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有農産品産地證明及合格證明規範的塑料闆，貼在新發地豬肉市場門外，藍底上是密密麻麻細瘦的白字，唯有當下才顯得惹眼。
非洲豬瘟蔓延中國的一個多月裡，已在六省出現13起疫情，豬肉乃至生豬的來源至關重要。新發地作為首都交易規模最大的農産品批發市場，是北京乃至周邊地區供應豬肉的樞紐之一。除了周邊居民，拉着購物車的老頭老太從别的區來買便宜肉，最近買肉前大多會問一嘴：“這裡的肉安全嗎？”
“晚上來就知道了。”若問市場的管理人員，他們會如實告知市場的豬肉已檢疫過，而攤販則建議本刊記者見識下批發市場在晚上10點之後的真正樣貌。豬價分析圖表裡，非洲豬瘟影響下的線條變化，在批發現場日複一日的卸貨、分銷中，似暗流湧動。
卸貨地在交易大廳後面的一排棚子裡，棚頂有數十列能在軌道上活動的鈎子。晚上9點40分，55歲的朱稔戴起手套，套上白大褂，把推車拉到棚子前，和同來的工友抽起煙，等待貨車到來。他的三四十個工友，大多來自河南、山東和安徽，彼此通過老鄉介紹而來。像朱稔一樣做了六七年的人不少，如他一般年過半百的人也有好幾位，晚上醒來已成為他們的習慣。非洲豬瘟不在朱稔關注的範圍，半夜卸豬是他們一天裡的第二份工，白天還要做七八個小時的運輸工，晚上的活兒按天算，于他們而言，豬肉質量和價格無所謂，豬賣得少，他們還能省些力氣。
不過8月以來，朱稔的煙沒少抽，勁兒也沒少費。新發地市場遴選了7家來自北京和河北的屠宰公司作為供貨商。晚上10點，13輛大貨車魚貫而入，停在交易大廳與棚子之間的空地上，每輛車的貨廂裡挂着一百五六十頭豬，每隻被劈成兩扇。朱稔個兒不高，精瘦有勁，他走到貨箱前，用鈎子鈎住豬頸，扽四下，腳蹬着後保險杠，把與自己體重相差無幾的半扇豬扛在肩上。他幾乎被埋進肉裡，卻三步并作兩步邁到棚房，把豬身上的鈎子對準棚頂的鐵鈎，後背順勢一送。一小時内，白天的停車場已在昏黃的燈下，挂滿粉紅的豬。
卸豬時，檢疫流程已經展開。細緻的檢查已在屠宰場完成，豬身上已蓋有出入屠宰場時的檢疫合格章，除對個别豬抽檢外，批發市場的檢疫人員拿着小刀，在現場逐一查看檢疫章時，在豬身上劃個口子，檢查沒有注水情況後，蓋上新發地的檢疫章。出現非洲豬瘟疫情後，查得更加仔細。蓋上章後，豬肉方能批發。
“前幾天恨不得一公斤漲一塊，連漲了三天。”朱稔的“老闆”溫元是一家北京的屠宰公司在批發市場的代理人，檢查時也來到現場，陪在市場的檢疫員旁邊。他是市場裡決定豬價的人之一。貨運得差不多時，商販在7家屠宰公司的代理人之間詢價，敲定價格後，代理人把檢疫票交給商販，一豬一票，有票才能售賣。非洲豬瘟影響供給，肉價的起伏從他們的口中呈現出來。“現在白條豬批發價平均每斤9塊多，雖然和去年同期差不多，但8月份的漲幅是近些年最猛的。”
所幸坐擁北京的大市場，價格的漲幅仍可接受，大部分豬都可賣出。相比搬運工，溫元輕松得多，他就住在市場旁邊，每天工作兩三個小時即可，隻不過十幾年來養成了晨昏颠倒的作息。他和商販談好價格和數量，便坐在小沙發上指揮搬運工把豬拉上推車，運到棚房兩邊的秤上稱重後，推入交易中心。那時貨車已經撤走，被夜燈打亮的空地似舞台，搬運工們成為那裡真正的主角。
朱稔把豬抱到推車上，一車摞二十來扇，他一晚能裝七八車。棚頂挂豬的鈎子在人力推動下如運轉的鍊條，将棚子裡的豬清空。稱重秤與交易大廳後門之間，是一條升起的斜坡。一人拉，三人推，搬運工們排隊稱完重便開始蓄力，有時“嘿”地一聲吼，就沖刺進後門。他們把肉運到商販各自的櫃台，商販拆解後或運往食堂和飯館，或留待第二日白天賣給來此的居民。淩晨2點後，交易大廳隻剩各式的刀掃過豬肉的聲音。
在與大廳一條馬路之隔的另一處交易中心地下，牛羊肉和豬其他部位的交易則剛開始，它們都受到疫情的影響。牛羊肉販們的苦惱是，那裡的牛肉批發價每斤28元左右，遠高于豬價，本難以成為豬肉出問題後的補充，且一俟豬肉價格看漲，牛肉價便會敏感地同樣水漲船高，買肉的人不會增加，甚至可能也會下降。
