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渤先生有點累了。
他躺在一張破舊的木桌上，頭枕着胳膊，雙腿蜷起，閉上了眼。這個動作維持了5秒鐘，比别的動作都久一點。
也許他想打個盹兒，但一米開外的相機還在等待着捕捉下一個動作和表情。他睜開眼，按照攝影師的指導，順從地擺出堅定的、頹廢的、面無表情的表情。換下一套衣服的時候，有兩件類似的黑西裝，工作人員問他喜歡哪件，他看了看，搖搖頭說：“不重要。”
黃渤耗時3年、自導自演的第一部電影《一出好戲》即将上映，洶湧而來的日程填滿了他的每一分鐘，前一天晚上，他隻睡了兩個小時。
他覺得“自己像一隻大橙子，周圍的人全是榨汁機”。“他們都想‘壓榨’我。”他說，伴着一個無奈的笑。
被“壓榨”到近乎崩潰的時刻，在過去3年，甚至更久遠的歲月裡，他已經遇到過很多次，從未真的崩潰。“你就沒有什麼扛不住的那個狀态，因為你知道扛不住也沒有什麼用。”
如今，44歲的黃渤正在面對生活的巨大悖論。他不再是那個心中燃着一團火來北京闖蕩的小青年，他得到了那個20歲的年輕人夢寐以求的一切，又被這一切包圍裹挾，進退兩難。
“如果有機會讓你遇到20歲的自己，你會跟他說什麼？”《人物》記者問他。
“好好享受，好好享受當時的那些。”他說。
糾結
在過去的3年裡，這個被稱為“電影票房保障”的人幾乎沒有接戲，全身心當起了導演。
被問了無數次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做導演？
他有自己的标準答案，聽起來也順理成章：一直惦記着這個故事，别的導演不願意拍，隻好自己來了。
所有的決定和轉折都有契機，那個契機才能解釋為何是此時而非彼時，一個故事突然重要到讓他放下一切。
那是2014年，他正在拍《尋龍訣》，他對夏雨說，拍完這個，我要歇一年。那年他40歲，在本該不惑的年紀，遭遇了一場内心的戰役。
他本該春風得意。那幾年，他參演的電影創造了中國的票房神話，那張并不英俊的臉占據了中國的大小屏幕，他成了編劇史航口中的“國民演員”。史航認為中國隻有4個演員可以擔起這個名号：葛優、傅彪、範偉和黃渤。“他能肩扛悲喜，有喜劇的底子，也有悲劇的可能，有大多數同胞都能理解和感知的那種魅力。”史航說。
也有另一種聲音，2010年網上有人說：“黃渤的演技好象沒有受到過太危險的挑戰，所有電影，他都處理得遊刃有餘，他的個人風格太過明顯，乃至于他的三闆斧可以撂倒他遇見過的所有角色，這對于黃渤不知是喜是悲。”
黃渤本人的确感覺到了這種瓶頸，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内心仿佛一夕之間失去了對表演的興趣。他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盲目忙碌的狀态，下意識覺得不安，“一個戲一個戲地接，接下一個戲的目标是為什麼，是為了掙點錢？還是為了向大家證明你是個好演員？我覺得對我來說都沒有那麼大的動力。”
那段時間他身處職業的猶疑關口，不明白為什麼曾經熱愛的表演突然沒辦法再帶來那麼多的快樂。
迷茫的時候，他最懷念2008年跟導演管虎拍《鬥牛》時的狀态，一座山上上下下跑36趟，跑爛幾十雙鞋，受傷上百次，一個鏡頭拍100多遍，一切都在挑戰一個演員身體和精神的極限。當時累到崩潰，但想起來還是開心，那是一種創作的滿足感。
那一年管虎40歲，比黃渤先一步迎來不惑之年的困境。當時的他被外界評價，片子越來越成熟了。管虎不覺得那是一種褒獎，他懷念90年代拍《頭發亂了》的那個自己，什麼都不太懂，什麼都想試試，莽撞地拍出了那個年代的瘋狂愛情。
