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提供|CHLOECHEN妝發|李若子
場地提供|CINKERPICTURESShanghai三克映畫·上海
不顧忌
八月份，新疆塔城的太陽要從晚上10點半才開始往下掉。電影《英格力士》劇組收工時，天通常還亮着。年輕人吃過晚飯，力氣用不完，到賓館門前的空地運動，跳繩、拳擊、踢足球、打羽毛球。導演陳沖女士拎着羽毛球拍穿過人群走到球場，沖着不到兩米外的“對手”笑了笑，“哎呀，王老師，又跟你打了，你讓讓我，你不要怪我，你跟我打也很辛苦，你跟我打是不是沒勁，沒勁你跟他們厲害的去打。”說完，慣常地把球拍重重一抽。
球還是臭。她不太會打羽毛球，打開心了，不管什麼高低球都死命地抽，掉了球，還要撒嬌：“哎呀，我是阿姨了，打不中了。”一副小姑娘神态。後來劇組購置一個乒乓球台，競技項目切換到陳沖的主場，狀态截然不同，酷勁兒十足，往球台前一站，腰往下彎，輕跳着為發球蓄勢，“啪啪”兩拍，利落地站直：“換人。”對面灰溜溜地離場。
陳沖57歲，穿吊帶，運動短褲，腿壯壯的，胸大大的，線條又勻稱又健康，很性感，很美。
到了工作和思考的時候，又是另一種美。陳沖很久沒在工作上這麼興奮了。她的丈夫是美國有名的外科醫生，家安在舊金山，透過窗子能看到大海。有幾年陳沖和兩個女兒一起開設了烹饪網站，上傳各式中餐西餐做法，讀書、寫博客，生活平穩得像任何一個普通人那樣過自己的日子，放在工作上的精力跟從前比，少太多了。
直到《英格力士》這個故事讀完，陳沖毫不猶豫地就接了導演的工作，這意味着光是拍攝階段，就至少要在國内連續工作三四個月。自從女兒出生，除了少有幾次拍戲，陳沖每次工作的時長都盡量控制在兩個月以内，更多的時間要留給家人。這一次，陳沖無法拒絕這個故事——小說裡，在一個物質和精神雙重匮乏的特殊年代，當成年人把對文明的向往和努力壓抑在時代的統一色調之下，出生于烏魯木齊的少年劉愛，因為遇到了一位仁慈而優雅的英語老師，而對“英格力士”顯露出極大的熱情和渴求。
少年窺探成人世界這樣一個視角，光是想想怎麼把文字變成電影語言就足夠讓陳沖興奮了。
有一場戲，要拍光，工作人員在現場制造煙霧，空氣的密度變大，光在鏡頭裡顯現出痕迹。第一次拍，煙有點厚，看着假，重來；第二次拍，鏡頭轉換時焦點軟掉了一秒，不能接受，再來；第三次拍，前兩次素材都存着，可補的鏡頭銜接起來總不流暢。整場重拍，直到完美，結束。
失眠是常有的事，在新疆睡不着時，陳沖便琢磨第二天的拍攝内容。一些細節自己拿不準，掏出手機向作家金宇澄求助：1970年代，所謂的“遊街示衆者”會不會被剃陰陽頭？讨論一來一回，持續到很晚，作家難免歎惜，勸導演，有些細節含蓄不響比較好。陳沖也不反駁。作家猜測，導演腦子裡想的大概都是電影畫面。
這樣一個人，看起來蠻好強，做起事情來較真，相處起來卻不覺得太多壓迫，與人說話時，總顯露出上海女人的柔媚。演員王傳君總喜歡模仿她，雙腿并攏傾斜，下巴向脖頸輕收，眼睛睜大，微笑：“嗯，嗯，你講，你講。”時不時用小指捋過額角的碎發，往耳後一别。
