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摧毀的不僅是巴西人引以為豪的珍貴文物、考古學成果以及藝術品珍藏，它還構成了一種危險的象征：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改革之後走勢良好的國家，即将陷入一場大危機。
在9月2日夜間的大火将巴西國家博物館的建築主體和大部分館藏文物焚毀殆盡之前，這個南美第一大經濟體、“金磚四國”之一正在殚精竭慮地避免被席卷整個新興市場的紛亂所壓倒。在2018年這場由國際油價回暖、美元持續升值和利率快速上調三重壓力造成的新興市場結構性動蕩中，外貿、财政雙雙面臨巨額赤字壓力的阿根廷和土耳其率先倒下，巴西和南非則被觀察家普遍視為下一塊“多米諾骨牌”。盡管相對較低的短期債務比例以及特梅爾政府削減開支的努力使得巴西目前面臨的壓力稍小于上世紀90年代初，但本币彙率的急速下跌釋放出的依然是不祥的信号：今年3月以來，巴西雷亞爾對美元的累計貶值幅度已經超過了25%，彙率跌至三年以來的新低。同時根據2018年第二季度末公布的數據，巴西政府債務占國民生産總值（GDP）的比重已經上升至曆史新高的74.04%，央行負債超過3.4萬億雷亞爾，失業率則繼續徘徊在12.3%的高位。
2017年5月10日，巴西前總統盧拉·達席爾瓦的一名支持者懷抱嬰兒，參加在南部城市庫裡蒂巴舉行的示威遊行。當天盧拉受命在該市出席聽證會，就自己的受賄嫌疑接受聯邦法官的質詢。法庭最終裁決盧拉受賄、洗錢兩項罪名成立，他也因此失去了代表勞工黨出征2018年大選的資格
1.2017年5月10日，巴西前總統盧拉·達席爾瓦（中）在結束與聯邦法官塞爾吉奧·莫羅的會面後，與家人一起出現在支持者面前。2018年4月7日，盧拉向警方自首并開始服刑，他也因此成為巴西實現民主化以來第一位因貪腐入獄的前總統
2.2017年5月5日，在“洗車行動”中被捕的原巴西國家石油公司高管馬西奧·德·阿爾梅達·費雷拉（右）在法警押送下抵達庫裡蒂巴，準備出庭受審
3.9月19日，巴西總統特梅爾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第72屆會議時發表演講。這位中右翼政治家在2016年羅塞夫遭受彈劾後自動遞補為總統，但在2017年也被曝出存在貪腐嫌疑與經濟蕭條構成共振的是政壇層出不窮的貪腐醜聞。在中左翼背景的女總統羅塞夫（DilmaRousseff）因為涉嫌收受非法政治獻金、于2016年8月遭遇彈劾下台之後，繼任最高領導人的中右翼政治家米歇爾·特梅爾（MichelTemer）同樣被曝出接受了全國最大肉制品加工企業JBS股份高達500萬美元的賄賂，支持率一度下滑至7%。這使得中左翼第一大黨勞工黨（PT）在今年10月的國民議會和總統選舉中卷土重來的希望再度大增。但該黨目前正面臨群龍無首的困境——72歲的勞工黨熱門候選人、曾兩度出任巴西總統的盧拉·達席爾瓦（LuladaSilva）于今年1月被二審判決貪腐、洗錢兩項罪名成立，獲刑12年又1個月，并在8月31日被最高選舉法院取消了候選人資格。支持率緊随其後的中右翼陣營推舉社會自由黨（PSL）黨首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Bolsonaro）為候選人，但後者過于極端的宗教、政治立場以及層出不窮的攻擊女性和LGBT群體的言論已經招來了廣泛的質疑之聲。9月6日，博爾索納羅在米納斯吉拉斯州的競選集會上被一名反對者持刀刺傷腹部，經搶救後脫離危險。而無論哪一方最終勝出，都無法指望享有與盧拉相仿的廣泛民意支持。
