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決心做拍賣
兩年前，陳東升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主動提起自己遇到的一個尖銳問題：很多人認為“92派”企業家帶有原罪。在中國，“92派”指的是響應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号召，第一批下海從商的體制内年輕官員，和潘石屹、馮侖一并，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職的陳東升是其中代表。因從體制走出，他們的成功也常被認為是享受了體制的特權。
聽到這種說法，陳東升的第一反應是不被理解，“他們根本不了解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們創業的時候，我們想行賄我們哪有錢呢？那時候連行賄的概念都沒有。”面對記者，他曾這樣說。
理解那個環境需要回到25年前鄧小平南巡，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發表講話，決定把精英力量從政治改革轉向經濟發展，大批政府機關、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受到影響，紛紛主動下海創業。
著名宏觀經濟學家胡釋之曾對這輪下海潮評價很高，他認為這讓曾經的官員從一個分配别人财富者變為創造财富者。他們了解體制，因此知道怎麼通過商業手段改進體制，比起單純因财富下海的民間商人，在财富之外，深受1980年代改革精神和國家主義影響的他們，即便在商人群體中，也擁有明顯更高的志向和推動改革的動力，這都使這批企業家具有特殊意義。
陳東升認同這些觀點，在他印象中，之所以現在的人們已經很難理解這些，是因為那時和今天已經是兩個世界。當時整個國家很單純，信念信仰沒被市場化沖擊，是傳統的公有制社會，有很強價值觀支撐，相當有理想主義色彩，“那個時候很強的概念就是為國家，能夠促進國家改革是最大滿足，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經濟的概念，下海不是為發财，覺得改革開放了要做件有意義的事情。”他回憶。
陳東升出生在湖北天門小縣城一個普通家庭，在武漢大學就讀時，就被當時從美蘇留學回來的教授吸引，自發周末無休，去各個著名教授家中請求輔導，那時，他好奇自己比其他人更容易産生熱情，“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來自于哪裡”，但顯然，他的性格符合1980年代的時代選擇，一種開放活躍點燃一切的大環境極易為這種性格提供能量。
那時受愛國主義教育的知識精英以把發達國家先進模式帶到祖國作為奮鬥動力。1983年，從武漢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的陳東升選擇進入體制，他的第一個職位又處于當時時代能量的最強處—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國家貿易研究所發達國家研究室。
出國考察，為祖國去世界各先進國家尋找改革模式是那時陳東升和同期年輕人工作的重要内容。發達國家的先進模式給年輕的他們留下很深印象，陳東升用“視野開闊了”評價那段經曆，從一個發展中國家一下子到了發達國家，“看到最新鮮的東西覺得很刺激”，這時就會想“我們能不能再搬到中國來”，一種天生的理想主義被這一契機點燃了。他的同輩人張文中因去美加考察看到倉儲式零售受到鼓舞，回國創建物美集團。而把哈爾濱亞布力從一個滑雪場一直發展到中國最高端的企業家論壇之一，也來自于他的校友、當時在國務院研究室擔任重要職位的盧建從加拿大回來受到的啟發。
