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時期，周恩來和葉挺的女兒葉揚眉在紅岩葉挺與周恩來早在北伐戰争之前就已共事，他們志同道合，風雨同舟，相知相交數十年。葉挺的子女一生都把周恩來當做父親一樣依賴。
葉正大（葉挺之子）：1946年4月，我在廣州讀完高中後想去解放區，就通過方方同志和周伯伯取得聯系，我說：“廣州有好多特務老跟着我們，很讨厭，要想抓我們也很容易。”周伯伯同意後我先到的北平，然後他就讓我到張家口去。
張家口于1945年解放，當時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就設在這裡。
葉正大：到張家口後，我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那裡住。沒過幾個月，傅作義進攻這裡，聶老總就指示我撤回延安；到了延安就去朱德朱老總那裡，沒多久胡宗南打延安，朱老總讓我跟毛主席撤到子長縣；住了個把月後，周伯伯對我說，這裡打仗，你去東北吧。于是後來我就和到伍修權一起撤退到東北的佳木斯。可以說，從廣州到東北，周伯伯管了我一路。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作為開國總理，有太多關乎國家穩定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大事需要操勞，然而他還念念不忘親自過問和關心下一代人的成長。
蕭蘇華（蕭茂榮之子）：三年困難時期，周總理非常關心我們這些小舞蹈演員。當時，他專門指示國家體委派了一個科研組來監測芭蕾舞演員的運動消耗，結果顯示我們的運動量和籃球運動員一樣，于是配給我們相應的營養待遇。那時最高的糧食定量是每個月30斤，我們則不受限制，高的可以到40多斤，我是35斤；當時副食定量是每人每月二兩油、半斤肉，我因為是獨舞演員，所以給我定的是每月一斤油、三斤肉、兩斤白糖，還有些黃豆，待遇很高了。
1938年，周恩來把愛國将領劉傑三請到延安出任陝甘甯邊區參議員。10歲的劉燕平也随父親來到這裡，陝北的黃土地把她培養成為一名人民的歌唱家。新中國成立初期，她的一首民歌《蘭花花》震動了中國乃至世界歌壇，也讓周恩來記住了她。盡管唱民歌出了名，但劉燕平還是一直想有機會接受系統的專業訓練，1956年她報考上海音樂學院被錄取了。
劉燕平：開學前，北京正在搞全國音樂周，我也去觀摩。有一天，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周巍峙同志把我叫去，說：“你看看這個，周總理讓給你的。”就拿出一個便簽，上面寫着：聽說劉燕平報考音樂學院，還是要走自己的路，藝術各條道路上都得有人往前走，民歌民間唱法這條道路上也得有人扛扛旗。我愣住了，周總理怎麼會知道我這個小丫頭考音樂學院呢？于是我就對自己說，必須要在民歌這條路上走下去了。
周恩來與少先隊員們親切交談
1940年8月，鄧穎超與紅岩村辦事處同事的孩子們肖遠立的媽媽張園從1953年起擔任鄧穎超的秘書，遠立姐妹三人就和媽媽一起住進中南海西花廳，這樣她們就有了近距離接觸周伯伯和鄧媽媽的機會。周伯伯管肖遠立的姐姐叫“大米”，管她叫“二米”。
肖遠立：周伯伯的工作太忙了，說“日理萬機”也一點都不過分。因此鄧媽媽和他身邊工作人員總是見縫插針安排一點活動讓他放松，這裡頭最經常就是散步，還有打乒乓球、踢藤球等。因為我的體育不行，常常能躲就躲。有一天晚上值班的衛士叔叔來電話，說：“二米呀，你快過來吧，陪伯伯打打乒乓球。”我隻得硬着頭皮去。剛上場還很緊張，有時發球也過不了網。這時候伯伯就安慰我，說：“二米你跟我打緊張什麼呀？”我要是打出的球伯伯接不着，他就會大聲地為我加油，說：“好球！好球!”
