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燈光有些刺眼，楊容蓮（Pauline）接過由成龍頒發的金像獎專業精神獎杯時，她甚至能感覺到燈光帶來的灼熱。
一年一度的金像獎頒獎典禮正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此刻，楊容蓮穿着一套量身定做的深玫瑰色西服，化着紅唇，戴着成套的珍珠項鍊、耳墜和手镯。在香港電影業三十年，69歲的茶水工楊容蓮第一次打扮精緻地站在聚光燈前，接受所有人的目光和掌聲。
茶水工（香港人稱呼為“茶水”）獲得金像獎在37年的評選中從未出現，盡管這個職位在香港電影界比金像獎本身的曆史都更加久遠。專業精神獎的設立也很近，1990年開設，旨在表彰對香港電影工業有特殊貢獻的、資曆較深的著名演員和幕後制作人員。過去獲得這個獎項的包括導演、研究香港電影史的學者、化妝師、燈光師……
3個月前，組委會安排藝人阿Sa和張繼聰告知楊容蓮得獎，正在茶水間工作的她聽後一直擺手，“輪都輪不到我啦”，堅信是劇組的整蠱。楊容蓮原以為，隻有職稱裡帶着“師”的人才有站在領獎台上的資格。
獲獎當晚，記者們争着将麥克風對準這位不常出現在鏡頭前的茶水，問她“入行最難忘的一部戲是什麼”，“獲獎的感受是什麼”。她在腦海中迅速回憶起跟過的那麼多部戲，但真正記得名字的還是太少了，隻能想起最難忘的是梅豔芳和劉德華共同主演的一部。有人問，“是不是九一《神雕俠侶》”，她恍然大悟，“是啊，就是這個。”
楊容蓮是廣東新會人，1965年，16歲的她剛生下女兒甘靜芳，就和病重的父母經由澳門偷渡來港，那時剛剛結束“三年困難時期”，大批廣東和臨近地區的平民，在貧窮和饑餓的逼迫下，背井離鄉湧入香港，楊容蓮就是其中一員。那時香港奉行相對寬松的移民政策（抵壘），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隻要不被抓到，到達市區後，就可以在香港居留。
1989年，楊容蓮在服裝助理唐萍的介紹下入行，初時也是服裝助理，因為無法寫下每一場戲哪個演員穿什麼服裝，靠記性易出錯，無奈之下，她在第二年轉做茶水，為演員和劇組的工作人員準備飲料，也幫忙做些雜事。
在香港，片場裡供應的茶水一般包括咖啡、奶茶、茶等，開拍前，楊容蓮要沖泡好熱的或者凍的不同飲料，裝在每個人的大号保溫杯裡，杯子上貼着手寫的人名卡片。茶水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一場戲裡每個崗位工作結束了就可以回家，但茶水需要一直在現場，等待整場戲拍完。
拍攝九一《神雕俠侶》時，她做夢都沒有想到，一場戲可以連續拍七天七夜，她太困了，甚至連上前打望一下正在拍戲的劉德華和梅豔芳都失去了興趣。
對剛剛在港立足的楊容蓮來說，生存是最重要的。唐萍為她謀得服裝助理的職位時，她不過是想換一份輕松點的工作，卻沒想到一做就是30年。
今年5月，香港已迎來初夏，天氣潮濕悶熱，在電視劇《多功能老婆》的拍攝現場—一間酒店的宴會廳見到楊容蓮的時候，她穿着大碼t-shirt和休閑褲，踩着一雙平價運動鞋，拎着裝滿水杯的紅色籃子，在片場裡踱步，小心地避開可能會入鏡的地方。
一場戲結束，工作人員各自休息，但副導演還忙着檢查畫面，楊容蓮拿出貼有“副導演”卡片的水杯，走上前去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問“飲唔飲水啊”（粵語，“喝不喝水啊”），聽到“好啊，唔該（粵語，‘謝謝’）”，她随即擰開杯蓋，遞過去，等對方喝完後接過水杯，再蓋上。這是楊容蓮多年的習慣，她總是盡量為工作人員節省最多的時間。
