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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袖清風錢之光

時間:2024-10-24 10:37:22

錢之光(1900—1994)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持續、快速發展,中國現在已是世界第一紡織大國。講中國成為舉世公認的“紡織大國”,講十幾億人口衣被問題的大解決,講紡織工業以其強勁國際競争力為國家提供巨額貿易順差充實外彙儲備,不能忘記新中國紡織工業奠基人錢之光老部長,不能忘記這位“開國部長”在紡織工業部主要領導崗位連續奮鬥32年所創造的經濟奇迹。

中共外貿戰線先行者

早在1927年初就已在杭州加入中國共産黨的錢之光,入黨後不久就以“兩浙鹽運使署”的“鹽署小吏”公開身份(實為鹽署中共支部書記),做出了深夜偷進刑場收殓張秋人(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烈士遺體的撼天動地壯舉。

大革命失敗後轉移到上海的錢之光,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協助毛澤民創辦綢廠作為黨中央聯絡點。明裡長袖善舞的綢廠、綢布莊老闆,暗裡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大管家。

1933年春夏之交,錢之光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就任蘇區對外貿易總局局長。在國民經濟部部長林伯渠的領導下,以其機智果敢和經商才幹,迅速打破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打開外貿局面,運進蘇區極度匮乏的食鹽、藥品和布匹,從經濟上支持反“圍剿”鬥争。

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錢之光作為林伯渠的助手,出生入死籌糧籌款。在黨中央最危難的時刻,從物資保障上為長征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勳。

1935年10月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錢之光仍舊擔任蘇區對外貿易總局局長,緻力于從經濟上鞏固陝北根據地。特别是1936年2月與李克農一起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洛川與張學良、王以哲會談,達成停止内戰、一緻抗日、恢複交通、通商貿易的協議,影響深遠。

從1937年冬到1947年初春的十年間,錢之光先後擔任八路軍駐武漢、重慶辦事處處長和(南京、上海)中共代表團辦公廳主任,參與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過程,本着“有理有利有節”原則與國民黨當局周旋,盡可能多地為八路軍、新四軍争取軍需軍饷,為人民軍隊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成功地開辟出多項秘密經商途徑,為黨在國統區的統戰工作解決經費問題。

他創辦了“半個外貿部”

1947年國共關系完全破裂後,黨的統戰工作活動中心轉移到了香港。同時,黨中央迫切需要在經濟、貿易上打開國際通道。1947年3月7日,錢之光随董必武搭軍調部飛機撤退到延安。第二天,周恩來、任弼時在棗園後溝聽取錢之光彙報時,鄭重交代了中央這項戰略部署。錢之光迅速做好準備工作,在3月11日率領一個“發展海外貿易”的小型團隊出行。肩負黨中央重托,錢之光在煙台、大連迅速創辦“中華貿易總公司”作為發展海外貿易的基地,并迅速開辟出安全的海運通道。

1955年,錢之光(前右二)陪同周恩來(前左一)視察北京第一棉紡織廠1947年8月,在落實出口商品貨源、運輸船隻、經商資金和人才等一應條件後,錢之光去香港與早先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時派赴香港設立經濟聯絡機構“聯和行”的楊琳會合,以2萬兩黃金的資金創辦具有相當規模,而且一開始就很有聲勢的香港華潤公司。黨中央任命他擔任“華潤”董事長。“簡老闆”(錢之光當時的化名)以其辦經濟事業的戰略眼光、巨大魄力和求實作風迅速把華潤公司發展起來,成了當時在香港舉足輕重的進出口公司。由錢之光創辦并奠定基礎的香港華潤公司,後來發展成了新中國最具實力的特大型商貿企業(新中國成立後許多年間,甚至有“半個外貿部”之譽)。

與此同時,按照黨中央、周恩來的指示,由錢之光牽頭,南方局負責人方方、潘漢年配合,從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分四批秘密接送幾十位民主黨派政要北上,籌備新政協,共商開國大計。

作為一個老革命家,錢之光對中國共産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所作貢獻,是相當重大的,但他本人在生前卻長期對此保持低調。

1940年,鄧穎超同錢之光在重慶紅岩八路軍辦事處門前合影腰纏萬貫,兩袖清風

無産階級革命家錢之光,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勳,為新中國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與此同時,以其高尚的品德特别是清正廉潔,為後人留下了可貴的精神财富。