1993年，嘉德拍賣的創立正是迸發于這種激情中。那源于1980年代末，《新聞聯播》最後5分鐘裡常能見到外國拍賣現場的畫面，“一輩子都忘不了”，陳東升說。
電視裡的拍賣行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一個古老建築，地方小小的，一個文質彬彬、打着領結、五十開外的長者站在高高的拍賣台上，俯視着拍賣大廳裡坐着的那些雍容華貴的男男女女，指點江山。“西方上流社會的一種高雅遊戲是那麼遙遠，那麼的神秘，那麼的高貴，那麼的刺激，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還沒有擺脫革命的國家，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那樣的電視畫面裡的情境反差太大，相離甚遠……但就是因為太強烈的對比敲開了一個年輕人超級的好奇心，一種原始的沖動埋藏在我的心裡。”在他的自傳，《一錘定音—我與嘉德二十年》裡，陳東升如此回憶。
建立起他對拍賣深刻情感的還有電視裡正在拍賣的那幅梵高的畫，畫最後被日本安田火災保險購買，人們絡繹不絕去參觀。後來陳東升在台灣見到當地經濟日報社社長，對方說他們做了一個梵高展覽，去借過這幅畫，但沒借出來，因為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以後，畫被抵押不能外借。
在陳東升看來，這幅畫完整演繹出的是一個世界經濟變遷的神話。在他從事藝術品收藏後，這種宏大情結也常體現在他的收藏風格中。他喜歡以史為維度收藏，比起美學，更喜歡和他人講這些藝術品背後的曆史故事，他開拓了一種要把能準确反映一段曆史，或能把在某段曆史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收入囊中的獨特收藏風格，和大部分僅僅圍繞着單個藝術家進行收藏的藏家不同，是真正的大手筆。
拍賣行如此有吸引力，符合陳東升的追求。1992年，當國家體改委頒布《有限責任公司管理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規範意見》後，35歲的陳東升決意創辦嘉德拍賣。決定的瞬間也來自衆人激将，當時由陳東升的導師、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帶隊，陳東升和他的校友在武漢出差，晚上吃飯聊天時，大家感慨鄧小平南巡後改革形勢令人激動，每個人都很興奮，陳東升講工業博物館，又講拍賣行，“他們用激将法，說東升你的點子太多，你隻要抓一個做成功我們都服你，我說行！”陳東升回憶，于是下決心做拍賣，“真的下定決心”，他強調。
要做中國第一個拍賣行，拿到批文是最難的部分。拍賣行是個好點子，他要辦拍賣行的消息在文化部上下傳開，當時部裡有自己的中國文化藝術總公司，做财務處長的負責人和陳東升年紀相當，聽了也想辦。
“看來得自己出馬闖關了”，他說。怎麼闖？他懂得人心和警示同樣重要。他先說服當時文化部市場司司長，一起約見負責人，稱贊他文化部的公司什麼業務都能做，是部裡的能人，請求他不要和什麼都沒有的自己搶生意，再讓司長報給文化部部長，提醒負責人拍賣行要是賣了假畫會引起法律官司，對文化部和個人仕途皆風險很大，負責人最終退縮。
拍攝現場
《人物》記者和他的員工一起等在泰康集團位于昌平商學院的展覽廳中，這位企業家到了年末非常繁忙，他剛剛從國外回來，就來到這裡和他的高管連續多日進行密集會議，聆聽他們的工作總結，明年報告。快了，快了，陳董開始講話了。在等待了一個小時之後，他的工作人員忽然盯着微信說。陳東升到來時健步如飛，他的下屬飛快地追逐在他的身後，一進房間，沒有任何多餘寒暄，他盯着着攝影師直接問，你要我怎麼樣？站在這兒嗎？好！随後開始飛快滿足各種拍攝要求。
比金錢更高的追求
