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頻詞，“都行”。大多時候，這是一種結束追問、隐藏人生态度的技巧。但對這個藝名“李誕”，出生于1989年，長着喜感的圓臉蛋和眯縫眼的脫口秀演員來說，“都行”本身就是一種人生态度。
談他剛工作時的心态，“我那會兒真就是很随性，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我成為什麼人，我就是幹啥都行。”談從前他不願像其他段子手在微博發廣告，到現在無所謂的态度，“我就慢慢覺得人啊，說你想這些幹嗎呢，都行。”談内心裡是不是期待被人稱為作家，“都行”。
另一個經常出現的詞是，“還行”。李誕的話語體系裡很少出現那些最高級表意的語彙。不需要卓越，不需要滿溢狀态，不需要“太棒了”，“還行”就足夠了。由素人變成明星的感覺“還行”，自己脫口秀的實力“還行”，對小說的創作欲望“還行”，文字功底“還行”。
“我覺得你寫人物稿還行啊。這不會給我寫出去吧。”當他表達了一個批判性觀點後，他對記者說。
鋒芒隻是偶現，他形容自己是“一個沒有觀點的人”。“都行，我的價值觀就是都可以，都行，真的，都行，都可以，咋都行。”他說。天賦錯用給2012年開播的東方衛視《今晚80後脫口秀》做了幾年幕後寫手，李誕才第一次登台，那還是制片人葉烽為了豐富節目形态，把他“踹上去的”。細節記不清了—或許他根本隻是懶得調動記憶—他就是沖着錢去。“我就記得那次給了我800塊錢，這我記得很清楚。”
之前抗拒表演的原因，一是對脫口秀（本文專指stand-upcomedy，而不是訪談類的talkshow）缺少熱愛，二是對舞台存在敬畏感。這兩個障礙很快就跨過去了，去美國轉了一圈，拜訪各大脫口秀節目，發現“這個行業可能就這樣，業餘的開始說，說着說着就自己成了主持人”。不熱愛也沒關系，錢掙到了，能讓觀衆笑，成就感就來了。“我是一個虛榮的人，我需要得到别人的認可。”他說，“你可以拿它當藥、強心劑。”
但是等一等，作為現象級綜藝《吐槽大會》中的常駐卡司、以美式喜劇為核心生産力的内容公司笑果文化的聯合創始人，李誕竟然對脫口秀沒有熱愛？
至少他是這麼說的。而此時，他剛剛結束了一場脫口秀錄制，準備去吃夜宵。《人物》記者準備的所有脫口秀技術話題都落空了，他沒有深入讨論的欲望，匆匆帶過，“我很少總結我的創作方法論啊、理念啊。”其他演員總挂在嘴上的脫口秀術語“前提”，他甚至不知道什麼意思。他基本不看自己節目上的表演，“其實你應該常看，才能知道自己差在哪兒，進步在哪兒。”
大概感覺強調過多，他突兀地補了一句。“我也不讨厭脫口秀，你明白吧。”那隻是個工作，他不想因此被貼上标簽。接近他的人是可以輕易達成共識的。“他涉獵非常廣。再一個就是，他太輕松地就把脫口秀做到非常好，他的天賦太高了。”笑果文化的首席編劇程璐說。公司内部有個說法，李誕好好活着就是KPI，不可能有他完成不了的任務。
全公司沒有人比他寫得更快了。吐槽國足那期，因為頭尾相銜的緊密日程，他的準備時間被大大壓縮—這對于他來說已經趨于常态，頭天晚上才看話題，次日一早趕飛機，記下幾個要點，段子就基本成型了。錄制前的讀稿會上，其他編劇的稿子大段删減修改是常事，他80%以上的文本能保留。他的表演非常松弛，有一種大大咧咧啥也不在乎的感覺，即便有時準備不足需要帶手卡，内心緊張，表現在外也是一副舉重若輕的樣子。
