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隻道是尋常。1991年到1992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後面的一大片空地，從冬天一直熱鬧到炎夏。那一年，陳凱歌先占了好大一片地方，浩浩蕩蕩搭起了拍攝《霸王别姬》所需的布景。
《霸王别姬》劇組資金充裕，地方先被占去了大半。隔壁《藍風筝》劇組沒地方搭景，琢磨來琢磨去，在《霸王别姬》主場景後面，到《藍風筝》劇組住的招待所中間，有那麼8到10米的距離可以用，于是就生擠着搭出了一條胡同。《藍風筝》中的不少場景，就是在這條胡同中完成的。
這一年，田壯壯和陳凱歌都到了不惑之年。年紀稍大一點兒的張藝謀也沒閑着，當時在其他地方拍《秋菊打官司》。三駕馬車并行多年，在這一年迎來了屬于他們的中場戰事。每個人都像待噴發的火山，壓不住的熱烈，聯袂締造出中國電影史上最光彩奪目的年份。
那時候兩個劇組的人經常串門兒，《藍風筝》這邊缺個燈，攝影師侯詠三步并作兩步走到隔壁找顧長衛。快過年了，有共同的朋友來探班，大家湊到一起給張藝謀寫賀年卡。
無外乎前途一片光明的客套話，後來，張藝謀和陳凱歌都擁有了光明的前途，田壯壯則像電影中那隻高懸在樹杈上的藍色風筝，很久很久都再沒能飛起來。
自那之後的二十幾年，田壯壯一直活在巨大的誤解之中。
作為第五代導演的旗幟人物之一，田壯壯身上，一直糾纏着公衆加之于他的仰望、好奇，以及某種未盡的期待，甚至難以言說的同情。
田壯壯成了符号和圖騰。張藝謀和陳凱歌拍出好電影的時候，人們想念田壯壯：田壯壯太可惜了，太倒黴了，點兒太背了。
張藝謀和陳凱歌拍不出好電影的時候，人們依然想念田壯壯：這哥倆兒算是徹底堕落了，還好我們有田壯壯。
人們喜歡悲情英雄的故事。“折戟沉沙”和“壯志難酬”都是可以被津津樂道的上好戲碼，這些年歲數到了，頭發胡子白成一片，還能再加一個“廉頗老矣”。
寂寞和失落是常被提起的詞彙，人們想象出這樣一個田壯壯：壯年之際被外力所傷，多年以來不忘對藝術的堅持，苦守着一個藝術家應有的清高和寂寞。
人們可能自作多情了。出演張艾嘉電影《相愛相親》之前的七八年，田壯壯基本遠離了電影圈，整個人蒸發了一般。可人不在江湖，人們還是常常會惦記他，關于他的行蹤朋友們總結出大緻幾項，教書育人，提攜後輩，打高爾夫，以及還有陣子徹底失蹤，據說是跟某個女朋友環遊世界去了。
跟《相愛相親》結尾那個哼着《花房姑娘》一腳油門去遠方的男人一樣，至少表面上看，田壯壯并不寂寞。
宿命
張艾嘉把田壯壯找了回來。
張艾嘉把田壯壯拽回到電影裡。兩人2004年因合作《吳清源》認識，那次張艾嘉隻是客串，匆匆來匆匆走，此後交集也并不多。
到了寫《相愛相親》劇本的時候，丈夫老尹這個角色在腦海裡就成了田壯壯的樣子，通透如張艾嘉，覺得田壯壯身上有那種讓人踏實的溫暖，打了一圈電話找到田壯壯，沒怎麼做工作，田壯壯同意了。
在片場的大部分時間，田壯壯都在監視器旁邊看着張艾嘉工作，有點兒像小孩子眼巴巴盯着别人手中的玩具。
李雪健到劇組探班，田壯壯和張艾嘉拉着他在電影中客串角色，李雪健在片場看田壯壯東張羅西張羅，覺得他有種難以形容的快樂，“說不清多少年了，這種快樂我在别處看不到。”
最重的一場戲，張艾嘉要把精力全部放在表演上，那陣子張艾嘉身體也不是很好，于是就讓田壯壯幫忙導那一場。
表演結束，群演在周圍陸續散去。張艾嘉擦了擦戲中流下的眼淚，轉頭看監視器的方向，田壯壯彎着身子窩在那兒聚精會神，那個畫面讓張艾嘉心頭瞬時一熱，“他是那麼愛電影，他還是愛電影的。”
後來《相愛相親》到田壯壯執教的北京電影學院路演，張艾嘉在台上說起這件事，俏皮地問旁邊的田壯壯：“導戲的感覺還是挺棒的？”田壯壯雙手來回搓着話筒沒有馬上回答，張艾嘉繼續對台下說，“我們讓壯壯導演出來多拍一些電影好不好？”這時候田壯壯害羞地低下頭，原本翹着的腿往回收了收，兩隻手把話筒捧到嘴邊，說了句“嗯，我争取。”羞澀得像個被戳破心事的小姑娘。
世人樂于消費田壯壯早期的狂妄傲慢，張艾嘉卻看到了田壯壯極害羞的那一面。“他對電影是那種純淨的愛，人隻有在面對最愛的時候才會害羞，才會緊張對不對？”
在張艾嘉看來，田壯壯交付給電影的，“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東西”，但聒噪喧嚣的環境會輕易否決掉這份沉靜，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負這種好。
對田壯壯，“隔岸觀火”的張艾嘉觀察或許更為客觀，“他給自己創作了新的一個外表，好像嬉笑人生、玩世不恭、浪漫啊，有很多的妞兒啊，熱鬧啊，但他打心底裡我覺得他有一份痛，是他不願意說的。”
這和李雪健的觀察一緻，李雪健的愛人是田壯壯的表妹，兩人自80年代早期便認識，先後合作了《鼓書藝人》、《藍風筝》、《吳清源》、《相愛相親》等電影。
幾十年下來，李雪健記得80年代第五代橫空出世時，田壯壯身上那種挺拔和熱烈，也在之後的年月裡，幾乎全程目睹了這挺拔和熱烈的漸漸消逝。
電影是田壯壯的宿命，李雪健一路看着他對電影的那種投入，也目睹了他一次次的傷心，或被動或主動地離開，但又不可能真的離得開，然後幾十年如一夢，“一下子就老了”。
反叛
年輕時的田壯壯遠不是《相愛相親》中溫暖和緩的樣子，後人津津樂道的一個場景是當年恢複高考，被荒廢了整整10年的年輕人從各地趕到考場，使出渾身解數去抓這個改寫命運的機會。
有場考試，田壯壯在所有考生中第一個站了起來，不到半個小時，他就答完了卷子，老師問要不要再檢查一遍，他說不用了。然後走出考場，買了煙和冰棍兒，在樹下一邊抽煙一邊吃冰棍兒，有路過的老師問他怎麼還不走，他說不能走，他還要等陳凱歌。
同班同學李少紅對田壯壯最初的印象就是這種滿不在乎和木秀于林，考政治的那一場，大家陸陸續續走出考場，其中有道題是“雙百方針”是什麼時候提出的，當時很多同學嘀咕，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吧，李少紅心裡咯噔一下，自己跟他們答得不一樣。
