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鹄采訪|洪鹄牛一雯錢童編輯|趙涵漠攝影|移麗莎白Whoisit任曉平，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異體頭身重建術”（頭部移植手術）的熱心實踐者。地球上最天方夜譚的手術
任曉平第一次給人做斷指再植手術時，汗如雨下。院長、主任在手術室外面等他，如果成功了，這将是哈爾濱第一例。手術進行到第7個小時，任曉平接近崩潰，他覺得做不下去了，“恨不得天塌下來”，隻求一切能趕緊結束。當然，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在手術台上又站了一個多小時，最終雙腿發軟地走下來。手術成功了。
“那個時候，我還不到30歲。”任曉平搖搖頭，那是1990年。如今，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哈醫大二附院骨科副主任任曉平已經55歲了，他中等身高，依然清瘦，除了頭發比以前稀薄，看起來變化不大。這說明很多時候，外表未必能細密如實地呈現一個人人生軌迹或心性狀态的改變—比如，你既看不出任曉平去國留學從醫17年，從肯塔基到俄亥俄再到芝加哥最終又回歸哈爾濱的漂泊曲線；也很難想像這個曾因斷指再植手術而崩潰失措的臨床醫生，如今正雄心勃勃地緻力于将地球上最天方夜譚的手術—頭部移植術變成現實。
6月13日，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名為《為癱瘓者換身體，中國醫學的突破還是瘋狂？》的文章。采訪發生在10個月前，紐約時報記者狄雨霏（DidiKristenTatlow）專程來到哈爾濱，和任曉平聊了很久。稿件遲遲不發，任曉平原以為，“美國大媒體，會比較嚴謹，核實時間久”，結果看到标題他就火了。“我通過這次是看出來了，這個報紙，民主黨背後的，它有很大的反華性質！”
盡管沒有明言，但這篇報道暗示了第一例換頭術将在中國發生，病人将是62歲的煤氣公司工人、頸脊髓損傷患者王煥明。任曉平向《人物》記者反複強調，他從未說過這樣的話，“我至今為止從未對王煥明及其家屬做出過任何手術可能性的承諾。”這篇報道質疑了中國的生命倫理政策，以及一種以國家抱負為背後推動力的中國式醫學野心。
任曉平立即敲打了一封措辭嚴峻的信，發送到狄雨霏助理的郵箱。“尊敬的NYT負責人”，他使用了這樣一個老式的開頭，并向對方申明，他的一切考慮都是基于學術而與國别無關，而《紐約時報》的報道，“具有明顯的誤導和攻擊性”。半天後他收到了對方的回複：“Didi不太清楚您為何不滿，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隻能暗自收下教訓了。任曉平告訴《人物》記者，他決定不再接受外媒采訪。面對争議他并不在意—事實上自從他和他的意大利合作夥伴卡納維羅（SergioCanavero）在一年前一起登上美國神經和骨科醫師學會年會的報告台，他就準備好了長期站在風口浪尖。
兩年前，都靈神經科醫生卡納維羅開始向媒體透露，他準備在人體上實施換頭手術。消息引發了舉世震驚，與此同時國際主流醫學界卻對此态度冷漠。卡納維羅和他的計劃被評價為“荒唐的、離奇的、異想天開的”，無論技術上還是倫理上都相當可疑。起碼，在21世紀這第二個10年，如果說醫學是片汪洋大海，“換頭術”毫無疑問還是艘孤舟。2014年9月，卡納維羅在檢索論文時突然發現了一個跟自己有類似抱負的中國人—這令他欣喜若狂，當即給對方發了封郵件。
這個人就是任曉平。在卡納維羅的建議下，他們開始“合作”。卡納維羅每每再接受采訪，都會主動提及“我了不起的中國合作者”。但大半年的時間裡其實他們并未見面，交流止于“郵件、Skype、閱讀對方的論文”。任曉平向記者解釋，“換頭”是個極其龐大的工程，真正到手術時，大概需要150名醫生持續工作36小時。“換頭術”的靈魂不是任何一位執刀者，而是通過思考建立模型、設計和搭建這個手術的人，類似于導演之于一部電影。
