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蓮》《一句頂一萬句》，由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在2016年引發廣泛讨論。他敏銳捕捉時代脈搏，用荒誕的叙述剖析中國邏輯。
—奧迪說
敏銳的觸覺
第53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因《我不是潘金蓮》獲得最佳導演的馮小剛首先感謝了坐在台下的作家劉震雲先生：“如果沒有他給我們指明方向，我們不可能拍出這樣一個電影。”此次入圍名單中，根據劉震雲兩部同名作品改編的《我不是潘金蓮》和《一句頂一萬句》總計獲得了包括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在内的6項提名。這兩部電影在2016年11月先後上映，媒體因此将11月稱為“劉震雲月”。關于他的報道以極其密集的頻率出現在從八卦自媒體、門戶網站、時尚男刊到時政新聞雜志的各類大小媒體上。
他是當今中國與影視聯系最緊密的作家，被稱作“影視與文學結盟的親曆者和受益者”。這裡存在着兩個劉震雲。名編劇劉震雲與這個國家最著名的導演和演員合作，在名利場中遊刃有餘。馮小剛的多部作品—電視劇《一地雞毛》、電影《手機》《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等都改編自他的小說。作家劉震雲曾與莫言一起獲得中國文學界最高獎茅盾文學獎，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有着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我不是潘金蓮》在11月18日上映前就已引發熱議，在衆多讨論中，編劇兼原著作者劉震雲不時地被提及，在一些觀衆心目中，這位持續保持着相對穩定的高質量作品産出的作家起到了為影片“背書”的作用。騰訊網文化中心總監、曾多次采訪過劉震雲的原南方周末記者張英覺得，劉震雲是在文學品質、大衆認可、影視娛樂幾方面做到了平衡的“非常少有”的作家之一—“這種能力太難了，幾方面都能夠遊刃有餘，多難啊。多少人是昙花一現？……紅過一刹那，明天誰也不認識你。你看他紅了多少年？”
劉震雲在影視圈和嚴肅文學界的雙重影響力可以追溯至20多年前。金麗紅是業界著名的暢銷書推手，她是劉震雲多年一直合作的出版人。金麗紅記得，她在1992年策劃“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時，這套書的主編—作家王蒙和從維熙都“特别推薦”了劉震雲。那時劉震雲的中篇小說《一地雞毛》剛發表不久，在讀者中引起“很好的口碑”，已經與池莉、方方等一起作為“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開始為評論界所重視。金麗紅對後來熱映的電視劇版《一地雞毛》也印象深刻：“應該說劉老師當時比較早地觸電了，你想當時的電視劇和現在不一樣，當時它是主打天下，影響力巨大。所以劉老師當時應該是非常紅極一時的作者了。”
在《一地雞毛》《單位》等中短篇裡，劉震雲通過主人公小林的故事寫出了1990年代初普通市民生活的酸甜苦辣，當時上海一家電台找劉震雲做了一場直播，名字就叫“小林們談小林”—小林成了時代的縮影。“他最早寫的那個小林系列，基本上就是一個大學畢業生留在北京，留在機關裡頭，磕磕碰碰，這麼一個角色。租房子，談戀愛，結婚，找單位分房子，送禮，到後來孩子出生到上學，他這種叙事來說是很容易受歡迎的。”張英分析，劉震雲早期依據他自身經驗寫成的小說，因為“符合了這個時代的脈搏和強音”，讓他擁有了第一批讀者。
