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逆力的視角來說，留守兒童面臨的是雙重的風險：一方面，他們在生活中要應付更多的壓力、挫折與混亂；另一方面，他們的資源更少，也缺乏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
故事能有多大的力量？
我在惠新西街地鐵站口見到李春宴，她穿一件藍色的連衣裙，長發披肩，皮膚黑黑的，看上去自信、開朗。
她在一個名叫“歌路營”的公益組織工作。這個組織開發了一個叫“一千零一夜”的項目，通過廣播，每天為農村留守寄宿孩子提供15分鐘的睡前故事。
為什麼是一千零一夜呢？
“我們算過，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住校大概會在學校住滿1000個夜晚，因此我們這個項目命名為新‘一千零一夜’，每天播一個故事，不要求你要讀大學、高中，考多少分，但希望故事能陪伴孩子每一天健健康康地成長。”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各地的公益機構、政府、學校談合作，把一千零一夜的睡前故事項目落地到有需要的學校去，為各地的學校做培訓，引導學校申請并使用睡前故事項目。目前，這些故事已經覆蓋到全國700多個縣，5000多所農村寄宿學校，惠及學生近150萬人。
每天一個15分鐘的故事，能有多重要呢？
“這些故事的力量在于，它每天都在那裡，每天都在陪着孩子。”李春宴說。不難感覺出，她對“每天”的強調裡有一種特别的意味。
“我一直找不到一個很好的詞來形容這種感覺。”她說，“英文裡有個詞叫routine，日常嗎？你感覺你的生活是正常的。每天都有人在關注着你。”
就這些睡前故事的效果，他們專門做過調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對孩子心理健康影響越大的，就是這些故事播放的頻率：如果每天聽，效果就特别好；一周兩三次，效果一般；如果一周一次都保證不了，就沒效果，還可能倒退。
為什麼會這樣？我後來查資料才發現，原來家庭生活中一些簡單的日常與儀式，比如家庭聚餐、睡前故事等，的确是培養孩子抗逆力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和諧、穩定與歸屬感，可以在逆境中為孩子提供平衡。李春宴，第一代留守兒童，研究生畢業後去雲南一所農村初中學校支教，之後在公益組織歌路營工作，推廣一款針對農村留守寄宿兒童開發的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項目（王旭華攝）比如家庭聚餐，這項家庭日常行為中包含了餐桌秩序、禮儀、對話等多種因素。伊利諾伊州大學心理系芭芭拉·費瑟教授在一項針對近20萬美國兒童和青少年、17項有關飲食結構和營養狀況的研究中發現，每周有固定聚餐時間的家庭，不僅孩子更優秀，婚姻也更穩固。“也許家長做不到讓全家每周七天都在一起吃飯，但是如果一周能安排三次家庭聚餐，就是對孩子健康極大的保護了。”
美國兒童抗逆力研究專家安·馬思滕（AnnMasten）曾經寫過一本書《平庸魔法：發展中的韌性》（OrdinaryMagic:ResilienceProcessesinDevelopment），意思是對孩子來說，抗逆力其實不是什麼童話故事裡的魔法或者秘方，而是來自于一些很平常、很日常性的保護性的力量，比如父母的照顧和關愛、與他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健康運作的大腦、動機等，都是影響兒童抗逆力最關鍵的因素。而其中認知、動機之類的因素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孩子與成年人之間的關系。因為隻有通過與成年人的互動，孩子才能由簡入難，學會各種應對與适應的技巧，如何停止哭泣、如何調整行為、如何延遲滿足、如何解決問題等等。