2015年6月12日，美國馬裡蘭，卡納維羅和任曉平一起做了關于頭移植手術可行性的報告。他們展示了為這個激進手術設計的清晰流程：首先，對接受頭部移植手術的病人和另一名身體的捐贈人進行降溫處理（這樣可以放慢細胞死亡的速度）；與此同時切下他們的頭，用飛快的速度處理主要頭部血管（确保顱内血壓穩定并防止缺血損傷）；最後，切斷脊髓，進入手術的最核心部分—将頭顱和另一具身體之間的中樞神經連上，并使其恢複工作。
主流醫學界至今認為，中樞神經一旦損傷，便不可再生。但卡納維羅和任曉平宣稱，他們的研究表明，如果能正确應用一種名為聚乙二醇的溶膠，就可以重新連接斷裂的中樞神經。聚乙二醇是一種細胞融合劑，能改變細胞的生物膜結構，目前已在動物實驗中被證實可促進脊髓神經生長，但暫且找不到證據支持它對人類的中樞神經是否管用。美國普渡大學麻痹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博根斯（RichardBorgens）就曾斷言：“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頭移植手術後，脊髓和大腦的連接會産生有效感覺和運動功能。”
接下來就是血管、肌肉、皮膚的縫合了，這裡面的難點在于來自兩個不同人體的免疫排斥反應。但任曉平表示，用一種名為fx506的免疫藥物即可解決。術後病人會維持幾周的昏迷，在此期間，醫生們将用電極刺激病人的脊柱，不斷強化新神經之間的連接。
卡納維羅表示，如果以上各個環節都能順利完成，病人将在一年内恢複行走能力。
對于來到馬裡蘭參加年會的大部分醫生來說，這是一場令他們目瞪口呆的演說。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報道中引用賓夕法尼亞大學佩恩移植研究所教授亞伯拉罕·沙凱德（AbrahamShaked）的觀點稱，卡納維羅和任曉平打算連接脊髓的方案如同夢呓。“我不知道他們這是瘋狂還是愚蠢。到目前為止，‘中樞神經一旦切斷即不可再生’仍然是醫學界的共識。用聚乙二醇加快中樞神經的生長？好比穿越大西洋的海底電纜斷了，有人說拿不幹膠就能把它粘好重新使用一樣。”
“已經有很多醫學案例表明中樞神經不是不可再生的，”任曉平肯定地告訴《人物》記者。他認為一些醫生對前沿信息漠不關心，并向記者舉例了一篇西班牙研究者發表在2005年的《神經學研究》雜志的論文，其核心便是經過某種治療後核磁共振顯示出中樞神經再生的依據。
任曉平回憶，會場上确實多是混雜着震驚的反對聲，但他并沒有被擊倒。他把更多的挑戰歸結為來自倫理學上的質疑，“這是一個非常前沿、敏感的領域，很多人并不了解，在技術上他們無法駁倒我們，所以都在拿倫理問題作文章。”
其中，紐約大學醫學院生命倫理學部主任阿瑟·卡普蘭（ArthurCaplan）是頭移植手術最大的反對黨，“談論這件事都十分荒謬”，他回複《人物》記者，他形容卡納維羅為“一個冒牌貨、一個古怪的瘋子，聒噪着自我營銷，永遠在兜售他那套荒謬論調”。冒險頭部移植術被醫學界束之高閣已近半世紀之久。1970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的美國人羅伯特·懷特（RobertJWhite）最早為一條狗換了個大腦。手術後的腦電圖顯示狗的新大腦活動正常，懷特從這個手術上得出了重要結論：大腦，是可以移植到其他身體而不産生免疫排斥的。
懷特往前走得非常快。兩個月後，他成功将一隻恒河猴的整個頭顱切下并安到了另外一個軀體上。據說這隻猴子醒來後，還咬掉了離它最近的一名醫生的一根手指。猴子活了8天，但由于脊椎的神經損傷完全無法恢複，所以其頭部以下始終全部癱瘓，而最後它也因為上皮組織嚴重的免疫排斥而死亡。卡納維羅稱懷特的實驗為：人類曾經離Heaven（天堂）那麼近的時刻。