後來田壯壯過來，說你們傻不傻呀，哪兒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啊，是1956年的一個會。李少紅懸着的心這才放下，最後一查，田壯壯是對的。
二十幾歲時的田壯壯，有一種不加掩飾的直白的傲慢。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前，田壯壯在北京農業電影制片廠幹了3年攝影，幾乎是所有同學中唯一扛過攝影機的人。
當然還有，他是著名演員田方和于藍的兒子，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時候，田方就坐毛澤東旁邊，在一個沒有人不知道《英雄兒女》和《烈火中永生》的年代，田壯壯的奪目可想而知。
但田壯壯對此很反感，在農影的時候，有人會特地跑去看田方和于藍的兒子到底更像田方還是更像于藍，田壯壯覺得這些人莫名其妙，沒少給人甩臉子。
到了電影學院，他也從不在同學跟前提爸媽。李少紅覺得當時的田壯壯有一種逆反，故意要把自己弄得邋裡邋遢，“我們年輕時候，印象中，他爸簡直帥呆了，所以一看見他長大了怎麼長成這樣了。”
田壯壯倒是坦然，甚至享受這種不同。那時候他成天趿拉着布鞋，鞋幫子就那麼踩着，從來也不往上提，夏天一身綠軍裝，到冬天就罩一大棉襖，老是拎一特别大的暖水瓶，絡腮胡，當時沒剃須刀，胡子長了就拿剪刀随便咔嚓幾下，一刻不停地抽煙，張口閉口一定是他媽的和我操，80年代标準的憤怒青年。
上課也搗蛋，教學條件不行，有回老師用兩把小尺子比劃講解什麼是鏡頭，兩側的邊框線不動，上下比劃兩把尺子，距離近一點是中景，再近一點是近景，田壯壯跑前面去把兩把尺子并到隻留一條縫兒，老師問這是什麼，田壯壯說，這是特寫啊，台下笑做一團。
那時候田壯壯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别他媽上課，上什麼課呀。”他覺得書本教不出什麼東西，一切都要從實踐中來，學生不碰攝影機，老師幹講蒙太奇沒用。但膠片時代，根本沒條件給學生做那麼多練習，田壯壯就想方設法幫同學們争取觸碰攝影機的機會，跟老師去磨，跟校領導去磨。同學們很快發現，在他刻意給自己營造的粗糙外表之下，掩藏着天然的真誠和熱心。
“看上去是特立獨行的，但他骨子裡是那種很樸素的善良，不是說我是世家子弟就優越怎麼的。”78級美術系的霍建起比田壯壯小6歲，那時候還是個毛孩子，“小孩兒眼裡沒别人，他眼裡有。”那時候還是糧票年代，因為農影廠的工作，田壯壯有工資領，誰家裡條件不好，或者是外地不能常回家的，他都會留心幫一把。
反叛也不是真反叛，78級的同學中，陳凱歌書讀得最多，往那一站就指點江山，上下五千年洋洋灑灑，所有人都看得出來他讀書多。田壯壯跟這個隔一條胡同長大的發小兒完全相反，好像生怕讓人知道自己愛學習。導演張建亞印象最深的是，宿舍裡出現什麼書，曆史的、哲學的、電影的，田壯壯從不湊過來看，但沒過幾天，你也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書裡的内容他就都知道了。
“不用想，‘文革’前一定是好學生，他給自己打扮得特糙特叛逆，但骨子裡那個對知識的敬重，對規矩的維護，蓋也蓋不住。”張建亞說，田壯壯是那種一直活在青春期的人，青春期的人才最心口不一，但也隻有青春期的人才最單純。
真實
1982年，田壯壯帶着表面的傲慢和骨子裡的單純走出學校，走進混雜着理想與現實、沖動與禁忌、烏托邦與失樂園并存的80年代。
離開學校之前，田壯壯已經執導了《我們的角落》、《小院》、《九月》等作品，是78級的獨一份兒。那時的電影界，還嚴格遵循着師傅帶徒弟的傳統，入行先要當場記，當完場記當副導演，這麼摔打上三五年，才有獨立拍片的機會。
電影界普遍看好這個初出茅廬的後輩。他的優勢得天獨厚，同學們也有共識，這群人中先走出來的一定是他，他的經驗，他的旺盛，他身上那種舍我其誰的勁頭兒，都讓大家對他充滿信心。
如今66歲的田壯壯回憶往事，在他的電影人生裡，這是最為美妙的一段時光。此次同張艾嘉的合作，某些瞬間會讓他覺得恍惚，那種開始一部電影後就全身心投入進去，心無旁骛的快樂，有點兒像他記憶中的80年代。
那時候導演系的學生也有兩大派，陳凱歌和張藝謀幾個人一撥兒，講影像革命，講視覺沖擊，田壯壯和侯詠、霍建起這些是另一撥兒，這幾個人的喜好是，要樸素，要幹淨，追求“平靜水面下湧動的暗流”。
不是什麼高下之分，大家各自在各自的堅持裡擁抱着電影給予的快樂。拍《九月》的時候，田壯壯、霍建起、侯詠幾個人在上海，有天大家去逛街，路過一家書店，買郁達夫、沈從文還有一些得以重見天日的外國名著。田壯壯招呼大家一起簽名按手印，那天夕陽特别美，幾個抱着書的年輕人在金色的光束裡追着打鬧，時間都是他們的。
一手扶張藝謀、陳凱歌上馬的導演郭寶昌看的第一部第五代的片子是《紅象》。這部片子由田壯壯、張建亞、謝小晶聯合執導，攝影是張藝謀、侯詠和呂樂。時隔幾十年，郭寶昌還記着在放映廳邊欠着身子找座位，目光邊不自覺地被銀幕吸引過去的場景，“我還沒坐下呢，就這麼一閃，我就覺得不一樣了。我操，我說怎麼出這畫面了，這誰呀？哎喲，完了我就坐那兒看，我就傻了，我說中國他媽的要出大師了。”
1984年，田壯壯推出反映蒙古族牧民日常生活的影片《獵場劄撒》，看完後審片的人問他，“你拍這電影給誰看，誰又能看得懂？”
田壯壯答：拍完就忘。田壯壯是個做什麼都不願意去解釋的人，這是李少紅覺得他性格吃虧的地方，他的字典裡沒有迂回兩個字。
當年看《獵場紮撒》，李少紅特别感動，她感動的是，“那真的是個電影，是我們這批人中拍出的第一個最像電影的電影，就讓我認識到，一部電影，它就必須要靠電影語言去表達所有想法。”
這跟電影學院的教育有很大關系。李少紅記得，有次意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到學校講學，在班上放那部著名的《中國》，那種真實，那種影像天然的沖擊力，瞬間俘獲了田壯壯，“哎喲，他簡直崇拜到極點，我沒有看到一個人有壯壯那個樣子，就是我能看到他的那種心情，那種恭敬，見着好東西了。”
