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阿勒格尼縣法院前，200多人聚會抗議警察射殺一名非裔高中生。韌性似乎正是人類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推動着人們去克服生命威脅
夏威夷實驗：為什麼有些孩子富有韌性？
夏威夷群島有數百個島嶼，其中8個主要的島嶼包括考艾島、毛伊島和夏威夷島等，被稱為“大島”。
1955年，米瑞娜（Mirena）生于考艾島。那一年，兩位美國心理學家艾米·維爾納（EmmyWerner）和魯斯·史密斯（RuthSmith）在島上開展了一個研究，他們調查了島上698名兒童的生活環境，并在他們1歲、2歲、10歲、18歲、32歲和40歲時進行追蹤研究，希望得知兒童早期生活中哪些因素能對他們産生積極影響，哪些因素會阻礙他們發揮潛能，此研究後來成為曆時最長的兒童發展和逆境研究之一。
米瑞娜也是被研究的孩子。當時夏威夷的種植園和酒店業蓬勃發展。米瑞娜的父親在海岸警衛隊工作，母親在阿羅哈航空公司演出，跳草裙舞和唱歌。她和父母以及6個兄弟姐妹住在一個三居室的房子裡，每天往返一英裡上學。回家後，孩子們負責保持室内的幹淨整潔。米瑞娜的父親是個酒鬼，父母經常起沖突，有時使用暴力，他們隻有很少的錢來養活7個孩子。
這樣的家庭在島上不算少數。研究人員将孩子們分成兩組，其中約三分之二的人被歸為低風險組，三分之一的人被歸為高風險組。所謂高風險指的是家庭貧困、父母存在心理問題、母親在圍産期有很大壓力、家庭不和睦（包括家庭暴力）、父母酗酒或患病等等。相比車禍、親人去世等巨大壓力，家庭問題所帶來的壓力強度較低，但會反複影響孩子們應對壓力的方式，并逐漸累積，持續時間達數月或更久。
1989年，在追蹤了32年後，維爾納發表了該項目的研究結果。她發現，高風險組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現了問題，比如在10歲時有嚴重的學習或行為問題，18歲時有犯罪記錄、心理健康問題或懷孕經曆。不過，高風險組依然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成長成有能力、自信、有愛心的人，他們在學業、家庭及社會各方面都發展的不錯，他們總能做好準備，抓住新的機會。心理學家愛因斯沃斯開發出一種測量母子依戀質量的方法。圖為1973年，50歲的她正和一名幼兒玩耍維爾納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為什麼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在困境中能發展得很好？當時，心理研究者熱衷于探讨各種危險因子與心理或行為問題的關系。人們認為，在高危和壓力下的兒童發展，必然導緻适應不良。盡管也有一些人兒時經曆了嚴重的壓力或逆境，長大後卻功能完好，甚至很優秀。但是這些例子被認為是個别的，不具有代表性。這些令人敬佩的兒童被稱為堅不可摧、刀槍不入、無懈可擊、不可征服、超級兒童、英雄等等，但是人們很快認識到“堅不可摧”這樣的詞并不符合事實，于是抗壓、韌性等詞語逐漸取而代之。resilience是名詞，其動詞為resile，源自拉丁語resile，意為“跳回”，被翻譯成心理韌性、複原力等等。
所謂心理韌性，指人的心理功能并未受到嚴重壓力、逆境影響的一種發展現象。通常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曾經生活在高度不利的環境中，戰勝了逆境，獲得了良好的發展；二是雖然生活在不利環境中，但功能不受損害；三是能從災難性事件中成功恢複過來。如果将這個定義應用到一種心理狀态上，我們會說一個具有心理韌性的人能夠在離婚、失業，甚至失去親人時恢複到原有的生活狀态。
維爾納在考艾島的研究發現，表現出強大韌性的高風險兒童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家裡有4個或更少的孩子，他們與兄弟姐妹之間的年齡間隔至少兩年，很少與他們的主要照顧者長期分離，并且至少與一個照顧者關系密切。如果是女孩，則沒有青少年時期懷孕的經曆。