Heaven（headanastomosisventure，頭部吻合冒險）是卡納維羅對他決意進行的頭部移植手術的命名。任曉平并不贊同這個具有浪漫色彩的名字，“缺乏嚴謹性，我這裡還是叫它‘異體頭身重建術’好了”。但任曉平視懷特為偶像，“以當時的曆史條件—後來有效作用于上皮組織的免疫藥物尚未問世，中樞神經損失修複一片空白，在這些限制下，懷特可以說是做了一個完美的手術。如果再往前一步，可以想像，他一定想要給人做這個手術的，當時他面對的倫理争議太大了，但因為倫理争議而不能繼續往前探索，我覺得他到死都是很遺憾的。”
懷特确實耿耿于懷。1999年9月的《科學美國人》雜志上，74歲的懷特發表過一篇探讨人類頭移植可能性的文章，任曉平正是被這篇文章震撼到的人之一。他還記得，懷特也曾在一個采訪裡表達過困惑：“如果你有來自一個人的頭腦和另一個人的身體，那你到底是誰？”有意思的是，懷特本人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任曉平認為“懷特可能會相信大腦是靈魂的容器吧”。
移植技術的發展是20世紀醫學史裡重要的一筆。首先被攻克的是髒器移植。1999年，人類第一例成功的手移植發生在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其中就有任曉平的參與。手作為複合組織，有着遠高于髒器的移植難度。“髒器比如腎髒，它就是單純的髒器細胞。而複合組織裡有神經、有血管，還有上皮。而上皮是人體組織中免疫原性最高的，即最容易與異體發生排斥反應，所以直到後來fx506（免疫藥物）出來了，複合組織的移植，包括後來的臉移植，才成為可能。”任曉平說。
在2014年2月前，卡納維羅都還是都靈Molinette醫院的神經外科醫生。他1980年代從醫學院畢業就在這裡工作，但由于這兩年持續不斷地高調發表“換頭”言論，如今已被該醫院除名。《衛報》去采訪他，他仍然會帶着記者回醫院拍照，并指着走廊裡那些懶得和他打招呼的前同事們告訴記者：“看啊，看看這些人對我的冷臉，我在這裡已經變成了一個賤民（apariah）。”卡納維羅目前的公開身份顯示為“都靈高級神經調節組主任”，但《人物》記者并沒有在網上查找到關于這個研究機構的更多信息。
“是的，我是流着意大利的血液，但我不承認我是個意大利人，”卡納維羅在電話裡嚷嚷，“Thefuckedupcountry！”接受《人物》采訪時他這樣抱怨，這個國家有1600萬人，有時候會被認為和你們中國很像—但是，錯了，這裡永遠都不會像中國一樣一天内建好一座房子，或者一個月修好一條鐵路。他在這裡孤單異常，找不到一個認同者、也找不到任何合作者。
對卡納維羅的評價一般分為兩類—一類認為他就是一個弗蘭肯斯坦一樣的瘋子，永遠想着搞個大新聞，罔顧風險，真正追逐的唯有巨大的名利。但也有人認為卡納維羅或許是一個真正的創新者，起碼他願意嘗試别人認為不可能的事。
對于外部評價，卡納維羅很容易激動，“是啊，人們說我瘋了，于是我去練習了武術，我也在精神上做好了應對任何攻擊的準備。”卡納維羅說。他承認自己有點激進，“我不輕易交朋友，而如果我發現有什麼敵人，我會馬上準備教訓他。”
和卡納維羅相比，任曉平顯得溫和冷靜。連卡納維羅都忍不住主動贊美後者的性格：“我很喜歡和曉平這樣的中國人合作。”在意大利人看來，東西方兩種思維方式的合作是完美的，“曉平經常跟我說，耐心，耐心。而我會回應他，是的，我們需要耐心，我知道你們中國人喜歡說一步一步來。但我們不是神，你已經55歲了，而我53歲，我們會死的。”
“卡納維羅有的時候确實激進。”任曉平笑着評價他的搭檔，語調未見起伏。某種程度上他是被對方的高調“拖”着往前走，他承認有些時候這并不讓他舒服。
一次小小的不愉快發生在2015年初。任曉平在一隻猴子身上做了頭移植手術。他嘗試連接了猴子頭顱和軀體之間的血液供應，但在這個實驗裡他并沒有試圖去連接脊髓，“猴子存活了20個小時，之後我們對它實行了安樂死。”這是一次觀察實驗，任曉平并不打算公開。“我隻是告訴卡納維羅我的進度，給他發了一張照片。他說他在接受英國《新科學人》雜志的采訪，要把我這個照片給人家看。我說不行。但他根本不聽我的，直接就給了。”