經曆上世紀90年代自由化改革的陣痛之後，巴西在21世紀初一度迎來了國民經濟和世界影響力穩步上升的“新奇迹”（區别于上世紀70年代的“巴西奇迹”）時代。得益于全球市場，尤其是亞洲新興市場對鐵礦石、鋁土等原材料和大豆、牛肉、咖啡等農産品需求的持續增長，巴西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平均GDP增長率始終維持在接近5%的水平，2011年更是一度逼近10%的高點，因此也被時任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列入代表新興市場的“金磚四國”（BRIC）之一。但在第二位中左翼總統羅塞夫任内（2011～2016），全球需求的萎縮開始造成大宗商品出口的急劇下滑，不加檢視的對外投資、過于鋪張的福利政策以及新興能源行業的全面國營化則成為滋生腐敗和虧空的溫床。盡管在特梅爾短暫的兩年任期内，縮減公共開支、重新轉向新自由主義已經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成效；但外國投資者依然擔心，一旦盧拉的信徒赢得了10月的大選，恢複增長的赤字将令巴西再度回到20年前的困境中。而這一次，已經不會再有救命的“稻草”從亞洲伸過來了。
肮髒的油罐車
所有觀察家都不曾料到，羅塞夫政府為平息輿論壓力而發起的反腐敗調查“洗車行動”（LavaJato），最終将揭發出總額超過100億美元的貪污、受賄和挪用公款行為，并導緻前後三任總統聲譽掃地甚至锒铛入獄。
一切始于一個名叫馬格紐斯（HermesMagnus）的小角色。2008年，這位電子加工廠廠主被迫向窮追不舍的金融警察供認稱：長期以來，他一直涉足巴西地下銀行網絡的洗錢業務，并聽命于該國最臭名昭著的億萬富翁、綽号“地下央行行長”的阿爾貝托·尤素夫（AlbertoYoussef）。後者在上世紀80年代就活躍于邊境走私業，随後成為巴西最大的五個地下洗錢集團之一的首領。在聖保羅州，到處流傳着尤素夫用裝甲車和私人飛機運送黑錢、在自家豪宅為政客們舉辦耗資7萬美元以上的狂歡宴會的故事。但此人從未在監獄中度過超過一個月時間，原因是他有一位位高權重的密友：進步黨國會議員、大農場主何塞·亞尼内（JoséJanene）。
2005年，尚處于民望高峰期的盧拉政府爆發“月度津貼”醜聞：時任全國郵政總局局長馬裡尼奧在一段偷拍視頻中，明目張膽地從一名商人手中接過裝有3000雷亞爾現金的信封，承諾将一樁政府工程授予該商人名下的企業。馬裡尼奧随後供認稱，中右翼政黨巴西工黨領導人、國會議員羅伯托·傑弗森才是工程的實際操辦人。身處輿論漩渦中的傑弗森索性破釜沉舟，揭發執政的勞工黨為争取中間派政治家在國會投票中與政府保持一緻，長期以“月度津貼”（Mensalão）的名義向至少18名國會議員發放每個月1.2萬美元的賄賂金，并将多項政府工程承包給這些議員的親信，涉案金額據信超過5000萬美元。盧拉總統的幕僚長迪爾塞烏（JoséDirceu）被指控為賄賂行動的策劃者，最終黯然辭職并獲刑23年又3個月。但案件的諸多細節依然不明。
在“月度津貼”案中，亞尼内是被控受賄的18名議員之一，但調查委員會始終不曾明了他究竟是通過何種金融渠道将形形色色的黑金洗白。尤素夫的現身使警方抓住了受賄者的馬腳，他們發現這位地下銀行家在首都巴西利亞周邊承包了多處加油站，極有可能是通過這些加油站以及與之關聯的銀行為政客們編織黑金網絡。在2014年春天的調查中，警方截獲了尤素夫與巴西國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前董事保羅·科斯塔之間的往來郵件，其中明确提及由尤素夫安排資金為科斯塔購置一輛“路虎”越野車。在證據确鑿的情況下，羅塞夫總統授權聯邦法官塞爾吉奧·莫羅（SérgioMoro）逮捕科斯塔和尤素夫，并發起針對尤素夫洗錢集團犯罪網絡的調查活動。因為此次行動最初發端于尤素夫旗下的加油站和油罐車，故而被命名為“洗車行動”。