Roast是一種特殊的脫口秀節目形式，美國喜劇中心頻道一年才搞一次，但它的中國學徒笑果文化将其變成了周周上演的季播節目《吐槽大會》。一切都是做戲，每個嘉賓扮演不同的火力點，遵守事先寫下的腳本，互相調侃糗事，假裝讨厭彼此。脫口秀内涵豐富，不止于抛笑話，可以附帶生活觀察、談觀點、講個人經曆—笑果文化制作的另一款節目《脫口秀大會》更接近于這些形式，《吐槽大會》采用一種最淺白的呈現方式，具有更純粹的娛樂屬性。西方脫口秀講究冒犯精神，但在中國語境下，《吐槽大會》這種經過安排、彼此妥協的冒犯，在某種角度看恰恰是最安全的“冒犯”。
李誕正是因為在《吐槽大會》裡的表現而蹿紅的。他的名字頻頻登上微博熱搜，觀衆喜歡他—他又好笑又深具親和力，明星也喜歡他—網上到處傳播着明星與他的同框拍攝。受衆主要限于上海地區的《今晚80後脫口秀》，從未能給李誕帶來如此廣泛的知名度，他的粉絲早就反超了節目主持人王自健。但那個節目無疑對他是重要的，頻繁登台為他日後的表演打下了底子，還讓他與制片人葉烽建立了信任，兩個人在2015年與另幾位夥伴共同成立笑果文化。公司大部分員工是脫口秀演員。
于是問題又繞回來了，置身于這個群體之中—他們每天的話題都圍繞脫口秀展開，李誕怎麼能不愛脫口秀呢？
其他脫口秀演員極為看重的開放麥（通常設在酒吧，免費為觀衆表演以反複打磨段子），他基本不去。他沒有辦過專場—在美國這往往需要長達數年的段子積累，有無專場經曆被視為一個演員是否成熟的标準。他的成長像是人為提速，經爆款節目的催化，大量粉絲就來了。一切需要過程，大部分粉絲對脫口秀的理解可能非常有限—怼人和搞笑絕不是這門藝術的全部。
他倒是常開音頻直播—通常在深宵，和網友連麥，故意去接一些爛梗，以提升自己在綜藝節目的即時反應。“他說的話特别不着三不着兩，也沒有梗，但我怎麼接呢，直播裡全是這樣的人。”
他現在就想做一個能站在吳宗憲身邊接話的角色。不需要成為綜藝之王—沒那麼大抱負，像副咖趙正平、沈玉琳之類的藝人就可以了。那感覺就像“上課的時候接下茬兒”，“這個工作太适合我了，因為我天天就那樣，我說話就那樣，我也不用努力，也不用練習”。
TonyChou從2012年接觸脫口秀，算中國最早的一批演員，曾擔任《惡毒梁歡秀》的副咖—那是一檔有着強觀點的節目。他對李誕以“脫口秀藝人”自稱不能認同。“脫口秀的特征是公共表達而不是藝術表現，媒體屬性大于藝術屬性，我不認為脫口秀表演者應該叫藝人。”
在李誕看來，脫口秀的力量太小了，“遠遠沒有那麼厲害，講個段子就過去了”。他對那些追求深度的脫口秀并無興趣，“我說得難聽點，覺得也沒說出個啥來，好像要引發我思考似的，就是你自己在那兒說了一些根本沒有人關心的事情。”
他也反對“喜劇的内核是悲劇”這種說法，“喜劇就是喜劇，悲劇是實現它的一種方式吧，就能讓這個喜劇更有沖擊力，更有共鳴感，一切都是方法。”同樣地，“有洞察力和社會批判是實現好笑的一種途徑”。他指出喜劇人的内心痛苦比一般人多，那是因為天生敏銳，但同時他感受的快樂也要多得多。
夜越來越深了。“其實你看咱倆從頭聊到現在，你要明白一個事兒”，李誕拍了一下記者的大腿，“脫口秀從來沒有滿足過我的表達欲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最喜歡寫小說，也寫了很多年，但成就了他人生首個巅峰的，不是小說。