對于不同年齡段的人來說，擁有強大韌性有着不同的重要因素。比如10歲時，順利成長與出生時沒有并發症、父母遇到的困難較少（如心理健康，不存在長期貧困或養育困難等）有關。18歲時，積極的個性特征對成長有幫助，和人之間的積極關系也有很好的影響，這種關系不一定與父母有關。32歲和40歲時，擁有穩定的婚姻非常重要，對于童年不幸的人來說，和諧的婚姻是一個具有重要保護意義的轉折點。此外，謀到穩定的職業，畢業後參軍也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威斯康星靈長類動物實驗室主任哈洛，他關于恒河猴母子關系的實驗讓人們重新思考了嬰兒的主要需求廣泛的研究表明，兒童面臨的風險因素越多，他們可能需要補償的保護因素就越多。這些因素中一些和運氣有關，比如有韌性的孩子可能遇到了一個支持他的父母、老師、照顧者、導師等等。但另一方面，很多因素是心理上的，與兒童如何應對環境有關。從孩提時代起，有韌性的孩子就傾向于“以自己的方式面對世界”。他們獨立、自主，尋求新的體驗，并有“積極的社會取向”。他們在幼時被形容為積極的嬰兒，如“活躍”“可愛”或“警覺”，他們在學校裡有朋友，有家庭以外的情感支持。
有心理學家認為，有韌性的孩子有心理學所稱的“内部控制源”：他們相信命運由自己掌控，接受無法改變的事情，把危機看成學習與成長的機會，而非無法承受的問題。他們心中有廣闊的藍圖，因此能夠忍耐很長一段時間内的不幸。
還有一些情況引起了研究人員的注意，一些在青少年時期“脫軌”的孩子，在三四十歲時，往往在沒有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幫助的情況下成功扭轉了局面，讓生活步入正軌。這種轉變非常複雜，涉及許多因素，學校、軍隊、宗教，以及重要人物的出現等等。
米瑞娜對父母在生活中的角色，以及有人支持的重要性做過很多思考。她是家裡最大的孩子，感到有責任解決家庭問題。她記得父母激烈争吵的場景，母親把廚房裡所有的瓶子都弄壞了，家裡到處都是血。她很沮喪：“我能做什麼？我隻是個孩子。”
幸運的是，她的祖母住得不遠。糟糕的事情發生時，她會穿過公園，穿過甘蔗田，渾身沾滿紅色的泥土，來到祖母家。祖母把她帶到外面的水池裡洗掉身上的泥巴，然後帶到家裡的浴缸裡給她洗幹淨。她并不算很好相處的孩子，有時咄咄逼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面待着，渾身髒兮兮的，一頭長而蓬亂的頭發，隻有祖母能把她洗幹淨。
她知道，祖母很愛她。這對她影響很大：無論什麼情況，還有人愛她。後來，米瑞娜養育了7個孩子和15個孫輩，在撫養孩子最艱難的時刻，她常常想起祖母。她知道自己要給孩子們盡可能多的關愛，就像當年祖母對她那樣。維爾納認為，很多具有心理韌性的人在經曆了一番刻骨銘心的成長之後，會更加富有同理心。如此一來，逆境就可以與心理靈活性、愛心和關懷連接起來，最終帶來樂觀的思維方式。
12歲時，米瑞娜去了寄宿學校，發現家庭并不是都像她家那樣。之後她留在學校工作，在那裡遇見了自己的丈夫。
如今，我們知道，父母或主要照料者如何照顧我們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實驗開始的時候，許多關于童年經曆如何影響成年自我的研究尚未發表，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愛和情感對兒童的重要性。
我們對養育的理解有些來自對動物的觀察。20世紀30年代，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哈利·哈洛将嬰兒恒河猴與母親分開，并将它們分開飼養。他允許小猴子去找兩隻較大的猴子模型：一隻用鐵絲制成，身上裝着喂奶裝置；另一隻用軟毛巾布材料覆蓋，但是喝不到奶。小猴子幾乎所有時間都待在柔軟的毛巾媽媽身上，隻有在餓了才去鐵絲媽媽那裡吃奶，吃完之後又快速回到毛巾媽媽身邊。這個違反倫理的研究讓人懷疑，之前關于“食物和住所是嬰兒的主要需求”的想法，并認為舒适的懷抱可能比以前認為的更加重要。
之後，心理學界發展出了對育兒影響至深的依戀理論，提出者是美國心理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Bowlby），他将其定義為“跨越時空将一個人與另一個人聯系在一起的深刻而持久的情感紐帶”。大多數嬰兒與其照顧者形成了一種依戀關系，早期的依戀關系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們與他人相處的模式打下基礎，即使在成人的浪漫關系中也是如此。
