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璐翻譯|劉璐王紫賢吳夢琦宮赫婧編輯|張薇
13歲的奈珀爾（Nebal）想成為一名急診醫生。未來可以在診所治病救人，讓她覺得充滿希望有一天薩賓恩（Sabeen）回到家，發現父母在争吵。父親說她該結婚了，他想把她許配給她的表哥，這樣可以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母親不同意，說她還太小了。薩賓恩不想結婚，但不到一周之後的一天，她被叫進屋，發現父親、族長，以及未來的丈夫在等她。“我們就在那結婚了，這實在令我震驚，但我卻沒有任何辦法反抗”，薩賓恩說。
薩賓恩是一位來自叙利亞的難民女童，現在居住在約旦的難民營裡，結婚的時候隻有15歲。
貧困和無處不在的強奸威脅着叙利亞難民女童的安全和生存，童婚成為家長們“保護”孩子的手段之一。叙利亞戰争開始後，超過300萬人逃離這個國家，其中五分之四是婦女和兒童。根據國際組織“救助兒童會”的數據，在2014年第一季度，有32%在約旦登記的叙利亞難民女童在18歲之前結婚。
薩賓恩說，“我曾經有過很大的夢想，我想當一個時裝設計師，但現在，我被困在這段婚姻裡，它像個監獄。”
來自美國的攝影師梅瑞德斯·翰徹森（MeredithHutchison）最初在剛果當地的一個女子社團工作。對于女性來說，剛果是一個極其艱難之地：家庭暴力與性侵犯屢見不鮮，強奸變成了戰争中的武器。梅瑞德斯發現，我們從小就會被問你長大之後想幹什麼，但似乎從來沒有人問過難民營的女孩們這個問題，這好像某種禁忌。
一個寒冷潮濕的星期五，難民營因為前一夜的大雨污泥四濺，她和一群難民女童在一輛大篷車裡一起工作，她問起：“你們的榜樣是誰”，靜默了幾分鐘後，大家七嘴八舌地說起來，但說出的都是西方男性的名字—本傑明·富蘭克林，馬丁·路德·金，等等。
“這些被她們當作榜樣的男人，當然也都是我們仰望的領袖型人物，但他們的人生經曆和如今這些剛果女孩要面臨的困境是斷裂的”，梅瑞德斯說。她在剛果這段時間認識了很多傑出的剛果女性—企業家、藝術家—但她們的故事都沒有被人知道，包括那些身在剛果的難民女童。
梅瑞德斯回到哥倫比亞大學，對與約旦、剛果這些地區相關的報道進行了研究，“很明顯，這種背景下的女孩和女人們能被看見的光譜是很窄的，也就是說，你能看到的來自這些地區的女性大多都被描述成受害者。”
作為一名攝影師，她深知影像在過去幫助人們了解了很多在剛果等地關于戰争和貧窮的可怕現實，但影像也可能打碎一成不變的陳詞濫調，提供另一種叙事的可能。于是，她向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RescueCommittee，簡稱IRC）提出了一個想法，讓這些難民營的女孩描繪一個場景，在這個場景中她們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目标。然後梅瑞德斯會和團隊再制造出這個場景，并用攝影捕捉下這些瞬間。她給這個項目取名為“夢想不落難”（VisionnotVictim）。2013年，這個項目在剛果實施，2014年，她帶着這個項目去了約旦。
IRC在報告中說，在救濟中，不再把婦女“套進”某個現成的項目，而是真正聽見婦女的聲音，讓她們的力量和韌性不被暴力和剝削耗盡，而是用于重建。
梅瑞德斯邀請11到18歲的剛果和約旦難民營的女孩參與這個項目，來讨論她們的目标、未來的職業和生活。她們中的大多數都曾直接面對過沖突，但似乎正是因為經曆過創傷和失去，她們都有類似的宏大理想—改變她們的國家，幫助别人，利用她們的技能讓社會變得更好。
梅瑞德斯的第一個拍攝對象是伊薇特（Yvette），居住在剛果東部的Katagota難民營裡，她想成為一名攝影師。她想象自己在拍攝一張時尚大片。梅瑞德斯幫助她在難民營一排房屋後面的空地上搭起了燈光，備好了器材。
手上拿着一台相機，伊薇特走進了自己的這個“場景”。“她并不僅僅是學個樣子之後再回到原型，”梅瑞德斯說，“她是在演練自己的未來。”難以想象，伊薇特在這個“場景”中突然變得異常堅決而自信，她對她的模特們發出指令，圍觀的觀衆越來越多，這讓伊薇特更陶醉其中，揮灑自如。
幾乎每一個女孩都經曆了相似的轉變，梅瑞德斯帶她們去所在地區的大學、錄音棚、醫院，在少量道具的幫助下，她們就勇敢冷靜地進入了不同的角色，“這令人驚歎”，梅瑞德斯說。