“生活總能把人磨得服服帖帖的，拍電視劇、結婚、生孩子，什麼叫安于天命呢？每個人最後都能體會。但心裡的火也不能就這麼滅了吧，既然現實生活裡安了，那就隻有往電影裡沖了，《鬥牛》是我自己的鬥争。”管虎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采訪時說。
管虎的鬥争變成了黃渤的鬥争。在那部帶有荒誕主義色彩的電影裡，黃渤大部分時間都在和一頭黑白花荷蘭奶牛相處。日本人屠了村子，隻有他扮演的牛二和那頭奶牛活下來，一人一牛相依為命，牛有時眼神溫順，讓他想到死去的愛人，有時不聽話，給他帶來生命危險。
他心裡也有一頭牛，那是一種不安全感，安靜有時，暴烈有時，但總是如影随形。整個2014年，他都在和心裡的這頭牛周旋，覺得不安，卻不知道如何克服，不想如此單一地演了，又不知道該往哪兒走。“你内心裡邊确實有這種矛盾的存在，你還不斷地嘗試想要翻盤，想要跟它鬥争……為什麼老是想找到新的東西，其實新的東西它代表一個希望，也代表一個危險，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其實你又能找到一些東西。找到的這些東西就是可以和不安全感相對抗的東西。”
拍完《尋龍訣》，歇了一陣子，黃渤決定去做導演，呈現那個腦子裡想了很多遍的故事。和那頭牛的鬥争暫時和解，他決心把自己扔進某種未知和危險，“我不希望在一個沙發裡面慢慢陷下去。”
像管虎一樣，他想要找回某種茫然無知、舉足無措的狀态。“那些狀态可以迸發出新的能量來，它會給你一些機會，讓你重新調動身體裡邊的荷爾蒙去努力學習，從完全不知道到慢慢了解，到掌握，到最後呈現出來一個不錯的東西的時候，它會給你帶來一些滿足感跟興奮感。”沉重
黃渤開始攀爬一座新的山峰，心裡那頭不安的動物安靜了。誰也不知道，他走向的希望和危險，會以怎樣的面貌出現。
他惦記了很多年的故事是個實驗性質的困境：一群人陷落孤島，無人救援。他想探索的是一個命題：當人們遠離文明社會，面對荒野絕境，舊有的人際關系漸漸崩塌，道德還能成立嗎？愛情還是愛情嗎？
劇組選了太平洋上一個風景秀美的小島作為拍攝地，那是宮崎駿《幽靈公主》的取景地。在島上，黃渤每天爬山涉水地找景。“很多景都是他轉轉轉發現的。他看景色永遠是要，比如這兒看得好，他永遠再往那邊爬，爬完這座山，他還要再爬一座山看一看。比如說這塊海灘特好，他要翻過這一小片再看看隔壁那塊。”《一出好戲》的攝影曾劍說。
拍完之後，黃渤整整剪了一年，還未定剪，變成了圈内朋友們的一個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糾結的人，裝修一個房子能裝修好幾年，别說一個電影了。”演員徐峥告訴《人物》。
導演甯浩能理解黃渤這種糾結，那是完美主義者的宿命。“大家都到了這個辛苦的年紀，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想做好、想讓周圍的人都不失望，就會更加努力。”
黃渤精心打磨的作品，也在反過來影響他。和黃渤合作過《鬥牛》的闫妮感覺他這幾年在變得沉重，她推測或許是因為觸及了一些痛苦和殘酷的命題。她偶爾能在黃渤身上看到北野武的感覺，後者喜劇演員出身，大放異彩的卻是一些陰暗又沉重的角色，執導的作品裡充斥着黑暗的暴力美學。
王迅也感覺到黃渤這些年變得深沉厚重了許多，以前在一塊兒創作的時候，黃渤最看重的是好不好玩，“現在未必把好玩放在首位了，他現在問有沒有意義。沒有意義，他不會做的。”
“你在做作品，作品也在做你，人的成長不是一天兩天的，它是莫名其妙的，潤物細無聲地很多東西就長在了你的身上。”王迅說。
