯林移民最集中的地區；偏遠鄉村是被全球化遺忘的地區。梅郎雄的支持者則主要集中在以巴黎為代表的大城市，投票給他的主要是大城市的中下階層。反之勒龐在大城市的支持率相當低，在巴黎還不到5%。
圖為2017年4月23日，在法國巴黎，極左翼組織“不屈的法蘭西”候選人讓-呂克·梅朗雄（右）參加競選投票。法國民粹主義盛行的根源
左翼民粹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在本次法國總統大選中的同時上升，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所導緻的法國社會與經濟環境的巨變，這種變化為民粹主義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左翼民粹主義為例，伴随着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橫向拓展和縱向深進，法國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經濟與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經濟領域，一些傳統的、低技能的産業逐步遷至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取而代之的是服務業和尖端産業。經濟結構的變化導緻了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的變動，傳統的産業工人階級日漸萎縮，而中間階層逐步壯大，社會結構走向“兩頭小、中間大”的棗核形。在此背景下，左翼政黨出于選戰的需要，逐步抛棄了作為其選民基礎的工人階級，日益向中間靠攏，并推出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如削減福利、放松對市場的管制等，削弱了對在全球競争中處于劣勢的本國勞工的保護，與右翼的分野日漸模糊，政治辨識度越來越低，導緻了傳統左翼選民的失望和憤怒。法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表明，梅郎雄吸走了左翼社會黨候選人阿蒙近一半的選票，原本阿蒙是社會黨内的激進派，也就是左翼中的左翼，即堅守社會黨的傳統價值觀，強調公平，反對黨内帶有右傾色彩的改革，阿蒙是戰勝了社會黨内倡導自由化改革的改革派而在黨内初選中勝出的，但是面對比他更左的梅郎雄時也隻能甘拜下風，可見左翼選民對傳統左翼政黨的不滿！
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持續攀升與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的關系更加一目了然：随着持續而深入的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在日益開放的市場和日益殘酷的國際競争面前，越來越多的社會群體被卷入競争中并被邊緣化（如難以就業或失業等）或相對邊緣化（收入減少、社會等級下降等），淪為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所謂“輸家”，與他們眼中深度參與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并從中獲益的精英在經濟地位、社會身份等方面的差距不斷拉大，這直接激發了他們對歐盟、對精英、對體制的不滿和怨恨。
概括而言，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選民，有相當一部分已經無法在傳統的左右翼政黨框架下找到利益代言和庇護，因此轉而擁戴聲稱代表“人民”的民粹主義勢力。不過，盡管主流政黨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民粹”的方式，無論是勒龐的，還是梅郎雄的，不僅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應有和根本之計，而且是危險的。因為民粹主義最大的問題在于（且不論其中禍患人心的成分），以“簡單化”的方式來回應日益複雜且精細化的社會、經濟問題，把“人民”作為終極解決方案。而事實上，“人民”并不是同質的，譬如我們在梅郎雄的“人民”中所看到的，“人民”内部有不同的階級、階層和利益，也必然會存在利益的對立乃至沖突，因此民粹主義者打着“人民”旗号的、含混不清的、帶有非理性和烏托邦色彩的政綱在現實中是立不住腳的，必然會引發更大的混亂和危機。事實上，統計也表明，在支持民粹主義的選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認同民粹主義的理念，之所以投票給勒龐或者梅郎雄，更多的是出于對主流政黨的失望、憤怒和不滿。
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民粹主義不是空穴來風，任何社會，一旦民粹主義盛行，那麼必然表明該社會出現了問題，民粹主義越猖獗，問題就越嚴重。換言之，民粹主義既出自危機，同時也是危機的表征，所以作為民主的伴生物，民粹主義有“糾偏”的作用，即在洶湧的民意面前，執政者勢必會反思哪裡出了問題并努力尋求解決方案，進行必要的改革，特别是及時發現民衆與精英之間的撕裂并予以校正，否則到下次大選之際，民粹主義依然會來勢洶洶。
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于當地時間7日上午8時（北京時間14時）在法國本土全面展開。由于時差關系，部分設立在海外領地和駐外使領館的投票站已于6日提前開始投票。圖為當日在美國洛杉矶，一名選民抵達投票點準備投票。（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