時隔多年，劉震雲依然保持着對時代的精準把握。電影《我不是潘金蓮》讓同名原著的故事再度受到了關注并引發中國社會的廣泛讨論。這個荒誕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名叫李雪蓮的農村婦女，她為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的清白而堅持上訪20年，并因此将官場攪得雞飛狗跳。有人從中看到了“當代中國的一出官場現形記”，也有人看到“兩個斷裂的階層最終無法進行良性對話”，有人說它“折射記錄了中國實行了整整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甚至連湖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王曉東在一次講到政府系統幹部作風問題時，也以《我不是潘金蓮》舉例，連問五個“為什麼”：為什麼一件小事情會變成一樁大事、一個簡單問題會變成一個久拖無解的複雜難題？為什麼群衆和幹部相互之間缺乏信任？為什麼上級的意見在層層傳達執行中變味、走調，甚至與初衷完全背離？……這部小說的德文版譯者、著名漢學家阿克曼評論說：“這本書從一個政治統治體系内部對這個體系進行的描述，是我看過的最精彩且最精确的此類描述。”他認為，劉震雲的小說“表面上是在講故事，實際叙述手法又很像動物學家對昆蟲的研究和解剖”。
劉震雲對技術給人帶來的影響也有着敏銳的觸覺。2003年，手機剛剛流行的時候，他出版了一部題為《手機》的小說，并且在當年被馮小剛搬上了銀幕，以5300萬元成為當年的票房冠軍。“他作為一個作家，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了通訊工具對于人的異化。……當時劉老師說了一句話，就是說當手機裡藏着鬼的時候，手機就變成了手雷。這是非常偉大的一個發現。”電視劇版《手機》編劇宋方金對《人物》說。現在，劉震雲又注意上了微信朋友圈：“有人說低頭族是浪費時間，我不同意。如果那麼多人都把時間浪費在了同一件事情上，那這件事肯定有意思也有意義，無非是沒有人把這個意思和意義找出來，等我找出來的時候，我就去寫朋友圈。”
拍攝現場
攝影師坐在椅子上，伸着腿，垂着手，給劉震雲示範姿勢。劉震雲立刻笑着回了句：“這不是葛優癱嘛。”劉震雲随口而出的調侃話語，配上河南普通話的口音以及似笑非笑的表情，像他的作品一樣，散發出濃濃的喜劇效果。你時常會産生這是在拍攝相聲演員郭德綱的錯覺。
動靜之間，自如切換
對一個嚴肅作家來說，與影視圈過從甚密很容易收到質疑和批評的聲音。劉震雲清楚這些争議的存在，但他不以為意。他無數次地解釋過自己與影視圈的關系。關于過從甚密：“其實一年365天，我一個晚上在電影圈，一個晚上在電視圈，剩下的363天，我還是在書桌前，跟我書裡的人物在一起。”關于“不夠嚴肅”：“客串個電影有什麼呢？出席個活動，參加個新聞發布會又有什麼呢？這就跟去菜市場買菜，小販說，‘大哥，麻煩您給遞個秤。’捎帶手的事兒，怎麼就掉了你的價兒了呢？”
公衆場合的劉震雲總是講着慢條斯理的河南普通話，表情介于微笑與嚴肅之間，他一開口，很容易産生戲谑的氛圍，因此他講的故事常常聽上去更像一個個真假莫辨的段子。但這位有着相聲演員特質的作家在私下裡完全是另一個狀态。他身邊的家人、朋友對他的印象都是諸如—情緒不外露，“不太願意跟人說話”，最愛做的事兒是冥想，經常處于出神的狀态……
這是一個老夫子式的人，生活方式近乎隔絕于這個時代的喧嚣。“他這人我就覺得活得可能太苦了，就是那種單一的生活狀态，就知道寫東西，看書，寫東西，一天一天地就這樣”。妻子郭建梅說，他成天關在書房裡，“一天一天不下樓，不出門”。劉震雲平時從不休假，2016年春節被家人“硬拽着”去日本玩了7天。他定力極強，手機放在旁邊，“一天都不帶看一眼的”。而且他在動靜之間有着極其自如的切換能力。電影《一句頂一萬句》殺青後從片場回家，他立刻把自己關在書房，繼續寫他的小說。郭建梅問他，你不躁嘛，剛經曆那種風風火火。他答，我昨天在那兒，今天在這兒，一點不影響。
老夫子的一面在很早的時候就已顯現。十幾歲當兵時，劉震雲特别喜歡站崗，流動哨他不流動，在路燈下看書。除了看很多小說，他還自學了大學微積分課程——這無意中在1978年的高考中幫了他大忙，其他考生數學成績很多都是個位數，他89分的成績與他們大大拉開了距離，他因此考出了當年的河南省文科狀元。郭建梅回憶，在北大讀書的時候，人家談戀愛都是去香山、圓明園，但他們總是去一教、二教或者圖書館，“他就會跟我說，我們去圖書館看書吧，這一天要不就浪費了。”從外在身份看，劉震雲的人生在這幾十年裡經曆了戲劇性的變化。一個當初為吃上馍，娶上媳婦兒發愁的農村少年成了登上中國作家富豪榜的著名作家。但在劉震雲自己看來，他的生活從沒變過。上午6點半起床、晚上9點半睡覺的農人式的作息不曾變過，每天兩小時的跑步也幾乎從未中斷。甚至不變的也包括“年齡”—他說自己的心理年齡停在了20多歲，有時聽說别人30多了，第一反應是，呦，挺大的了。