鮑爾比對孩子和他們的照顧者很感興趣。他最早的研究之一是來自倫敦診所的88名青少年患者，他們中有一半被指控盜竊，另一半有情緒困擾，但沒有表現出犯罪行為。鮑爾比注意到，這44個未成年小偷更可能在幼時失去照料者。這使他想到早期失去經曆會如何産生深遠的影響。1957～1958年，鮑爾比在斯坦福行為科學進修中心得知了哈洛的恒河猴母愛剝奪實驗。1958年，51歲的鮑爾比形成了依戀理論的基礎，開始用動物行為學和發展心理學對依戀理論進行論述。他寫文章強調，親子關系失調會成為兒童突出的危險經曆，将對後來的發展産生重要影響。
後來，鮑爾比的同事瑪麗·愛因斯沃斯（MaryAinsworth）開發出一種測量母子依戀質量的方法，這種方法至今仍在使用。這種被稱為陌生情境測驗法的方法通過讓照顧者離開房間，然後返回，觀察留在房間裡的幼兒對照顧者和陌生人的反應。根據他們的反應，依戀可以分成三類：安全型依戀、焦慮－回避型依戀、焦慮－抵抗型依戀，這可以部分預測幼兒後來的發展。最令人擔憂的分類是“混亂的依戀”，這些兒童的依戀對象對他們造成了傷害，比如父母對兒童的需要不敏感，或者是以反複無常或遺棄的方式照顧兒童，這可能會導緻孩子成年後和他人交往以及調節情緒的能力較差。
米瑞娜思考了很多和親人的關系，“哪怕隻有一個支持者，對孩子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韌性是動态的，可以習得
1976年3月7日，《華盛頓郵報》曾以《逆境對一些孩子來說小菜一碟》為标題刊發文章，宣揚兒童的超能力。後來，研究人員慢慢意識到，韌性隻是一個平凡的魔法，它的神奇之處在于身處高危環境卻能扭轉局面。更為重要的是，它很平凡，很常見，是一種很多人都會的魔法，它并非少數人獨有的超能力，而是人類普遍的發展現象。
從進化角度來說，人類遭遇數不清的困境，我們擁有同樣的基本應激反應系統，這一系統和其他動物的一樣，都已進化了數百萬年，大多數人都能很好地使用該系統來處理壓力。
韌性似乎正是人類機體中存在着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它會在逆境下自然地展現出來，推動着人們去克服生命威脅，追求自我實現。
研究人員從更加極端情況下的孩子們身上驗證了韌性的這一特質。上世紀90年代，羅馬尼亞前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倒台之後，人們在孤兒院發現很多兒童。陰冷的房間裡擠滿了大眼睛的小孩，他們從嬰兒床上爬起來，盯着拍攝他們的西方攝影師看。
齊奧塞斯庫統治的年代禁止堕胎和避孕，導緻出生率大幅上升。因為貧窮，父母不能或不想養育的孩子不斷湧入羅馬尼亞的孤兒院，最終人滿為患。無人照顧的孩子在孤兒院裡經曆巨大的情感剝奪和忽視，他們沒有人擁抱或安慰，沒人哄他們睡覺，隻能得到基本生理需求，比如食物和保暖。事情曝光之後，人們紛紛收養孩子。英國衛生部聯系了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心理學家邁克爾·魯特（MichaelRutter），讓他研究這些孩子日後的發展如何。當時被英國人收養的孩子有324名，他接觸了其中144名。
這些孩子均在5歲之前被領養。魯特在他們到達英國後不久就對其狀态進行了調查，又在其11～15歲期間進行了後續的問卷調查以及測試，大約四分之三的人在22～25歲間再次參與了調查。通過這種獨特的“自然實驗”，科研人員對人類早期經曆的剝奪可能會帶來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當時流行的說法是童年時期的嚴重逆境導緻了一系列情緒和行為問題。但是魯特的研究發現了一些不同的結論：除了少數特殊的孩子，比如自閉症兒童，普通孩子的情緒和行為問題并沒有增加；如果孩子們在六個月之内被收養，他們會發展得更好。
魯特認為，面對逆境時的适應力是一個動态的過程，兒童的發展涉及變化、挑戰和連續性，韌性不是固定的特質。“你可以适應某些事情而不是其他事情，在某些情況下，你可以保持韌性而其他人不能。”不過他也承認，對某些事情具有韌性的人更有可能對其他事情也有韌性。