兒童抗逆力的關鍵因素，良好的養育／其他親密關系／智力／自控力／成功的動機／自信、自我效能／信念、希望、相信生命有意義／有效的學校／有效的社區／有效的文化實踐
在過去的30年中，為了生存，2.8億中國人離開了自己的村莊來到繁華的城市，形成了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潮。為了更豐厚的收入與更長遠的未來，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農村——有的交給母親（或者父親）一人，有人交給祖父母或親戚，還有的孩子隻能自力更生。
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102萬。後來《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概念進行了新的界定，确定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無法與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滿16周歲農村戶籍未成年人”。按照這種新的界定，農村留守兒童隻有902萬人。但即便如此，其中至少有36萬孩子屬于徹底的獨自留守，沒有家人照料。
對于這些孩子來說，這些日常魔法恐怕與童話中的魔法一樣遙不可及。
正如李春宴所說，這些孩子的童年以及他們對陪伴的渴求，未曾經曆過的人，恐怕很難明白。
留守，艱難的成長之路
李春宴本人就曾經是一個留守兒童。事實上，她屬于中國第一代長大了的留守兒童。正是這層經曆令她的工作有了一種非同尋常的說服力。
她出生于江西的一個山村裡。因為毗鄰廣東，去珠三角一帶打工就成了當時那個小山村裡家家戶戶的共同選擇。從她剛上小學的時候開始，父親就開始出去打工了，給人做裝修，半年一年才回來一次。這件事情多少造成了她成年後與父親之間相對的疏離，但在當時對她的打擊并不算太大。因為畢竟還有母親。
她的母親雖是農村婦女，沒有讀過幾年書，但有着一個勞動者天然的勤儉、樂觀與尊嚴。
“父親出去打工以後，她是撐起一個家的人。她是一個很能折騰的人，永遠閑不下來。她給人煮過飯、賣過水果、撿過廢紙，凡是能賺點買菜錢的工作，她都做得開開心心、坦坦蕩蕩。在她看來，用勞動換取金錢，是一件很有尊嚴的事情。”
所以，就像大部分農村孩子一樣，姐妹倆從小就跟着母親一起幹農活。父親不在家，孩子也是重要的勞動力。洗衣做飯、種地插秧收稻子，什麼都要做。作為妹妹，她可以優先選擇，但不能不做，也不能等着大人幹完活來幫她。她必須獨立完成這些。
“不客氣地說，當時我們幹活都是一把好手。記得有一年，我大概七八歲吧，夏天插秧到一半，我媽扭了腰，躺在床上起不來，親戚們也要等到插完自己家的才能過來幫我們。于是，我和我姐就叫了一幫自己的同學，呼啦啦地就把自己家剩下的秧給插完了。”
“也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父母讓我從小就知道我必須為我自己做的每一個決定負責任，并且知道，我自己的事情必須由我自己來做，不可以等着别人來幫我。”
不過，到了初中，母親也開始随父親一起外出打工。姐姐在縣城讀書，隔半年才會回來一次。隻有母親每隔一兩個月會回來一次。
那段時間裡，她跟所有家人基本上就處于一種失聯的狀态。公用電話當然有，但很貴，不是一個山村小女孩的零用錢可以負擔得起的。所以，每到周末回家，從學校走路回家要一個小時，那一個小時裡，就始終處在一種忐忑之中。
“媽媽回來了嗎？”
“媽媽回來了嗎？”
那種七上八下的不安與急切，如今回想起來，仿佛就在昨日。
當然，更多的時候，她看到的不是母親的身影，而是緊閉的門鎖。受母親的托付，隔壁大娘總會過來安慰她說：“你媽這周沒回來，你就跟着我家一起吃飯、睡覺……”
“毫無例外，每一次，我都知道嬸娘會說什麼。每一次，她那句話還沒說完，我的眼淚肯定已經下來了。”