錢之光生前、身後,受到多方贊譽,其中十分突出的一項就是:一貫的清正廉潔。特别是對錢之光知之甚深的老革命家,一緻高度評價錢之光公私分明、廉潔奉公的高尚品德。

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時期就與錢之光共過事的宋平同志,在紀念錢之光百年誕辰座談會上,作了這樣的概括:

他畢生從事外貿工作、管理工作和經濟工作,過手的金錢、外币、黃金不計其數。公私分明,賬目清楚,真是腰纏萬貫、兩袖清風。他一生清正廉潔,是我們的好榜樣。

宋平所說的錢老畢生從事經濟工作而一貫清正廉潔,是一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過程。從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掌管黨中央秘密印刷廠算起,到解放戰争後期去香港創辦華潤公司,長達20年。從新中國成立前夕到中财委任職算起,緊接着連續擔任部級要職,直到1981年調任國務院顧問,又長達32年。一個擔任經濟工作要職的實權人物,在一段時間裡清正廉潔,這也很好,但不難做到。而要做到“一生清廉”“一貫的清正廉潔”,這就難能可貴了。1956年,錢之光(左一)陪毛澤東(左二)、周恩來(右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紡織工業先進工作者

1951年,錢之光(前左二)在紡織部辦公樓建設工地

解放戰争時期,中共中央派錢之光帶着數量可觀(2萬兩)的金條,到香港創辦華潤公司,開拓海外經濟事業,從事東北、華北解放區土特産出口貿易,同時為解放區采購軍需民用物資,做進出口大生意。當時,任弼時同志(在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中分管經濟工作)對此有言:“把金條交給錢之光我們是放心的。”任弼時是有根有據地說這番話的。

有史(中共黨史)可查的錢之光“腰纏萬貫,兩袖清風”的真實情節,一次是1947年春,國共關系完全破裂,由董必武、錢之光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南京、上海辦事處留守人員,即将撤回延安之際。當時尚有一筆秘密經商和從解放區等渠道得來的黃金3000多兩,秘密保管在上海思南路中共辦事處。最初是準備移交給上海地下黨,由劉昂分工辦這件事。不知何故,約定在國泰電影院接頭的上海地下黨同志未出現,這件事沒有辦成。3月5日早晨撤退前,錢之光組織大家把隐藏在牆壁中的幾百根金條取出,裝進新做的布馬甲中,大家分别背上一些,在國民黨軍警眼皮底下安全運出。3月7日,錢之光一行坐美方安排的專機回到延安。一到延安,錢之光立即将這批金條如數上交黨中央。

錢之光第二次“腰纏萬貫”,是受命去香港辦公司做生意。這一次,數額更大了。1947年3月中旬,正當保衛延安、轉戰陝北的緊要關頭,中共中央派剛回延安的錢之光率領一個經濟工作組,立即動身去華北一個港口城市建立據點。辦公司的本錢,主要是中共中央指示李富春(當時在東北主持财經工作)調撥給“錢辦”的黃金。戰争時期,根本不具備銀行、錢莊彙通的條件。于是錢之光就讓“錢辦”工作人員,将金條縫在特制的馬甲裡,分幾次将總額為2萬兩的金條,安全運抵香港。由此,在香港創辦了具有相當規模的華潤公司。

而錢之光和“錢辦”成員,完全出于自律,其生活完全可以用“相當清苦”來概括。“簡老闆”身為大公司的董事長,唯一的一套普通西裝,還是為了與外界打交道而置備的。

艱苦創業,廉潔奉公

新中國成立後,錢之光主管全國紡織工業32年,長期身居高位,仍然保持中國共産黨人的本色——艱苦創業,廉潔奉公。1952年初,天氣還比較冷。為“一五”選點建設棉紡織工業新基地,錢老帶領工作組一行六人,先後到石家莊、鄭州、西安等地考察建廠廠址。他們無論走到哪裡,都是來去悄悄,把主要精力都花在考察建廠的條件是否具備上面。那天初到石家莊,錢之光同志以部長之尊,以有權審批大筆基建投資的“實力地位”,卻率領大家住進了一家小旅店,睡的是通炕,連房間的門也關不嚴。第二天一早就驅車前往城郊考察廠址,也不肯去找條件好一些的旅社。後來在發展化纖工業時,經濟條件好了很多,可錢老仍是奉行這一行為模式,下基層蹲點,就住工廠招待所、辦公室。60年代初在南京化纖廠蹲點,正值困難時期,連籌建處領導為照顧首長健康買了斤紅糖,都被他嚴詞拒絕。