在哈醫大異體移植實驗室，任曉平指導學生切開小鼠的胸脊到了8月份，卡納維羅來了一趟哈爾濱，任曉平牽頭組織了一個和頭移植相關的研讨會。邀請嘉賓裡有一位MichealSarr，是美國外科協會的主任委員。“這個Dr.Sarr面對的壓力很大，來不來，有過幾次反複，這個我完全理解，很正常嘛。卡納維羅就耐不住，不止一次跟我說，說我們不要再帶這個人了。”任曉平邊說邊搖頭。但他很快表示，有些不愉快也沒什麼，“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就好了。我這個人，不會和别人拆夥的。”病人俄羅斯工程師斯皮裡多諾夫（ValerySpiridonov）今年30歲，患有先天脊髓性肌肉萎縮症。脖子以上，他和常人無異—面容清秀、思維活躍，脖子以下，他的身體每一年都在變小。“這是一種會讓我的肌肉不斷不斷地退化的疾病，”他告訴《人物》記者，肌肉的萎縮最終會扼住他的呼吸，“我會死去。”
斯皮裡諾夫最早從電視裡看到卡納維羅提出“換頭”計劃的新聞，做了一番小小的研究後，他感到振奮。他選擇相信卡納維羅，決定把自己交給他—這樣，到了2015年4月，卡納維羅宣布，他擁有了第一名志願者。如果手術成立，斯皮裡諾夫的新身體将來自一位“腦死亡但其他部位健康的捐獻者”。
不止一位醫學人士對斯皮裡諾夫的選擇表示擔憂。美國神經外科醫生協會主席亨特·巴特傑（HuntBatjer）曾通過媒體表示，不希望任何人去接受這個手術，“因為發生的事情可能比死更難受”。
“我并不在乎那些争議。”斯皮裡諾夫告訴《人物》記者。沒有人了解和關心他或者說他這樣的人的痛苦：死亡在一個并不遙遠的未來裡已經是明确的、必然的，而卡納維羅提出了這樣的設想，哪怕最終被證明隻提供了安慰—都拯救了他。“我不再是一個絕望的人，我現在有期待。”如果在手術中不幸離世呢？他也接受，“對于一個認為‘沒有任何情況會比現在更糟’的人來說，我還可以為醫學做出貢獻，這也很好。”
自從任曉平和他的意大利合作夥伴卡納維羅在一年前一起登上美國神經和骨科醫師學會年會的報告台，任曉平就準備好了長期站在風口浪尖
這個患有先天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俄羅斯工程師成為了卡納維羅的第一個志願者遼甯本溪的煤氣工人王煥明在6年前的一次意外中摔斷了脖子，靠呼吸機維持生命。有一種自主呼吸機，要60多萬，家裡買不起，王煥明的妻子和女兒隻能去市場買十幾塊錢一個的呼吸球，“捏一下他呼吸一口氣，全靠捏，一下都不能停”。女兒王智算過，前三年，她們母女倆捏呼吸球捏了有7000萬次，“我倆輪班，夜裡就我睡幾小時，再換我媽這樣”。2013年，飛利浦公司向王煥明捐贈了一台自主呼吸機，雖然自主呼吸機旁依然“長年需要人看着”，但王智和母親好歹從無止盡的呼吸球苦役中解放了。
“但我爸，頭以上都是好的。”王智向《人物》記者強調，“說話，吃飯，看東西，都沒問題，特别清醒。”頭以下，王煥明就和死人沒有兩樣了。王智說，爸爸是沒有自殺能力，要不他早就不想拖累我們了。
王智在網上看到“換頭術”的新聞裡有中國醫生的參與，“看了就光顧着高興”。她馬上坐火車到哈爾濱找到了任曉平。
那是去年9月，因為“換頭術”來找任曉平的媒體剛開始多起來，王智說，任曉平誇她“你跑得真快，比媒體都要快”。
因為這句話，王智相信她爸爸會是任醫生手術的第一選擇。她和斯皮裡諾夫一樣不畏懼其中的風險，首先她堅信，“任教授總不會把人當實驗品吧？”
“我爸這種情況，屬于生不如死的級别，我們都覺得沒有超自然的能力救不了我爸。如果我爸能被任醫生選中，我覺得最後生死也是上天安排好的，也許試了就有希望呢？”她不奢望王煥明能全部恢複，“我的心願很簡單，能讓我爸恢複自主呼吸就行了，這樣我們就能推他下下樓”。
但任曉平說，王智其實是找上門來的第4個志願者家屬了，他在手機裡按先後順序給他們編了号（但如何在遺體捐獻源并不充足的大環境下尋找供體，目前還沒有被提上議程）。他強調，“從來沒承諾過會給她爸爸（王煥明）手術”。
