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裡屯的周末從不缺熱鬧。6月悶軟的夜風鼓噪人心，也順便燙熱了老書蟲咖啡館的開放麥場子。36歲的郝雨浸在舞台中央的一束光中。這是個相貌普通的中年男人，背微駝着，運動t恤罩不住一圈安逸的肚腩。他笑稱自己，“小型羅永浩”。
他佝着腰、嘎啞着嗓子擠兌丈母娘。“微信讓老年人重回社會前沿，每天堅持轉發各種謠言：國務院最新消息剛剛曝光！中央絕密内幕删前速看！”他潤了潤嘴唇，松弛、不屑，底下呼啦笑成一片，他等待着最佳抛梗點，“咋滴，中國老太太都讓國家保密局返聘啦？”近100人的場子裡，每隔15秒笑成一浪一浪。他披浴着笑聲，露出一個賊壞的笑。
他口中的段子場景從微信群到菜市場，從地鐵站到餐桌，零星透出這是一個為生活所困、口無遮攔的中年胖子——這是脫口秀舞台常見的人設，像美國脫口秀大師路易CK，一個帶着女兒賣慘的碎嘴中年男人。一切都包裹完美，他幾乎沒有露出過自己身上另一個角色的馬腳——一個已經在國家機關待了10年的公務員。
離開三裡屯的夜色，周一到周五白天的郝雨，是貨真價實的機關幹部。演出結束的第二天，他與《人物》記者相約在一家星巴克見面。從二環一座100多年曆史的大院走出來的他，襯衫紮進褲子，露着黑色的皮帶。“公務員夏季着裝規律，淺色襯衫搭深色褲子。”他說。他走路習慣性微佝頭，像一個年輕同志向領導打招呼的姿态。他很少運動，不太能吹風，也不敢喝冰水。
期間他接一個工作電話，“姐，是我錯了，沒及時回複您”，看電話那頭不依不饒，嬉笑到，“再不行我給您跪下了”。在機關，他負責安排會議、組織調研、服務領導，在同事眼裡他是那個逢人打招呼，叫得上保安到食堂師傅名字的郝哥。領導曾經給他的評價是，性格好、善良。
和多數公務員一樣，他發朋友圈很謹慎，3年隻3條，因為那是“理性社交圈子”，領導、同事、朋友都擠一起。而在“郝雨沒話說”的微博上他活躍得多，不時發布新編的小段子，脫口秀演出信息，與喜劇人黃西、東東槍等人的合影。如今每周中有兩天，他在北京幾個脫口秀開放麥場子裡來回奔波，報酬低到“相當于不計報酬”。郝雨常在單立人喜劇和幽默小區俱樂部表演，在幽默小區老闆Tony看來，郝雨身上有一種強表達欲，但人又很溫和，從不當面反駁别人。
一邊是嚴謹的公務員，一邊是混不吝的脫口秀演員，兩種角色在同一個身體裡沖撞。謹慎與戲谑在他身上留下的兩種痕迹，甚至可以追溯到15年前，他身份還是“嘻哈歌手”時。
眼下這一過往已變成段子——開放麥裡他問現場有誰聽過《大學生自習室》，兩三隻手猶猶豫豫地擡起。“感謝這幾位中老年朋友！大周末的不和子女團聚還跑來看我。”郝雨一臉嬉皮。而在隻有7900萬網民的年代，這首調侃大學生自習室裡占座、吃瓜子、情侶約會的rap，被做成flash，網吧、理發店四處轟炸，風靡一時。紅了有幾個表現：歌手比賽找上門，他與張傑、沙寶亮同台演出；環球唱片要簽他；相聲大師姜昆邀請他，一起上春晚。
當歌手、上春晚，野心一個比一個大。他原本的夢想——畢業考本校哈爾濱工程學院研究生，倒成為最保守的選擇。
對于五花八門的選項，作為東北國企領導的父母反應是“都吓着了”。過慣了體制内安逸的生活，評判一切的标準是，“這個東西對你未來生活有什麼保障”。比較一圈，合同裡無法提供未來的歌手被劃去，而上春晚成為本校保研的交換條件，若能上春晚，希望學校把他作為特長生保研。