魯特提供了一個醫學類比：“保護兒童免受感染的方法是允許自然發展免疫力，兒童從早期暴露于有限的病原體中受益，從長遠來看，不和病原體接觸是有害的。同樣，孩子們在生活中需要一些壓力，這樣他們才可以學會應對。”壓力和應對方式之間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某些應對方式比其他方式更有幫助，一些保護因素意味着壓力得到更好的管理。齊奧塞斯庫政權垮台後，羅馬尼亞大約有13萬名孤兒，大多數孩子的可怕境遇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圖為被遺棄的羅馬尼亞兒童，正準備在布切亞孤兒院就寝維爾納也發現，随着時間的推移，韌性可能會發生變化。一些有韌性的孩子特别不走運，他們在遭遇了各種壓力的打擊之後，韌性消失了。她解釋說：“韌性就像常量計算，方程的哪一邊更重，是韌性還是壓力？如果壓力非常強大，會使韌性不堪重負。簡而言之，大多數人都有一個臨界點，如果突破這個臨界點，這個人可能會被擊垮。另一方面，有些小時候沒有韌性的人，反而在後來學會了韌性。長大以後，他們克服了逆境，像那些一直堅韌不拔的人一樣茁壯成長。”這又産生了一個問題，即如何學習韌性？
喬治·博南諾（GeorgeBonanno）是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的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他認為韌性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個人的認知。也就是說，你是把一個事件看成是創傷，還是一次學習成長的機會？他的理論很簡單，每一件令人恐懼的事，不管從旁觀者立場上看它有多麼消極，是否會讓人痛苦，都因經曆它的人而異。
拿一些極端事件來說，比如一個好友的意外死亡，你可能會為此感到傷心，但如果你能在這一事件中發現意義，那麼這件事就不算是創傷。也許它會讓你注意到某些疾病，或者是應該和社會建立更密切的關系。經驗并不會和事件死闆地捆綁在一起，它在于人們對事件的心理解釋。
博南諾認為，通過調整對事情的看法，我們可以決定自己受到創傷程度的大小。美國神經學家凱文·奧克斯納的研究也表明，讓人們學會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刺激，比如在人們第一反應較為消極時，用積極正面的詞彙重塑他們的想法；當人們的第一反應體現出熱烈的情感時，則用情緒較淡的詞彙來引導，以此來改變他們對刺激的體驗和反應。這可以讓人們更好地調節自己的情緒，這樣的訓練可能會可以産生持久的影響。7月7日，退休軍官身着查理·卓别林的裝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街道中穿行，與路人合影，給人們帶來輕松愉悅針對我們如何解釋事情的研究也有了類似的進展。積極心理學創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發現，訓練人們改變解釋方法，包括從内到外（“壞事不是我的錯”），從全局到特殊（“這件事微不足道，并不會大到預示着我的生活出了岔子”），從永久到暫時（“我可以改變現狀，而不是認定它無法改變”），能讓心理更加滿意，并且不易患上抑郁症。内在控制也是一樣，内在性更強的控制會讓人感覺自己壓力更小、表現更好，外控到内控的轉變還會讓人心理更健康，工作表現有實際提高。支撐韌性的認知能力也能夠慢慢習得，從無到有地塑造韌性。
不幸的是，相反的情況也會出現。我們可以在自己的頭腦中創造或誇大壓力源，我們會因為很小的事在心裡勃然大怒，反複想着它，搞得自己發瘋，就好像那件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将逆境視為挑戰，你将變得更加靈活，也能把事情處理好，從中學習和成長；如果讓它緊緊纏着你，把它視為威脅和潛在的創傷，則會導緻持久的問題，你會變得愈發頑固，也更容易受到不利因素的影響。
目前，心理學家已經把韌性理論應用于實踐，韌性幹預在兒童和青少年教育實踐領域應用的最廣泛也最富有成效，目的是要讓孩子獲得應對挑戰的各種生活技能。除此之外，美軍國防部成立了心理韌性與預防指揮部，專門負責心理韌性培育的指導工作。為提高心理韌性培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美國各軍兵種也開發出了一系列相關項目。塞利格曼指導的軍人綜合健康計劃是一項美國陸軍為軍人、文職人員及其家庭成員提高軍事成績和保持全面健康的心理韌性培育計劃，幫助他們适應環境變化，減少心理疾病的發生，讓軍隊變得更加強大。