人民的冷暖牽動着總理的心，這是肖遠立真真切切的體會。一天晚上，在陪周恩來去看話劇的路上，他看到一輛環衛車開過，一位環衛工人在車身後部特制的木闆上站着，一手拿着鐵鍬，一手扶着後車幫。
肖遠立：伯伯就對司機老楊說：“這麼站着多危險啊。”老楊說：“沒關系，這車開得很慢。”過了一會兒我就聽見伯伯很輕地說了一聲：“這樣的天，站在車上太冷了。”1976年“四五事件”那會兒，天安門廣場群衆自發大規模紀念周總理，人們寫了無數令人感動的詩歌，其中有一首：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總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總理心連心。我覺得這首詩非常貼切地說出了伯伯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
“不能把自己的子女培養成八旗子弟”，這句話周恩來在很多正式場合都說過。他不但這樣要求，還親自鏟除培養“八旗子弟”的土壤。
肖遠立：我們高三畢業要考大學的時候，有一些同學因為是高幹出身，就不參加複習，想“走後門”上大學。我就對伯伯說：“為什麼有的同學可以不考試呢？這樣不對。”他聽了很重視，讓秘書把這件事記下來。後來有一次在校門口遇到校長，她問我：“你是不是向周伯伯告狀了？”我一聽就明白，伯伯一定是過問這件事了。
鄧穎超沒有當過母親，但是她的人格魅力折服了許多母親和孩子。有成百上千的人親切地稱她為“大姐”，有成千上萬的孩子叫她“媽媽”。
肖遠立：我上初二時，一次體檢的時候被發現血壓偏高。大夫讓我去北京醫院詳細查也沒查出個所以然來，我也就不太在乎。那會兒鄧媽媽的血壓也高，每天喝玉米須子熬的水和豆汁兒，中醫加民間偏方。她知道後，就對司機老紀說：“以後每天再多弄一份，給二米也喝。”
我高考前，有一次散步的時候鄧媽媽問我：“二米，要是考不上大學，你怎麼打算？”我說：“考不上我就下農村去，種地。”這是我心裡話。鄧媽媽說：“要考不上你就去北大荒吧。”我說，好。當時對北大荒有宣傳，我挺向往那個地方。又過了一兩個星期，散步的時候我看見鄧媽媽穿了一雙翻毛的長筒靴，很漂亮。鄧媽媽說：“你去北大荒的事，變沒變？”我說，沒變啊。她1957年4月，周恩來來到杭州梅家塢小學
周恩來、鄧穎超與孩子們在一起
總理推童車讓伍紹祖難忘的，不僅是小時候鄧媽媽抱過自己，還有成年後親耳聆聽她的教誨。
伍紹祖（伍雲甫之子）：鄧媽媽是1992年去世的，去世前我去看過她兩次。當時她對我和我愛人說：“你們的父母都是黨的優秀同志，他們長期在機關工作，默默無聞，無私奉獻，是無名英雄，這種精神是很值得宣揚的。”這個話對我教育很深。革命事業是一個系統工程，有領袖也有群衆，有軍事幹部也有政治幹部、後勤幹部，有出謀劃策的，有沖鋒陷陣的，有出頭露面的，也有默默無聞的，每個人都很重要，每個人都缺不了。鄧媽媽還說：“人就是塊木頭，把你做成佛像，就得讓人拜；把你做成踏闆，就得讓人踩，個人名利地位不要挂在心上。”
除了鄧媽媽的教誨，伍紹祖還很慶幸自己的人生路上的三位老師。
伍紹祖：第一位是我的“思想老師”胡耀邦，第二位是我的“政治老師”王震，第三位是我的“工作老師”張愛萍。耀邦同志曾講過我的三個問題：第一，思想不刻苦；第二，不會抓主要矛盾；第三，抓不住恰當的機會表述正确的思想。我去給王震當秘書的時候，很多人勸我不要去，不好當。但是耀邦同志說：“你得去，他這個人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從來不搞陰謀詭計，你要去和他交朋友。”确實，王震一心想的就是人民群衆，所以在他那兒工作的三年半使我受到很多鍛煉，前後跑了上百個縣。到了縣裡，不要縣委書記彙報，就請具體工作人員來談；不許念稿子，放開講。張愛萍非常善于把堅定的立場和實際工作結合起來。毛主席曾說：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争，哪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解決問題去工作去鬥争的。張愛萍就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待續）
大型文獻電視片“延安兒女的故事”完成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