田壯壯是導演系的班長，平常根本沒有班長的半點兒影子，但那一次，他指揮大家坐好、聽講，當時是冬天，怕老頭兒凍着，田壯壯還特地給弄了件軍大衣。後來全班一起合影，田壯壯是攝影出身，張羅大家排好，高低胖瘦地讓每個人都能露出臉，拍完了到暗房給大家沖照片。這張照片，李少紅現在還留着。
跟早期對安東尼奧尼的喜歡有關系，田壯壯的影片追求紀錄片式的寫實，他反感故事，反感對白，覺得鏡頭語言本身就是叙述載體。
接下來是他差點搭進半條命去的《盜馬賊》，電影評論家劉樹生全程跟蹤了《盜馬賊》的拍攝，他印象中的田壯壯，“就是青藏高原給人的感覺”，無盡的雪山，曠野上的風，凜冽又野性。1985年拍攝《盜馬賊》期間，田壯壯給藏族演員講戲
拍攝《盜馬賊》時，劇組人員在風雪中合影，右五為田壯壯當年進入藏區前一群人先到西影廠找吳天明，晚上劇組的人在西安吃烤串，都是20歲出頭的小夥兒，就着啤酒大快朵頤。有個場景劉樹生記得清楚，吃的時候田壯壯對小販喊，“你給我再烤10串不放佐料的，我更願意吃原始味兒的。”
這很像田壯壯在電影中的堅持，他迷戀原始的真實。但對當時看了10年樣闆戲的中國觀衆來說，用從法國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那裡承襲而來的藝術傳統，講述革命年代從來沒進入過主流語境的故事，這個年輕人，太讓他們陌生了。
真實也是劉樹生最早關注田壯壯的原因。劉樹生比田壯壯還要大上幾歲，對親曆“文革”的一代來說，真實稀缺又陌生。看《獵場劄撒》，劉樹生内心盡是波瀾。一切都像對那個年代剛剛落幕的寓言：原本甯靜的草場，一旦失去克制與約束，就會出現血腥的殺戮，吞噬掉所有美好與古樸。剛剛從瘋狂年代中幸存，劉樹生對田壯壯的思考心有戚戚，但也有隐隐的擔憂，“壯壯步子邁得太大了，步子太大，走得太快，是注定要孤獨的。”
觸礁
客廳文化盛行的80年代，年輕的第五代們經常在郭寶昌家聚會，聊天閑侃吃炸醬面，劉樹生有次說起自己要寫田壯壯，張藝謀問，你要寫他，你了解他嗎？劉樹生說，壯壯可能是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張藝謀聽後點了點頭。
作家查建英曾寫過一本名為《八十年代》的訪談錄，田壯壯同北島、阿城、陳丹青這些在時代舞台熱鬧過的人一起，集體總結關于80年代的時代命題。
訪談中他對自己的總結是：我們這代人受父母的教育，受黨的教育，都有一種滲透到血液裡的責任感，就是說可以掉腦袋，可以送命，但一定要維護自己的尊嚴、正義、真理，有點古代士大夫的意思。
《盜馬賊》拍得艱苦而危險，關于田壯壯，劉樹生腦海中最深的一個畫面，就是高原的雪山上，他發高燒，走路都在打擺子，但拍攝還要繼續。那天應該是勘景，田壯壯甩開人群，就那麼晃晃蕩蕩一個人往深山的潔白處走去。幾十年後再想那個畫面，劉樹生産生了宿命感，田壯壯拍過不少宗教題材，他自己卻不信宗教，這個畫面讓劉樹生覺得，“或許電影就是壯壯的宗教。”
劉樹生記得，有次聽田壯壯跟侯詠談電影中磕長頭那場戲的拍攝想法。田壯壯說要用100尺長的鏡頭疊化出春夏秋冬各種姿勢磕長頭的畫面，銀幕上還要同時幻化出日月星辰。一下子侯詠也跟着興奮起來，100尺不夠，150尺！要充分強調宗教的神聖感！
田壯壯當即放話，“這個鏡頭拍好了，侯詠你信不信，讓你上電影史！”《盜馬賊》是田壯壯用心很深的一部影片，那時候的他自信而堅決，正處在藝術創作中最理想的狀态。2002年，《小城之春》片場。這一年，在一衆朋友的幫助下，田壯壯時隔10年重新回到攝影機前
2005年拍攝《吳清源》期間，田壯壯與飾演童年吳清源的小演員合影。兩年後的上海電影節，田壯壯憑借該片獲得最佳導演獎，組委會給出的頒獎詞是：田壯壯不僅是一位導演，更是一位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影片做好了承擔寂寞的準備，在平凡的人生中體現偉大的情懷霍建起是《盜馬賊》的美術，當時懵懵懂懂，并不知道田壯壯興奮的是什麼，年紀小，高原上空氣又稀薄，要幹活兒的時候他們幾個小年輕第一反應就是發愁。有一次要在河裡布置轉經筒，水流又急又冷，田壯壯想都沒想就把衣服扔到旁邊，光着膀子沖進水裡。
回頭去看，霍建起覺得這就是80年代的底色，大家都很單純，就是一門心思做藝術，沒有什麼雜念。當時報酬極低，高原上吃什麼都沒胃口，唯獨想吃水果罐頭，所以掙的錢都買成水果罐頭。後來拍攝間隙打牌，大家拿罐頭當賭注，田壯壯玩兒心極重，經常赢一堆罐頭後樂得像個小孩兒。
《盜馬賊》拍攝過程中遭遇了高反、大火、鼠疫，拍完後很長一段時間田壯壯心髒不好，但當時的他，始終都有種沒負擔的快樂。
拍攝結束，帶着這份快樂，田壯壯開始了影片的剪輯工作。畢業後分配到上影的張建亞天天瞅着田壯壯怎麼剪片子，“我說這段不挺好的，他說不行不行，後來我發現他根本容忍不了帶表演狀态的，帶那種提示的鏡頭，尤其是那種流眼淚啊，我要告訴你我悲傷啊，他都不要。”等都連起來，張建亞服氣了。78級的同學一個比一個有性格，張建亞也是出了名的渾不吝，但幾十年下來，張建亞一直說，“出了朱辛莊，我他媽隻服田壯壯。”（注：朱辛莊是北京電影學院原校址）
幾十年裡，張建亞眼瞅着這群同學浮浮沉沉，外部力量過于強大，很多人都會變，“但田壯壯，他幾乎沒有，人出手就奔着藝術最高标準去，愛懂不懂，他壓根兒也沒想過要取悅誰。”
做自己從來不是容易事，《盜馬賊》送審的時候，電影局說，這片子要想過，必須得大剪。當時片子混錄已經完成，對方不管，咔嚓咔嚓就剪起來。田壯壯一下就火了，說了句“我覺得你跟天葬台似的”，轉身走了。
更大的風波還是那句“我的電影是拍給下個世紀的觀衆看的”，在當時的中國，這樣一個大标題出來，田壯壯旋即犯了衆怒。
王朔在文章裡提到過這段往事：田壯壯的《獵場劄撒》和《盜馬賊》，猶如大耳貼子似的貼在了中國觀衆的臉上，扇暈一個算一個。那時候大夥也算是群情激憤，特别是田壯壯說了那句“我的電影是拍給下個世紀的觀衆看的”之後，有意識地跟大衆保持距離，田壯壯是作家帶導演中的頭一個。
但其實那就是句玩笑話，一幫人在屋子裡聊天兒，田壯壯對誰也不設防，他愛開玩笑，更愛組織語言去假裝他的不在乎。“他傷心的是什麼呢，我玩兒命拍的電影，你都沒看呢，哪來的那麼多憤怒？”張建亞說。