事實證明，這輛“油罐車”的肮髒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部分是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部分是為了擴大影響、以免被暗殺滅口，轉作污點證人的尤素夫直截了當地承認：由地下洗錢網絡運營的資金鍊不過是整個貪腐系統的冰山一角，整個巴西能源系統都已經淪為官僚集團和政黨盜取國民财富的吸血工具。在21世紀初發現多處位于東南外海的鹽下油氣闆塊之後，巴西石油日産量迅速由此前的不足200萬桶上升至300萬桶以上，超過墨西哥、成為除美國以外的第二大非歐佩克（OPEC）産油國。圍繞油氣開采以及與之有關的石油勘探、精煉、運輸乃至海外投資，産生了數以億計的新生财富，而它們統統被經辦官員和執政黨當作私财加以瓜分。作為國家石油公司負責煉油和供應業務的高管，科斯塔親自安排9家大型建築公司和7家能源服務企業承接在海外的基建和服務項目，并從中抽取3%的回扣。每一項承包合同中都包含明目張膽的巨額賄款和政治獻金，它們經過建築公司在海外開設的賬戶以及尤素夫這樣的中間人洗白，最終進入政客名下的企業。
從2014年3月“洗車行動”啟動至今，累計已有超過300名巴西政客和商人遭到起訴，涉及證據确鑿的贓款超過10億美元，巴西能源行業因此蒙受的投資損失和法律訴訟費用則高達110億美元以上。随着調查不斷深入，落馬政客的級别也變得越來越高：2016年10月，衆議院議長庫尼亞（EduardoCunha）在巴西利亞的家中被捕，檢方指控他通過11個海外賬戶收受高達4000萬美元的賄賂，并将其藏匿在一家假托宗教網站的殼公司名下。随後的調查還發現了新任總統特梅爾安排JBS股份向庫尼亞輸送政治獻金的談話錄音。2017年5月，聯邦參議員、前中右翼聯盟總統候選人内維斯（AécioNeves）在尤素夫的檢舉下被暫時停職，但随後經參議院投票恢複履職。根據尤素夫的口供，内維斯從JBS股份收受了總額超過2700萬美元的賄賂和違規獻金，以便安排遭受“洗車行動”指控的落馬官員對檢方發起反訴訟，宣稱自己遭到了誘供和不公正對待。
在巴西石油迅速拓展其海外業務的21世紀初，中左翼總統盧拉曾公開為其搖旗呐喊，而當時主管全國能源工業的正是未來的女總統迪爾瑪·羅塞夫，兩人自始至終否認曾經從油氣交易中謀取過任何個人利益。但在2015年6月，警方逮捕了巴西第一大石化工程企業奧爾布雷希特控股（OdebrechtSA）的首席執行官馬塞洛·奧爾布雷希特，他承認曾經向盧拉支付巨額遊說費用，以換取這位前總統幫助他取得巴西石油在古巴、安哥拉等地的海外項目的承建權。緊接着巴西石油的海外銷售商荷蘭SBM公司的代表律師也向媒體披露，該公司曾經用回扣收入資助了羅塞夫在2010年的總統大選。女總統最初拒絕承認任何指控；為了維護昔日的政治導師盧拉，她甚至在2016年3月提名後者為總統幕僚長，以使其獲得司法豁免權、避免遭到立即起訴。但在民衆示威的壓力下，2016年8月，巴西參議院以61票對20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彈劾羅塞夫的決議，決定終止其總統履職。盧拉則在2017年7月被一審判決受賄和洗錢罪名成立，最終不光彩地锒铛入獄。
以國家的名義
常駐拉丁美洲多年的原《時代周刊》記者蒂姆·帕吉特（TimPadgett）向本刊回顧了他眼中的巴西貪腐風氣之源：“和大部分中南美國家不同，巴西不是通過慘烈的内戰從歐洲殖民統治之下獨立出來的。它經過了一個和緩而漫長的過渡階段：首先是葡萄牙布拉甘薩王室的繼承人在這裡稱帝，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的巴西帝國，随後在1889年由帝國轉化為共和國。早在帝國時期，工商業階層和地方貴族以及内廷近臣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基于利益的共生關系；他們以國家的名義壟斷了大部分社會财富，并通過構建廣泛的關系網确保政治權力和經濟财富可以不斷世襲下去。在今天的巴西，最富有的1%人口依然坐擁50%以上的GDP規模；雖然已經沒有了皇帝和公爵，但議員和高級公務員遵循的還是19世紀的道德法則。公共倫理從來沒有在這裡紮根過。”