他搖搖晃晃地起身離開—他處于戒酒期，沒有喝酒，那隻是他慣常的走路姿勢—在昏暗的路燈中留下一個高瘦的模糊背影。
清高式實用主義
在那次采訪結束後，李誕給《人物》記者發來信息：“我對你還是挺信任的，我的回答裡會影響公司利益的還是麻煩千萬不要寫啊。你能答應我，我說話就不用保留了。”
在談及自己的虛榮、想掙錢以及對脫口秀的不熱愛，李誕有着驚人的坦誠，但他絕不是一個口無遮攔的受訪者。對于某些領域，他選擇繞行。他一次也沒有提及“尺度”這個詞。
相對于其他綜藝形式，以表達為主的脫口秀更容易踩到高壓線。《今晚80後脫口秀》裡曾有過一些頗為大膽的美式風格段子—比如假想某位大人物如何收快遞，在坊間引起好評，但也帶來了非議。作為制片人的葉烽被數度批評，還在台裡的全體大會上念過檢讨。幾次轉型後，《今晚80後脫口秀》在去年結束了播映。這些經曆沒有讓葉烽放棄脫口秀這個陣地，但讓他變得越來越謹慎了。
李誕比葉烽更謹慎。葉烽仍然願意做一些嘗試，比如豫章書院事件後，笑果文化制作的節目《冒犯家族》中談到該事，表演者的腦袋上會出現一個瞄準器的紅點—其實線下脫口秀現場早有人玩過這個梗了。李誕沒有參與《冒犯家族》。在其他同事看來，以李誕的标準，他絕對不可能通過那個方案。那一段還是播了，并未惹來麻煩。
好友王建國記得，李誕還沒成名時，兩個人喜歡在線下表演漫才，會說些不能播的。但現在他們自覺遠離了這些。“我其實還好，老李這邊實在是不能有什麼差錯，現在他藝人的活兒太多了，所以你不能扽着他幹一些那麼危險的事兒。”王建國說。
李誕小心對待那些可能招緻風險的事項。香港書展對他發出演講邀請（他的好友蔣方舟去過，認為沒有任何問題），他本能地覺得敏感，推掉了。新浪微博提請大V在春節聯歡晚會播映前後注意言論——那幾乎是段子手們固定的吐槽狂歡時段，他遵守了。去日本玩，照片都不敢發，“微博的輿論環境太差”，怕被人說精日。
程璐印象深刻，李誕在公司内部做分享，讓所有編劇去讀王朔的《我看大衆文化》。“剛做這一行的人，大家骨子裡面有很多挺清高的東西，”程璐理解李誕的意思是，“既然來做節目了，你做的是一個産品，是一個娛樂消費品，要放下你的清高，那些藝術家的東西。”第一季《吐槽大會》，李誕名氣有限，去和嘉賓溝通時，對方不理解這種全新綜藝模式，有時會說些很難聽的話。他都忍住，盡量周旋，反而是他手下有的編劇沒壓住氣。也有過對方認為不好笑而将稿子整篇推翻的情況發生，那就乖乖地重新寫。
但在身邊人眼中，生活中的李誕恰恰是最具藝術家清高的那種人。他愛憎分明，“特别讨厭那些能力不夠但是又很裝的人”。他很容易在微博拉黑粉絲。一次，他說他看着狗頭表情包被濫用很不舒服，而所有繼續發這個表情調戲他的人，統統被拉黑了。他從不參與任何同學聚會，“朋友就是朋友，我覺得因為是同學而成為朋友很荒謬，這又不是你選的，為什麼你們就一定是朋友。”他對《人物》說。
五六年前，當他還是一個網上活躍的段子手的時候，他不介意得罪人，反正不認識，看到荒謬言論直接罵。段子手喜歡互相轉發賺人氣，他特鄙視，刻意維持一種人情上的潔癖。“我
覺得他寫的傻，我怎麼會轉呢，要求比較高。”段子手們後來紛紛加入營銷公司，夾着段子發廣告，他不随大流，“就覺得那個錢掙得特别沒意思，我那會兒還年輕吧。”
“以前他是一個特别讨人厭的人，”王建國說，“他會非常刻薄和兇猛。”