的确神似，陳沖看了，爽利地大笑。“我是老阿姨”，“我是老阿姨”，在年輕人面前，可以毫不顧忌地這樣自稱，聊天做事、穿着打扮都很随意，看得出是不太在乎。她的手邊總要放着瓜子、餅幹和炒花生，吃飯時喜歡就着八寶辣醬，還真是典型的上海老阿姨習慣。穿着就是一條牛仔褲、一條運動褲，一個大羽絨服，穿上運動鞋，素顔，似乎脫離于任何潮流的影響，卻仍舊讓人忍不住稱贊，真美。
這一份“不顧忌”，格外抓人。《英格力士》的監制樸若木與人講，我為什麼特别喜歡陳沖？1994年，拍關錦鵬的《紅玫瑰白玫瑰》時，有一次，葉玉卿說想上廁所，要了一個車開回酒店，陳沖說，我也上個廁所，說完，一個人“咣當咣當”裹着個軍大衣找了個角落，自己方便去了。那時的陳沖，早就因為《末代皇帝》而成了第一個登上奧斯卡舞台的華人女演員。三年之後，陳沖第一次做導演，拍《天浴》，樸若木二話沒說就進了組。
去年的春天，王傳君在上海永嘉路上幫朋友串戲，收了工，他在路上走，一輛出租車“嗚”地從面前開過去，突然一個急刹車停住，緊接着看到一個很虎的腦袋從左邊車門伸出來，用上海話大喊：“哎，王傳君！”王傳君一愣，問，誰啊。“我啊，陳沖。”招了招手，然後“嘭”地一關車門，又“嗚”地開走了。
這是一次提起來就讓人憋不住發笑的偶遇，歪在沙發的另一端，王傳君感慨：“誰能想到，她那麼一個拿了許多獎的厲害的人，在出租車裡面，出租車一般是開右邊門的，她非得從左邊，這麼招呼你。”
自由
作家嚴歌苓一直記着第一次見陳沖的場景。1979年，嚴歌苓的父親在上海市錦江酒店包了一間房寫作。有一天，陳沖和哥哥陳川去做客，當時，陳沖已經拍完電影《小花》，成了“百花獎”最佳女演員。那天，她穿了一件米色的細燈芯絨襯衫，下面配一條同樣布料、色彩的長裙子，兩條短辮在肩膀上甩來甩去，顯露出一種孩子氣的好動。她很少有安靜的時候，一會兒坐在沙發上，一會兒又坐在地毯上，一會兒把錄音機裡的古典交響樂換成“披頭士”，即興地跳起舞來，又是轉，又是跺腳，一個人蹦踏出一臉汗，肚子感覺餓了，拿起早餐剩的點心就往嘴裡塞。
自由的氣質來自于家族。
上海市報業協會會長吳芝麟是與陳沖相識幾十年的好友，也是陳沖的姥姥史伊凡的朋友，常去家中做客，他的感受是：“這個家庭，在整個上海都是比較特别的。”1985年，在美國讀書4年的陳沖第一次回國，年三十在北京參加了春節聯歡晚會。大年初一，吳芝麟說可以開車接陳沖回家，家裡人一聽有人去接，連連贊同“好，好，你去，你去”。機場是吳芝麟一個人去的，把陳沖送回了家，一家人并沒有像慣常想象中的圍着孩子團團轉，而是該怎麼幹活就怎麼幹活。
母親張安中是藥理學、神經生物學家，教授。姥姥史伊凡曾是科學雜志的編輯，在重慶歌樂山上一個草棚的居舍裡辦起了一家現代醫學出版社。這一家的女性，物欲都不算高，她們對精神的追求更看重。
張安中快80歲的時候有一天打電話給陳沖，語氣興奮極了，沒完沒了地說，最近讀到了這麼好的一本書，居然以前沒讀過。被盛贊的是《洛麗塔》。陳沖在電話那頭想：媽媽這個年紀，看到這種東西的時候沒說“惡心死了”，反倒能看出它的好，這也是一個挺娴熟的一個閱讀者，趣味還挺高的啊。
另有一次，張安中去澳門，在機場書店翻到一本英文小說《購物狂》，看完特别喜歡，囑咐陳沖，哎呀，這個你要看，這個特别好。陳沖買了一本，并不是自己平時喜歡讀的，但沒想到自己的兩個女兒竟然因為外婆介紹的這本書，喜歡上作者的一整個系列。張安中還對陳沖講，我要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你去問問出版社。陳沖便托嚴歌苓向出版社打聽，回話是早有人翻過了。此事才不了了之。“真的不可思議，80多歲的人了，和我說要翻譯成中文。”陳沖笑着。