宋平為錢之光題詞:無産階級革命家錢之光錢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廉潔奉公可真是做到了家。他為人随和而且好客。為錢老部長張羅請客吃飯,是“錢辦”工作人員的常事。但性質卻有點“另類”:公務活動,私人留飯。平時一些省市紡織工業廳局長來京向他彙報工作,到了吃飯時間,他都是讓秘書通知食堂準備飯菜,熱情招待,費用由他自己支付。當召開全國紡織工業會議時,他甚至還會在四川飯店、北京飯店宴請幾位熟悉的省市廳局長到大飯店“一叙”。宴請開支,也一律是錢老自己掏腰包。

錢老也有點“小享受”:抽點中華煙,喝點龍井茶,偶爾來杯茅台酒。三項“小享受”加起來,開支不菲。但也正是這些小事,更能說明老革命家的行為準則。即便是浙江老家輕紡廳局老熟人送少量龍井茶葉,他也不留情面,堅決“退回去”。新中國成立後,錢老長期擔任消費品工業部門的要職(紡織工業部24年,由紡織、一輕、二輕三個部合并而成的大“輕工業部”8年),在經濟方面的權力更大了,而且是在集“吃、穿、用”之大成的消費品工業部門。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以“試穿、試用、試吃”新産品的名義收點小禮品,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希望通過這個手段奉承輕紡工業領導機關及其實權人物的人以至單位,也多的是。但是,這位老革命家絕對容不得,不僅潔身自好,以一身正氣堅決擋住這種似是而非的“公共關系”,而且對部長辦公室、政策研究室、部值班室和所有部長秘書,下了一條明确的禁令:不得收受輕紡系統以“新産品”的名義送來的一切禮品;不得試穿、試用、試吃各種“新産品”。實在無法退回的,就讓部值班室登記造冊,集中保管,到年節時一并轉送公益單位。在錢部長的嚴令下,紡織工業部機關多年間根本就沒有所謂“試穿、試用”之說。

對于錢之光的清正廉潔,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錢正英有一番感人肺腑的話。她說:

之光同志的廉潔和嚴格要求自己,使我很自然地想到周總理的楷模作用。在他身上,人們明顯感到周總理所熏陶培育的幹部模式:那種一絲不苟、認真細緻的工作作風和艱苦樸素、公私分明的生活準則。他長期擔任紡織工業部部長和輕工業部部長,可是我從來未見到他家裡用過什麼輕紡工業的新産品或樣品。作為他多年的朋友,當然更未拿過他們的産品和禮品。在他逝世後,劉昂同志專程來我家中,送給我一件他最喜愛的日常用品作為永久紀念,那是一對用過數十年用以托放茶杯的小銀碟。這就是一位幾十年來為國家經營管理過億萬财富的人的珍貴用品!在他生前和死後,無論他個人或他的家屬,從未向組織提過任何名位或生活方面的要求。我至今仍認為,在他家的簡單到幾乎沒有任何擺設的客廳裡,品茗一杯清茶,談天說地,蘊含着人世間最高尚的情操。

袁寶華(原中顧委委員、國家經委主任)說:

錢老淡泊名利,一生清廉。無論在“十裡洋場”、在香港,他都沒有丢掉共産黨員的本色。我曾多次到他家去,他一直住在那個小院子裡,房子裡的陳設太簡單了。錢老一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在錢老部長家的起居室裡,一張修修補補多次的舊藤椅,陪伴着這位老革命家直到離世。哲人逝去,風範猶存。中國共産黨的優良傳統,是一大批革命家高尚精神力量堆積起來的。錢之光同志留下的寶貴的無産階級革命家的曆史榜樣,是中國共産黨人精神寶庫中的一件珍品。■

作者系國資委紡織離退休幹部局離休幹部,《中國紡織報》原總編輯,原紡織工業部紡織工業咨詢委員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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