歌中嬉笑怒罵，但現實生活裡，郝雨性情軟綿。談話時并不盯人眼睛，凡事愛用商量口吻，“你覺得呢？”在Tony看來，郝雨過于小心翼翼了。在妻子尤青眼中，聽到表揚時，郝雨還會露出害羞的神情，說“哎呀你别這樣”。
當年父母為他選擇未來，郝雨沒有太多抗争。這或許與成長經曆有關，“不”字開頭，先否定，是父母的教育方式，一直延續至今。他坦言，“内心深處認為自己做不好事，所以父母容易說服我。”當年，父母對他當歌手的評價是，眼高手低、胡思亂想。
以此次選擇作為基礎，幾乎奠定了後面人生的基調。多年後常被問起少年成名，為何沒有拼出未來，都能複盤至此。而後來的故事是，春晚節目三審被拿下，他考取了姜昆的研究生，在文化部下的中國藝術研究院讀研。
2008年畢業後，他考進了中國文聯，聯絡服務藝術家。出差時叫藝術家們吃早餐，甚至是送餐進房間，在電梯口等領導，開會、寫材料，他忙得像個陀螺。而晚上，他一個人跑去各式劇場、影院，吮吸着北京城裡新鮮的戲劇血液。各種創作沖動在夜裡流淌，“一個超市收銀員過着行屍走肉的生活，有一天一個客人激怒了他”，“一個人死後靈魂出竅看周圍一切”，這些饒舌歌詞都隻起了個頭，就腐爛在心裡。
他感覺到自己的擰巴、做作，“感覺自己再沒有特别想表達的，也不知道作給誰聽，你看你有了個穩定工作，還整天看不慣這個瞧不上那個，沒有意義嘛。”也是在這一年，他發現沒有系統學過音樂，無法獨立制作音樂，在嘻哈圈藏龍卧虎的後輩前會露怯。在battle的現場，他感到荷爾蒙不再，聽不懂那些狂躁的意識流曲風。以緻今年4月《中國有嘻哈》第二季《中國新說唱》來找他時，他沒猶豫就拒絕了，“隔那個時代太遠了。”
生活也一地雞毛。2013年他從文聯調到了另一個國家機關部門，第二年有了小孩。兩夫妻謀劃着買學區房，賣掉現在的，付完首付還需貸款兩百多萬，每月7000塊的工資常常不夠用。妻子曾說要學習理财，他調侃，“每月還了債就不需要理了。”最缺錢時，他還賣掉最愛的原版漫畫、玩具，拿到那兩萬塊錢時，想起馬三立一個形容窮的段子：大風吹來，紙片飛舞，或許它不是錢，但不許咱不踩一下。
生活的無奈被他寫進歌詞裡，“我的歌迷問我什麼時候複出，我的媽問我什麼時候提副處。”微博裡他吐槽，“望着鏡子回顧這些年的生活，發現自己的确在不經意間學會了諸多年輕時不擅長的事兒——比如長時間的歎息和經常性的苦笑。”
生活需要出口。他天性裡的戲谑勁還一直保持着，尤青常被他逗得樂不可支。一群人等菜，終于上來一個拍黃瓜，郝雨接話，“菜上齊了，趕緊吃吧。”他給她發圖片，滅火栓的滅字少了一橫，成了火火栓；買一瓶甘蔗汁，上面寫不添加蔗糖……這種發現日常荒謬的能力，符合脫口秀演員氣質，2013年，老朋友單立人喜劇創始人石介甫告訴他北京也有脫口秀場子了，他激動得失眠。在郝雨看來，脫口秀演員和嘻哈歌手很像，生活不得意，到處受打擊，但又敏感、有強烈表達欲。但那個時候，他已經不玩說唱了。
自兒子上幼兒園後，他獲得更多自由，進入了脫口秀的癡狂狀态。尤青甚至以為他出軌了，整天抱着手機絮絮叨叨。打開一看，存一些誰也看不懂的隻字片語，稱之為靈感。有時洗碗還戴着耳機，掐着秒表算一個段子時長。之前上班他愁一路靠什麼打發時間，現在反覺不夠用。“像咱倆這種就是浪費時間，因為我現在沒法想段子了。”他正色看着記者。
生活中一切負面情緒被吸住，制作成段子，家裡老人的唠叨、地鐵上遭遇的不快，煩惱被喜劇暫時遮蔽。他模仿兩個脫口秀演員的對話，“聽說你結婚了？”“對啊！”“恭喜恭喜，寫沒寫個段子？”“沒啊！”“那婚白結了！”