本土拍賣行裡，嘉德以規範著稱，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佳士得工作人員認為僅僅成立23年的嘉德，是少有能做到和境外老牌拍賣行一樣專業、誠信的拍賣公司，令他們尊敬。
中國拍賣行曆來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琉璃廠古玩行延續下來的江湖制，交友、講義氣、靈活機動，更适合中國長期以來的土壤，但有時會“以為可以維護市場的好心，侵蝕到徒有形象卻喪失信用的地步”，陳東升說。而嘉德則一開始走的就是更稀少，也更艱難的國際化、公司制，現代企業結構和專家路線，就賺傭金，賺該賺的錢。
最初幫助陳東升找到這條規範之路的是世界最老牌的拍賣行之一蘇富比。1993年分管蘇富比家具拍賣的梅森到訪北京。“一定要公正”，陳東升至今記得梅森這麼告訴自己，“拍賣行是高度的信譽壟斷行業”，“要欺騙了别人，人家遲早會知道，知道了，就不舒服，就會離開你”。陳東升很自豪嘉德到今天隻做中間商，隻賺傭金，堅持對經手的藝術品不買不賣，公平對待每一個客戶；不像很多拍賣行為了做業績、搞關系，允許賣家自己舉牌，擡高炒作自己作品的價格。
這讓很多客人不願選擇嘉德，覺得“嘉德在恪守原則的同時，有時容易讓人覺得太古闆，會傷害客人，現在有些大客戶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提出很多苛刻要求，很多拍賣行堅持不了原則”。“嘉德太規矩了，有時客人不喜歡，覺得我們缺乏親情和江湖氣。”陳東升說。
不讨好為什麼還要做？是因為有比賺眼前的錢更宏大的目标。讓陳東升和嘉德能有這樣的目标和決心離不開時代大環境的底色。
除了文化部，在創業之初，還有一件更難的事情等待着他。
拍賣行一定會有文物交易，他還需拿到國家文物局的批準。但當時，《文物保護法》明确規定文物不準私自買賣，這一行為是違法的。
當年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叫張德勤，正是這位官員冒着極大政治風險支持了他，陳東升用“敬佩”和“敬仰”形容對他的感情。
《文物保護法》規定文物不準私自買賣，為什麼要支持一個違反法律規定的事？黨組會上，張德勤被直接質疑是不是有嘉德的股份，張德勤很生氣，“說我要是在嘉德有股份就不會這麼理直氣壯地支持它”，陳東升回憶。
能讓一個官員冒這麼大風險和人情與利益無關，僅僅是在那樣一個時代對于改革的信仰和渴求。
那時文物局正面臨重大改革難題。國家直屬文物商店曾是唯一可以出售文物的地方，目的是出口創彙，1980年代初，“文革”抄家遺留的幾百萬件古董在商店售賣，按照一件一元的價格。但蘇富比和佳士得拍賣公司在香港成立後，這些文物都賣得不錯，民間開始意識到文物的價值，征集工作越來越困難。1993年全國各行各業都在改革，為了改變這一僵局，張德勤押寶陳東升。
“那是一個思變的時代，我們處在改革的時代洪流中，全國上下，各個行業從政府領導到個人都對改革充滿激情，張局長更是對全國文物商店系統陳舊落後的狀況如何轉型、如何找到變革之路充滿了責任感，他說，文物的流通，文物市場也是文物保護的一部分，拍賣是為了保護文物的流通、利用，收藏也是一種保護，不是流失。”“這在過去是沒有的”，陳東升回憶，“于是，嘉德成了他尋找變革之路的一塊試驗田”。
高度規範的自我意識正是來自這種期待，和其他拍賣行往往有個一呼百應的老大式人物不同，陳東升在一開始就嚴格按照闆塊劃分嘉德，每個闆塊都由專家負責，做到了真正以專業，而不是江湖人情管理企業。
陳東升本着為一個行業制定規則、打好基礎的改革官員式自我要求做事，“大到制度建立和行業規則，小到一個表格，一單數據”，“創造了行業裡無數宏觀和微觀的第一”。
雖然執行規則會影響大客戶的感受，但他真正在意的不是眼前的一單生意，而是行業發展。