但現在，他把自己當年的那種不合群理解為矯情，“市場經濟嘛，有人喜歡，有人買單，你的工作就有價值。”在藝人中，他算配合度高的那種，轉發、錄祝福小視頻，都可以。有個商家找李誕在活動上跳尬舞，這是會被他視為特别傻的行為，大家都以為他會拒絕，對方出價很高，他去跳了。
“一個就是藝術家氣質，一個就是實用主義。這兩點都在他身上特别明顯。他很看得清這個世界的規則。”程璐說。
他有種喝酒太多的自毀傾向，喝醉了唱歌跳舞罵髒話，控制不住，斷片兒是常事。酒精會放大所有的快樂，以及痛苦。戒酒是因為有次喝多，在一位初次見面的公司重要合作夥伴面前失态，但隻維持了兩個月，又毫無征兆地打破了——就是喜歡，不需要原因。某個深夜，他給《人物》記者發信息：“我們都愛喝酒，就是朋友。我什麼都可以跟你說。”顯然，他又喝醉了。
他好酒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有時候去錄節目，進了化妝間對方就給他備了酒。但工作狀态下的李誕滴酒不沾，控制得住，這是他的自我要求。
人間不值得
李誕還在廣州讀大學的時候，編劇史航就與他成網友了。史航很認可這個網名叫“自扯自蛋”的年輕人的文字才華。李誕來北京玩，還住過一段時間史航家的沙發。“我至今所有的成就、工作，一切都是因為我當年在網上寫寫寫。”他說。史航發現，這小子“一點不怯陣”，有“一種卓越的自來熟”的能力。盡管隻是偶爾來京，他已經活躍于幾個不同的圈子。
那會兒大家都玩飯否，王建國也是飯否知名段子手，他是個宅男，不愛社交，“自扯自蛋”約他兩三次，他抹不開面，出來吃了頓火鍋。兩個人慢慢熟絡起來。很多方面，他們都像，都酗酒，都算是文學青年，“都胸無大志”。大學畢業後，李誕每月掙3000塊錢給廣告公司做自由撰稿的時候，王建國簽約晉江論壇寫網絡小說，每月掙1500。用王建國的話說，“刻意往慘了活也是一種創作方式”。不同之處是，王建國極度節儉，總怕錢沒了，“老李性格就很野，沒不沒根本就不想，就是往前走，沒了就沒了”。
早幾年，李誕喜歡拎個小紅酒瓶，在大街上邊走邊喝，喝到傍晚，朋友們該下班下班了，找一個店把人都約過來，繼續喝。他這種吊兒郎當的性格一度令史航憂心，他和東東槍老想着怎麼幫他規劃下未來，但說了好像也沒什麼用。“小時候大家都有憧憬，做科學家啊什麼的。但我很小就沒有理想，我從來就沒有理想。”李誕對《人物》回憶。
後來還是在一位朋友的力薦下，李誕和王建國一起加入《今晚80後脫口秀》，收入才算穩定下來。但李誕對穩定本身并沒有太多需求。經過一段時間，兩個人成為幕後主力寫手，制片人葉烽找他們，一臉得意：“我跟台裡說了，很快就會給你倆解決編制。”兩個人反應一緻，為什麼要編制，為什麼要五險一金？
葉烽懵了：“所有人都是打破頭想進來。”“就本能地抵觸。我不喜歡有人限制我，我說走就要走，就是這種感覺。”李誕說。
一直以來，他渴慕取悅别人，但他不是那種積極昂揚的人。微博上如果關注他，自動回複是：bewatermyfriend.“你可以做任何樣的形态，可以做各種各樣的事兒，随便。”他解釋說。就連他的脫口秀裡也有一種頹喪的感覺。“先拿自己不當回事，才拿别人不當回事。他用自己的墊底方式反襯了每一個人的人生還有點希望。”史航說，“積極的偶像、積極的成功者大家見的太多了。”