大衆才不會管這背後的三七二十一，田壯壯說完這話，《大衆電影》連出了兩期專題，煞有介事地展開了批判，那陣子田壯壯每天都能收到罵他的信。
蟄伏
今天的田壯壯，自帶遊戲人間的散淡，什麼都雲淡風輕了，什麼都俱往矣了，但是關于《盜馬賊》，他的不甘和委屈始終沒有消散。對過往痛苦年代的思索，讓他在電影裡不可避免地去讨論神性與人性、禁锢與生存、絕望和抗争，但這些統統沒人理會，“更傷心的是誤解，你看大家都說我因為《藍風筝》被禁怎麼怎麼樣，但是我老想，那至少說明禁我的人看懂我的電影了對吧？”幾十年後，面對外界對他内心世界的窺視，大部分時間都能閃轉騰挪、嘻嘻哈哈把問題消化掉的田壯壯，隻有在特别不經意的時候，才會露出一個苦笑。
田壯壯不是不需要知己，“他當然需要，但他從來不肯為了别人去懂他，做違背自己心意的事。”李雪健覺得田壯壯之所以會痛，也是因為這個，“在藝術上，他是有潔癖的。”
荷蘭紀錄片導演伊文思的出現給了田壯壯一些安慰。這位享譽世界的紀錄片大師看完《獵場劄撒》後大為贊賞，但當時片子壓在文化部，審查沒有通過，于是伊文思給主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打了一個電話，說我看到了一個好電影，《獵場劄撒》這才過審。
當時伊文思看完說，我沒有見過如此美麗的地方，這裡的天、太陽、人、草原都是真實的，我第一次看到讓我覺得這麼真切的人。
當時旁邊有人問，“你能說說《黃土地》嗎？”他說，“那也是一個值得說的電影，但是我現在不想說，現在我隻想說這部電影。”
到了《盜馬賊》，伊文思也看不懂了，看完那天晚上給田壯壯打電話，讓他安排再看一次，于是伊文思和阿城的爸爸鐘惦棐又看了一遍，看完以後跟田壯壯說，“這次看懂了，我覺得是一部很偉大的作品。”
這對原本打定了主意逆風而行的田壯壯來說，是雪中送炭，但也杯水車薪。
李少紅替田壯壯委屈的是，無論是《獵場劄撒》還是《盜馬賊》，都是帶着很單純的對藝術的恭敬去拍的，被截取和放大的卻是他的張狂和不可一世。
但以田壯壯的性格，他不會解釋，也不屑于去解釋。
性格中的脆弱一面很快就顯現出來，豁出命去換來這麼個結果，那就不難為自己了。接下來幾年，他完全處于一種自暴自棄的狀态，接連拍了《鼓書藝人》、《搖滾青年》、《大太監李蓮英》等幾部影片。
《大太監李蓮英》的時候張建亞去探班，那陣子田壯壯癡迷麻将，片場支一麻将桌兒，通宵達旦地把時間都揮霍掉。
工作人員過來請示，他嘬着煙，“知道知道，行行行，演吧演吧演吧。”“我吓死了，這不是他，問壯壯，這麼拍戲啊？”田壯壯跟張建亞努努嘴，對着片場裡的姜文和劉曉慶撇了一下頭，搓着麻将說，“那倆聽我的嗎？我說有用嗎？”
李少紅特别生氣這個階段的田壯壯，其實就是把自己藏了起來，做出那個樣子跟世界對抗。
挺諷刺的是，他幾乎完全沒放心思的《搖滾青年》因為有霹靂舞、擁抱、接吻等鏡頭，賣出了300多個拷貝，是1988年的銷售冠軍。
鐘愛《紅樓夢》的李少紅覺得田壯壯身上盡是賈寶玉的影子，“他太像了，他就是有很多機會，又那麼受寵，那麼多的機會好像都是屬于他的，但是你又覺得沒有一個機會是真正屬于他的，或者說這個機會他壓根兒不想要。”李少紅記得，有陣子還說要讓他當北影廠的廠長，他不幹。
但徹底放棄這樣的性格也不可能，拍《鼓書藝人》時，家屬覺得他把老舍原著中體現“進步思想”的内容都去掉了，極其不滿。田壯壯不管，在現場跟老舍的兒子舒乙吵架，“要麼咱們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對這件事是不是有意見。”後來田壯壯還跟張建亞聊，一個有信仰的人得有多絕望才能選擇放棄生命，老舍怎麼死的他們不清楚嗎？那個時候哪怕家裡人給過他一點支撐，人哪至于就沒了。
這是田壯壯的典型性格，阮籍一樣的青白眼，他珍視的一定會拼命維護，他看不上的，也絲毫不會去掩飾内心的鄙夷，究竟在這任性裡得罪過多少人，他自己都數不過來。
這麼渾渾噩噩了幾年，80年代在一片倉促中走向了終結。田壯壯很少做夢，卻在40歲快到來的時候做了個夢，夢到一團雲霧，飄飄蕩蕩到他周圍，田壯壯問，你是誰？那個聲音說，我是死神。在夢裡，田壯壯和死神聊起了天兒，死神問，你覺得我可怕嗎。田壯壯答，不可怕。死神說，對，死并不可怕，但你太放縱自己了。田壯壯醒了，醒來後立即想，人生統共就那麼點兒，“我對自己說從此以後不再拍任何不想拍的電影，等于是給自己發了個誓，不再幹自己不想幹的事情。”
浪蕩幾年更像是打了個盹兒，回過神兒的田壯壯又回到那種随時可以燃燒自己的狀态。90年代的大幕緩緩拉開，詩歌、小說、繪畫等在時代舞台中央漸次退位，輪到他們電影人了。
真實
田壯壯不打麻将了。郭寶昌在《藍風筝》中飾演了一位“文革”中被批鬥的老幹部，跟田壯壯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後，郭寶昌才發現，平常這個邋邋遢遢、搖頭晃腦、在他家吃炸醬面永遠拍着桌子要大蒜的家夥，有那麼細膩的一面。
電影裡有個場景是老太太出門倒土，演員擡着土箱子出去，哐叽把土倒了，這還沒完事，田壯壯讓演員把土箱子撲摟兩下，就那麼兩下，那個老北京的味兒就出來了。
攝影師侯詠記得一個細節，有場戲是呂麗萍抱着兒子在一層層的大字報中穿行。侯詠早早到了現場，說這大字報不夠啊，“應該弄得烏煙瘴氣的，滿街裡裡外外全都是”。田壯壯把侯詠拉到旁邊，“說這個你年紀小可能不知道，這是‘反右’，這不是‘文革’，‘文革’是鋪天蓋地的，毫無遮掩的，但是‘反右’是不能上街的，所有的在外面是看不見的，全在屋裡頭。”
田壯壯要的是真實，不是宣洩。那個死神的夢之後，田壯壯讓莫言和《搖滾青年》的小說作者劉毅然給他寫了個關于黃河的劇本，取名《大水》。那段時間田壯壯總在想的問題是，黃河這條“母親河”既造福又造災，但是後來明白了其實母親再醜她也是你的母親，因為她生了你，所以你不能指責她。
《大水》沒有拍成，但田壯壯心裡确認了自己要诠釋的命題。