她最近拿到一份小說手稿，是姥姥在八九十歲、臨終前幾年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說，手稿密密麻麻的。姥姥也是酷愛閱讀的人，“文革”期間，不知道哪裡來的膽子，藏了一套契诃夫的書，還有莫泊桑的短篇。另有一個小皮箱，裡面裝了好多連環畫，其中有一本哈姆雷特的舞台劇，夾着一張照片，是她在英國看百老彙舞台劇的留影。這些東西平時都小心地鎖在閣樓裡，隻有在陳沖發高燒在家、鄰居都上班時，确認環境安靜且安全，姥姥才會把它們拿出來讓外孫女讀。
史伊凡不是那種哄小孩玩兒的老人，要讀過一點書，才能交流。小陳沖還真能和姥姥對上話，“安娜的丈夫卡列甯太好了！好得那麼可恨，好得讓人氣都喘不上來。”
在陳沖心裡，姥姥對自己的影響很大，那是一個比自己更開放和灑脫的人。有一年姥爺要去國外深造，姥姥二話沒說，帶着兩個年幼的女兒去照相館拍了張合影，孩子扔給自己的父親，潇潇灑灑地跟着先生出國去了。陳沖讀小學時，姥姥還專門帶她去南京玩。那個年代，人口不流動，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很難。史伊凡從出版社弄了張證明書，不知想了個什麼理由跟陳沖學校請了兩周的假，取出自己全部積蓄，祖孫倆在南京旅遊了一大圈兒。現在想起，陳沖都記得當時興奮得跳起來的樣子。
陳沖的第一段婚姻結得快，結束得也早。前夫柳青是出生于香港的好萊塢身段教練。結婚前，柳青總和她說，“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真可惜。”陳沖想，那這個人知道，就應該嫁給他。現在看來，“就是瞎結婚”，不是說人家不好，人是好人，但在一起就是彼此不合适。結婚時，兩個人連婚禮都沒辦，家人也都沒面對面見過陳沖這個丈夫。終于有一次，陳沖将柳青帶回上海，“帶回來了呢，就吵架了，他就自己一個人晚上走了，沒回來……我媽我爸什麼話不說，假裝沒發生，我也沒說什麼，就挺沮喪的，挺傷心的，就在我姥姥房間裡坐着。然後，我姥姥跟我說沒事兒的（笑），不要生小孩不就行了（笑）。”
“她太現代了，不亞于現在。太奇怪了。”陳沖說着，從手機相冊裡找出了一張照片，史伊凡坐在中間，頭頂一個有波浪的假發套，“你看，她是不是戴反了，她把後面戴到前面了，她讓我給她買的。”邊看邊樂。最讓她驚訝的是，有一次姥姥居然讓她給買一個在前面扣扣的文胸，這讓陳沖在電話的另一頭開懷大笑了好一陣。
不安
姥姥和母親都是美女，但沒人重視美貌。張安中甚至連香水、胭脂這些物件兒都沒有。那也不是個強調長相的年代，陳沖小時候從來聽不到這種評語：這個人好看、那個人醜。隻記得有鄰居評價自己“長得像個外國小孩”，但也聽不出是褒義還是貶義。别人誇她的容貌，她反倒不自在。嚴歌苓曾經在《陳沖傳》裡寫：“陳沖從不具有名女人、漂亮女人具有的對于贊美的坦然。”