“一次例外都沒有。”她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那種心情我很難形容。我也很倔。我絕對不跟嬸娘他們一起吃飯。我一定是自己做飯，自己吃飯，自己洗衣服，自己收拾房間，自己睡覺。我想，我大概是想讓父母知道，我能應付這一切。但同時也有一點想讓他們知道，我很可憐。我想讓他們感到内疚。”
盡管充滿了分離、孤獨和失落，但回望童年，李春宴仍然覺得，自己度過了一個幸福的童年。除了睡前故事項目，歌路營還做了班級閱讀角的項目，他們去到班裡跟孩子互動，問孩子，“誰這個學期讀過圖書角裡至少10本書”，大家紛紛開心地舉手湖南省隆回縣三閣司鎮中學是一所從五年級至九年級的鄉村寄宿制學校，2016年下學期共1632名學生，近70%是留守兒童。體育運動也是調節孩子心理狀況的有效幹預手段（曾勇攝/視覺中國供圖）
“雖然父母不在身邊，但安全感是足夠的。我相信他們雖然暫時不在身邊，但過段時間就會回來啊。而且，這種信任也是相互的。我的父母也非常相信我有足夠的能力處理獨自一人的生活。”
回想起來，小時候大部分愉快的回憶都與家鄉的山野自然有關。在山裡面砍柴火，順便采野果；在河裡洗衣服，順便玩水；在田裡采野菜，順便挖個紅薯吃……自然确實給了她許多美好的回憶，好像那時候吃的苦一點也不苦，反倒充滿樂趣。
更難得的，是父母對兩個女兒的教育上的開明和支持。“他們在我學習上給我的态度就是：你想讀到哪我們都支持，隻要靠你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就可以去讀。”
所以，她心無旁骛地讀書、考試，考上了大學本科，又如願考上南方一所重點大學的研究生。
“高考考得不好，報專業的時候也沒有人可以指導，心裡有些慌。不過，後來又考了研究生，因為想學點自己真正想學的東西。”對于求學中的挫折與艱難，她輕描淡寫幾句話就寥寥帶過了。但過去幾天的采訪，已經讓我意識到，一個農村留守兒童讀到重點大學的研究生，而且，在畢業之後，不是以生存為第一，而是遵從自己的内心做自己覺得真正有意義的工作。這條逆境中的成長之路，走得絕不容易。
支教：很多孩子還沒嘗試就放棄了
其實，如果不是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李春宴大概會像她的同學一樣，畢業後去廣州或者深圳找一份體面的白領工作，或者去當老師。
但那天，她無意間在學校的校園網站上看到“美麗中國”的宣講會。那是一家組織年輕人送去中國邊遠地區支教的公益組織。宣講會現場很冷落，稀稀拉拉地坐了20個人，不久就剩了十來個人。但她聽完後，就跟宣講的人說想加入。
“其實我看到宣講會的消息時，就已經決定要去了。參加宣講會隻是一個形式和報名，所以好像反倒沒有很注意他們講什麼，反正講什麼我都去。”她說，“我想要看看十幾年過去後，跟我有着同樣标簽的孩子們，他們的生活和學習是什麼樣。”
“這幾年有很多關于留守兒童的負面報道吧，畢節垃圾箱悶死留守兒童、兒童服毒自殺、百色助學網事件，不知道是我因為不斷地看到這些報道進入了這個行業，還是因為我進入了這個行業而格外關注這些新聞。”
總之，畢業後，她如願去了雲南的一所農村初中學校支教。那所學校就建在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的山腳下。整個學校幾乎沒有平地，從宿舍樓走到教學樓，要爬過一層又一層的山路階梯。一路風景極美，校舍與教室卻很簡陋。讓她震驚的是，十幾年過去了，雖然物質條件多少有了改善，比如孩子們終于可以吃上統一的營養餐了，但根本情況并沒有太大改善。她讀書的時候，班上考上大學的不到10個人。如今她支教的學校裡，考上重點高中和大學的依然是這麼幾個人。很多孩子從一開始就已經放棄了讀大學的念頭，甚至連高中都不想讀。
她用了一組數字來描述這些孩子的現實：50、25、5。
50是她教書時初一的學生人數，25是他們留下來準備高考的人數，5個是考上大學本科的人數。