霍建起認為，這個命題恰恰是作為藝術家的田壯壯身上最大的矛盾和最深的痛苦，“他母親是位這麼好的藝術家，這麼熱愛這個國家，他這麼熱愛他母親，我們這代人，祖國是另一個母親，那麼對壯壯來說，他對這兩個母親都有着深沉的愛，那麼這個（矛盾）也是雙重的。”幾十年下來，霍建起覺得外界對田壯壯始終有很大的誤解，大家會因為那些被截取和放大的狂妄，或者他自己給自己打造出的消極樣子，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個什麼都不在乎的家夥。“這個誤會太大了，你去看《盜馬賊》也好，《獵場劄撒》也好，無外乎都是在诠釋這個矛盾。”田壯壯很愛媽媽于藍，很久之前一次采訪，被問及平生最愛，田壯壯不假思索地做出排列：媽媽、兒子和電影。
但無論對電影，還是在生活裡，母子之間都存在諸多分歧。年輕的時候，兩個人經常因為創作觀念吵翻天，一個延安的老革命，一個紅旗下的蛋，一個堅守傳統甚至是傳統的締造者，一個一心憧憬一個沖破傳統的新世界，兩個人誰也不讓誰，經常吵得互相不說話，有次田壯壯甚至提議母子二人到法院斷絕關系。
從年輕時候就安穩不住的田壯壯真的飄飄蕩蕩過了自己的大半生，但不管走得多遠，他這隻風筝的線仍牢牢握在97歲的媽媽手裡。在北京的時候，不管多忙，他都要陪老太太吃頓飯，說會兒話，媽媽老了，他也老了，母子倆争執了大半輩子的問題最終都失去了意義，他和媽媽都沒赢，時間赢了。
田壯壯極孝順，按李少紅的說法，“是古人的那種孝順，現在人見不到的”，他會為了這個孝順去委屈自己，去讓步，但這就必須要犧牲自己的天性，所以他會痛。
跟《霸王别姬》和《活着》不同的是，《藍風筝》并沒有一個成熟跌宕的文學原著可以依托，劇本是田壯壯和編劇肖矛一點點商量出來的。肖矛接受采訪曾提到，“在寫劇本将近一年的時間裡，我們就好像是拿時間的漏勺在打撈一些記憶，還原一些記憶。”在劇中扮演“叔叔”的李雪健回憶，其中很多場景其實就是他們自己家的事。
在侯詠的印象中，田壯壯一直是個沒什麼危機意識的人。畢業那年一起拍《紅象》，有天拍攝完，田壯壯就讓車走了，戲裡有個竹筏，駐地在江對面，為了把筏子帶過去，他就拉着侯詠劃竹筏過江，結果江水特别急，田壯壯劃到江心，一個沒站住，整個人翻了下去。好在田壯壯學過遊泳，一會兒就探出了水面，他也沒再上竹筏，而是泡在水裡拽着竹筏和侯詠一起過了江。
青年時代的田壯壯，始終有種無畏，但《藍風筝》拍攝過程中，有一回他跟侯詠說，這個片子隻要拍完，哪怕一輩子都不拍戲我都認了。這是侯詠認識田壯壯至今，“他最沉重的一句話，我當時都驚着了”。
不占有
如今66歲的田壯壯提起《藍風筝》，帶着沒有歲月可回頭的淡漠。“那就是個大男孩兒的作品，挺大男孩兒的。”他不認為《藍風筝》對自己有那麼大的影響，甚至不承認這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對于許多影迷“假如沒有《藍風筝》，天知道田壯壯将取得多大的成就”的好奇，也統統一笑了之。
朋友們都不同意。“壯壯這個人，簡單地說，他一定要有兩種人格，然後他在這個中間，他覺得才特别舒服，這就是他面對世界的方法。”李少紅覺得田壯壯并不像他表現的那麼粗犷堅強，相反他特别脆弱，《盜馬賊》自然傷到了他，那麼當他重整旗鼓把自己内心的全部柔軟又投入到電影中的時候，《藍風筝》隻會傷他更深。
幾十年中，高峰低谷，電影内外，郭寶昌唯一一次見到田壯壯哭就是在《藍風筝》的關機宴上。在北海公園的仿膳，劇組的人挨個兒發言，這個講話，那個講話，然後大家碰杯、喝酒，當時田壯壯坐郭寶昌旁邊，毫無征兆地，突然趴到桌子上就嚎啕大哭起來。
郭寶昌傻了，驚慌失措地問田壯壯發生了什麼事，“他說有人賣了我，我說什麼意思啊？他說到局裡邊告了我，說這片子是個反動的片子。我說誰呀？誰幹這事？他說是我一個哥們兒。”
郭寶昌從沒見過田壯壯那樣傷心，但也清楚地知道，對于即将到來的一切，“我們除了挨打的份，毫無還手之力。這件事情，毫無疑問，對壯壯是一種特别深的傷害，而且是各方面的傷害，不光是一種事業上的阻遏。”作為更早一批的電影人，幾乎親眼看着第五代成長起來的郭寶昌對田壯壯最心疼，“他也許沒得金棕榈，沒得奧斯卡，沒得金熊，但是他的境界，我覺得在第五代裡邊無人可超越。”
田壯壯的為人在電影圈兒有口皆碑，李雪健說起一件小事，每年全家人去掃墓，祭拜過自家的人，田壯壯一定會繞道去看看陶金的墓。陶金是《搖滾青年》的主演，1997年不幸離世，“你想《搖滾青年》是他那麼不用心的一個片子，但這些事兒他都能記着。”
幾十年的交情下來，郭寶昌覺得田壯壯身上最為特别的一點是，“他不占，他最寶貴的是不占有。”郭寶昌舉了個牌桌上的例子。有段時間郭寶昌家的客廳支着電影圈的麻将桌，人來人往，那時候大家都沒多少錢，輸赢不超過1000塊錢，牌桌上大家什麼人性都出來了，“可壯壯是什麼樣呢？”有回郭寶昌輸得有點兒多，牌局散了之後打掃戰場，發現田壯壯不言不語地把錢都留下了。
“這孩子心裡沒雜質，你知道電影這個行當，髒事太他媽的多了，他心裡沒有這些，不占有，不索取，沒想着要從中撈點什麼，他就是一門心思在電影上，最終他傷心也是因為這個。”
80年代在廣西廠的時候，郭寶昌反複提醒第五代的猴崽子們一句話，初生牛犢不怕虎，但你們要記得啊，這個老虎是會吃人的。
但在《藍風筝》的拍攝過程中，郭寶昌反倒沒有了這種顧慮，“壯壯拍的是日常，當時真的完全沒覺得這戲有多反叛。”這是郭寶昌最為田壯壯和中國電影可惜的一點，中國電影裡沒有這種日常，那種生活細節，不誇張不做作的人物關系，“凱歌藝謀他們拍的是史詩，史詩要感人是容易的，怎麼把這個日常拍出來，才最考驗一個導演。”
《藍風筝》中，田壯壯用了大量鏡頭去呈現老北京的日常生活，他記憶中那個已經消失了的北京，胡同口賣小雞小鴨的小販，穿棉襖擦鼻涕泡兒追逐着嬉鬧的小孩兒，轉動的風車，陽光下的糖葫蘆，還有高高飛到天上的藍風筝，都被田壯壯從腦海裡拔出來移植到電影裡。
“壯壯當然可以更好，他應該更好。”采訪之中，說到這句的時候，郭寶昌陷入了一陣長久的沉默，旋即是一聲沉沉的歎息。78歲的郭寶昌比所有人都更明白時也命也的道理，所以才更為田壯壯惋惜，他遺憾的是，一個具備卓絕天分和高潔品格的人，為什麼不能擁有與之相匹配的命運，“還是這就是他的命？”
拐點