這種癡迷還體現在好勝心上，單立人喜劇創始人石介甫回憶，今年郝雨參加一個脫口秀大賽，他一個勁撺掇前任冠軍們分析戰略戰術。比賽前夜他喝紅牛扛着，拒絕朋友聚會，低頭猛搗鼓段子，曆經3次大改。“像準備奧運會一樣。”當他提出要去拿冠軍時，其他隊友卻說，“我們隻是去交流一下啊！”郝雨反思自己為何對赢這麼渴望，“往往是從小沒有得到過認可的人，就在想辦法，比方語言能力比較好，就通過這種方式來尋求認可。”脫口秀能反複試錯、練習，這成為他培養自信的模式，“在越來越熟時，就不那麼慌張了。”
在北京二環的機關大院裡，民國風格的小洋樓上爬滿綠色，竹林清脆作響。郝雨每天中午都會像大多數公務員一樣，在院裡散會兒步。不同的是，他腦袋裡常常在構造一個荒謬的結論，想着如何去論證。“99%的脫口秀演員都是在散步時蹦出段子的。”他會把想法迅速用手機錄下，很少關心路上有沒有人。
而機關辦文娛活動時，郝雨也會上台講脫口秀，甚至在食堂吃飯時也有同事讓他講段子。領導們知道那是他的愛好和特長，但郝雨感覺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是，“這是你的愛好，做着玩可以，但你不能搞太大，不能影響工作。”
同樣是寫作，寫調研報告與寫段子，對他來說難度完全不同。“公文難寫。”他的辦公桌上擺着不少寫作材料，每次他都要查閱大量資料，才進入語境，他坦言背好社論文章才能言之有物。他寫的報告也曾獲得大領導的批示，“當然很高興”。但比較起來，他感到脫口秀更容易寫。辦公室另一頭的書櫃裡，塞着幾本關于喜劇寫作的書，他已翻得透爛。“我好像在把人逗笑這件事上更有天賦。”他曾在舞台上每講一句話底下就笑一次，“感覺自己像上帝，能控制笑聲，控制世界。”
然而，他的脫口秀段子裡，很少有與工作相關的。他覺得相關段子不敢輕易下筆，“一個事情，老百姓可能見到的是霧霾得關停工廠，我們可能考慮的是停工導緻下崗等社會層面的問題。”見到背面和深遠處，段子也得更透徹，“太難，還差點沉澱。”
在幽默小區俱樂部老闆Tony看來，好的脫口秀演員身上有股原始力量，反叛、性格有爆發力。“一個人從小到大受到組織和國家意志的培養，再有點反叛都是往回找。優點可能是人生閱曆和視野更廣闊，但自我閹割往往嚴重，這對當好脫口秀演員是不利的。”
有粉絲曾提醒他，還有3年時間，一過40歲，想幹嘛也很難再有勇氣。他一直把這些話記在心上，也有心追求理想。但在現實裡，被喜劇遮蔽的煩惱還在，他也必須面對責任。買房子時，“父母的棺材本”給他作了首付。到現在父母也還不知道他在玩脫口秀。因國内沒有做脫口秀兌現的途徑，他一直不敢冒險轉型。“這時候誰能救我，中一張彩票可以，500萬，啪放在這，房貸還了，爸媽能老有所依，孩子不至于因你挨餓。”他兩眼一瞪，不像說笑話。
郝雨回憶裡有這麼一天，晚上連續趕3處脫口秀場子，每處相隔一兩公裡，不會騎單車的他，隻好呼呼啦啦跑起來，“你在30多歲的軀殼裡，感到自己在衰老，但你向前沖，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感覺自己是幸福的，好像又回到了18歲，這感覺好得讓我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