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虎穴，守護陝甘甯邊區門戶
1936年6月，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合，成立了西北中央局，吳老任白區工作部部長，我在組織部當幹事。當時張國焘搞分裂黨中央的活動，吳老堅決站在黨中央、毛主席一邊，與張國焘針鋒相對地展開了鬥争。張國焘對吳老懷恨在心，搞了一個陰謀，在甘肅南部要他帶很少的人去收編一個毫無基礎的土匪部隊，組織“抗日救國軍”，以此排除異己。吳老看破了張國焘的陰謀，警惕性很高。當我們的紅軍大部隊遠離後，土匪頭子上演了一場“鴻門宴”，企圖殺害吳老、戚大姐（吳老的夫人）和随行的同志，吳老挫敗了他們的陰謀。這股土匪于無奈之下，夾着尾巴半夜逃跑了，吳老則帶着我們的同志順利趕回部隊。
西安事變後，黨内以王明為首的少數人認為，國共兩黨既已合作，就不需要再搞秘密工作了。但周恩來副主席卻根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原則，堅持派一批優秀幹部到國民黨統治區搞隐蔽鬥争。有秘密工作經驗的吳老被指定帶領一批同志深入虎穴，守護陝甘甯邊區的門戶——西安，開展對敵鬥争。事實證明，周副主席的預見是完全正确的。1938年底，形勢發生了大變化，國民黨開始了反共活動，這時的西安便成了國民黨包圍陝甘甯邊區的軍事基地和特務基地，也成為敵我鬥争最尖銳的場所。面對敵人政治上的反共、軍事上的包圍、特務上的破壞，吳老帶領我們這支秘密情報隊伍插入敵人的心髒，與國民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争。
我們這支革命情報隊伍由黨中央直接領導和指揮。遵照毛主席“隐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的方針，我們采取革命的兩面政策，打入敵人内部。在國民黨的要害部門，都安插有我們的黨員骨幹和朋友，我們掌握了敵人的黨、政、軍、特的各種核心機密。如當時胡宗南的副官熊向輝、機要通訊科科長戴中溶、侍衛隊分隊長王昭賢、西北軍參謀處長成子慎等，都是我們的同志，甚至連西安國民黨特務偵緝隊隊長的職務都是由我們黨的肖德同志擔任的。還有一位名叫霍建台的同志，長期潛伏在敵特務機關工作，并被安排在西安辦事處旁邊，名為監視我們的行動，實則經常給國民黨送假情報、過時情報，而為我們送來的卻是真實可靠的消息。敵人為了掌握我方情況，在八路軍辦事處周圍布滿了密探，如擺煙攤的、拉黃包車的，無奇不有，但敵人并沒想到其實這些人中就有我們的同志。所以，敵人針對我們采取的一切活動，我們都能及時掌握。
吳德峰與夫人戚元德
毛主席說，西安的情報工作是我黨曆史上最成功的
1939年，國民黨在國共合作的幌子下，搞起了防止“異黨”（指共産黨）活動，後來共産黨在他們眼中變成了“奸黨”，他們還拟定了處理“奸黨”方案。當我們将此情報彙報給中央後，黨中央據此編印了一本《摩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揭露了敵人的陰謀。國民黨一計未成又生一計，肆無忌憚地多次進行反共。繼1939年晉西事變、1941年皖南事變兩次反共高潮之後，1943年胡宗南又糾集了30多萬軍隊搞閃電戰術，妄圖一舉攻占延安，“捕捉中共首腦”。關鍵時刻，我們将确鑿情報反映到中央，中央對其部隊番号、主要駐地，以呼籲停止内戰通電形式公布于衆，加以揭露，使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美夢破産。1947年，蔣介石又命令胡宗南攻占延安，我軍迎戰十倍于我的敵人，形勢對我們極為嚴酷。戰鬥過程中，我們通過多種渠道，弄清了敵人的政治陰謀、軍事計劃、部隊調動，有力配合了我軍作戰。吳老在西安建立的情報工作，為保衛延安、保衛陝甘甯邊區、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了重大貢獻。
吳老曾以《工商日報》記者、國民黨三十八軍高級參議等身份活動在西安，這些公開身份為他搞社會調查創造了條件。他從所得到的材料中，認真進行綜合分析，以占有的詳細材料列明了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工作人員的狀況。這些人中，反對共産黨、不願抗日的是少數，擁護共産黨和堅決抗日的也是少數，中間派則占多數。這些材料報送毛主席後，毛主席曾找吳老詳談，深表贊許。這為我們黨制定“發展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以及當時政權建設中實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決策的參考。毛主席曾說，西安的情報工作是我黨曆史上最成功的，要發勳章首先該發給他們。
我們的情報機關并不是孤軍作戰，當時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伍雲甫同志負責）和中共地下黨員、陝西省委書記楊清同志（即歐陽欽同志），都給予我們工作極大的支持。八路軍辦事處為我們提供了掩護，地下黨則為我們介紹了很多黨員和關系。我們一方面依靠黨的忠誠分子，另一方面也團結了不少同情者，甚至利用了國民黨内部的派系矛盾開展對敵鬥争，準确及時地向中央提供各種情報，使黨中央對西安的敵情了如指掌。
做秘密情報工作必須具有崇高的革命情操和臨危不懼、臨難不苟的忘我犧牲精神，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保持沉着冷靜的頭腦。吳老不僅具備上述精神，而且多謀善斷。在西安，我們的機關設在曹家巷十二号，而隔壁十三号就住着國民黨第十戰區政治部主任，每天晚上還能聽到敵人的反共宣傳。因為和敵人住在一起，倒顯得更加安全。在西安的隐蔽鬥争中，吳老非常注意調查研究，對社會現象有着深刻的了解，更熟悉流氓、特務、三教九流的習性，同時也掌握了敵人内部的一些活動規律。有一次，吳老被一個特務盯了梢，他靈機一動，繞道向軍統特務站長許守素家中大搖大擺走去（因為當時知道許在特務機關辦公）。敲門後傭人出來招呼，看到這種場面，特務誤以為是跟上了自己的人，吓得溜掉了。