焰火明滅皆在一瞬，榮譽和低谷攜手而來，1993年《藍風筝》獲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電影，次年廣電部下發通知，吊銷田壯壯等7人的導演資格。
媒體瘋傳田壯壯因此被禁10年，這讓他很困擾，實際并非如此。當時他覺得自己很冤枉，就去廣電部找副部長田聰明。田聰明打心裡喜歡這個小兄弟，就說你這處分背一年，明年這個時候我給你撤銷了。一年後田聰明真的給田壯壯打了電話，交給他一張蓋着紅章的文件，處分被撤銷了。
2017年年底，田聰明因病離世，田壯壯人在外地，特地拜托李少紅送了老部長最後一程。
郭寶昌尤記得當年《藍風筝》拍完，有天夜裡11點多，張藝謀給他打電話，“他說您幹嗎呢？我想去看看你。我說都夜裡11點半了。他說這還早啊，這就是聊天的時候。”後來張藝謀真的乘着夜色直奔郭寶昌家，沒坐下就說，我看了那個《藍風筝》，真的拍得太好了。
這樣大半夜睡不着覺去讨論一部電影的日子漸漸消失了，真正困擾田壯壯的并不是那一紙禁令，而是環境的飛速變化。
時代給出的慷慨都有限期，對一直因循天時地利的中國電影來說，擦身而過便是永遠錯過。《霸王别姬》、《藍風筝》、《活着》的集體亮相的确如火山噴發一樣照亮了90年代的中國影壇，但是光芒之後便是沉寂。這一年，韓三平從峨眉電影制片廠調到北影廠任廠長。韓三平給過田壯壯劇本，想讓他嘗試拍主旋律，把那段時間打發過去，田壯壯拒絕了。到1997年，後發制人的馮小剛迎頭趕上，第五代苦大仇深的那套話語體系，民族的創痛，曆史的回聲，人性的困局，所有沉重和宏大都迅速被消解和遺忘掉。
郭寶昌覺得，這個階段田壯壯整個人的狀态是，“得了得了，不跟你們玩了。”回憶那幾年電影圈的狀态，“我覺得壯壯屬于他說不了真話，又不願意說假話，就沉默了。很多人會給自己找理由，要生存，要活着，你有名，你有利，你有家庭要養，我必須做，壯壯不做了。”
田壯壯的性格底色中，一直有種不強求的消極，這多多少少跟他在“文革”中的經曆有關。小時侯田壯壯一直是孩子王，胡同裡的小夥伴也願意圍繞在他周圍，運動開始了，世界瞬間掉了個個兒，原來跟在屁股後面的馬仔蹦到面前喊他“狗崽子”，自尊心極強的田壯壯從此不再進校門。
那時候田壯壯最大的愛好就是一個人到房頂上呆着。後來他精心釘了個小箱子，關起門來養小兔子。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他都懶得理會，眼不見心不煩。
但你不招惹世界，世界有時也會反過來招惹你。街道上很快傳出“黑幫子弟養尊處優，追求資産階級生活方式”的流言，媽媽于藍吓壞了，求着田壯壯把兔子交出來。人無力抵擋什麼的痛苦他早早就有了體會，抵抗不了那個痛苦，那就不去觸碰。
後來去吉林鎮赉插隊，能離開當時混亂的北京，田壯壯太高興了。一同插隊的老朋友聞政協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當時一群知青住東北的那種大土炕，冬天小年輕們都吵着住炕頭兒，但是到了夏天，土炕熱得燒心，于是這些人又吵着住炕尾，田壯壯不聽這些人嚷嚷，卷起鋪蓋卷扔到了中間，我不住頭也不住尾，你們争去吧。
李雪健熟悉田壯壯的這份消極，有次采訪記者問他感受，他說，第五代這批人都愛電影，愛得深沉。但是大環境一變，要不你就跟着變，要麼就沒你什麼事了，所以第五代現在都“很掙紮”。
田壯壯繞開了這份掙紮，他受不了那個累。李雪健很明白田壯壯心裡那個痛，“太愛這個東西了，愛到可以不拍，他選擇回避那個痛苦。”
李雪健在2001年罹患鼻咽癌，最想放棄的時候，田壯壯給他打過一個電話。田壯壯講了很多，李雪健在電話裡哭得說不出話。後來還是不放心，田壯壯又給李雪健寫了封信，告訴他不能放棄。
後來李雪健想，為什麼當時所有人的話都聽不進去，田壯壯的就可以呢？“我想他也是個病人，他的病在心裡，他體會過那個痛苦，所以他能明白。”
李雪健形容生病時的感受，像飯館裡狠狠被摔在地上的魚，“啪”地被摔在地上，那魚可能沒死，但内髒肯定被摔爛了。“我就是被摔爛了的那條魚，生不如死。有時候我覺得，壯壯也是。”
消解
關于第五代，張建亞曾編排過一個著名的段子：中國電影好比長征路，韓三平是擡擔架的隊員之一，張藝謀和陳凱歌一個要往這邊走，一個要往那邊去，最後兩個人都犯了分裂的嚴重錯誤；田壯壯是因為搶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當地的老鄉家裡養傷，每天都在給老鄉家的閨女講革命勝利以後會是什麼樣子的神話……
作為導演的田壯壯消失了。“他牛逼在什麼地方呢，不管是什麼方法，玩也好，談戀愛也好，反正他真的能把他那些傷都消化了。”張建亞說起，第五代風流雲散之後，每次見陳凱歌，說拍電影的不容易，說名利場的無奈，說上兩句暖心的話，陳凱歌過來就摟着他拍大腿，“建亞啊，你明白對吧。”
田壯壯從沒有這樣的時候。外界強加給了他一個不得志的标簽，但田壯壯心裡明白，一切都不過是他自己的選擇。“我這個性格你讓我當官兒，我早就被抓起來了。”同樣的，他無比清楚，小有小的好處，“其實我特别清楚地活着，我隻是不想我自己那麼辛苦，我隻是想讓我自己活得，嗯，自由一點。我可以活成一個很小的人物，但是我可以控制我自己，我活成一個很大的人，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是吧？你生孩子多了，得有人告你。你電影拍得不好，得有人罵你。但你活成一個很小的人物的時候，就可以很自由。”
田壯壯鐘愛前南斯拉夫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拍《藍風筝》那年，久經戰亂的南斯拉夫宣布解體，庫斯圖裡卡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故鄉。在他的電影裡，不管表面上有多麼癫狂多麼誇張，底子裡都有深重的無力和鄉愁。但是這并不影響他繼續享受人世的美妙，拍電影的同時，庫斯圖裡卡還有一搖滾樂隊，還去大學教書，日子過得詩意又浪漫。這是田壯壯向往的人生境界。