還不至于此。既得利益者壟斷的不僅是有形的社會财富和政治權力，還包括對“國家”這一抽象概念的定義資格。而這正是理解兩次“經濟奇迹”以及今日巴西所處的困境的關鍵。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具有獨裁傾向的民粹主義者、曾任總統長達18年的瓦爾加斯（GetúlioDornellesVargas）率先開啟了巴西本土的經濟現代化道路：他試圖以中央政權主導的工業化進程和能源、采礦部門消解種植園寡頭結成的“咖啡和牛奶聯盟”對經濟命脈的控制，一方面建立壟斷國企控制新興産業，另一方面實行廣泛的福利政策。在1964～1985年軍政府執政時期，“國家主義”至上的趨勢獲得了人為強化：軍政府抛棄了高福利政策，但依舊以高稅收和出口農産品獲得的進賬推行激進的工業化、城市化路線，并對外國資本的進入持開放态度。在軍政府上台的前6年，巴西國民儲蓄總額增長了一倍以上，1/3的農業人口進入了城市，年均GDP增長率一度突破11%。在這個被稱為“巴西奇迹”的增長周期裡，全國前100大企業中有75%屬于國營性質，國家主義之風昭然。
但日後被經濟學家總結為“拉美化陷阱”的那些弊端，也已經埋藏在“奇迹”的基底中。盡管通過大興土木和強有力的市場保護主義加快了工業化進程的速度，巴西政府卻不曾将财政盈餘用于投資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湧入聖保羅、裡約熱内盧等巨型城市的大量失業人口形成了一個接一個的貧民窟，帶來了巨大的治安隐患。而作為工業化助推器的進口石油在1973年全球能源危機之後進入暴漲周期，則令外債總額出現驚人的增長，最終在90年代初造成了恐怖的通貨膨脹（通脹率一度接近2500%）和席卷全國的經濟蕭條。由于舊法币徹底喪失信用，巴西央行被迫于1994年7月1日開始發行新貨币雷亞爾，并向IMF申請緊急貸款援助。
2017年8月4日，巴西第一大石化企業布拉斯科公司的兩名員工經過卡希亞斯公爵城的一處生産基地。該公司的大部分股權掌握在巴西國家石油公司和奧爾布雷希特控股集團之手，巴國油貪腐窩案曝光之後，布拉斯科也因為行賄被聯邦法院判決罰款9.57億美元臨危受命主持雷亞爾發行的是一位經濟學門外漢、信奉“第三條道路”的社會學教授費爾南多·卡多佐（FernandoHenriqueCardoso），他在1994年當選為巴西總統，随後連任兩屆。在回憶錄《意外的總統》中，卡多佐把自己的經濟政策總結為“信任市場的力量”；在他看來，正是因為對巴西電信和淡水河谷公司（全球第二大礦業公司）進行了忍痛割愛式的私有化，巴西政府得以部分卸脫沉重的公共債務，企業本身也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下重新煥發了活力。但卡多佐的競争對手們顯然并不信任他的結論：這位接近新自由主義立場的總統運氣不佳，剛剛開始迎接複興周期就遭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連帶影響，随後始終無法在賬面上拉動巴西的GDP增長率和公共債務占比。這直接導緻了中右翼聯盟在2002年大選中的慘敗——此前曾三度角逐總統大位失利的盧拉一舉赢得了61.3%的普選票和全國26各州中的25個，組建了巴西曆史上首屆左翼政府。