平時沒工作，就隻塗一點基礎的護膚霜，素顔。小時候，陳沖一度将頭發剪很短，看着像個男孩子，個性也粗。上海電影制片廠到陳沖中學選演員的那個下午，她剛打完靶，舊軍裝上趴出一身土，提着步槍從操場往回走時，陳沖注意到幾個陌生的大人正往自己這邊看，動作稍微錯亂了一下，馬上又恢複了滿不在乎：怎麼會看我，我身上都是土，這麼髒。于是便噼噼啪啪拍打身上的塵土。
不久，陳沖就接到了上影廠的複試通知，對方說，那天從靶場歸來的小姑娘給他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兩個月後，陳沖考入上影廠，成為一名演員。
1977年，謝晉選陳沖演《青春》時，就說得很清楚：“哎呀，這個小孩長得不好看，長得不漂亮，但是有個性。”大家都這麼說，陳沖早就習慣了。
決定去美國讀書時，出發前，張安中又勸陳沖學醫，說：“想想吧，你學醫的話，那你就是醫學界最漂亮的一個醫生，你當電影演員的話，你真的是中等，每一個人都這樣，你算不上什麼。”陳沖聽了也覺得挺有道理，她的确不覺得自己“特别好看”，而且，畢竟是崇尚知識的家庭裡的孩子，陳沖也把“文化水平”看得比電影明星更重要。
電影《小花》幾乎讓17歲的陳沖一夜之間成了全國知名的演員，她的中學同學、大學室友Shelley記得，經常有大量的信件從全國各地寄到宿舍，收件人大多是“小花”陳沖，半尺厚的一疊，陳沖每回從外面拍完戲回來，都要讀好久。《小花》的拍攝并不艱難，對陳沖來說隻是一種單純的快樂，當聽到自己獲得第三屆“百花獎”最佳女演員時，走上台，她連眼淚都沒掉，“傻不拉唧的，什麼也不知道，分配我去演一個角色，我就演了一個角色，我時都不懂的情況下突然成了一個演員。”
有了點時間之後，一思考，突然發現不對了—“就是你根本……你就不值，你知道嗎？是，我也努力了啊，但是最佳女主角啊！最佳女主角！你第二部電影，什麼都不懂，就最佳女主角了，這工作能做麼？”名聲的得來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顯得太輕易了，她駕馭不了，開始意識到背負着它是莫大的壓力。
陳沖果斷地切割與電影的聯系，到紐約大學讀書，第一年，課程表全部是生物學課程。第一個學期過後，加州一個大學的教授把電話打進了陳沖的宿舍，北嶺大學在辦一個中國電影節，裡面有陳沖演的《海外赤子》和《小花》，幾位華人老師想邀請她來講一講。就這樣，他們把陳沖從美國東岸請到了西岸。到了加州，幾位物理系的留學生還帶着陳沖去環球影城和迪士尼樂園轉了一圈，陳沖一到那兒就不想走了，腦子裡開始懷念拍電影的日子。
她把電影比作一個“很作的情人”，又愛又痛，又痛又愛，停不下來。就在那個時候，陳沖決定改回學電影。
這是在美國的第二年，陳沖從紐約搬到了洛杉矶，開始闖好萊塢。1986年，陳沖接拍《末代皇帝》的婉容皇後。那是幾乎是故宮第一次給劇組用來拍攝，整個皇城都封閉起來，外面遊客進不來，有一些瞬間陳沖感覺好像自己真是宮裡的人。
導演貝托魯奇毫不吝啬對尊龍、陳沖、邬君梅三位主演的欣賞與贊美。他是鼓勵型導演，永遠澎湃，陳沖記得他曾經說：“你看我這個機器是這麼擺的，這麼正的（拍），是因為我對你的愛。”讓人聽了想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掏出來給他。貝托魯奇營造了一種安全感，陳沖的确會覺得自己更漂亮了。可當導演說“你演得特别好”時，這種話聽了就有的時候信，有的時候不信。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毫無表演經驗，你也知道自己從來沒有正經上過什麼表演課，你也知道你不是每次在演戲的時候自己心裡都覺得那麼踏實……把那場戲拍完了，但是你其實不是特别踏實，并不覺得自己（怎麼樣），可是如果說别人居然那麼那個啥（誇獎），你覺得這肯定跟我沒關系啊。”說起這個，陳沖的話變得密集起來，語速也變得更急促。