外界對他的想當然的神化、假想的崇拜、虛與委蛇的尊敬，他統統不需要。攝影師王昱覺得，在電影圈田壯壯保持了一種難得的輕盈，“其他人吧，到了那個位置，身邊總是一層一層的人，裡三層外三層地被人包圍着，你都替他們累。但壯壯沒有，你比如說導演您喝茶，導演您看這樣行嗎，他說你幹嗎，眼睛一翻，滾蛋，他身邊這樣的人都被他罵走了。”
田壯壯有自己的消解方法，不拍電影的幾年他也沒完全閑着。早在80年代拍《盜馬賊》的時候，田壯壯就同跟組采訪的劉樹生交心，“我們這一代起步太晚，想達到更高的藝術境界很難，但我們可以去探索去追求，為下一代人搭一座橋。”
他沒有食言，這期間他扶持了很多第六代導演的創作，相繼監制了章明的《巫山雲雨》、路學長的《長大成人》、王小帥的《扁擔姑娘》等電影。
在《長大成人》中，他還破天荒地當起了演員，扮演一名火車司機，一個精神教父式的角色。他不再年輕，作為80年代的精神遺民，轉而成了一個堅實的後盾和思想的傳遞者，影片中有個情節是他要把自己的骨頭移植給主角，隐喻精神上的補足和傳承。
對于迅速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田壯壯真的扮演着這樣一個角色。他在北影二樓有個辦公室，外頭有個台球桌，那時候婁烨、王小帥一群人有事沒事就往這裡鑽，一群人一塊兒打台球，也不知道誰先起的頭，田壯壯還真有了教父的名号。
他對後輩的扶植圈内聞名，缺錢給找錢，缺人給找人，李少紅當時也在北影院裡辦公，天天看田壯壯跟這些年輕人泡到一起，“他也有大哥，就是那些幫他的大哥，有錢的，他把錢拿來以後，真往這些人身上砸，那真是血本無歸地砸啊。”
2002年，田壯壯應北京電影學院之邀，回到母校任教。人生兜兜轉轉一大圈，又回到最初的起點。
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同事徐敏華說起田壯壯，“他是讓你會覺得在我們這個年代，還有‘先生’存在。就是把他所知所學，毫無保留地，全部都交付給了孩子們。”
他會像當年給自己的同學争取多幾尺膠片、多一些拍片機會一樣，盡力幫學生們多創造一些機會。他依然頑固，鼓勵學生們多去片場，多實踐。
導演系的學生拍片需要錢，但學校經費平均到學生頭上非常有限，田壯壯就到處找自己的朋友，說給我們導演系孩子們投資一下。這并非他的本分，但看好多學生拍作業都要自己家裡貼錢，他又止不住心疼。
田壯壯帶的研究生徐伊亮記得，有年臨近寒假回學校看他，當時田壯壯在上課，大概是最後一堂，徐伊亮悄悄坐到最後排，靜靜地等他下課，然後聽他對師弟師妹們說，“他就從這個校門走出去以後，遇到什麼問題需要我幫忙或者我能幫得上忙的，你盡管跟我說。”徐伊亮心顫了一下，距離她畢業已經過去了七八年，她畢業的時候，田壯壯說了一模一樣的話。
《繡春刀》的導演路陽也是田壯壯的研究生，教學中的田壯壯完全是另一個狀态，他不會拿自己的喜好去左右學生，恰恰相反，他很早就鼓勵學生關注類型片的發展。2006年的時候，有一次上課他特别不開心，“他就說哎，看着我們就覺得你們太不成器了，他說你們一定要去看一個導演，他拍一部電影叫《瘋狂的石頭》，技法非常純熟。”
江湖上一直有種說法是，田壯壯是個閉着眼睛活着的人。路陽并不認同這個說法，在他看來，田壯壯一直睜着眼，“他可明白了，他完全不是說，他絕對不是閉着眼那種活法，真的，他太通透了，非常明白。”
李少紅依然拿賈寶玉類比，“他真的像，那麼有靈性，但是他又有很強的一個責任，所以他就永遠是一個矛盾的人生。”
剩下的就是玩，打電子遊戲，打麻将，釣魚，養蜥蜴，打高爾夫，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冒出新的愛好，每一種都玩得昏天黑地。“其實他都是在掩蓋一種心情，他是個勝負心很重的人，玩什麼都一定要赢。”李少紅說。
王昱記得當年辦公室裡的田壯壯，頭頂就挂着那個蓋着紅章的解禁通知，田壯壯有台特别老的長城電腦，他天天幹什麼呢，就拿着鼠标在那“卟噔卟噔卟噔”玩一種叫挖地雷的遊戲。
第六代和電影學院的事，挖地雷，老鄉家的閨女，都讓田壯壯過得活色生香，但是李少紅一群朋友看着着急，時間差不多的時候，玩夠了吧，你不能老這樣，還是得出來拍戲。
歸來
2002年，田壯壯50歲，畢業20周年的78班組織了盛大的聚會，聚會上謝園代表大夥兒給田壯壯頒了一個“最佳滄桑獎”。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他們不再是時代的主角了。也是在這一年，李少紅前後幫忙張羅，啟動《小城之春》的重拍事宜。田壯壯的善良和仗義，幫他結交了一群在任何時候都願意出來幫他的朋友。
《小城之春》編劇是阿城，攝影李屏賓，服裝葉錦添，監制李少紅，田壯壯時隔10年再次站在攝影機後面，田壯壯說，那天自己沒忍住，眼淚掉了下來。
這部電影沒有引起什麼大動靜，倒是在電影圈裡從來也不服誰的姜文看了以後連說“肅然起敬”，最後還客串了一把記者，采訪了田壯壯。
電影之外，姜文特地問了問田壯壯的癢處，怎麼自己不拍戲老在幫别人。“我知道其實沒什麼人願意小一輩兒的人真正破土出來。有人往上澆水，遠處看是澆水，近處看是在澆開水呢，這我燙着過啊。所以我就不能明白你作為一個本身就老抽第二口煙的主，本身就老勾搭你煙瘾，還要主動地去看這小一輩兒的抽煙，在旁邊晃蕩。那你這是怎麼解釋？”
面對姜文的時候，田壯壯稍稍吐露了一點心迹，“這10年裡就怕去片場看拍戲，滋味确實很難受。你不在現場倒沒關系，就好像不是在一幫煙民裡面，倒不是感到特别想抽煙。到了片場裡面，錐心地疼。”
但一邊疼着，還要一邊做着。田壯壯說，反正能幹跟電影相關的事兒，他就挺開心的。
無數人替他覺得冤枉，但田壯壯本人并不哀怨，也不罵這個罵那個，更不願意大衆把他架到一個受害者的位置上，“我真的過得挺好的。”
如今的田壯壯更接近于《相愛相親》中不動聲色，又處處透着少年感的樣子。你跟他說怎麼抵擋市場的誘惑，他回答說他們金牛座其實都挺愛錢。你指着滿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大标語問他的初心是什麼，他帶着調皮的笑答，“我的初心啊，喜歡所有值得喜歡的姑娘。”
但也因為從沒有試圖當一個對抗者，田壯壯也就從沒有過那種“不再背着手尿尿，都服了”的時候。