“《紐約時報》的報道是歪曲事實的，他就想制造一種，一個中國醫生，一定要選一個中國病人，急不可耐地在中國做這個手術。他就想營造這個。這個根本不屬實。”
卡納維羅告訴記者，現在全球已經有幾百個患者找到他們了。當然，斯皮裡諾夫是第一個，“但俄羅斯沒有錢，這就是問題”。他表示莫斯科曾有醫院表示願意協助，他們或許能提供動手術的醫生，但這可是個—根據卡納維羅本人的預算—僅一台手術本身就需要7000萬人民币的工程，如果加上前期研究和後期康複，則不會少于2億。
卡納維羅說，他曾考慮過在歐洲展開這個手術，但他認為更大的可能性還是在中國和美國。“美國有錢，中國有錢。如果曉平從中國政府那裡籌到了資金，這筆錢當然應該用在一個中國病人身上。我想向中國的人們說，你們真的希望看到美國在這件事上戰勝你們嗎？……任何有風險的手術最開始都會存在争議，但任曉平需要的不是這些，他需要更多的錢，更多的幫助。”他聲稱希望通過媒體向中國高層建議：“幫助任曉平，這個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來完成他的手術，給中國帶來像過去一樣的榮耀。”
長夢
任曉平1979年考入哈醫大，畢業後分在哈爾濱第一人民醫院骨科。1996年，任曉平申請到前往位于美國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大學手外科中心的留學機會，從此一待十幾年，“很長時間都沒考慮過回來”。
“那個時候，大家多少都有美國夢。”他回憶。當時，路易斯維爾大學正試圖突破全球首例手移植手術。任曉平到達美國時，手中心的醫生們正在用豬建立大動物實驗模型，但屢屢失敗。由于豬在接受手臂移植之後，無法控制其運動，常常骨折，而根據美國動物保護協會的要求，為避免實驗豬的痛苦，它們就必須被處死。這樣一來，術後免疫學藥物反應、排斥反應監測等後續實驗内容根本無法進行下去。
初來乍到的任曉平很快設計出了一個解決豬骨折問題的模型。他建議不将整個手前臂切除，而是隻切掉桡測一部分，保留好腕關節和肘關節，這樣豬的傷殘率就被大大降低了。
“其實這是一個國内臨床上非常常見的手術，我們又叫它‘中國皮瓣’。”任曉平在微笑中回憶，他的美國新同事則對他豎起了大拇指，誇贊“中國皮瓣，中國智慧”。1999年，路易斯維爾手中心完成了世界首例手部移植手術，任曉平是團隊中的一員。這位患者生存至今。
新移民任曉平帶着一家人在美國逐漸紮下根來。他換了幾所大學，從助理升到了副教授，生活愈發放松，閑起來在家種了一英畝菜地。“但華人其實過不了這種日子。”任曉平說，他将此歸結為基因裡的拼搏欲望。
在辛辛那提大學醫學院，任曉平不再直接做移植，但他所做的“缺血再造功能損傷”研究仍然和移植相關。2010年之後，人類開始突破臉部移植，包括嘴鼻和頭皮、耳朵及耳道，包括眼部肌肉下面非常複雜的神經連接，擁有了一張新臉的患者甚至可以自然地眨眼睛。這對任曉平是個刺激。
“手、臉都做了，下一步，很自然就是頭了。”任曉平說。但美國“規矩很多，創新的東西其實不是那麼随意能做，做什麼實驗都需要申報”。申報不了，他就在頭腦裡摸索。說到這裡，任曉平狡黠一笑，“這麼跟你說，其實回國後的一些實驗，在美國時我已經在夢裡做完了。”
在任曉平看來，似乎也是在某種長夢裡——時代完成了翻轉。他聲稱對于海外學界而言，2008年左右饒毅、施一公的回國“是個信号”，“他們作為最頂尖的科學家，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你肯定要想想。”他很喜歡“中國夢”的表述，“像強國、複興、創新這些詞，對海外華人确實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感動。”2012年，任曉平接受了母校哈醫大校長楊寶峰的邀請，決定回國。
《人物》記者追問，“到哈醫大來做頭部移植研究”是不是當時回國的條件之一，任曉平給予了否認。他願意承認的是，這是中國夢對曾經美國夢的正式接手。
交鋒