這些數字讓她感到不安，不是因為這麼多學生不願意考大學，而是他們甚至還沒有嘗試，就如此輕易地放棄了。畢竟，對他們來說，除了上大學，并沒有其他更好的改變命運的出路。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雲杉統計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隻占一成左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2010級王斯敏等幾位本科生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占總人數的17%。那年的高考考場裡，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僅僅是北大清華。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調研得出，中國國家重點大學裡的農村學生比例自90年代開始都在不斷滑落。
“我讀書的時候，雖然也寄宿，我甚至還睡了一年地闆，但總體氣氛是開心的，跟老師同學們關系都非常好，心理狀況很健康、積極、向上，大家一起努力讀書，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但她的學生們中間，似乎彌漫着一種她的童年時代不曾有過的迷茫，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問題。一個學生曾經跟她說，他的爸爸媽媽在他一兩歲的時候就離婚了，媽媽不知道哪兒去了。後來他說，腦子裡一直有兩個聲音，覺得自己的腦子是分裂的，一個聲音跟他說不要去找媽媽，另外一個聲音說要去找媽媽，兩個聲音不斷地打架。
還有一個女孩，會因為一點小事，比如和父母吵架，或者和男朋友怄氣（早戀現象很普遍），就拿小刀劃自己的身體。
大量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研究證實，抑郁、孤獨、焦慮、人際交往、自我第等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①寄宿留守兒童“經常”或“有時”出現沉悶的情緒，其比例高達59.8%（廉恒鼎，2012）；②51.3%的留守兒童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40.2%的認為自己一無是處，寄宿留守兒童存在較低的自我認識和自尊（向燕妮，2016）；③在人際交往中，對他人的信任感較低，容易感到孤獨。根據張茜（2013）的調研發現，26.7%的留守兒童存在超重孤獨傾向。
為什麼會這樣，她并不明白。但她發現，很多時候，一個好的老師能改變很多。比如她第一年支教的那個班級，班主任是一個很開明的人，真心關心他的學生，從學業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一個小小的記賬本幫孩子們管理零用錢。那個班級的孩子的精神面貌就很好，很團結，很向上，同學之間也很友愛。
但另外一個班的狀态就很差。班主任抱怨很多，脾氣暴躁，動不動就要求家長領孩子回去。一開始，她指導那個班上的孩子們編排曆史劇，還為他們表現出的驚人的創造力深深折服，但不到一年時間，已經好幾個孩子辍學，很多孩子已經不想讀書了。
除此之外，她隐隐覺得，也許閱讀能改變點什麼。
其實，對她自己而言，主動閱讀是從高中時代才開始的。在此之前，和絕大部分農村學生一樣，她的生活中隻有課本和考試。沒有圖書館，沒有書店，也沒有任何與考試無關的書。唯一的例外是初一那年，班裡來了一位年輕的代課老師，請當時是語文課代表的她代為保管一批私人藏書（其實就是幾本《讀者》《青年文摘》，也許還有幾本小說），也可以供同學借閱。但這批書後來很快被人偷走了。為此，她愧疚了很長時間。
雖然隻是薄薄的那麼幾本書，雖然隻在她的生命中停留了那麼短的一段時光，但那幾本“課外書”卻讓她第一次意識到了在她之外，在她的村莊、學校以及貧乏的生活之外，還有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原來，生活還可以是另外一種樣子。