你的大腦可以改變
目前，我們對韌性的機制以及如何提高還知之甚少。如果我們将其視為一個變化的過程，我們的大腦、思維和行為會如何變化，以幫助我們應對不利的環境？倫敦大學學院發育神經科學和精神病理學教授埃蒙·麥克羅裡（EamonMcCrory）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
他的團隊收集大腦圖像，進行認知評估、DNA和感知數據的組合，這些數據來自受虐待兒童以及未受到虐待的對照組。這兩個群體在年齡、青春期發育、智商、社會經濟地位、種族和性别等方面非常匹配。研究人員的目标是在資金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長時間的跟蹤他們，試圖預測遭受虐待的孩子是具有韌性還是會發展困難。
麥克羅裡曾在國家防止虐待兒童協會工作，他了解這一人群所面臨的臨床挑戰：“如果有一百個孩子被提到經曆過虐待，我們知道他們中的大多數實際上不會産生心理健康問題，但是少數人的風險會顯着增加。目前，我們還沒有可靠的方法來了解哪個是安全的，哪個孩子會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麥克羅裡已經确定了可能存在差異的三個主要領域：如何處理威脅、大腦結構和自傳體記憶。針對退伍軍人和受虐待兒童的研究表明，參與處理威脅的大腦區域如杏仁核都更為敏感。如果你經常處于危險之中，那麼你的大腦可能已經适應了對威脅的敏感。研究人員發現，在家庭中經常受到虐待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察覺到威脅，預感到疼痛。這種警覺性在惡劣環境中可能會對他們有所幫助，但會導緻長期的緊張和焦慮。
該團隊還對孩子的大腦進行掃描，試圖了解受虐待兒童的大腦結構差異随時間推移是穩定還是變化。“我們對大腦結構随時間推移的可塑性知之甚少，我們知道眶額葉皮質和颞葉有結構差異，但我們不知道它們是靜止的還是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至少在某些兒童中是這樣。”他說。
他認為第三個方面是自傳體記憶。自傳體記憶這個參與思考和處理個人曆史記憶的大腦系統也可能受到早期創傷經曆的影響，其形式在短期内具有适應性，但在長期看來并無益處。如果過去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你會想要避免記住它們，這可能會導緻細節上的缺失。“自傳體記憶是你記錄和編碼自己的經曆并理解它們的過程。我們知道患有抑郁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有一個過于概括化的自傳體記憶模式，他們在回憶過去的經曆時沒有那麼鮮活。我們也知道經曆過虐待的孩子可能會顯示出更籠統的自傳體記憶。如果你過去發生了可怕的事情，那麼你就會想要避免思考和記住它們，不能按要求描述具體事件，隻能提取類别化、概括化的記憶。”
縱向研究表明，過度概括化的記憶模式可能會成為未來疾病的風險因素。“有一種假設認為，過于概括化的記憶會限制個人有效吸收未來經驗的能力，因為我們借鑒過去的經驗，來預測未來事件出現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并利用這些知識進行判斷。因此，過度概括化的記憶可能會限制一個人判斷未來壓力因素的能力。”
回到夏威夷的米瑞娜，她發現自己很難知道記憶是否受到早期經曆的影響。她對家庭成員的記憶是複雜的，父親是“一個聰明的人”“一直在讀書”“是一個普通人，除非他喝醉了”；母親是“一個美麗的夏威夷女人，有一個美麗的聲音”。除了這些描述之外，她還有更深刻的回憶，她看到母親曾多次試圖殺死父親，因為父親喝醉了，母親很生氣，而她通常會試圖阻止他們。回憶過去，米瑞娜有時會雙眼含淚。
研究人員也愈發了解心理韌性這一現象的遺傳和生物學因素。耶魯大學兒童研究中心的精神病學家斯蒂文·索思威克（StevenM.Southwick）出版了一本書叫作《韌性：掌握生命最大挑戰的科學》（2012年），他認為心理韌性特别好的人，其壓力荷爾蒙的水平會在承受精神負擔後迅速下降，身體出現的炎症反應也會減輕。通過這種方式，人們能更快得從壓力中恢複，或者說他們能開始習慣壓力。