寫作之于他的意義也從未改變。他牢牢記住一輩子趕馬車的舅舅的話，如果你是既不聰明也不笨的人，一輩子隻幹一件事。對他來說，這件事就是“編瞎話”。多年前接受一家雜志采訪時，劉震雲将寫作對他的意義概括為四點：“第一不孤單；第二治病，不然會得憂郁症啊！第三有話跟作品裡的朋友說，作品裡的主人公也有話告訴我；第四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在能夠溫飽的前提下，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情，一輩子就挺好。”幾個月前，劉震雲在接受《人物》采訪的時候，将自己此前反複講過的話又強調了一遍：“喜歡寫作的一個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你寫作的時候，這個人物啊他很專注和專心，他不像生活中的人，一會兒有這個事兒，一會兒有那個事兒，你跟他聊天有時候也聊不成。你跟書裡的人總是能聊得成嘛，就坐在那兒慢慢聊，慢慢聊，說說東，說說西，說說你，說說我。我不覺得寫作累，寫作對我充滿着趣味。”
如果非得找他的變化，那就是他從青澀的文學青年變成了有着豐富寫作經驗的資深作者。他曾經花8年時間寫成的實驗性極強的200萬字長篇小說《故鄉面和花朵》，現在被他輕描淡寫地說成是“一個特别裝模作樣和裝腔作勢的後現代的那種東西”。“我這個創作的變化還是比較大的，因為一開始寫作的時候，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麼呢？特别容易裝腔作勢，裝神弄鬼，裝模作樣。”劉震雲回憶起在北大讀書時的“五四的老先生”，“他們開講座基本上不講課本的内容，就是說說這個，說說那個……我當時也未必知道，我現在想起來是很有魅力的。那《一句頂一萬句》不就是說說這個，說說那個，說說張三，說說李四，我會變得越來越，就是寫作上變得會越來越質樸。”
劉震雲不相信“天才”。他在一次訪談中說：“世界上本不存在才華這個字……存在的是瑣碎。重複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專家；做重複的事特别專注，你就是大家。就這麼簡單。我覺得細節是考量一個民族和一個人做事的特别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标志。”他在另一次采訪中說：“所謂的‘天才’，無非是找到了一件自己最喜歡的事情，在很早的時候就找到了。……對一件事情的‘喜歡’，就是不斷地重複，不斷地專注其中……”他對“資深”的驕傲遠大于對才華的驕傲。當《人物》記者抛出“有沒有這樣的可能，一個新作者寫得跟你一樣好，但是由于這個時代變了，他沒有機會出來”這樣的問題時，他立刻笑着對問題本身作了否定：“這個缺乏常識，一個新作者，不可能寫得跟我一樣好。就好像說吧，剛畢業的大學生，寫新聞稿能寫得跟你一樣好嗎？它不符合事實啊。”
他的身上完全沒有這個時代裡很多“老人”在年輕人面前的焦慮。他不認為新舊可以用時間和時代劃分。“從思想認識論上比，老子的認識要比很多90後、00後新潮。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法自然，這都不是那些年輕人能說出來的。和這些觀點相比，他們反倒顯得很老。”他不谄媚年輕人。
他在時代面前有着屬于他的自信。《人物》記者問他怎麼看如今影視大熱但文學在逐漸邊緣化的現象，他又一次毫不猶豫地否定了記者的問題，因為他“沒覺着文學是邊緣化的”，他拿自己的作品舉例—《一句頂一萬句》賣了180萬冊。“所有人提問題都是特别愛用一個整體的概念來代表一個事物，這是非常麻煩的。……那我告訴你，在清朝的話，能夠賣到180萬冊的也沒幾個人，那個時候是不是文學邊緣化？就是是個個體（問題），他寫好沒寫好吧。他寫好了的話，不就不邊緣，沒寫好就邊緣了？”
180萬