以前，王迅很羨慕黃渤沒有白頭發，現在突然發現他兩鬓白了許多。黃渤也一直沒意識到中年跟自己有什麼關系，直到現在一撥拉頭發，有四五十根白的，那是一種年齡的痛覺。
他不再滿足于表達一些表象的東西，“真正的痛苦跟殘酷，你是直面它，還是客觀地把它擺在那兒，還是抛棄它，這個好像并不是一個特别容易（選擇）的東西。有很多相對悲情或者痛苦的東西，其實都願意去嘗試，隻要是自己能感受到，而且自己能力能駕馭的，好多的感受是在那個嘗試過程中慢慢慢慢産生的。”
無論是戲裡的痛苦殘酷，還是戲外的壓力焦慮，黃渤的選擇大都是直面，很少逃避。
拍戲陷入死胡同的時候，他的口頭禅是“放心”，“沒問題”，“肯定能過去”。“我就有一點好，就是難得糊塗，就今天這事，壓壓壓壓壓壓壓，壓得不成了，壓塌了，崩潰了，睡過去，第二天早上起來，突然哎，什麼事也（沒有），就突然輕松了起來，哦，還有這個事沒幹，哦，還有那個，又壓過來了。我覺得我自我消化能力還挺好的。”他說。
《一出好戲》的剪輯屠亦然記得，有一次做後期，工作人員站在一旁跟黃渤商量之後兩天的日程安排：明天上午飛去青島，下午回來和誰誰有個約，晚上和誰誰有個約，第二天再去青島………黃渤聽完，捂着臉沒說話，站起來走到大廳，來回轉圈，不知道轉了多少圈，自己消化好了，又回來繼續工作。
内心世界的崩潰和重建，除了他自己，沒有目擊者。也許已經發生過很多次，對他而言，那種無路可走、從頭再來的困境并不陌生。袁泉還記得，2012年和黃渤一起排話劇《活着》，離首演還有十來天的時候，做了一次5個多小時的聯排。導演孟京輝看完之後說，“行，明天早上全部推翻，重新再來。”
所有演員都很沮喪，沒精打采。隻有黃渤，第二天到了排練場照常招呼所有人繼續排練。“你就會覺得他是打不倒的小強，好像隻要有他在，這個東西就不會掉到地上沒人接着，不會。”袁泉告訴《人物》。
牛走遠了
隻有管虎見過黃渤崩斷弦的時刻。
《鬥牛》殺青那天，黃渤坐在車裡号啕大哭，那場辛苦的戰役終于結束了，管虎在車的前排起哄，“哎黃渤哭了黃渤哭了！”
那場戰役并沒有結束。
2009年台北，坐在觀衆席上的黃渤用左手按住右手，手心裡全是汗。
台上的香港演員劉美君微笑着念出46屆金馬獎最佳男演員的名字：張家輝。黃渤臉上有一瞬的失望凝固，随後散去，微笑鼓掌，他此後形容那一瞬的失望，“就像你去兌獎，刮刮刮，刮出來是謝謝你。”
十幾秒之後，張涵予念出了另外一位得獎人：黃渤。那是金馬獎影帝有史以來第一次“雙黃蛋”。黃渤還沒從剛才的情緒裡緩過來，表情有點懵，管虎站起來擁抱他，拍了拍他的臉。
站在台上，他說出了那段著名的獲獎詞：“我好不容易要當演員了，有人勸我說，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看來我沒入錯。”
他獲獎的影片是《鬥牛》。在沂蒙山的小村子裡，他和那頭牛的戰役沒有白打，最終幫他登上了華人男演員所能夢想抵達的一個高峰。
然而，興奮很短暫，甚至沒有超過一天。闫妮當晚打電話祝賀他，他覺得闫妮比他還激動，說：“少說幾句，漫遊呢。”闫妮哈哈大笑：“你就計較這麼點兒。”
人群簇擁的時候，那頭牛又出現了，讓他感到不安：這麼早得影帝，未必是件好事。那頭牛總會不合時宜地給他潑冷水，就像拍《鬥牛》時，他對着鏡頭念白，感覺這次特别對的時候，管虎卻喊了停，他回頭一看，發現牛已經甩着尾巴走遠了。
它讓他保持精神的警覺，令他自覺是個悲觀主義者，“樂觀主義者是直的，就是看到了美好的明天，想想明天自己都能樂出來，我可能不是，經常會拐彎地就想到一些其他的，會有一些擔心、疑慮的，有些可能不會那麼簡單地直接而美好。”
在王迅看來，黃渤長期存在一種不安全感，“尤其一個事兒在很好的時候，他反而會變得冷靜下來，他不會那種，我這個事兒做得特牛，特什麼，他就忘乎所以了，他反而是在成功的時候，會去思考後邊隐藏的一些危機。”
