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刊有一篇長報道的主角是褚時健和他的獨子褚一斌。我們希望呈現一個有關風雲人物和繼承人之間的故事，再具體來說，就是父子關系。但此外，我和記者張瑞有過一番讨論，即這個故事是否可能有公共性或社會層面的意義？
回看《人物》的報道，必須承認它們并不總與公共利益或社會圖景緊密相關。當然，我們報道過死磕派律師、留守兒童、粉絲帝國與明星，但也做了許多看上去并不具備标本意義的個人故事—比如鋼琴家沈文裕和他完全封閉的家庭，以及夏宗偉，她在為姐夫、民營企業家牟其中奔走申訴中，兩人關系的複雜糾葛。我們的标準是什麼？
當編輯部在讨論是否要真正開始操作一個選題時，我們不會為選題釘上一個個标簽，試圖通過它們去表達媒體的價值觀。我們的關鍵詞總是“故事”。“好故事”的标準不在于戲劇張力，而在于它是否能引起人們有關自己生活的強烈回響和共情。
這種共情有時産生在非常細碎的情節之中。我最近在看斯蒂芬·金的一本小書，其中寫到當他讀一年級時經曆過一場鍊球菌咽喉炎，導緻左耳出了問題。在醫院，醫生拿出像鉛筆盒裡面的尺子那麼長的一根針，“他把針伸進我的耳朵，刺我的鼓膜……刺我鼓膜的那種痛直叫人死去活來。我尖聲大叫。我腦袋裡聽到一個聲音—像是一聲響亮的親吻。炎熱的液體從耳朵裡流出來。”盡管我沒害過耳病，但讀完這段回憶，我實在覺得耳朵挺不舒服，而且跟金先生一樣，也是左耳。
1985年，普利策特稿獎頒給了一篇名為《一個視力過人的男孩》特稿。故事的主角是一位10歲男孩，打生下來就失明，隻能用觸摸和聽覺感受世界的畫面，其中甚至包括閃電，“‘我媽媽說閃電就象一棵聖誕樹—那種穿越天空，明暗閃亮的情形’，他說着，道出讓詩人引以為豪的令人愉悅的描繪。”這并非一篇多麼戲劇化的特稿，筆調像平原上的河流一樣穩定、緩慢，但它足以讓讀者體察，在面對任何人力所不能改變的命運——可能是眼疾，也可能是腿病—人們總會找到與之相處的辦法與勇氣。
回到褚時健父子，張瑞最終寫出了孩子如何在父輩的樹蔭下戰鬥、糾結與順服的漫長過程。這樣的故事既可以在沈文裕父子身上看到，也可以在我們曾寫過的徐靜蕾父女身上看到，還可以從許許多多的家庭中看到。正像描述家庭關系的喬納森·弗蘭岑會被《時代》雜志封面稱作“偉大的美國小說家”，我們可以更開闊地看待報道所需具備的“公共性”，并不隻是批判與建設性地報道社會大環境，才可被稱作具有公共性，那些引起人們悲哀、愉快、恐懼及一切使讀者反照自身的故事，都應被視作公共性的一部分。
上個月，來自美國的蔣賀子為我們撰寫了《偷渡客殺人事件》。2015年，蔣賀子還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在LiteraryJournalism這堂課上，她的老師、普利策獎得主DaleMaharidge要求每位學生都進行采寫實踐。蔣賀子的選題之一包括移民假結婚，她的一個同學因為被退學，便通過假結婚來獲得身份，“特炫酷。去律師事務所，律師給你拿出一個冊子挑，裡面是各種照片。你可以挑頭發顔色，大胸小胸，膚色身高。”從這個角度往下探索，她發現了因争取綠卡不成而殺掉表嫂和其4個孩子的陳閩東。這是一個此前蔣賀子所完全不曾想象過的階層生活—她18歲赴美讀書，眼中的未來圖景應是像小時候讀過的《哈佛女孩劉亦婷》一樣，“我真的是在開始報道這個故事的時候才發現還有這樣一幫中國人到美國的夢就是拿到綠卡，娶個老婆，開家飯店。”他們大多不會英語，在美國隻能做中餐館。蔣賀子第一次帶陳的妹妹娜娜（同樣不會英語）去探監時，娜娜從到監獄起就在很努力地想要記住一切手續該怎麼辦，還在巴士上努力地背陳閩東的案件号碼，希望自己以後也能獨立來看哥哥。
最終，一次課程作業變成了長達15個月的采訪與寫作。當内容大綱最初來到選題會時，令我們感到被打動的，是其中陳閩東因地理、語言和心态隔絕而産生的毫無出路的孤獨感。那是任何人都可能會産生的感受——隻不過大部分時候沒有這樣極端。因此，“孤獨”也成為叙事的主題。
這就是一個選題從點起火花到最終完成的部分過程，它由一個身邊小插曲開始，然後觀照了許許多多與之有着相似經曆的人，最終又回到個體本身。這也是《人物》想要提供的故事，那些無論何種情況仍能引起人們強烈回響的、古老主題之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