劉震雲在否認當今文學邊緣化的現象時以自己舉例，他出版于2009年的《一句頂一萬句》至今銷量180萬冊。這位嚴肅作家持續多年保持着廣泛的讀者群，絕大多數作品的銷量都絲毫不遜色于時下最流行的暢銷書作家。在他看來，“有市場不一定是好東西，但好的東西絕對是有市場的”，如果一本書沒有人讀，“一定是作者的問題。”
剝去身份和權力的外衣
一方面，影響力從未減弱的作家劉震雲從未感到過被時代邊緣化；另一方面，他最重要的人生轉折都與時代有着緊密關聯，它們都源自“集體無意識”。14歲離家當兵是因為“我們村裡所有人都這麼想，它是個公衆想法”。那時當兵是農村孩子僅有的出路，在部隊能吃上馍不說，而且軍裝上有4個口袋、成為軍官之後，就好找媳婦了。當作家是因為“北大都在寫，中文系的都在寫”，在1980年代的北大校園裡，“每個人都想成為作家”，“無非的話呢，我呢是堅持下來了。”
也許正因為此，這位鄉村長大的作家近乎謙卑地将自己獲得今日體面生活的決定因素歸于機遇和命運。他有時會回想起少年時期在“人生的拐點”上與他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夥伴們。“十四五歲的時候，我也有一幫少年的朋友，包括當兵的時候，确實裡邊有幾個特别絕頂聰明的人，但是他們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有的就變成農民，或者是變成了一個到城市打工的人。他們的變化有時候也對我有很多的觸動，他們很聰明，但是就是在人生的拐點上，比如講那個時候我就考了大學，他呢，可能到城裡去打工，他就沒趕上考這個大學，他人生就發生了一些變化。”說起這些昔日小夥伴們的時刻是這位說話滴水不漏的作家在《人物》數次采訪中為數不多的微微袒露内心的時刻。他講到一個做瓦工的表哥，特别懂建築，同樣是打工，他蓋房子會“帶點設計感”。他感慨—如果上了大學、留了洋，“他不就是貝聿銘嘛。”
劉震雲1958年出生在河南延津縣城，幾個月的時候被姥姥抱到一個叫西老莊的村子撫養長大。他的小說經常以他的家鄉為故事背景，人物也經常是他村裡的那些鄉親們—釘鞋的、殺豬的、販驢的、剃頭的……這位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的作家日常話語裡還是會經常出現“我們村”—西老莊村成為嵌在他生命裡的羅盤。當有人說起40裡地，他首先想到的是西老莊村到延津縣城的距離；路上看到一個婦女拉着車往前走，“别人看到覺得很髒，但是我看到後，會覺得這個人特别像我表嫂。”青年作家笛安在數年前的一次采訪中談起對劉震雲作品的閱讀感受，她對劉震雲說：“不管是《單位》《官場》，還是後來的《手機》，到最新的《一句頂一萬句》，我覺得您一直在寫一樣東西，就是‘人情’。這個中文詞彙其實很微妙很難翻譯。如果硬要表達的話，可能是人和人之間一種看不見的糾葛、角力，以及在這種糾葛和角力中産生的種種莫名其妙的情感和依賴。……人物之間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盤，但是誕生的情感也無比真實。這樣的描寫和表達在您的小說裡信手拈來。”
這位對中國世俗人情有着精準把握的作家也從“人情”（或者換一個更文學的說法就是人性）的角度看待這個世界，因而對他來說，世上的人沒有城裡人和鄉下人、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在他看來，希拉裡和特朗普之間的政治鬥争跟他們老家村裡兩個婦女争一個地邊沒有任何區别。解構權力、用荒誕的方式“剝去身份和權力的外衣”是劉震雲作品中時常出現的主題。這在曆史寓言小說《故鄉相處流傳》中達到了極緻。這部小說中的時間跨度長達1000多年，人物死而複生、生而複死，曆史“被賦予一種簡單的輪回”。曹操、袁紹之類的“大人物”與“豬蛋”、“孬舅”、“白石頭”這些村裡的“小人物”不是并列而是輪回的關系。在小說的開頭，作者就寫：“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腳第三到第四腳趾之間的腳氣便發作了……”他似乎要以此表明，叱咤風雲的曹操不過是一個同樣患着皮膚病的凡夫俗子。