豬内髒的生意則受沖擊最甚。與豬肉進場時除挨個檢查是否注水，其餘隻是抽檢不同，豬内髒則會先被新發地的檢疫人員運走，逐一檢查後，拉到地下的攤位上。與賣豬肉一樣，商販把肉收拾下後，送往訂貨的客戶。但喜歡做豬肝、肥腸的食堂、飯館本就不多，豬下水又顯得不如豬肉衛生，售賣豬内髒的商販實實在在感受到豬價上升和需求減少的壓力。
但非洲豬瘟疫情的隐患尚難以預計，即使是能夠在新發地立足的屠宰公司和商販，也仍可能遭受沖擊。
生豬流通受限
“搬運工有把子力氣就能幹，我可用的是腦子。每頭豬都長得不一樣，所以受運來豬的數量、肉質影響，豬價天天變動，就得根據肉質和其他代理人的價給自家豬肉定價。别人的價也用不着調查，商販過來問價時一試就全知道了。”溫元個頭兒小、嗓門大，吆喝搬運工時說話沖，和商販讨價時，也喜歡幹脆、利落。他父輩養豬，自己十四五歲就能殺豬，出來闖蕩十餘年，不怵跟人打交道，也養成對豬價敏銳的判斷，代理的活兒幹起來駕輕就熟。“我白天釣魚，晚上幹活，别提多自在。”
“即使賣虧了，公司還會有補貼，也能掙些錢。”自打慕名來到新發地，七八年間，日複一日生意不斷，他拿着份基本工資，隻要把豬賣出去就有錢賺，他隻關注當日的豬價，卻并不在意豬價的走勢。但同為代理人的張流卻從此前全國爆發的疫病中，生出對非洲豬瘟的影響更深遠的理解。
“全國農産品商務信息公共服務平台”上顯示，7月至8月間，新發地批發市場的白條豬平均的批發價由16塊錢一公斤漲到18塊錢一公斤，這一個多月以來的豬價猛漲，很大程度上源于東北發現疫情後，暫停發生疫情地區的生豬跨省外調，且未發生疫情的省份調運生豬，也不能經過發生疫情省份的政策。而東北的生豬是北京、河北屠宰場的重要來源，這個供應地被切斷，屠宰公司隻得收河北和北京當地的豬。“像在秦皇島的屠宰公司挨着東北，很多生豬來自那邊，禁運的影響很大。”高大壯實的張流在新發地做了近10年，他比溫元沉穩得多，有固定客戶每天買他的豬，定好數量後，他便和商販坐在一旁聊天。他告訴我：“即使我們這個場，生豬幾乎全來自河北，也随着整個市場的水漲船高，平均每斤豬價漲了一塊多。”
“在我看來，上一次全國出現類似的情況，還得是十幾年前爆發的豬藍耳病。”張流與溫元一樣，也是養豬“世家”，他在這行做了近30年。他口中的豬藍耳病在2006年夏季開始大規模爆發，次年蔓延全國。“豬藍耳病跟非洲豬瘟的相似之處在于，它們都不感染人，隻有豬得病，且幾乎得了病就死，所以會單純地造成供給不足，導緻豬價持續、快速上漲，直到2008年春天之後，豬價才逐漸回落。”
但得豬藍耳病的主要是小豬，非洲豬瘟則大小豬通吃，這一病理上的區别卻使得生豬流通，乃至交易格局都發生了變化。
“當時的農戶都主動抱着小豬到防疫專家那裡，希望解剖病豬，了解病因。”張流回憶，小豬不賣也不吃，因此不但豬價的影響相對滞後，也不存在省際流通的問題。“正當售賣的大豬會首先得非洲豬瘟。”他告訴本刊，暫停生豬跨省外調的舉措，他此前從未見過，省際交易的格局也因之變動。“新發地作為北京農産品批發的一個樞紐，也會輻射周邊河北地區的餐館，自打生豬跨省禁運後，這裡的肉價相比河北已無優勢，很少有河北人再來此買肉。”
禁止散養動物跨省調運的規定其實今年5月已出台，非洲豬瘟使散戶的隐患擴展到整體的生豬運輸鍊條，而疫情在此季節出現，使得豬價的走向更加撲朔迷離。
“因為天熱，每年6月到8月是豬肉交易的淡季，9月學校開學，學校食堂對豬肉的需求猛增，而從中秋節開始一直到春節，都是旺季。”每年豬價的波動受疫病、政策、生豬出欄數量等因素影響，本非常複雜，但在溫元所屬屠宰公司的工作人員看來，若疫情延續，今年豬價受非洲豬瘟的影響将十分明顯。“現在我們從養殖場進豬的價格每斤都有7元，往年淡季豬價上漲，旺季時養豬場的豬出欄得多，供給能平衡需求，豬價平穩。但如果中秋節以後，仍沒有充足的豬肉供應，平衡就會被打破。”
如果說，屠宰場可以把上漲的豬價傳遞給商販，再轉給客戶，則疫情的進一步蔓延可能會直接威脅屠宰場的生存。該工作人員告訴本刊，他所在的屠宰場是小廠，生豬的來源單一，基本都來自河北，當前生豬質量沒有問題，每天宰殺一千七八百頭豬，往北京各大農産品批發市場送，每晚送到新發地平均六七百頭。可是，如今北方出現疫情的省份是黑龍江、遼甯和河南，一旦河北地區出現疫情，按照農業農村部的要求，“發生疫情的縣、市、省，暫停生豬調出本縣、本市、本省，關閉省内所有生豬交易市場”，他們将避無可避。“我們正在制訂應急預案，應對疫情來襲時，暫時停産和工人去留的問題。”