他那句“人間不值得”已經流傳為網絡金句——事實上沒那麼多深意，隻是用來安慰那些不開心的網友，在他的微博上僅出現過3次。這句話被越來越多人引用，也越來越有魔力，有天李誕認識了一位禅師，他驚訝地得知“人間不值得”這句他自創的話竟成為一堂佛學講座的主題。
李誕成了一種反類型的存在。人們喜歡他的真誠，喜歡他的松弛，喜歡他不加修飾的普通人形象——哪個藝人會上節目戴個800度的近視眼鏡？他在微博和女朋友曬恩愛，他紋着一條花臂的女朋友看起來比他酷太多了。他上真人秀《向往的生活》，近乎完美地演繹了四體不勤的懶人形象，制造了大量搞笑橋段。“他沒有讓綜藝改變他，但他改變了綜藝。他長成那樣子，他念什麼都是解構的。”史航說。
李誕讨厭人設這個詞，他不是刻意活成這樣的，他本來就是這個德性。一直以來，他自認為不是一個努力的人，高考複讀一年算他整個人生中最拼的時期了，但還是談了戀愛，經常去找朋友打麻将。他沒遇過什麼挫折，“反正我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能遇到就莫名其妙對我特别好的人。”他記得他們。
如果你問他成名最大的快樂是什麼，他會毫無猶豫地告訴你，減低了交朋友的成本。他特别喜歡和陌生人聊天，以前需要特定的氣氛，或者請人喝杯酒，但現在走到大街上就老有人喊他。“經常喝着喝着就整個桌子全是人，認識不認識全在這兒喝。”
“我覺得紅這件事就是彩票，不是說我拼命刮你就能再中一張的，我覺得你中了500萬你就花，花完就花完了。”他說。他推掉了三四個邀請他和女友一起上的戀愛養成類真人秀，覺得承受不起；拒絕了兩個電影的導演邀約，自認能力不夠；今年以來沒趕過上午出發的飛機，不想早起。“這是意義所在吧，要不然，你紅了圖個啥，你不是圖事情按照自己想的來嘛。”
他總是嬉皮笑臉。這種态度不是在所有場合奏效。在一次外出商演前，他用臨時排出檔期的王建國頂替了另一位本已安排的演員馮立文。當着所有人的面，他是這麼通知馮立文的：“我有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你想聽哪個？好消息是，你明天可以休息了。壞消息是，你的演出取消了。”馮立文感到憤怒和屈辱。在他表達抗議後，李誕言辭誠懇地微信道歉過兩次。
“我喜歡這樣得得瑟瑟的，賤不溜嗖的，但是我不愛傷害别人。我覺得把一個人弄難受了沒什麼好玩兒的。”李誕說。
公共表達的退化，近年來在很多名人身上都存在。因《奇葩說》成名的一位辯手曾經很關心香港政治，但現在她幾乎不公開談論了，“我知道我現在不能夠說這麼多這種東西”。她也承認，進了娛樂圈接觸的信息不一樣了，“輸入改變了，輸出自然改變”。除了謹慎對社會議題發言，連微博點贊都要小心——點贊即是表态。另一位《奇葩說》辯手告訴《人物》，為了避免手誤，訓練出用左手劃屏的習慣。就連李誕很欣賞的羅永浩，創業後也收起憤青姿态，在商言商。
李誕與他們的不同在于，他不是逃避什麼，“我們能做的隻有随波逐流。盡人事，聽天命。”他說。
這可能與他近年來對佛學的興趣有關。他在家裡擺上佛像，研讀《金剛經》，最近還與藝術家一起做了個名為《太空度》的頗具禅意的裝置作品。但在王建國看來，李誕“研究的是臨床佛學”。他不覺得他真正信仰什麼，隻是認同那套哲學。他一點不喜歡《太空度》這個作品，覺得李誕隻是在玩，“你堂堂李誕，怎麼弄那麼個破玩意兒。我是多少有點生氣的，你沒好好弄啊。”