拍賣師是最能反映他情懷的部分。嘉德成立後，陳東升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打廣告，想找那種形象好、聲音吸引人、懂英文的中國人擔任拍賣師，但來應聘的都是從英國回來的年輕留學生，陽光燦爛，很自信，他不要，“因為我們都有一種大國情懷，把拍賣上升到一種民族主義的高度”，陳東升說。他認為能代表這種情懷的應該是“成熟優雅的紳士形象”。
在這種情懷驅動下，對規則一步步強健有力締造、執行的結果是，陳東升以嘉德的實踐為改革提供了明确無誤的樣本，他的每一步幾乎都是可以參照和可以實行的，這讓嘉德發展到哪兒，相應的行業法規也可以跟随建立到哪兒，“文化部制定拍賣行業的行業标準就是委托嘉德制定的”，陳東升驕傲地說。
同時，陳東升來自體制，也深谙體制，他用“政治資本”形容自己懂得針對體制所需，為嘉德謀取國家的信任，讓國家認為嘉德是以國家的格局和高度做事。
“國家文物有限購買權制度”正是依托于這一考慮。1994年，嘉德拍賣出現孫中山手稿，雖然不貴，卻被定位為國家一級文物，應為國家收藏。國家文物局不知怎麼辦，有拍賣以前，對于流散在民間的國家級文物都是号召個人或單位捐給國家，國家再給一定的表彰和物質獎勵，市場行為遇到國家文物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陳東升仍以國家優先主導拍賣，經過多方溝通，約定僅限國家圖書館、博物館等國有機構購買，這一政策後來得到國家的認可，形成并演變為“國家文物有限購買權制度”。
嘉德成立頭兩年，拍賣越成功，越激起文物界一些人的憤怒，好像文物都被海外有錢人買走，拍賣加速了文物流失。陳東升自然想要扭轉這一印象，“雖然這不是事實全部，但光是這樣的言論和輿論足以讓嘉德這個幼苗夭折在改革和保守的鬥争中。”1995年，陳東升特别找到了香港大收藏家楊永德，向他要了165件齊白石的繪畫，“這些東西要是在現在肯定百分百成交，但當時大批量齊白石上市拍賣，其實成交率并不太高。”陳東升回憶，但他把這次市場表現并不太好的拍賣解釋為“國内第一次因為拍賣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藝術品大量回流，媒體有很多報道”，“一下子把拍賣從‘賣國’變成了‘愛國’，從而改變了拍賣的政治形象。”
正是由于嘉德成功地向體制解釋了拍賣，以規範操作和正向影響給了國家對文物市場化的信心，做出了正面的改革樣闆和模闆，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出台，規定任何一個單位隻要有100萬注冊資金，以及有5名懂業務的職工，就可以申請成立文物拍賣公司。
而當年抵住壓力也要做正确決定的時代力量最終激勵了文物局前局長張德勤的整個政治生命。
10年之後，這位官員接受媒體采訪回憶往事，坦言嘉德的出現真正挖的是“獨斷專營”、“吃大鍋飯”文物商店的“祖墳”，“徹底掀翻了文物部門的壟斷”，建立了健康有活力的文物市場，拍賣公司跟舊有文物商店體制之間鬥争的激烈程度在今天已無法想象，但自此，張德勤常受挑戰。
他記得舊體制為扼殺這些沖在前面的體制外拍賣公司，常給北京市文物局打電話，要求不要批嘉德拍賣，持續造謠張德勤在裡面有利益，“我越是把我的政治資本押在一項改革的事業上，冒着很大的風險，我越是要把自己洗得幹幹淨淨，我身上有一點污點我也不敢幹這個事，我知道他們到了氣急敗壞之後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踏實的很。”張德勤說。革命理想高于天
陳東升志存高遠，在武漢大學珞珈山山頂，至今留有他1983年畢業時，在一塊石頭上刻下的“始”字，那時他即将離開學校，以這個字激勵自己将要展開的嶄新人生，立志“千裡之行，始于足下”。
這種自我驅動延續至今。他今年60歲，奇迹般維持着30年前那個活躍開放時代留下的激情遺産。他仍保持年輕時的驚人勤奮，永遠一身西裝，梳着精神的分頭，個子不高，目光銳利，一看就是個能量四射的人。