“實質上你知道自己挺無知的。你如果那麼無知，什麼都沒有，就可以做得那麼好，這叫什麼工作啊？然後就說，反正每天上班應該是認真努力的，但是真正地花了那麼多的腦筋嗎？你就覺得你可以莫名其妙地突然被人家轟到那兒了，你也可以莫名其妙地摔下來，粉身碎骨，好像不需要任何理由似的。”
“經常會有這種感覺，哎，又混過去了，或者是好像，哎呀，他難道沒看出來嗎？總覺得自己是在騙人家的。”陳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掩住嘴巴，黑眼珠左右轉了轉，眼神裡混雜了僥幸和不安。
全新的
1992年，因為結婚，陳沖搬到了舊金山，在此之前的10年，都是在洛杉矶度過的。
與第二任丈夫Peter結婚時，兩個人“并不熟”，沒有經過長時間的戀愛。她曾經對媒體說，“我很少有一見鐘情的時候……但是對他的感覺是挺驚訝的。當時就覺得原來還有這樣一個人在那兒。”
但是這樣的結合仍然是倉促的。重新到一個新的、同時潛意識裡又覺得将是自己最終歸宿的城市，陳沖特别渴望有一種“在這裡好像有曆史”的感覺。她把買的古董、姥姥的一些家具，一股腦都搬進舊金山的新家。“當時追求的這種感覺，可能是找尋安全感的一個方式吧？好像你在這個城市已經有過好幾代了，人們走進去并不覺得你初來乍到。”陳沖說，她想通過這種方式來消解對婚姻未來的不安。
可之後每天呆在那兒，看，“哎呀，像個老太婆的房子。”後來陳沖重新做了一個廚房和一個能随意活動的房間，用了比較輕和現代的裝修風格，跟原來毫無關系，也成了全家人呆得最久的房間。
慢慢地，陳沖發現，不安是心魔，和不自信不沾邊，本質其實是因為自戀。“有時候早上起來眼睛腫了，一邊眼睛的眼皮有點半雙半單，另一邊是雙的，自己就因為這樣，就覺得很醜，就不能見人了，這不就是自戀嗎？”
想法上的轉變源于身份的轉變。婚後的生活很安逸、很和諧。她有時會在周末與先生一起去農貿市場買菜，有時整個月做主婦，上菜前還要仔細擺盤，一家人大吃一頓。再有閑時，就參與一下女兒同學的家長們發起的讀書會。另一方面，工作機會也不多，随着年紀愈大，無論是好萊塢還是國内留給女演員的機會都不多。
1995年，陳沖當選柏林影展評委，看了很多“沒有意義”、“缺乏價值”的電影，她打電話給嚴歌苓，說，我要自己拍電影，就拍《天浴》—這是嚴歌苓剛完成的短篇小說，寫的是十幾歲的少女文秀被下放到西藏農村後，命運所經曆的沉浮。陳沖對嚴歌苓說，“我就要弄一部《天浴》這樣的東西，起碼提醒一下自己，我們曾有過一個神聖的時期，哪怕自認為神聖。”
兩天之後，嚴歌苓收到了傳真過來的劇本初稿，然後是陳
沖接連不斷的電話，一邊繼續說自己的想法，一邊暗示嚴歌苓和她一起編劇。等回到舊金山，塞給嚴歌苓的是一份已經完整的劇本初稿，嚴決定加入。她在《陳沖傳》裡曾說，“我們就像過家家似的很快弄出一個劇本，一塊做事情，貼心地談一些問題，比如沒有投資了怎麼辦等等，這種經曆終生難忘。”與陳沖的合作，是嚴歌苓覺得最舒心、最順暢的一次合作。