近在眼前的危機是：拿了影帝，要離開原有的生活了，他有點恐慌，普通人的生活是角色養分的來源。于是他進行了一場後來被證明無效的抵抗，依然堅持去坐地鐵，被認出幾次之後落荒而逃，終于放棄。
“恐懼是因為突如其來的東西需要你改變，時間長了慢慢你要接受。你演的片子越來越多，觀衆就越來越認識你，你就越來越不自由，越來越沒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裡面，但現在的生活它也叫生活，也有的可提取，沒必要死揪着以前的小尾巴不放，因為也是無效的。”黃渤說。
徐燕是黃渤念北京電影學院時的班主任，被班裡的同學叫“燕媽媽”，是母親一樣的溫暖存在。在她眼裡，黃渤是個總能清醒認識到自己處境的人。她看着黃渤忙碌總是心疼，經常勸他：“你太累了，你歇一歇吧。”
黃渤跟她說：“我現在做到這個地步，更知道應該如何彎腰屈膝而行。”
“人得意了是挺着胸的，他知道要彎腰，他知道屈膝。人得意的樣子那肯定是趾高氣揚的，可是他不是這樣。他這句話說得我心裡真的，哎呀，我覺得這個孩子他怎麼這麼清醒啊，他怎麼那麼知道自己該如何呀。”徐燕說。
在北影同學王譯唯眼裡，班長黃渤是個永不失态的人。他們所在的2002級表演配音班有一個“扒衣服”的傳統，倒黴的對象随機被指定，同學呼啦一圈就圍上去。黃渤是唯一一個從未被扒成功的人，有一次6個女生把黃渤堵在屋裡，一個男生把門，還是失敗了。幾次飲恨之後，王譯唯煽動全班的男生，“今天你們隻要把黃渤扒了，我請全班在逸夫樓吃飯。”那是當時北影最好的餐廳。
後來的場面堪稱壯觀：黃渤在北影大院裡狂奔，一票男生在後面圍追堵截，最終還是被黃渤逃脫了。在此後的很多年和很多次，這種嘗試從未成功過。凡是班裡聚會，黃渤都穿運動褲，系死扣。
上圖：身兼主演與導演的黃渤，在現場需要随時切換身份
黃渤與攝影指導曾劍（右一）看監視器回放
上圖：《一出好戲》第一次發布會上的黃渤
導演黃渤帶領《一出好戲》衆主演，體驗“沉浸式”發布會現場“他從來不會讓自己失态。”王譯唯說，“他一直都清醒，我從來沒見他喝多過，你就想這人得有多清醒吧。他都不會讓自己的身體失控，更能去把控與他有關的周邊的一切。這是必然的。”
沙寶亮還記得和黃渤第一次喝酒的場景，兩個人在一家啤酒坊偶遇，說一塊喝點兒，沙寶亮問黃渤：“你能喝多少？”黃渤說：“看怎麼喝了，喝一宿還是喝一會兒？”沙寶亮說：“要喝一宿你能喝多少？”黃渤：“我也不知道我能喝多少，反正我能一直喝。”沙寶亮罵了一句髒話，“你牛逼，我喝不過你。”
“他喝多了你都看不出來，我是這麼多年慢慢總結出來的。其實有的時候他可能有點喝高了，但是他控制得極好，永遠不會說錯一句話。”王迅說。
黃渤覺得這種清醒和性格有關系，他不是一個冒進、張揚的人，早年帶着樂隊走南闖北，他是那個需要做決定的人。“太多的事情是由不得你性子，你必須要考慮周全，必須要看清楚事件的本相，在那個過程中你知道有太多不可抗衡、不可逆轉，你沒法一意孤行……你碰到很多阿谀奉承的人，很多讓你不清醒的事件跟人，很多讓你沖昏頭腦的事件和人，但是經曆的事情多了，可能就是這些事情都見過，再加上我性格這樣，可能就給别人的這個（清醒）感受。”
他總是能從熱鬧裡抽身而退。他和甯浩同一天生日，幾年前一起辦生日會，在工體包了一個大的房間，各自把朋友叫來，後來朋友的朋友也來了，朋友的朋友帶着朋友也來了。有人進門問：“哎，這是誰的局？”黃渤說：“我也不知道，我就進來喝喝酒，吃吃飯。”
他和甯浩到院裡坐了一會兒，回頭看屋裡一群不認識的人推杯換盞。那是一個蓦然回首燈火輝煌的時刻，他像個局外人一樣看着自己的生日會，覺得荒謬又好笑，“這個生日，這是在過什麼（笑）。”
滋長