萊恩斯（Alliance），18歲，想成為大學建築系教授，梅瑞德斯料想她一定會在一班比她大得多的大學生面前露怯。但沒有一絲停頓，也沒有一絲遲疑，萊恩斯走到講台前面，開始介紹自己，并開始闡述自己對于布卡武（剛果的一座城市）建築的見解。這堂課快結束時，她要求提問，台下半數的學生舉起了手。梅瑞德斯躲在教室後面安靜地拍照，萊恩斯則有條不紊地解答每一個問題。
在約旦首都安曼最主要的法院裡，陽光正好，透過大廳那個三層樓高的拱形天花闆上的天窗，溫柔地打在每個人身上。
律師們都穿着黑黃相間的長袍，手臂下夾着文件夾。16歲的諾爾（Nour）走在她們中間，穿着同樣黑黃相間的長袍，拿着文件，她正和一群律師和法官說話—其中所有女人都在熱烈地發言。
“我想成為律師，因為我想要所有無辜的人得到應有的公正”，諾爾大聲地說。她選擇站在大廳中間讓梅瑞德斯給她拍照，當所有人都停下腳步來看她時，她擺出了一個特别驕傲的姿勢。
“我想利用攝影去展示積極的女性形象，我的方式之一是，給予我合作的女孩們支配的權利”，梅瑞德斯說。但并不是每一個對象都這麼自信。
她帶着女孩們去醫院，她們中有很多人想成為醫生。外科醫生教她們如何做手術。梅瑞德斯鼓勵她們去問醫生問題，比如：“你是怎麼來到這兒工作的？你的人生經曆是怎麼樣的？”其中有一個女孩遲疑地問道：“女人真的可以當醫生嗎？”
很多人都有相同的困惑，16歲的法蒂曼（Fatiman），未來想成為建築師，但人們總是告訴她這不是一件女性可以做的事，還鼓勵她去從事一個更加“女性”的職業。
女人，這個标簽總是不時地出現在每個人腦海中，每一次出現都顯得那麼不合時宜。尤其當你作為難民，你的标簽有時就變成了“叙利亞女人”。
“如果我去搭公交領救濟或者購物，男人就會上來問我是不是叙利亞人。我立馬感到自己被物化。”生活在約旦的法拉（Farah）雖然來自叙利亞，但她反感人們的标簽化理解。在難民營的生活并不比在叙利亞好多少。
難民營中的教育是免費的，但和很多父母一樣，納斯瑞（Nesrine）的父母并不願意送女兒去上學，因為女孩會不斷受到騷擾甚至攻擊。她自己也說不想上學—她感覺自己沒有未來因此教育也是沒有意義的，雖然她才11歲。
項目進行到一半時，梅瑞德斯請來約旦國會的兩位女性參議員羅丹娜（RodainaAlAtti）和茹拉（RulaAlHroob）與女孩們交流。她們都很強大并富有魅力，納斯瑞坐在一邊安靜地聽她們講話，目不轉睛，不想錯過一個字。
茹拉也曾體驗過難民營中的日子。“我很驕傲，我在難民營出生并且被撫養長大。”她說，“盡管你身在難民營，但這不能阻止你去暢想未來。”她把納斯瑞拉到一邊，告訴她：“教育就是武器，就是力量。”
也是在那一年，納斯瑞第一次見到女警察，她告訴梅瑞德斯她要重回學校，她以後要當警察。
整個項目過程中，大多數人最想成為的職業是警察和醫生，其次是律師和記者，這就像她們對正遭受的苦難的直接反饋，希望能拯救自己和家人于病痛和不公正中。
想當律師的諾爾說：“我希望女性遭受的暴力能夠結束。我希望女性能夠為社會做出決策，不再害怕說出她們的意見。我想讓我們的社會能給女性打開一個空間，讓女性成為她們想成為的人。”
想成為記者的希法（Sifa）說：“每天我都會分享我在世界上見到的一些人的新聞、事實、信息。我想改變我們談論的話題。”
對于梅瑞德斯來說，項目的最後一個階段最讓她感動。她把照片打印出來，讓女孩們聚在一起。當她分發照片時，她們都安靜了，望着自己的照片沉思，盯着自己的臉，然後互相望着彼此微笑，突然間，尖叫和笑聲驟然綻放，有的沖了出去，把照片給父母看。每一張照片都是一個閃光的瞬間。
父母們改變了對女兒角色的想法。梅瓦（Merwa）的父親看到女兒“成為”畫家的照片，說：“我看到我的女兒煥發新光。”
麥萊克（Malack）的母親看到女兒穿上警服目光堅定的樣子，說：“我從來沒有決絕地告訴她，她不能成為一名警察，但這不是我真正支持她做的事。但當看到她穿着制服，看到她的信心十足的這種行為，我告訴自己—我可以看到她的未來，我現在覺得這都是可能的。”
最讓梅瑞德斯驚呼的未來願景來自16歲的珍妮（Jeanine）。“我就是喜歡她的眼神，她真的知道她想要怎樣的人生，她說她想成為剛果的國防與人權部的部長，這個職位目前根本不存在。”梅瑞德斯大笑，她希望珍妮未來能創造出這個職業。
在拍攝珍妮的未來時，她想象的場景是，她正在向她的内閣解釋起草好的一項計劃，用來幫助暴力的受害者。“照片裡的這個女人—我—她已經幫助了許多人，她是剛果的希望。”珍妮站起來高擡起額頭，雙手撐住桌子大聲說。
2015年9月，攝影師梅瑞德斯在紐約辦展12歲的曼塔阿（Muntaha）想成為一名攝影師，用照片去激勵人
12歲的哈賈（Haja）想成為宇航員，從一個新的角度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