拍攝地點選在西藏的若爾蓋草原。那裡海拔三四千米，氣候一日跨四季，沒有蔬菜、沒有水果、沒有長途電話、一周隻能洗一次澡。這種物質條件一下子讓陳沖拉開了自己與現實的距離，離開了功利，完全以一個審美的視角生活。眼中的景物有變化了：天上的雲彩壯麗得像一支交響樂，草的顔色不一樣了，花的顔色不一樣了，牛身上的顔色也不一樣了。坐在公共汽車上，耳機裡播放的明明是很喜歡、很熟悉的音樂，卻好像是第一次聽到。人，變成了全新的，是剛剛生下來看世界的那種感覺，完全嬰兒式的。
心境也比從前包容多了，從演員變成導演，意味着從關注自己變為關注所有人。“因為這個時候你要去給予其他人靈感，要去讓他們發揮到他們每一個人的極緻，那這個時候就絕不能是自己，而是完全要去放到人家身上了。”陳沖說。從那個時候她開始理解并不是所有事都和自己有關，“以前就是，哎呀，導演不高興了，是我沒演好。沒有，人家好多其他事想呢，你知道麼？”以往一些較過的勁也松動了，“比方說，去飾演一個角色，覺得自己挺合适，演得也挺好，為什麼人家沒要你？那就是有的時候是導演自己犯的錯，有這種可能。
現在再回頭看自己20多歲時候的照片，明明長得很漂亮，很美，可當時偏偏自己覺得醜，哪裡都不好看。隻要看自己，優點就忽略，看到的都是缺點。”
你就覺得你可以莫名其妙地突然被人家轟到那兒了，你也可以莫名其妙地摔下來，粉身碎骨，好像不需要任何理由似的。《人物》記者第二次見到陳沖是在北京的一家酒店。一進房門，陳沖就脫下鞋子，襪子也扯下來團成一團放到沙發上，說話的間隙，起身倒水或是進洗手間，就光着腳，稍踮着，步子一跳一跳的，腳掌中間像是有兩個細軟的彈簧。她終于獲得自由了，“我完全知道了以前有一些那種不安全感，其實就是太自戀了。”
自如
30歲那年生日，Shelley和幾位好友到陳沖家給她慶生，買了很多花，陳沖彈了會兒鋼琴，一群人玩得不亦樂乎。“那個之後（對年齡）就沒感覺了，沒太多感覺，也會感覺到每隔幾年，上帝好像拿了一塊抹布在你臉上抹了一下，并不是說皺紋啊或者是陰影啊，某一天你突然站在鏡子前，好像有點不對了，尺寸啊、相互之間的距離啊、位置啊，都好像稍稍有點不一樣，有點不太像昨天那個你了，那個變化好像也是挺突然的。”蠻好玩。
不安褪散，自如成了此後人生的底調。早晨9點，陳沖的面前擺了兩盤早餐，一盤全部是蔬菜，水煮、涼拌的混在一塊，另一盤裡盛着一片奶酪、一片餅幹和兩三塊水果。所信奉的飲食主義發生了變化，年輕時貪嘴，看見肉，筷子就撂不下，現在肉味已經不再讓她興奮。陳沖一邊嚼着娃娃菜一邊說着自己的理論：“早上把營養都吃進去了，然後一天就可以（随便吃），吃垃圾食物都沒事。”有時候去朋友家，看到炸土豆片，跟着吃掉一包，堅果，幾乎不斷。
2013年，陳沖受邀參加央視的一檔跳舞類綜藝節目《舞出我人生》，需要在幾百個觀衆面前跳舞。接了活兒，她先在美國學了半個月，回國後又跟舞伴排練了兩天。52歲的年紀，認真學做一件不熟的事，比憑經驗按習慣的感覺要好，每學一個動作都覺得新鮮，有成就感。
作家沈奇岚曾經在節目錄制期間探過一次班，她記得那天陳沖穿得特别美，身材曲線看着特别好，就這樣走過來，“哇，youareglowing（你在發光）!”陳沖笑着答，“我知道。”