去年底，李誕接受《十三邀》采訪，問及對當下時代的看法，他表達的全是喜愛。“允許你有小腔小調。最關鍵的是你能生活，你能賺錢，而且這個時代特别熱鬧。我當時就這麼說的。”
但他對《人物》承認，其實他内心還有另外一套答案，隻是沒有說出來。
“所有時代我都不喜歡。所以為什麼你不選擇喜歡你生活的時代呢？你不喜歡你生活的時代，你就隻有痛苦，你不神經病嗎？你天天在那兒憧憬說我要是活在民國就好，你也活不到民國去。你就喜歡現在的時代，把你自己的人生捋順就得了呗。”他說。
自洽
消解式的語言與混不吝的生活态度占了上風。至少那期《十三邀》節目看起來如此。
主持人許知遠的許多問題看起來落空了。反過來，倒是嘉賓李誕完成了對許知遠的再教育。他告訴他應該如何讨公衆喜歡，哪些話不該說。至于娛樂和笑對于時代的重要性，他們簡短地交鋒一下，許知遠被噎住了。很多人看來，那也是淺白對深刻的勝利。
在熟悉李誕的人看來，這是他的聰明之處，他先把自己擺到一個膚淺的地位，“再讓人慢慢地發現他原來有那麼大的内涵，可能也是一個技巧”。
據《十三邀》一位工作人員說，許知遠可能感到了挫敗。以往錄制結束，他會滔滔不絕地回味、點評人物。但那個回程夜晚，他陷在車座裡，黑暗中久久沒有說話。“你覺得這樣有意思嗎？”突然之間，他說了這麼一句。
那期節目催生了一大堆公衆号文章。對時代充滿疑慮與警惕的許知遠成了被嘲諷的對象，而李誕則是“活明白了”的那個人。采訪的一部分功能在于追問、反駁，撬動縫隙，而李誕邏輯如此自洽。
李誕看了很多文章，他并沒有感受到勝利的愉悅，反而陷入了疑惑。“都讓人分析得都恍惚了。”他對《人物》說，“我可能世界觀還在動蕩。”他并非想故意難為許知遠，他隻是想去了解他，“許老師你說的那些話你真的相信嗎？”
他原本可能成為像許知遠那樣的媒體人。大學時，他去過《南方人物周刊》實習。蔣方舟也是那時候相識的，她絕對預見不到李誕日後會成為脫口秀演員，當時他走“深沉憂郁的浪子路線”，“說話不咋好笑”。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阿城關于佛學的一個講座上。“在大學的時候，哪怕大學剛畢業幾年，他身上還是有一種非常樸素的正義感。”蔣方舟說。
當時他們有一個共同圈子，幾乎都是奧地利學派的擁趸，對自由主義心存向往，大家聚在一起，老搞些很宏大的讨論。比如個人應不應該擁有原子彈，火車票應不應該漲價，黃牛是不是好事，走私是不是利國利民……
但就像李誕在《十三邀》講的那樣，一個事情令他的軌迹發生了轉向。在媒體實習期間，他在電梯裡聽到記者談論着如何通過職務關系弄春運火車票。他感到失望，“這幫人太不自洽了。”他決定再也不待在媒體了。《人物》記者采訪他時，他講過一遍同樣的故事，似乎這個故事對他很重要。
“如果是别人，不是誕誕這麼說的話，我可能會有點挺不以為然的吧。我覺得你太會給自己找理由了。因為崇高而美好的事業裡面，就一定有一些不完美和瑕疵，你看到瑕疵之後就很順坡下驢地找到了自己不為之奮鬥的理由。”蔣方舟說，“但是因為我覺得是誕誕說的，所以他可能是有一些簡化，或者他不願意往深了去說的一些東西。”
除了給父母在老家内蒙古買的那套房，他在任何城市沒有房産，不理财，沒有車—壓根不敢學，怕好酒誤事。他想着努力賺錢，追求一種簡單的快樂。不久前王建國去他家裡找他喝酒，兩個人還說：“你看咱們這已經過去5年了吧，大家剛認識的時候喝的就是這種酒，吃的就是這種花生。區别唯一就是，現