黃渤不喜歡過生日，那是紀念自己又老了一歲的日子。他老覺得自己還年輕，直到遇到更年輕的自己。
“你想過你以後會怎樣嗎？”40歲的黃渤問20歲的黃渤。
“以後？反正我就是愛表演，有舞台就行。”20歲的他回答。
“你覺得自己是這塊料子嗎？”20歲的他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你覺得呢？試試呗。”
這是短片《瘋狂的兄弟》裡的一幕，片中40歲的黃渤遇到了20歲的自己，那是1994年，他決定來北京試試。
沙寶亮記得第一次見到黃渤，是在90年代末，他們都還在北京的各大歌廳跑場子唱歌，一起的還有吳秀波、滿江，大家都二十啷當歲，籍籍無名，青春鼎盛，未來還遙遠得很。
他去黃渤的場子玩，看到了一個極其鬧騰的人，“當時我就覺得這哥們兒跳得挺好，唱得也不錯，就是長得太一般了，就覺得挺可惜的（笑）。”
彼時的黃渤，住在郊區農民的房子裡，每天帶着樂隊趕場子唱歌讨生活，最多的時候一天趕過11場。他心裡燒着一團火，最大的夢想是出一張唱片。
北漂的生活滿是朝不保夕的忐忑，每次唱完，他都要小心注意觀衆鼓掌的方式，必須是熱烈鼓掌，如果是輕輕鼓掌，他可能就要下課了。
後來如影随形跟着黃渤的不安全感在那時悄然滋長，就像《鬥牛》裡那頭牛終于撞破圍牆，探出了犄角。“有将近七八年的時間就一直在這種不安定裡面，每天要排新的節目，排新的舞，很多時候沒有演出，很多時候你接不上場，空場的時候多了去了，經常你會有經濟的困難。”
偌大的的城市裡，夢想無比艱難。“你發現到最後實際幹的就是每天掙那幾百塊錢，甚至有的時候你沒這個錢掙。苦不是讓你沮喪的地方，就你不知道自己在幹嗎，每天就在那兒演嘛，一場又一場地演，你覺得這是無意義的事情。”
那是一種巨大的望不到頭的焦慮，他覺得自己的青春每天随着抽水馬桶一按，“刷”就過去了，排進了下水道。
他不能忍受這種從白天等到晚上的彷徨，強迫自己每天寫歌詞，見唱片公司，以一種“賴皮式的堅持”等待機會的眷顧。“就想再往下走一步，那時候就想，隻要今天我所做的這一切是有意義的，哪怕比昨天多了一點，哪怕我今天寫了一段歌詞，我覺得今天就沒白過。”
那時的駐唱歌手處境是類似的，都在彷徨地等一個不知會不會來的明天。沙寶亮還記得當時的狀态：“你處在一種貧窮的狀态下，你不知道自己的未來，你隻是在拼搏。你不知道拼搏的結果是什麼，你隻是在拼，在用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兒，失敗失敗再失敗，就這樣的打擊……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在土壤裡的一顆種子。”
家裡一直想讓黃渤放棄，有朋友勸他試試做演員，他不願意，舉着4個指頭說：“我不挺好的嘛，現在表演一場400塊錢！400塊錢！”
2000年，朋友推薦黃渤出演了管虎的《上車，走吧》，片子拿了當年的金雞獎和百合獎。他突然在演戲裡找到了另一種快樂，“我覺得好像這工作我能幹，能幹到多好不知道，但是我覺得我挺喜歡它。”
那時的他已經在唱歌上折騰了太久，發現離真正想去的地方還是很遠，演戲成了那根救命稻草。“你演戲的時候，你哪怕是一個小演員，到時候你也會在那個作品裡面出現，3場戲、5場戲我也會出現。唱歌你唱不好，那個演唱會你是無論如何你都上不去，無論如何你都上不去。”
他決定換一條路試試，去考了北影的進修班，系統地學習表演，為考北影做準備。“那時候的求知欲會更強，因為心裡邊有那個不穩定感、不安全感，還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還不用說畢不畢業的問題，所以那時候比較猛。”