但類似的綜藝邀約，陳沖已不太參與。更進一步說，能不去的社交場合陳沖一概都不去。“出門見人，總要化妝，要裝出人們腦子裡覺得應該是的那個女神，很疲勞。”也有實在逃不掉的，在不熟的人面前，很努力地笑，笑得太大或者太硬，敏感的大女兒就在一旁提醒：“你戲過啦！戲太過了。”嚴歌苓在接受《人物》采訪時說，陳沖表面有多活潑，實際就有多内向。
陳沖聊起自己的母親。在那個年代，母親張安中的科學成就沒有獲得與之足夠匹配的認可，但她不願逢迎，“她不是那種社會的，跟時代的一個腳步。她是自己永恒的一個腳步。”
這種近乎永恒的步調也屬于陳沖，在她身上感受不到年齡感。導演《英格力士》時，距離她上一次執導電影已經隔了17年。到了片場，陳沖像是沖進樂園的孩子一樣興奮，所有的道具、服裝、演員，就是人家準備的最好的玩具，任她去表達。陳沖說自己不是專業的導演，因此“所有的事情都要仔細地想，每一時刻都在向身邊的人學習，每一天都有一個成長幅度，在我這個年齡能夠有這樣一種挑戰、能夠每一天學到新的東西、能夠有這樣一種成長幅度，是非常令人興奮的。”
從開拍起，少年時代的記憶就不斷閃回。陳沖和《英格力士》裡的主人公劉愛年齡相仿，也成長于1970年代。小時候，陳沖家裡有一個老式的手搖唱機和一些靈格風的唱片，是外公外婆從倫敦帶回來的，陳沖常在放學後和媽媽一起聽。後來國家鼓勵學習英語，廣播電台裡也教英語，講毛主席語錄、為人民服務，還聽過英文的《周扒皮的故事》。她甚至有一本和《英格力士》小說裡反複提到的幾乎一模一樣的字典，19歲決定去美國讀書時，這本字典是身上為數不多的“财産”，直到現在還放在美國的家中。
她執着于自己少年時，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背景下獲得的經曆。因此，每當和陳沖聊起《英格力士》的話題，她的“興奮點”總繞不開記憶，“去回憶它，其實也是我自己的一個願望，回憶本身也是一種欲望，除了這個以外，我去回憶它，我把它講給你們聽，也是一種責任。”有時候，陳沖也在想，拍這個電影，潛意識裡是在把這個故事講給自己的兩個小孩，她們在優越的環境下成長，對了解自己父輩的故事也沒有欲望。等有了這個欲望的時候，也就到了老年，想知道父母的事情的時候，父母已經老了，記憶基本上已經沒有了。陳沖略略感慨：“所以我就等于在給她們這代人講父輩的故事、父輩的成長，在她們那個年齡我們是怎麼樣生活的。”
回到上海，陳沖常約幾位朋友出來看戲、看電影。前段日子，沈奇岚和她一起看了《無問西東》，電影散場，兩個人情緒沉沉的，一時不能消散，便找了個咖啡館，就着四塊蛋糕，又聊了一個多小時。
年齡愈長，人應該愈忠于自己。與陳沖幾次非工作場合的見面，她都穿得舒适，圓領或尖領的針織衫把身體的線條勾畫出來。在酒店的沙發上聊着聊着，陳沖扳起一條腿盤在另一條之下，身體靠向抱枕，說：“前幾年，我媽和我讨論什麼是性感，我也不指望她說什麼，我想我媽能懂嗎？她說，首先是要自己享受，自己覺得好就是性感。後來我一想，哎，這個很内在啊，很對啊。自己得意，自己欣賞自己，自己享受，那個時候就是性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