回到哈醫大的任曉平，同時擔任着教授、博士生導師以及哈醫大二附院骨科副主任的職務。他工作勤勉，作息奇異，每天淩晨3點起床，花一個多小時處理郵件，然後去運動，6點前準時出現在骨科病房。任曉平堅信“研究不能離開臨床”，遠離患者會令他失去感覺。他帶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加起來超過20個，醫大給他配備了3間寬敞明亮的實驗室—學生們被分成3組，夜以繼日地在昆明小鼠身上做着實驗。
《人物》記者在一天下午3點到達任曉平位于哈醫大轉化中心大樓裡的異體移植實驗室時，4名學生正在用一種精巧的寶石刀切開小鼠的胸脊，與實驗台相連的顯示器上閃爍着小鼠們的腦電波。經過實驗的小鼠被放在一個籠子裡，蹒跚馱着背上的傷口，因為中樞神經被切斷而無法活動下肢。“實驗組我們會給他們的脊髓上藥，觀察恢複情況。而這些（小鼠）是用來對比的對照組。”任曉平解釋。
“做任老師的學生，沒有周末，沒有寒暑假。”“因為任老師永遠在工作，我們當然也一樣。”任曉平的學生苗青和任帥告訴記者。作為任曉平的學生，他們習慣了有媒體來到實驗室。任曉平的學生—在這所學校裡，這個身份是帶有自豪感的。
對于任曉平在哈醫大擁有的一切，卡納維羅直言，他感到羨慕。他本人失去了臨床醫生的身份，一些實驗如今不得不依賴和同行的合作完成。今年年初，他發布了與韓國建國大學金世允團隊共同完成的實驗視頻，一隻脖子上的脊髓（即中樞神經）在四周前被切斷的小鼠，在聚乙二醇溶膠的作用下，依然擁有運動自己前肢和後肢的能力。
對于這個視頻，卡納維羅的頭号反對者—紐約大學醫學院的阿瑟·卡普蘭依然給予了不留餘地的批評。他認為這樣的視頻沒有可信度，因為“這就是将科學進行公關炒作”，“如果你論文發在了同行評議的雜志上，我會感興趣，但其他就都是鬼扯。”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學中心的神經學家托馬斯·科克倫（ThomasCochrane）也認為卡納維羅過早披露的做法不夠正規。“令人反感是有原因的。”他說，“在尚未得到認可前先引發騷動，這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使得人們忽視那些被一緻認為基礎堅實的研究。”
在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看來，更大的倫理問題，在于“換頭術”之後換頭者和供體的認同問題。“他究竟是原來的他，還是成為了一個全新的另外一個人？他與他的家人朋友能否認同這個身份？如果他還具備生殖功能，那麼生殖細胞來源于供者軀體，孩子的父親或者母親究竟是誰？”任曉平對此的回複是：“關于下一代，生物醫學上早已有了現成的模式。像不孕不育症，異質人工授精等，血緣上孩子也不完全屬于父母，但法理上仍然是父母的後代。”“有人說頭部移植後人難道有兩套DNA，他可能不知道，髒器移植的人早就是兩套DNA了，如果他換了一個人的心、另一個人的腎，那DNA能有三套。”任曉平強調，這些都不是新的倫理學難題了，“沒有一個在現代醫學上會構成新挑戰”。
“事實上我們在路易斯維爾做手移植的時候，也面臨過倫理争議。”任曉平說。當時的争議點主要在于免疫藥物的服用。接受移植手術的患者，急性排斥反應期可能一周内就出現了，但慢性排斥反應卻很有可能是長期的，所以患者必須終身服用免疫藥物。而終身服用免疫藥物，則有引發腫瘤的風險。
任曉平記得，為此，國際異體複合組織移植學會1997年還專門開了一個研讨會。“哈佛有些教授當時反對得很兇，認為實驗不成熟，要進實驗室繼續完善，不應該用在人身上。”有人還提出，隻缺一隻手，患者生命不受威脅，而你做了手移植，患者的生命風險反而增加了。
後來的臉移植則可想而知地引發了更多倫理讨論。“患者醒來照鏡子，我都不是我了，自我認知啊這些，這個在當時倫理争議也很大。”任曉平說，手移植時，出現過一名法國病患“無法與異體（新手）相處的情況，心理上排斥”，最後不得不再次截肢。