在劉震雲看來，人性不會因階層和身份的不同有不同，見識也不會因階層和身份的不同被區隔。11月8日晚上，劉震雲在騰訊娛樂主辦的一場明星主題演講中又一次講了他的姥姥和舅舅，他一直稱他們為他的“人生導師”。姥姥割麥子，她割到地頭，别人隻能割一半。劉震雲問姥姥為什麼割得這麼快，姥姥說，不要直腰，直了第一次，你就要直第二次、第三次。做木匠的舅舅，木匠活方圓幾十裡做得最好，他告訴劉震雲，他木匠活做得好是花的工夫比别人多，更關鍵的是他喜歡做木匠活。在劉震雲的眼中，他們都是有見識的人，有次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有時我聽舅舅和表哥一席話，勝在北京讀十年書。”
孤獨是劉震雲作品中的另一個重要主題。這既源自他的生命體驗，也是他對中國社會的敏銳洞察。他反複說起過一個生活中的現象：幾個中國人湊到一塊，都是歡聲笑語，但當他隻剩一個人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眉宇之間露着一絲憂郁。”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前半部裡，延津農民吳摩西失去唯一能夠“說得着”的養女巧玲，為了找她，走出延津；後半部裡，巧玲的兒子牛愛國，同樣為了尋找“說得着”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來，延宕百年，但人物依然在艱難地尋找那個“說得着”的人。
他多次談起自己對“中國式孤獨”的理解：“很多中國人不認為自己生活得孤獨，這就跟酒暈子說自己沒醉一樣。中國人的孤獨是體現在細節上的。西方是人神社會，人可以對神忏悔，對神傾訴。但中國沒有上帝，就隻能找人說話。但找一個知心朋友是非常不容易的。……神的嘴是嚴的，知心朋友卻不一樣，他可能會把你說的知心話說出去，知心話馬上就變成危險的刀紮向你。”這位幸運的作家找到了自己抵抗孤獨的方式。他書寫孤獨，同時也依靠書寫抵抗孤獨，因為對他來說，書裡的角色就是他的上帝—“保險”，随時都在。
他有時會想念他在書裡遇到的一個個“上帝”。比如，《一地雞毛》裡的公務員小林現在在做什麼？老家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手機》裡的主持人嚴守一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
《人物》記者問：“作家劉震雲感受到的變化是什麼？”
“我對這30年的最大的感觸，是我們外在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我們眼睛看到的距離，這個變化不是特别的大。30年前的話，北京的大街上沒有多少車，現在的話，車就非常多；30年前的話，大街上沒有手機，現在的話，人人都會有手機；30年前的話，沒有互聯網，現在的話，互聯網每個人都在使用……确實這外在生活的變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外在生活變化大的話，不證明人性，包括對人性的認識，它的變化會有多大。”接着，他慢條斯理地發問：“是不是在外在生活變化中，人的眼睛也能夠發生一些變化？”
用一個詞形容你的2016
2016年的話，我知道大家對我有關注，是因為我有兩部作品都被改成了電影。其實2016年的話，我跟2015年，包括1995年，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包括生活的狀态，每天的作息的這種安排，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但是确實每一年的話，這個人的，他對生活的認識，他跟生活之間的關系，他應該有新的感觸和新的變化，這是一個人不斷前進的一個基礎，特别是作為一個作者，能夠把東西寫好的一個重要的前提。
2017年的願望
2016年的話，我一直在寫一個長篇，這個長篇會在2017年的上半年出版。如果有什麼展望的話，我覺得每一年其實我都有自己新的這種展望，比如講的話，我是不是能夠讀到更好的書？碰到更好的比我有學問的人？我能不能從書上，包括從這些人身上學到更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