班裡其他同學交一個作業，他交7個。白天排練完騎着自行車回家，他腦子裡一直在想小品，越想越激動，越激動蹬得越快，經常蹬脫扣摔地上，扶起車子繼續想，突然靈機一動，有了。
王譯唯經常和黃渤一起做作業，兩個人曾經排過一個小品，叫《火老婆與水丈夫》。學校的排練教室總是被人占着，他倆就在表演系長長的走廊裡排練，不知不覺就過了12點，系裡的保潔阿姨要做最後一次清掃。那是一個有點魔幻的場景：阿姨在一邊拖地，他倆在一旁忘我地走位，激動地念着台詞，阿姨不時翻個白眼。
排練完出來，兩人點了根煙，抽幾口，黃渤來了句：“我怎麼覺得我們兩個有點像狗啊。”然後兩個人笑作一團。
王譯唯總是記得那個排練的夜晚，那是所有人的不安年代，除了咬牙努力，并沒有别的方法對抗不安。“他特别特别努力的時候，你越能感覺到他的那種想要強大、想要證明我自己的心。如果他要是說沒有那股勁兒帶着你，大家都是說，哎呀，今兒就到這兒就算了，去吃點夜宵去吧，回去歇着吧，沒有，就必須今兒就得把這東西弄完。”王譯唯說。
憑着這個小品，他倆在學期彙報表演上“滅”了同期的本科表演班，給觀看表演的系主任和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之後順利考上2002年的表演配音班鋪好了路。
黃渤考上北影的時候已經28歲，班裡的同學比他小很多。他迫切想要得到認可，這種焦慮在30歲達到了頂峰。生日那天，他正在拍管虎的戲，晚上去敲導演的門，一起出去喝酒。
管虎看他心情很不好，以為出大事兒了，說：“你别鬧啊，什麼事兒咱們可以解決，咱這都拍一半了，你不拍要走啊怎麼着？”
黃渤說：“沒事兒，就是過生日叫你喝兩杯，30了，青春沒了。”他曾經勾畫的30歲時應該做到的事，好像什麼都沒做到，唱歌和演戲都沒什麼起色，未來還是遙不可期。
他仿佛又回到了駐唱時的日子，隻能用事情把日子填滿。沒戲拍的時候，就帶着班裡男生在家裡做彩鈴賣錢。徐燕和王譯唯都記得那個場景，牆上挂一條棉被隔音，黃渤對着淘來的破麥克風用青島話或别的方言說，“小哥，來電話了！小哥，來電話了！”錄完以後，他用兩個指頭操作一台破電腦，做一些簡單的剪輯，“3塊錢一條，可火了，我記得他那第一次掙了多少錢，掙2000多吧。”王譯唯說。
“他為什麼在一直不停不停不停地給你出新的東西？第一可能是他的樂趣，他腦子不轉他難受。第二就是他怎麼養成他腦子不轉難受的習慣呢，可能就是早期演出留下的不安全感，你得不停地學新花樣學新歌，老闆才會讓你唱。”王譯唯說。
畢業的時候，黃渤和王譯唯拿到了班裡唯二的留校任教名額，黃渤同時還收到了一個電影的邀約。那是一個快樂又痛苦的抉擇，電影要去重慶拍，拍攝時間和入職培訓時間沖突，他隻能二選一。
當時，中國的影視行業資源稀少，全北京沒有幾個劇組，那個邀約來自一名27歲的年輕導演，比較之下，留校任教似乎是個更穩妥的選擇。黃渤坐在王譯唯家的沙發上，她問他，“你是不是特别想去那個電影啊？”黃渤縮着下巴不說話，那是他糾結猶豫時的表現。
漫長的糾結之後，他最終決定接拍那部電影，放棄留校。“他是想演戲的，這是他的目标。他肯定不是說我來電影學院讀書，我最後當個老師，肯定不是這種目标。”王譯唯說。
畢業那年夏天，黃渤收拾行囊，奔赴炎熱的重慶，像奔赴命運一般。
那部電影在2006年夏天上映，名字叫《瘋狂的石頭》。
悖論
黃渤一直往前走。
從《瘋狂的石頭》開始，20歲想要得到的認可和成功，他在之後的人生裡盡數得到。他和心裡的那頭牛不斷周旋，不斷攀上更高的山峰。可是生活永遠談不上通關，成名之後他不得不面對人生的得失悖論，那并不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