遺傳學研究發現，調節交感神經系統、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和血清素系統的基因多态性，部分決定了我們對壓力的生物反應是過于激烈還是過于溫和，或者在最适合的範圍内。此外，對同卵雙胞胎的研究發現，其中一個雙胞胎暴露于創傷性應激源如戰鬥，但另一個雙胞胎沒有，估計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總體遺傳率為32%～38%。這意味着對于韌性來說，（删掉）遺傳基因很重要，但基因（删掉）并非全部。
許多神經生物學因素和系統都與韌性相關，包括交感神經系統（即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和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即皮質醇），它們會對壓力和危險迅速做出反應，一旦危險過去就關閉;多巴胺獎勵系統即使在慢性壓力期間也能繼續激發積極情緒;完整的海馬使我們能夠形成新的記憶，區分危險和安全的環境，并有助于調節我們的壓力反應;高度發達的前額葉皮層，可以通過抑制杏仁核來調節對壓力的情緒和行為反應，杏仁核在處理和觸發與戰鬥-逃跑反應相關的原始情緒中起着核心作用。
新興的科學研究已經開始表明，與韌性相關的神經生物學系統可以得到加強，更加适應壓力。例如，使用腦電圖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的研究表明，正念冥想和認知評估訓練可以增加左前額葉皮層的活躍度。這一點非常重要，左前額葉皮層活躍程度較高的人會從憤怒、厭惡和恐懼等負面情緒中恢複得更快。
此外，大腦的海馬與韌性以及我們對壓力的反應密切相關。衆所周知，皮質醇長時間升高的不間斷應激可以破壞海馬神經元。而海馬有助于調節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對其神經元的損傷會降低它們抑制應激反應的能力，結果可能對海馬神經元造成更大的損害。而神經生長因子，如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可以促進腦細胞生長，延長細胞的存活時間，修複受損的神經細胞。在動物研究中，劇烈的有氧運動會增加神經生長因子的水平，似乎可以抵禦壓力的一些負面影響。
随着科學家們更多地了解遺傳學、發育、認知、環境和神經生物學的複雜相互作用，很可能開發出行為、社會和藥理學結合的幹預措施和培訓計劃，以增強對壓力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找出影響韌性的高危因素，通過來自個人、家庭、社會三方面的保護性因素，共同抵抗環境的不利影響。
“從根本上來說，韌性來自于人不斷成長發展的向上的生命力。韌性是人類生存的本能，能讓我們度過生活中的嚴重壓力。我們想在地球上留下我們的足迹，就必須前進。”維爾納說。
資訊：
心理韌性本質上是一套技能，而非一種性格或性格類型，它使人們不僅可以度過困難時期，而且可以在此之後茁壯成長。就像橡膠在擠壓或擠壓後反彈一樣，人類的心理韌性也是如此。
現代成像技術使得科學家可以實時觀察大腦内部，研究壓力情況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大腦的結構和功能。他們了解到，韌性訓練可以改變大腦，使其更具韌性。韌性訓練可以幫助人們有效地治療慢性疾病并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
大多數心理韌性研究仍然是針對災難的幸存者，比如洪水、火災、海嘯、地震、幹旱以及軍人。除了這些極端經曆，很多人在生活中也會遭到普通的壓力。
現代人不需要捕食者來引發壓力反應。一些研究表明，即便是社交引起的痛苦感覺，比如被拒絕和孤獨，也會像恐懼一樣放大相同的神經通路。被拒絕或失敗，就像看到一隻狼那樣激活了同樣的大腦回路。問題是，即使我們不再碰到狼群，我們也會不斷激活與日常壓力相同的恐懼神經通路，擔心未來，憂慮過去。我們越是使用這種神經元高速公路，它就越有效，這種思維模式就會被默認。新的研究表明，人類可以重新訓練他們的大腦。随着時間的推移，如果人們充分利用新的途徑，就會産生應對壓力的新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