她之所以是今天的她，與她作為留守兒童的童年有關，也與她讀過的書有關，與初一那一次轉瞬即逝的微光有關。所以，她想，也許她也能為這些孩子創造一點這樣的微光。
她先是通過網絡向朋友圈求助，很快就征集到了兩三百本書，排滿了兩個書架。一開始隻是給她自己班上50多個學生看。但她發現，其他班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很羨慕的樣子。于是，她又通過朋友聯系上一個公益組織，對方一下子捐助了幾千本書。
為了安置她征集來的這些書，校長讓出了他自己的辦公室，桌子、茶幾、文件櫃統統搬走，又從學校各種角落搜羅來了幾排書架，終于建成了這個山村學校有史以來第一座圖書館。
說是圖書館，其實隻是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小圖書室，裡面隻裝得下十來個孩子，外面永遠有幾十個孩子在排隊。盡管規定了不能在圖書館裡看書，但總是有孩子一進來就不願意出去。就擠在裡面，直到關門。
“在農村，很多學校的圖書館是不開的，或者一兩個月開一次門，因為怕孩子會破壞書。但至少在我們那個學校，孩子們對書是很珍惜的。在圖書館建成的一年半時間裡，他們基本上沒丢過書，連損壞都極少。”
她自己也常常泡在圖書館裡。這些給孩子的書，是她自己童年時代從來沒有機會讀過的。她貪婪地讀《窗邊的小豆豆》，讀李歐·李奧尼的繪本，想象着如果小時候讀過這些書，今天的人生是否會有所不同——也許會對世界有更多一點的好奇？也許會有更自由奔放的想象力？
農村的童年，精神上的匮乏程度是城市的孩子無法想象的。很多城裡孩子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在農村的孩子看來，都是遙不可及的資源，比如書、故事以及閱讀的能力。
工作以後，她曾去過很多農村學校的圖書館。那些圖書館裡的書，要麼很老，都是幾十年前的書，或者根本不适合孩子看，要麼印刷質量很差，很可能是盜版的。她去過一個縣城鄉鎮小學，1000多個學生，算是規模比較大的學校了。學校圖書館号稱有兩萬冊書，但她仔細挑選了一下，發現勉強能給孩子閱讀的書不到1000冊。後來，她當時所在的公益組織為這所學校捐助了幾千冊圖書。但是，這也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
即使有了圖書館，有了适合孩子的書，閱讀能力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礙。作為一種高級的腦力勞動，閱讀是需要培養的，要有好書，要夠得着，要有開放的環境，還要有人帶領，而這些在農村都是很難的。有調查數據表明，在中國，農村孩子的閱讀能力落後城市兒童平均一到兩個年級。
這就是為什麼當她第一次聽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的項目時，感到那麼巨大的驚喜——就算讀起來不容易，至少誰都會聽故事吧。
一千零一夜：一種療愈的手段
6年前的一個冬天，杜爽正在甘肅調研，晚上熄燈後，宿舍的孩子吵吵鬧鬧很久都難以入睡，在吵鬧聲中隐約還傳來的孩子的哭聲。老師很淡定地說：“孩子剛開始住校，還不适應，哭一段時間就好了。”
城市兒童的睡前儀式是母親講故事，而這些孩子的睡前儀式卻是集體哭泣。“就像傳染病一樣，一個孩子哭了，整個宿舍的孩子就開始哭，然後旁邊的宿舍也跟着哭。”
這件事情深深刺激了杜爽。她是公益基金會歌路營的創始人之一，記者出身，又是一個資深的心理咨詢師，有過多年青少年心理咨詢與輔導的經曆。老師眼中的“适應”問題，在她看來卻顯然是一個“心理創傷”，對孩子未來的成長恐怕有很強的負面影響。
更重要的是，這些孩子都太小了。才一二年級，不過六七歲的樣子。那麼小的孩子，天冷了不知道添衣服，鼻子流血了也不知道怎麼辦，怕黑不敢告訴别人，被同學欺負了也不敢說出來，怕尿床，怕從床上掉下來……“獨立面對許多問題，他們會感到茫然而産生焦慮情緒，老師的照顧不到或者态度粗暴更會加重他們的心理壓力。”