在經濟學者眼中，盧拉及其接班人羅塞夫首先被視為福利主義者和赤貧階層利益的關心者；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恰恰也是和瓦爾加斯以及軍政府領導人傾向類似的“大國家主義”信徒。這一點在巴西石油公司的命運中體現得最為突出：在桑托斯海盆鹽下油氣闆塊發現之後，盧拉曾經躊躇滿志地表示“這是上帝給巴西的特别饋贈”，認為出口原油帶來的可觀收益足以緩解外債壓力以及公共開支增長帶來的赤字。但事實證明，這種估計僅在2014年之前國家油價的“牛市”周期内方才成立。那時節也是巴西的“新經濟奇迹”蒸蒸日上的窗口：在盧拉的8年任期内，巴西崛起為全球第七大經濟體，2000萬底層人口脫離了貧困，外彙儲備增長至接近3000億美元。人們可以對制造業的萎縮視而不見，甚至可以容忍“月度津貼”這樣的公開貪腐。
但“大國家主義”和“資源詛咒”在鄰國委内瑞拉曾經經曆過的那種周期性盛衰，同樣在中左翼黨派執政的巴西獲得了複制。在盧拉第二任期内油價超過單桶100美元的狂歡中，總統指示國家石油公司将本土油氣一概輸入出口市場，同時進口價格更高的精煉成品油、以優惠價格投放到國内市場，差額以公司利潤補齊。為了宣示巴西作為南美新興市場國家領軍人物的地位，不僅巴西石油公司廣泛介入到加勒比海以及非洲國家能源産業的開發中，昔日僅僅負責為國内基建項目提供融資的巴西國家開發銀行（BNDES）也開始向周邊地區輸出資本，以為巴西基建企業獲取走出去的機會。從多米尼加的發電廠、安哥拉的水壩到委内瑞拉首都的地鐵線，巴西資本和企業冒冒失失地闖進了數十個他們毫無施工經驗或成本核算概念的項目，最終又如旋風般撤離，隻留下無法勝數的債務黑洞。從巴西石油貪腐案看，其中究竟有所少是為了滿足私欲，實在難于計算。
蒂姆·帕吉特不客氣地評論道：“在20世紀初美國經濟取得爆發性增長的‘鍍金年代’，也曾出現過整個市或者整個州的官僚系統徹底腐化的負面案例。但隻有在巴西，出現了從總統到低級公務員、從聯邦議員到鄉鎮稅吏，無人不貪、無官不腐的可怕景象。”他舉出了幾個駭人聽聞的案例：巴西東北部一座僅有4萬多人口的小城市邦雅爾丁（BomJardim）在2012年迎來了一位女市長萊特，她在短短5年時間裡就從政府撥付的教育和扶貧經費中克扣下了400萬美元；而由于政黨力量的庇護，這位市長僅僅被處以罰款和開除公職的處罰，不必入獄。據帕吉特估計，巴西每年2萬億美元的GDP中有5%損失在了貪污和賄賂行為中。而在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2017年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巴西名列第79位——依然是一個被高估了的位置。
“大國家主義”和“資源詛咒”在鄰國委内瑞拉曾經經曆過的那種周期性盛衰，在中左翼黨派執政的巴西獲得了複制。
褪色的港口
在距離聖保羅市僅有79公裡的桑托斯港（PortofSantos），占地780萬平方米的貨櫃碼頭和形形色色裝卸終端見證了巴西經濟橫跨三個世紀的盛衰。自1892年開港以來，直屬聯邦政府管轄的桑托斯港先是見證了巴西成為全球第一大咖啡出口國，随後是汽車零部件、果汁、大豆、玉米以及原油的不間斷輸出。截止到2006年，這裡一直是拉丁美洲吞吐量最大的集裝箱港口。“新經濟奇迹”的影響，在桑托斯表現得也最為顯著。