在我在上海租了一個房子，咱們坐在房子裡喝，不是坐在路邊喝，但是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點區别。”
幾年前，蔣方舟去上海找李誕吃飯。作為一個媒體人和作家，那時的她正處于一種郁結之中，“也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還是時代性的痛苦，對未來的一些預見感到悲觀。”兩人陷入了“對彼此生活的不贊同當中”，“我就對他的開心很不以為然，他對我的痛苦很不以為然。”
有些知識分子視為膚淺的事物，李誕反而會給予推崇。他寫了一篇關于快手的長文《魔幻中國裡好的那一面》，稱在其中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與荒誕的審美樂趣。他是快手的深度用戶。
蔣方舟記得，有一次李誕在微博上發出了和王思聰的合影。她看到後感到驚訝，“沒有什麼好惡，還是希望對名利場更警惕一些。”當時王建國也有機會去見王思聰，“不知道哪根弦不對，我就是不想見。”
“對李誕來說，因為他太聰明了，聰明人非常會給自己現階段的行為以合理的解釋，他們錯不到哪兒去。”蔣方舟對《人物》說，“但不能僅僅是自洽就夠了，自洽不是一種獲得永恒甯靜的一種方式。”
那自洽的人是快樂的嗎？李誕想了一會兒，“說不準，我現在為了快樂已經避免去思考這一類的問題了。”
一絲縫隙
有時候，蔣方舟也會為李誕感到遺憾，“我原來覺得他身上比較可貴的一面，還是這個少年氣吧。他身上确實有一種非常難得的輕狂也好，天真也好，你說是元氣也好。誕誕在我心目中最閃光的部分是這個。”她感到他的少年氣在消失。
但他們依然是好朋友。很大一個原因是，兩人都有一種對文學的極大熱情。他們和專欄作家劉天昭幾年前就在微信拉了創作群，時不時把各自的短篇小說或是未完成的長篇丢進群裡交流。有一次聊到節奏感，李誕發來一段寫在手機備忘錄的感悟：“節奏感是你進入一個事物内部的證據。越入越深，節奏感越強烈越敏銳。所謂同呼吸共命運。”
他很主動和媒體人交往，去北京錄節目的短短幾天，還專門跑去幾個特稿記者開的正午酒館坐了一晚。他愛看特稿，強調不把它當新聞看，關心其藝術價值。“講故事的方式，還有把一個人的複雜性寫出來，這巨難，你虛構寫作有時候都做不到。”他很早就看過《冷血》，感到沖擊巨大。他喜歡作家馬爾克斯，多次推薦給身邊人。
文學幫助了他。同事們都覺得，池子的脫口秀赢在表演，而李誕赢在文學技法。“他除了好笑以外，他的表達方式是很豐富的。”編劇梁海源說。第一季《吐槽大會》大部分主咖的稿子，那些走心的抒情段落，基本上是他寫的。
王建國說，他會把李誕當做一個創作者，而不是一個藝人，因為他本能地在尋找美的東西。有一次他下載了一個多G的梵高的畫，專門把王建國叫過去，一張張地看了一晚上，兩人都喝多了酒。看了部藝術片也打來電話：“國仔，《寒枝雀靜》你可以看看，那個鏡頭，那個色調！”兩個人大夏天穿着白背心去自然博物館，“我覺得這也有美的東西啊。”
當年，王建國的偶像是九把刀，他夢想成為一個小說家。因為這句話，李誕總和他較勁。李誕說，寫奇幻小說是不能稱為小說家的。
“隻要是個拿小說掙錢的人就叫小說家。”
“‘家’這個字不是這麼用的，你必須有造詣才能用‘家’。”