搬運工人在等待給賣出的白條豬稱重（李偉攝）禁止散養動物跨省調運的規定其實今年5月已出台，非洲豬瘟使散戶的隐患擴展到整體的生豬運輸鍊條，使得豬價的走向更加撲朔迷離。
也許與溫元設想的不同，在疫情侵襲的鍊環裡，他難以獨善其身，而相比一年來批發市場的局勢，即使非洲豬瘟進一步蔓延，仍隻會像個“插曲”。
人口流失，賣不出的豬肉
“原先每晚運來的豬有三四千頭，堆滿外面的車道，我們一晚上得搬四個小時。”朱稔回憶起不到一年前的盛景，他當年正是因此，才選擇到這裡。新發地坐落在豐台區的西南四環外，今年正好成立30年，除了肉類，水果、蔬菜更是全國知名，水果區、蔬菜區算在一起，兩三站地的範圍内都有它的場地。而豬肉市場旁邊正好是長途客運站，周邊旅店、飯館林立，外地來的貨車和客車在此聚集，又奔往北京各地，恰似批發市場本身的隐喻。
批發市場與這些外來人員唇齒相依。實際上，雖然非洲豬瘟導緻8月豬肉漲價，但惹人注意的是漲幅，絕對價格相比往年不但不高，且恰是因為大幅漲價，豬價才與往年同期持平。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今年7月之前，遠低于去年的豬價，與生豬供應最為過剩的2014年相當。可原因卻相反，那是去年11月大興的大火後，疏解外來人口突然加快的步伐，驅趕走的人氣。
“光北京的那些老頭老太太能吃多少肉？”商販賈石的攤位在正對交易大廳門口的黃金地段，自打17年前來到北京，他幾乎每天從晚上11點開始工作，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9點，把半扇豬拆解成裡脊、排骨、五花肉等部位後，分出去賣。機關食堂、餐館等大客戶都是晚上送，剩下的“零件”，白天賣給周邊的居民。賈石剃着光頭，說話時不動聲色，勁兒都用在胳膊上，手裡的刀從不歇着。“如今最大的客戶是友誼賓館，每周給他們運一次，每次有2000斤肉。以前一晚上能賣一二十頭，現在最多七八頭。”
他的境遇不是個例。許多外地人在今年春節後便沒有回來，依靠他們生存的飯館，即使沒有被清理，也經營不下去。新發地豬肉市場周邊，都能眼見需求大減。對應到市場内運來的豬肉，進貨量跌至每晚1600頭左右，豬内髒的生意也減少六成。而新發地的樞紐地位也在下降，張流說：“之前各個區的超市、飯館都來進貨，現在人沒那麼多，豐台區内的食堂找我們更多些。反倒本地退休的老人，坐公交不要錢，白天從石景山跑過來。”
不過，新發地每晚上千頭豬的交易量，不比北京其他的大型農産品批發市場差，對批發市場、屠宰公司，乃至運豬工人而言，每天的工作仍如火如荼，隻有與客戶直接打交道的商販最清楚背後的隐憂。
據資料顯示，從2006年以來豬價的周期來看，重大疫病後總會引起總體豬價走勢的上揚。2006年爆發的豬藍耳病把豬價推到2008年春天才有所回落。2010年初，口蹄疫疫情又大面積爆發，夏季豬瘟和豬藍耳病同時多發，疫情造成的養殖虧損，逼得中小型養殖戶退出養殖業，生豬供給減少，價格持續上漲一年，而人畢竟要吃肉，賣豬肉的人總能活下來，再大的疫病也是“插曲”。但人口無可挽回地流失，卻改變了商販們的經營方式。
“以前我們有六七個人合夥，現在倆人就夠了，白班、夜班各一個。”肉賣得少，雇不起人手，也難以用得上。賈石每天在批發市場裡貨比三家，一斤肉争取賣時能謀得一塊錢左右的利潤。但并不是每類肉都能掙錢，把半扇豬分割後，隻有純排骨和五花肉價格高，“前後臀尖是成本價，肘子才5塊多，賠錢賣”。即便如此，他如今還要為買家的信譽擔憂。“人少了之後，餐館的生意不好做，我可不敢誰都賣，萬一餐館倒閉，還賒着我的賬，我就血本無歸了。”
朱稔是運豬人，也是吃豬人，但他快老了，幹不動體力活也就要回老家去。賈石18歲随父母來北京賣豬肉，如今除了自己租住在新發地旁的小單間裡，家人都在老家，生意不好做，他也決意兩年後再也不幹了。豬肉市場旁客運站發出的客車，将載着兩個人退場。
（朱稔、溫元、張流、賈石為化名，劉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