拍《小城之春》，他依然任性，一場戲一個鏡頭，甚至一個鏡頭跨過一場戲，為什麼這麼做，田壯壯想，那個時代已經遠去了，那種克制的美和傷痛都遠去了，所以他就想鏡頭遠遠地，就那麼遠遠地望一望。
2005年，因為紀錄片《德拉姆》，田壯壯獲得當年中國導演協會最佳導演獎。獲獎那天，田壯壯被發展為導演協會的會員，晃晃蕩蕩十幾年，終于再次被組織接納。
拍攝《德拉姆》期間，在怒江的江灘上，趕路間隙大家坐下休息，吃點東西喝點茶，田壯壯吃東西極快，别人氣兒還沒喘勻，他自己拄根棍兒就往下一座山走去了，“就看着他一個人在那條山路上越來越遠，這個時候你就覺得，他挺孤獨的。”這個同20多年前《盜馬賊》幾乎如出一轍的畫面讓攝影師王昱印象深刻，“會覺得他自己心裡有一種類似信仰的東西。有時我覺得他是那種自然就在道上的人，不修道已在道中。他是有道之人。”
幾十年下來，霍建起覺得，田壯壯身上始終有種特别憂傷的東西在，甚至從某種角度上，他始終是孤獨的，不管打扮得多麼熱鬧，他在人群中始終是孤獨的。
霍建起後來也當了導演，也就更明白田壯壯孤獨的由來。在他看來，一切一切都是因為愛，這份愛在前半生受尺度和政策的左右，在後半生，當電影不再神聖，好似人人可以輕賤的時候，他隻能更痛。
與《德拉姆》同一時期，田壯壯一直想拍的《吳清源》正式啟動，這碗沒有一絲雞油的雞湯田壯壯拍得依然任性笃定，依然一副愛看不看的架勢。後來吳清源的太太說了一句話讓田壯壯很安慰，說這導演好像真的是特别明白吳清源。這份明白是不是感同身受，答案隻有田壯壯自己知道，吳清源的一生波瀾壯闊，但他隻選取了吳清源90多年人生中的一小段，這一小段，正是他不得不放棄圍棋的那一兩年時間。
2009年《狼災記》口碑和票房的雙失利對田壯壯又是一次不小的打擊，那之後，他又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張艾嘉把他拽回來。
《相愛相親》宣傳期間，田壯壯有一次說起，他挺感謝張艾嘉的，感謝張艾嘉又把他找了回來。
求不得
幾十年的時間，一場歸去來兮。但歸來也不存在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時代愈發失去耐心，《相愛相親》雖然取得了不錯的口碑，甚至被認為是張艾嘉最好的電影，但大陸地區的票房僅有1800萬。因為《相愛相親》中不着痕迹的表演，重新回歸公衆視野的田壯壯得了個“暖男”的名号，前塵往事成雲煙，很多事不刻意去提，時間已經久遠到大家都忘了。
李雪健在首映時看到電影中的田壯壯，一方面，單從表演上，演了大半輩子戲的李雪健為田壯壯高興，他拿出的是最高級的表演。但另一方面，李雪健又無法不為田壯壯難過，隔着屏幕，許多往事湧上心頭，作為最親近的旁觀者，他從田壯壯的表演裡看到了眷戀、甜蜜、辛酸，以及蔓延了大半生的求之不得。
“以前好像都沒想過，他老了。就是面對時間的時候，就這樣了，難道就這樣了？”大銀幕上須發皆白的田壯壯讓李雪健無法不感慨時間的殘酷，“他是個導演，能拿出這樣表演水準的一定是好導演，他是該拍戲的，那個感覺我用語言描述不出來，描述不出來。”
“就是把大觀園給抄了，然後把他們全趕出來了，一下子就失落了。”對于田壯壯的大半生，李少紅的理解是，熟悉的世界一再被破壞，大觀園小時候毀了一次，商業電影大幕開啟，心中的大觀園又毀了一次，“說到底，他自己想要的他好像永遠得不到，他得到的呢，其實是他不想要的。”
對于朋友們的欷歔感慨，田壯壯隻是笑笑，“他們真的都太愛我了。”田壯壯自己不願多談傷心事，或者依然不承認自己的傷心。年前一次聚會，跟王朔、廖一梅等一群朋友喝酒，喝着喝着，突然有人感歎，哎呀，我們已經認識那麼久了，已經那麼多年了。
老家夥們開始抒情，田壯壯趕緊接過話茬兒，“我說你們下次能不能别叫我了，我現在隻跟80後90後玩兒。”
那頓酒，這些熱熱鬧鬧過的人，一直喝到了天明。
田壯壯和宗薩欽哲仁波切是多年好友，有次在宗薩那裡聊天，有人說起，每個人到這世上都會有個師父，田壯壯問宗薩，那我有老師嗎？
宗薩回答，你不需要，你自己平衡得很好。因《吳清源》而跟田壯壯成為忘年交的張震覺得，田壯壯身上始終有一份極緻的浪漫，張震用了一個比喻，“我覺得壯壯就是一個會每天去沖浪的人，而且會持續一輩子的人。”
在張震看來，田壯壯之所以成為田壯壯，恰恰因為他能把他的那種浪漫，那種不将就的活法兒，一直維持在恒定的狀态，外界怎麼天翻地覆，他始終是他。
合作的所有導演中，張震覺得田壯壯和侯孝賢最像，他們都是那種極度浪漫的人，很天真，很堅定，又很奇異地把這天真和堅定保持了一生。
侯孝賢和第五代導演淵源很深，他曾不隻一次說過，如果能讓第五代這些導演好好拍電影，拍他們自己的經曆，大陸電影一定會非常了不起。直來直去的侯孝賢也不隻一次地表露過他對第五代的失望，說張藝謀太多地消耗了自己，想回也回不去了。金馬獎頒獎期間，侯孝賢因為身體原因沒有參加金馬盛典，但是第二天，他還是乘着台北的夜色趕來見了田壯壯一面。因為兩人身上同樣的江湖氣，同樣甯靜的内心，和對各自影像世界固執的堅持，電影圈裡有時會稱呼兩人，“侯匪孝賢”、“田匪壯壯”。
這天田匪壯壯跟侯匪孝賢有段對話—“你說多他媽逗，我發現了，現在出來，在出境表上工作一欄填‘退休’，真的就沒有人管了，辦得特别快。”
喝着越泡越淡的茶，田壯壯悠悠地說起，自己還是想“再好好地，好好地拍一部電影”。侯孝賢想都沒想接了句—
“那就去拍，什麼都不要去想，時間不多了嘛。”
有人會特地跑去看田方和于藍的兒子到底更像田方還是更像于藍，田壯壯覺得這些人莫名其妙，沒少給人甩臉子。
田壯壯是那種一直活在青春期的人，青春期的人才最心口不一，但也隻有青春期的人才最單純。
大部分時間都能閃轉騰挪、嘻嘻哈哈把問題消化掉的田壯壯，隻有在特别不經意的時候，才會露出一個苦笑。
無論對電影，還是在生活裡，母子之間都存在諸多分歧。
“他一定要有兩種人格，然後他在這個中間，他覺得才特别舒服，這就是他面對世界的方法。”
外界對他的想當然的神化、假想的崇拜、虛與委蛇的尊敬，他統統不需要。
不管打扮得多麼熱鬧，他在人群中始終是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