她曾經無數次在農村寄宿學校看到這些令人心酸的場景。比如有一次，大晚上了，她聽到一個小姑娘的哭聲。下去一看，隻見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小小的個子，對着一地的玻璃碴子在哭。原來是她獨自扶着牆洗腳時不小心摔壞了一個熱水壺。老師迅速過來清理了現場，但并沒有餘力撫慰小女孩的驚恐。那麼漆黑幽長的樓道，小女孩的哭聲久久不能平息。
杜爽說，近幾年最令她感到不安的是，留守兒童分布越來越呈現低齡化趨勢。學前留守兒童數大量增加，其中兩歲以前是父母離開孩子的高發期。兩歲的孩子，正是建立依戀關系的關鍵時期。對于這些孩子而言，從小與父母依戀關系的斷裂與喪失，意味着什麼呢？
在一篇題為《留守：哀傷抑郁的童年》的文章中，她這樣寫道：“一個兒童在早期與母親等重要撫養人的互動，主要的不單單是滿足身體的喂養，更重要的是在于母親的互動中便會感到被愛、安全和信任的關系。即形成了兒童個體‘内部工作模型’，其實質是兒童對自我、他人以及人際關系的一種穩定性認知。如果建立的是安全型工作模型，兒童就會去探索周圍環境、他人玩耍以及其他交際行為。但是，如果兒童覺察到自己與母親分離，不被關注或接受，就會産生焦慮情緒，初期會反抗，表現為号啕大哭、又踢又鬧；但當長時期分離時，他們會幵始絕望，并處在無法言語的痛苦之中，心理學上将這種狀态稱之為哀傷。這個階段雖然外表看起不再哭鬧，但是内心會長期處于這種無助、失望、哀傷、抑郁，并常常會産生許多行為問題和心理障礙。”
“安全依戀關系處理不好，孩子就會有兩個傾向，第一是情感向内封閉，我們常常聽到這些說法，農村孩子自卑、過于内向、不愛說話，甚至有老師說，他帶的孩子有三四年沒說過話的。第二個傾向是向外攻擊，暴力、欺負人，長大以後可能留守犯罪率，都是大的社會問題。”她說。
但是，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
從甘肅回來以後，她和歌路營的同事用了數個月的時間，走訪了河北、四川、湖南、湖北、雲南等近百所學校，查閱了大量文獻後，提交了一份《中國農村住校生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從心理适應、宿舍環境、營養衛生、住校老師、睡眠狀況等多個方面展示了農村住校生的生存狀況和生活圖景，其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就是學生的心理狀況。
2015年10月份，他們又和北京大學教育财政研究所一起又做了一個大規模RCT評估。在這次評估中，他們更清晰地看到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的心理健康（尤其是抑郁風險）、校園霸淩現象和學業成績（閱讀能力和留級）堪憂。父母外出打工與留守兒童學生的心理健康、校園霸淩、學業成績顯著負相關。
在這份報告中，最令人震驚是兩個數據。第一是這些學生的抑郁風險達到65%以上，是城市平均水平的2倍。這份報告的主要負責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财政科學研究所的宋映泉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們用的量表是美國流行病調查中心用于青少年抑郁的醫學診斷工具。“同樣的量表，做了3次，都是同樣的結果。”
其次是校園霸淩問題。31.7%的學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有2～3次被人欺負，而16.5%的學生甚至表示自己是每周至少1次被人欺負。可這一比例，到了旁觀者身上則又增加了不少。看到同學被别人每月至少欺負2～3次的人多達48.2%，而看到被嚴重欺負的則有27.5%。同樣，研究者将這一情況與WHO公布的40國青少年的校園霸淩發展率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樣本中的農村寄宿制小學生校園霸淩現象遠高于國際青少年的比例。