“吳鐵铮”審吳鐵铮
吳老在西安的化名叫“吳鐵铮”。因工作需要，他經常秘密出入八路軍辦事處。一次，敵特從叛徒彭宗藩處獲悉所謂“西安中共高級負責人吳鐵铮”，國民黨特務如臨大敵，密令四處抓捕“吳鐵铮”。此情況是由打入敵人内部的同志報告給我們的，同時周恩來副主席在重慶也得到了這一消息。為了吳老的安全，大家一緻認為吳老應立即撤回延安。吳老認真分析了情況，認為敵人并沒有掌握真實情況，決定沉着應付，再觀察一下。敵人追查不着“吳鐵铮”的下落，後來在我們打入敵人内部同志的“引導”下，查到胡宗南的中央軍校分校中有一名教官叫吳鐵铮，敵人就将他作為嫌疑犯關押了起來。此人曾是胡宗南黃埔軍校的同期同學，因找不到證據，關押很久才被保釋出來。解放戰争時期，他是國民黨第三軍副參謀長，在石家莊戰場上被我軍俘虜。那時吳老是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敵軍工作部部長，在審訊時，吳老問吳鐵铮抗戰時期在西安為什麼被抓，他說至今他也搞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大革命時期同情過革命被抓的，演了一場“吳鐵铮”審吳鐵铮的“雙包案”。
“老奸巨猾”吳德峰
吳老搞秘密工作在國内外享有一定聲譽，國民黨稱他為“老奸巨猾”的“中共高級特工人員”。新中國成立後，張治中去西安進行調查，并寫了《國共兩黨之比較》一書。在給蔣介石的萬言書中，他講到國共兩黨特務工作之比較時說：“你是最相信特務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讓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認為西安的特務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後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總部周圍，安裝有三部共産黨秘密電台。你的命令發出後，不到兩個小時中共總部就全部知道，而你的部下還不知道。你所用的特務都是社會渣滓，為人民所唾棄，而共産黨人做這項工作的都是黨中的優秀幹部、忠誠黨員，而且足智多謀。從這一點來看，你靠特務起家，又以特務失敗告終，胡宗南最後全軍覆沒其為原因之一。”由此可見，吳老在西安的情報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當然，在西安領導秘密情報工作的不隻吳老一人，以後還有其他同志，但他是這項工作的奠基人，為西安後來的情報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堅強黨的觀念，嚴肅黨的紀律，是吳老高貴品質之所在，他從不因形勢緊張、環境惡劣而放棄對自己下級的教育，在秘密工作特殊情況下，依然召開一定範圍内的黨員生活會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包括對他本人的批評。在他的耐心教育下，我黨培養了一批優秀幹部，解放後不少人成為黨和國家各部門的負責幹部。
對敵隐蔽鬥争工作不僅危險性大，而且生活也異常艱苦。那時每人每月隻有三塊錢的津貼費，全憑着自己的黨性來幹工作，同志們不留名，不圖利。吳老總是以身作則，帶領同志們團結戰鬥，整個集體像個革命大家庭一樣。我當時就是以吳老表弟的身份住在他家，連一個正式的組織名義也沒有。作為該組織負責人的吳老，也沒有一個正式職務，隻是作為一般家庭掩護在那裡。但就是這個“家庭”，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控制了整個西安的敵情，像一把鋒利的尖刀，插入敵人的心髒。
“文化大革命”中，吳老和其他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一樣，沒有躲過林彪、“四人幫”的摧殘、迫害。他家被抄，住房被貼封條，水、電全被掐掉，連上廁所也要上大街，工資停發。當我得知這麼一位老同志、老革命處于如此艱難困境時，氣得流下了眼淚。我當晚給周總理寫信反映了情況，總理當即批示同意我的意見，并說：“吳德峰同志在1931年前後，當王明等篡黨時，他是堅決反對王明的；在二、四方面軍會合後的長征途中，他當時任中央局的白區工作部長，是堅決反對張國焘的；雙十二後在負責西安秘密情報工作中，是忠于毛主席，反對王明、博古錯誤路線的；在上海和西安白區秘密工作中是忠于黨的。他對敵鬥争是勇敢機智的，對黨是有很大貢獻的。”并電話通知北京醫院，沒有他的批準不準吳德峰出院，這樣吳老在北京醫院被保護了一年多。
懷念吳老使我們進一步懂得中國革命勝利來之不易，沒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就沒有今天的偉大勝利。吳老曆經了中國曆史上推翻剝削制度、壓迫制度最艱苦卓絕、最翻天覆地的鬥争，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甘願冒着生命危險在工作。吳老雖然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但他那種堅信馬列主義、堅持共産黨領導，艱苦奮鬥的作風，靈活機智的對敵鬥争藝術，甘當無名英雄的高尚品德，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光輝典範。■
作者系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此文寫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