據中山大學醫學哲學教授潘大偉介紹，截肢患者術後經常出現“幻肢痛”，而頭移植者将面對頸部以下全部來自别人的身體—他的大腦接受起這件事來必然會更加嚴峻。倫理問題不止于此，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王明旭認為，“如果頭移植手術成功，那麼人的完整性将會遭到破壞。”頭移植之後的“人”到底屬于大腦還是軀體？生命得到延續的，到底是那個大腦的提供者還是軀體的提供者？這個新的人是誰？他的靈與肉是否統一？以及，即便這個新的人自身願意，他周圍的親屬—其他當事人将如何面對他的存續？
對于倫理學，任曉平整體上抱着敬而遠之的态度，“書我也翻過一兩本，但我理解的倫理，就是沒有任何東西高于生命倫理。”
另一些醫生則認為，在“換頭術”這件事上，如今根本沒到談倫理的地步。“換頭術能成立，是建立在任曉平們堅稱中樞神經可再生的基礎上。而醫學界的共識至今都是，中樞神經是不可再生的。”唐铠，來自中國最好的神經外科—北京天壇醫院的副主任醫師告訴《人物》記者。而另一名上海華山醫院的醫生在接受采訪後要求隐去名字：“這件事就是個笑話，我就不希望我的名字和任曉平出現在同一篇文章裡。
問問任曉平，如果他所謂的中樞神經再生能成立，為什麼不先把高位截癱病人治好，而要舍近求遠地去‘換頭’呢？”
任曉平對此的回應是打了個比方：“高位截癱的病人—無論是車禍、摔傷還是什麼，造成他損傷的力可能是2400牛頓，而我用寶石刀切開脊髓的受力隻有10牛頓。前者，脊髓會被損傷成豆腐渣，後者，我們盡最大可能精确、整齊地切開它。所以高位截癱病人的中樞神經損傷情況不好與頭部移植裡的相提并論。”
中山大學醫學院博士生導師吳武田向《人物》記者表示，在近年的不少動物實驗中，确已有一些方法可以促進中樞神經再生。但他不認同任曉平關于“受力不同導緻中樞神經修複難易程度不同”的看法，“在動物實驗中，用重力砸還是用刀片輕輕切造成的脊髓損傷最終導緻的截癱表現是一樣的。”他不認為當前的神經科學水平已發展到可以“換頭”的程度，“對于完全性脊髓損傷，無論動物還是人，我至今沒有看到過徹底恢複功能的報道。”
但任曉平和卡納維羅反複強調—聚乙二醇溶膠在小鼠身上發生了明顯的作用。“很多臨床醫生，眼界太窄，不看論文，現在學科是越分越細了，很多前沿尖端領域，這些醫生也接觸不到。”任曉平向記者展示了今年7月号的美國《外科》（Surgery）雜志，刊登了他和卡納維羅的一組論文。任曉平介紹說，這是外科界美譽度比較高的雜志—盡管它的影響因子不算高（3.309）。而醫學界幾本公認的權威雜志，《臨床腫瘤》去年的影響因子高達115，《新英格蘭》則有55.8。任曉平的解釋是，“這是一本比較小衆的專業雜志嘛。”
對于同行的批評和諷刺，任曉平其實并不放在心上。某種程度上，能制造風浪的人無不具備這樣一種能力：隻看得見自己的目标而聽不見周圍的風聲，随時可出入于無我之境。從回國第二年開始，任曉平每年都悉心準備材料，申報973。973是“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的簡稱，旨在“解決國家戰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學問題，以及對人類認識世界将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學前沿問題”，擁有高額的國家經費支持。
任曉平的申報還未成功。任曉平估計，做這台手術需要花費4億。他覺得4億并不多，對于這樣一個對人類有重大突破的課題，“40億也應該把它解決下來。”
“做這樣的事，最重要的就是審時度勢。”任曉平強調，“不合時宜的，你想也是白想。”對于他來說，重要的是“上下進退中我都要給自己創造好一個空間”。“人家不讓你做時，你不要硬碰硬，我也沒那麼大力氣。但當然我還是希望，希望讓他們了解到，你讓我做這件事，這對人類來說是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