幾千萬寄宿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到底應該怎麼解決？這件事情刻不容緩，因為孩子天天在成長。
一對一的個體咨詢或者群體咨詢顯然不可能解決問題。就算北京最好的大學，幾萬名學生，也就十幾個咨詢老師，加上一些輔導員。這種模式顯然不可能應用到農村的寄宿留守兒童身上。至于所謂送專家下鄉講座、留守兒童之家、親情電話之類的官方方法，更是形同虛設。
新“一千零一夜”的靈感來自團隊内部讀書會上分享的一本書《朗讀手冊》。書中記錄了一個真實的故事，美國一位志願者媽媽堅持給監獄裡的少年犯們講了一個月睡前故事，這些有着嚴重心理問題的孩子心理狀況明顯改善，攻擊行為大幅降低。
也許睡前故事同樣能夠改善寄宿生們的心理健康？于是，從2013年起，歌路營啟動了新“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項目，通過校園廣播系統和安裝在宿舍的小喇叭，為住校生提供每晚15分鐘左右的睡前故事。
這些故事有一些是歌路營的工作人員自己寫的，有一些是改編的，但都融入了他們對這些孩子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中面臨的成長問題的思考。他們曾經通過對學校老師、住校社工、學生的訪問整理出了将近200個問題庫，并從中篩選出孩子們普遍存在的11個成長議題，比如孩子自制力差、内向不與人交流、同學間常發生沖突等等。這些議題都被巧妙地編入故事。
比如第一個故事《樹精靈》，小小的菜青蟲在昆蟲學校念書，個子很小，唱歌不好，體育不好，到處受人欺負。老師讓他回答問題，他明明會，卻偏偏回答不出來。大家都笑話他。沮喪的小蟲子走到了森林裡，遇到樹精靈。樹精靈跟它說：“你每天晚上來這裡，我每天給你講一個故事。”就這樣，樹精靈就陪了他一千零一天，每天都在講他遇到的困難應該怎麼去面對。
這就是“一千零一夜”開篇的故事，充滿了寓意，其中有人際支持、自我效能感、歸屬感、樂觀，這些都是目前國際上兒童抗逆力幹預的基本緯度。
“故事雖然是講給所有人聽的，但它在内心激發的想象和情感，卻是個人式的，是自己與自己的對話。”杜爽說，“我們都有過着這樣的經曆。小時候聽過的故事裡，剛好隐喻了或者印證了我們内心的一段經曆的時候，這個故事就會成為我們往前走的一個動力。”
如此看來，睡前故事廣播實在是一個很天才的想法。一來可以幫助孩子睡覺；二來，故事裡可以加入大量的心理療愈的元素；第三，故事還可以引發孩子之間的讨論，改變的不僅僅是個體，還有同學之間的關系。
更重要的是，整個項目非常廉價，可以很容易複制和推廣。按每所學校200名寄宿生計算，包括喇叭、故事提供、教師培訓、督導服務和稅費等全部費用在内的項目成本，是一所學校6779元；平均每個孩子34元，就可以聽6年的故事。
杜爽并不願意誇大15分鐘睡前故事對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影響。為了測驗這些故事的有效性，他們曾邀請北京大學教育财政研究所，按照世界标準嚴格的随機控制實驗的研究方法，在全國兩省五縣的132所學校開展了為期兩年的科學評估。結果表明，“如果我們幹預，每天做幹預，有時候能提高孩子一定的抗逆力，改善一下霸淩的情況（聽故事的寄宿留守兒童被霸淩的比例下降了10.37%，高出沒有聽故事的學生2%～5%），但對抑郁隻能起到緩解的作用（整體上，所有學生的抑郁風險都有所提高，但是故事組的提高率是最低的）。但如果不幹預，這些孩子的抑郁狀況、抗逆力，都是急劇下降，閱讀能力（代表學習表現）也在急劇下降”。
對于這麼大的問題，故事顯然是不夠的。所以，他們後來又增加了新的幹預方式。早起放音樂，晚上聽故事，白天開了130多節的故事心理課，一些學科的視頻補充課，還有遊戲課、電影中的成長課等等。“但最有效的辦法，仍然是讓父母回到他們的身邊。”杜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