和他一起出差常會讓很多人不适，“因為跑不過他”。他資助的非盈利藝術空間泰康空間的總監唐昕回憶，他要求從早飯起，秘書就把他所有時間安排好，“他開各種會，中間如果有半個小時或者一個小時的空，他一定是去美術館、博物館”，“然後你就跟他的步伐還都是健步如飛，我們就在後面屁颠屁颠跟着”，等看完展覽以後覺得很累了，還要去開會。
如果沒有事情幹，他會氣憤，為配合他的體力和工作強度，他的秘書永遠是年輕小夥子，“如果你哪一天給他排得沒有那麼滿，中間有一小時空，他會不高興的。”唐昕說。
2013年，嘉德上半年共成交33.27億元人民币，位居内地及港澳台所有拍賣公司榜首，是中國藝術市場絕對的領軍者。
陳東升至今記得1993年，嘉德第一聲錘響，《東方時空》說這預示着未來紐約、倫敦、北京三足鼎立的藝術品拍賣市場會形成，在當時，他覺得說的是很遙遠的事情，“就是一個美好的意願”。
但意願卻在“20年後成為現實”，“嘉德也成為世界頂級的藝術品拍賣行，應該說嘉德實際交易的能力，交易的數量和它的赢利能力絕對是響當當的世界第三大拍賣公司。”陳東升感慨。
除此之外，時代以時代的方式還給了他一些意料不到的驚喜。由于嘉德的成功和蘇富比在全球市場表現走低，2016年7月27日，陳東升以16.25億人民币控制13.52%股份成為了蘇富比單一最大股東。
在彭博新聞的報道中，這一結果被稱之為一個中國企業家“不改初心的圓夢行動”。
1744年成立于倫敦一片果園和花卉市場的蘇富比正是陳東升創辦嘉德之初崇敬與學習的對象。在蘇富比香港拍賣會上，這位中國企業家第一次真實見到了他在《新聞聯播》裡憧憬已久的拍賣現場，他扛着在日本留學的弟弟送給自己的攝像機，“偷偷摸摸拍拍賣現場的一切，牌子、記分牌的樣子、拍賣師，連預展時用的玻璃罩子是幾公分厚等細節都仔仔細細抄在小本子上。”他說。
與此同時，2016年7月，他于1996年創立的另一家公司“泰康人壽”成立20周年。
“泰康人壽”15周年時，他曾在中國美術館辦過一次他自己的收藏展，考慮到2019年泰康美術館開館，負責策展的唐昕怕喪失神秘感，不想再拿出藏品，“他說行，那就不展了。”唐昕回憶，但快到周年慶時，陳東升又反悔了，“跟我們說不行，還得展。”
隻拿出一般的藏品不行，以陳東升的性格，要做就做到盡興、最好，但當陳東升提出要放《黃河頌》時，唐昕還是吃了一驚，那是陳逸飛最早轟動畫壇的創作，畫的是一個戰士站在黃河瀑布前，因為尺寸太大，搬來搬去怕有風險，唐昕一開始沒有配合，但陳東升非要要，他覺得那個作品跟他的情懷、精神高度一緻，是集合了革命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巅峰之作，“我說好吧，那就拿呗，那老闆想要，我們就拿出來了。”唐昕說。她是一個極其嚴謹的策展人，2016年12月7日，當和《人物》記者在位于昌平的泰康商學院看這些畫作時，會非常細緻地用手機拍下每一個因展出引起的細小瑕疵，以做記錄，方便日後修繕。
但《黃河頌》僅挂了一天，陳東升又反悔了，“他說哎，要不然算了吧，還是把另外一件拿出來吧！”唐昕笑了，最終被陳東升選中的是一幅1970年代中期創作的反映毛澤東在長征時期決心和鬥志的作品，畫面中心，毛澤東高談闊論，雖是夜晚，但他身邊燃起的篝火照亮夜空，革命者圍着他入迷聆聽，這幅畫叫《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唐昕看來，陳東升選擇這幅畫的原因不難理解。陳東升購買這幅畫是想要送給泰康商學院，鼓勵那些來這裡學習的商人，這符合他所經曆的混合着政治理想的特殊商業時代，“他就想着商學院或者說人不能沒有理想，不管這個理想是什麼樣的一個理想，從他們那代人的角度呢，革命理想高于天，說明一切了。”唐昕告訴《人物》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