也許是回憶的濾鏡，年輕時的境遇裡，有很多現在想來讓他忍不住微笑的快樂：趕場子的路上，他總能看到穿着晚禮服的女演員坐在摩托車後座，裙擺在風裡飄揚，于是心情也飛揚了起來，一起奔向下一個場子。
每天表演完，在昆侖飯店對面喝瓶啤酒吃個串，放串的籃子旁邊有老鼠在打轉，也不在意，自顧自地吃。最盼望的是城管趕來，小販一卷爐子跑了，他們拿着沒付錢的串，覺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為了省錢，他練出了火眼金睛，能根據車燈的形狀和高低位置判斷迎面而來的是面的還是夏利，或是桑塔納，面的最便宜，10塊錢10公裡，其他車要貴不少，判斷車型之後再決定擡不擡手。
聊起這些的時候，黃渤妙語連珠，逗笑了屋子裡所有的人，那是兩個多小時采訪裡的華彩時刻，疲憊的他突然來了興緻，像是一個沉悶的瓶子打開了一道縫，露出影影綽綽的光。
他的神态讓人想到作家珍妮特·溫特森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裡寫過的一句話：“快樂是個屬于成年人的詞兒。你不必去問一個孩子他是否快樂，你能看得出來。成年人談論快樂，是因為他們大多都不快樂。”
吳秀波在去年接受《人物》采訪時曾回憶過駐唱的那個年代，“那個時候，所有年輕人的心是真正年輕的，是真正不思退路的，是真正勇敢的，是真正如沒有枷鎖般兩人對立，好壞不分的。”
黃渤說：“我挺慶幸自己有那樣一段青春的，不管不顧，我們真的就是一幫人，為了自己的理想也好，愛好也好，夢想也好，組到一塊，自由地，當然也面臨壓力，但是天南海北的，從南到北的，各個地方去演出，有悲傷，有喜悅，有憤怒，有各種，挺好的，我覺得那是一個青春該有的樣貌。”
那個時代無可挽回地逝去了。現在的黃渤已經不是徐峥口中那個快樂的小青年。人到中年，生活千頭萬緒，他被卷入生活的巨大邏輯裡，無法脫身。
他越忙碌，越孤獨。“外表的繁忙跟内心的孤獨有時候是并行的。越忙活，越不得不去做一些東西的時候，挂在齒輪上開始轉的時候，反而有這種（孤獨感）。”
忙到透不過氣的時候，他想找一個小島，碧海藍天，躺在沙灘上，畫個畫，潛個水，但密集的日程裡找不到這種奢侈的空隙。
經曆過親人和朋友的離世，他感覺到了時間的殘酷。看着家人，他偶爾悚然一驚，那個人怎麼一瞬之間就蒼老到這個地步？“自己也會有這麼一天的，你早晚都會走到這一步，這些年你要怎麼過？”
“有很多的客觀事實是你接受與不接受，你希不希望它到來，它都會如期而至。你能掌握跟控制的，就是你自己接受它跟面對它的态度，能夠調整的也就是這麼大的餘地而已。”他說。
某種程度上，也許是他自由地選擇了這種不自由，“也想放松，想不管不顧，你什麼時候都想，但是你沒用啊，你到了這個時候你是個成熟的人，你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該做什麼。”
最後的最後，他不得不和生活裡無解的困境和平共處。就像《鬥牛》的最後一幕，一身蕭索的牛二坐在懸崖的石頭上，背後是那頭相依為命的奶牛。他轉身看着牛，像看着自己的一切，說：“别害怕，什麼都會過去的。”
他隻能從生活的罅隙裡尋找快樂。在太平洋的小島上，有一次拍戲拍到了早上才收工。那是一個日出時刻，太陽從海平面上跳出來，孤島的日出壯美輝煌，很多人在車上疲憊地睡去，曾劍抱着相機跳下了車。他以為隻有自己注意到了日出，但遠遠地，他看到了黃渤一個人在海灘上舉着手機拍照的背影。
認識黃渤很多年的甯浩總是記得和黃渤遊泳的場景。在海南，在很多地方，黃渤撲到水裡，青島人有很好的水性，“那個時候就是他自個兒，他也不是什麼明星，也不是演員。很簡單，很快樂，沒有任何身份，隻是一個在水裡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