兩個人都喝了酒，激烈争吵，王建國特别生氣，特别難過。後來他們達成共識，一個詞義的事兒，不争了。
讀大學時，就有出版社找李誕出書，他一直覺得自己不配，“出書就不應該是個随随便便的事”。掙紮多年後，他邁出這一步了。腦中實用主義的小人兒勝利了。他出了兩本書，每本都不厭其煩地在卷首簽名、寫寄語，送給他的朋友們。朋友們樂于拍照并轉發社交媒體。關于書的話題不斷延續，每本銷量都過了20萬冊。沒打招呼，他就給《人物》記者寄了一本，寄語保持了李誕一貫的不正經風格：“你為啥不自己買。”
“那天喝多了，給我打個電話，說國仔，我他媽太傻逼了，我竟然因為文學跟你急過眼，我兩個就樂了，年輕的時候怎麼那樣，就覺得太逗了。”王建國說。
在最近一次為了敞開心扉而喝掉很多酒的采訪中，李誕對《人物》自剖，他身上發生的所有這些改變，緣于世界觀的改變。“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他說，“導緻我後來做事都會比較按照這種世界觀來行動吧。”有幾次，他嘗試說出改變觀念的事由是什麼，覺得危險，還是不說了。酒一杯接一杯喝，他承認他是個“很虛弱的、很懦弱”的人。
“面對公衆自白自己的世界觀或者陳述自己的價值觀是一個完全浪費精力的事情，完全沒有意義。你就把你該做的事做好，能理解你的人就能理解。”他提到前一陣因犬儒傾向言論而被炮轟的馬東，變得激憤起來，“我覺得對他的攻擊是非常荒唐的。馬東老師已經那麼不容易了，壓力已經那麼大了，下面的人還要這樣弄他，真的是荒唐死了。”
再點一杯酒，話題重新回到文學，這是他的安全舒适區。李誕說，文學在他心中依然是神聖的，“馮唐說的是對的，文學肯定是有金線的，你沒過來就是沒過來，過來了就是過來了。”
幾個月前，李誕往創作群裡丢了篇3000多字的小說。蔣方舟評價寫得不好，“我可能就這麼業餘下去了。”李誕回答。
他說他早就把自負扔掉了。“第一是我才華有限，第二我不願意付出努力。我親眼所見，我一些寫小說的朋友真的是把自己弄的半生不死的那種。”他寫小說純為過瘾，所有的快感都是在過程中得到的。很多時候，寫半截就扔那兒了，文檔裡有大把這種爛尾工程。
但誰又知道李誕的真實想法呢？“誕誕經常好像說句真心話，做一個鬼臉，就說我不是這麼想的，”蔣方舟說，“或者說一句讓你覺得不可思議的話，告訴你，他就是這麼想的”。
至少，李誕還在寫，持續地寫，手頭又攢了十幾萬字。“其實我特别不願意承認這件事兒，本質上我連寫作都不喜歡了。但我一定要說服自己我喜歡寫，因為我再不喜歡寫作，我就真的什麼喜歡的事兒都沒了。好不容易有一個欲望，我是特别珍惜。”寫稿時不聽音樂不喝酒，他要“幹幹淨淨地享受這個快樂”。
“可能對于很多聰明的人來說都存在價值感的錯位，你做得得心應手的事情，能夠給你收獲很多的事情，讓你沒有價值感，”蔣方舟說，“但最終對你來說有價值感的事情又太難。所以這個卡在中間的狀态我覺得是很難過的。”
6月的一天，李誕讓自己回到桌前，打開電腦。整月他奔走于多個通告與城市之間，但他仍然抽出了這麼一天。平行宇宙在他面前緩緩展開，李誕号飛船向那條金線躍進。他沉浸其中，那是李誕最歡喜的時刻，藝人李誕消失了，他是一個創造者。但也是因為寫得太快了，他有點擔心作品質量。那天一口氣寫了七八千字，他說，那是他下個長篇小說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