對21世紀初這場短暫的奇迹，卡多佐和盧拉有着不同的理解。前者至今依舊認為，沒有新自由主義者采取的改革減負措施，巴西經濟的再度起飛絕不可能在盧拉任内到來。後者則始終不曾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做出道歉，反而以依舊高漲的支持率作為論據、辯稱擴大開支的政策最終服務到了超過全國人口10%的最底層民衆。他們顯然都選擇性忽視了，巴西原油、鐵礦石和農産品出口的持續增長是以整個新興市場，尤其是亞洲市場對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漲作為前提的。經濟成績單屢遭诟病的羅塞夫在外貿和産業方針上與盧拉并無顯著區别，GDP增長率卻從2011年的接近10%直線滑落至2016年的－5.5%，正是全球需求整體萎縮造成出口不振的縮影。而盧拉政府為維持規模龐大的扶貧、基建、民生補貼（如巴西石油公司在出口原油與進口成品油之間的價格“剪刀差”）和海外投資開支，一味倚重原材料出口和外資，使一度興旺的巴西本土制造業産值一路下滑至不足GDP的15%，應對風險的能力自是大大降低。在2013年大宗商品的價格巅峰期，政府預算赤字僅占GDP的3%；短短24個月之後，這個數字就變成了10%。這正是今天的投資者對巴西望而卻步的原因。
在“洗車行動”和反政府示威的沖擊下，羅塞夫内閣在2016年夏末黯然收場，與中左翼結成權宜同盟的特梅爾成為最大受益者。觀察家相信這位中右翼新總統會回到和卡多佐接近的市場主義路線：畢竟，可觀的外彙儲備以及依然存在盈餘的外貿額度使他面臨的境況比90年代初期要好得多，高盛公司也對巴西的經濟前景給出了謹慎樂觀的估計。最初，事情的确如此：國家開發銀行中止了25個毫無盈利前景的海外開發項目，巴西石油公司決定放開國内成品油市場的價格，并向外資出售部分近海石油闆塊的開采權，對過于鋪張的養老金計劃的改革方案也已經在草拟中。2017年第一季度，巴西GDP恢複了正向增長，外貿順差也再創新高。
但特梅爾沒能成為力挽狂瀾的英雄。僅僅12個月之後，這位總統在JBS股份行賄案中扮演的“皮條客”角色被司法機關偵知，自此徹底喪失了執政公信力。總資産超過280億美元的食品加工業巨頭JBS同樣是世紀初鍍金“經濟奇迹”的受益者，該公司高管向多名國會議員和食品安全監察員行賄的動機是為了掩蓋被媒體揭露的一系列質量安全問題，以及繼續獲得政府對食品行業的稅收減免。緊接着，寸土寸金的桑托斯港的運營承包商之一也被曝出曾向特梅爾行賄，以便獲得更長時間的碼頭租用權。現在，經濟學家開始擔心：一旦中右翼聯盟在10月大選中落敗，特梅爾那些卻有實效的改革措施也會被當作腐敗的副産品重新予以廢止。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右翼政府在巴西民間社會被視為地方保護主義、裙帶關系和貪渎之風的同義詞；當勞工黨在2002年赢得大選之際，他們曾被期望開啟一個新時代。16年過去了，被改變的不是巴西政壇，而是勞工黨本身：他們不再被視為底層民衆和改革潮流的代表，而是腐化坍縮成為一個新的特殊利益集團。人們無法再根據“左”與“右”的立場差異判斷一個政黨及其領袖的可信賴程度，這也是即将到來的這場大選最特殊的地方：即使是目前呼聲最高的博爾索納羅，在民調中也隻獲得了22%的支持率。而當選者不僅需要繼續對抗本币貶值的壓力，還需要立即說服正在首都街頭遊行、抗議油價上漲的司機們重回工作崗位。
1831年，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第一章中寫下了他對南美大陸的觀感：“當歐洲人最初登上南美大陸之時，他們以為自己所到的是詩人吟詠的仙境。在這迷人的所在，目力所及的一切仿佛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或者為着使人愉悅而安排的。”“人們沉湎于這種氛圍當中，我還沒有見過哪種外部環境産生的消極影響會像此地這樣大，大到使人們隻顧眼前而不管将來。”在2018年的巴西，你也可以按照字面含義來理解這位觀察者的擔憂：人們首先需要為化解眼前的危機選出一位新領袖，随後才談得上将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