走累了，楊容蓮就在遠離拍攝區的簡易茶水間裡休息一陣，加滿空杯。初入行時，制片給她的任務隻是照顧導演和演員，但她“做壞了規矩”，劇組的每個崗位都是她的照顧對象。倘若劇組裡有人患了痛風，楊容蓮還會回家問遍親戚朋友，煮什麼樣的湯可以緩解，依樣煮好帶去片場。
茶水工在香港僅有10個左右，楊容蓮資曆最深。她現在也負責教剛入行的年輕人，但很多學徒做了大半日後就走了，他們質問楊容蓮，“為什麼不是我沖好了飲料，這些人自己走到茶水間裡拿呢？而要我送到片場？”楊容蓮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剛入行時心裡的别扭，斟茶遞水的工作也曾讓她“好不舒服”。
在片場呆久了，楊容蓮的想法慢慢改變，“例如導演和演員還有攝影組，沒有時間出來拿水，你是需要斟水給他們喝的，而且他們手上還抓着東西……你走過去幫他們把蓋子打開，他們才空出一隻手咕咕咕喝水。”
與楊容蓮一起喝早茶，她從來沒忘記給空了的杯子加滿茶，她一邊斟茶一邊說，“雖然我是斟茶遞水，但是斟茶遞水也是一個職位。所以最重要是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對楊容蓮來說，識字才是做茶水最難的地方。杯上的卡片是子女們幫忙寫的，入行時，大女兒甘靜芳教她識字，熟悉片場的職務名：導演、劇務、場記……她仍然學不會寫，隻能辨認。每個人喜歡喝哪一種飲料則是憑記憶記住的。
甘靜芳印象最深的是媽媽第一次“拍西片”，“雖然現場有翻譯，但沒理由茶水也要翻譯，我們就一個個教她什麼是coffee、什麼是tea。”帶她入行的唐萍說，“Pauline很努力識字，與劇組有關的這些，她現在幾乎都認識。”
影視作品是合作的藝術，楊容蓮看起來做的是與内容最無關的一個。遇到需要離開香港拍攝的戲份，出于節省開支的考慮，茶水總是被率先舍棄的崗位，楊容蓮說，幾乎不會有人帶茶水出香港，她也僅僅在十幾年前馬楚成導演《幻影特工》時去了一次馬來西亞。
比起初入行兩三年“不舒服”的感受，楊容蓮在這一行呆得越久，越不想離開。她喜歡拍愛情片和家庭戲，最不喜歡武打片，“因為有時候真的會受傷，很心痛”。她最喜歡的電影場面是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吃着飯。
對楊容蓮來說，電影的意義是集體，是一個充滿人氣兒的地方，“以前我就見海多過見人，現在讓我見人多過見海，當然開心，還可以全香港新界到處去。”她還在這裡學會了和人溝通。拍攝的間隙，攝像主動走到楊容蓮身邊，和她聊起叉燒包的做法，片場裡每個人都熟悉她的名字，閑時就和“Pauline姐”聊家常。
楊容蓮年近古稀，但身體硬朗，說話字字有力。香港電影圈來來去去都是熟悉的面孔，楊容蓮照顧他們就像照顧家人一樣自然，和他們呆在一起，從沒有過不想開工的念頭，也沒想過退休，“什麼時候沒有人找我，我就什麼時候停下來。”
事實上，茶水不是一份穩定的工作，不受雇于電影公司，相熟的劇務打電話通知新電影開拍時，工作才有了着落。一個茶水一年一般跟兩三部戲，收入以開工時間計算，每天1100港币，平均下來一個月不到一萬港币。
90年代後期，香港電影呈現頹勢，至2005年，港産片的數量急劇下跌，從一年超過200部下降到僅50部上下。楊蓉蓮一度一年都開不到一部戲，隻好轉行，做清潔工，洗碗工，齋棚煮齋，換了好幾份工作。但當以前熟悉的電影劇務打電話來說“有工開”，她立刻放下自己手邊的工作，回到電影業。
港産片的數量至今維持在50部上下，但與内地合拍電影卻年年增長。楊容蓮看到很多曾經離開香港電影的人又回來，越來越多年輕人成為她的同事，她為香港電影的未來由衷地高興。她說，“電影是有前途的行業，它養活了好多人。”
在她的獲獎視頻中，吳鎮宇笑談，“以為每一個茶水都叫做Pauline，她已經成為茶水的代名詞。”Pauline這個英文名是1992年拍攝《哥哥的情人》時一位制片為她起的，片場裡叫的多了，漸漸成了習慣。
金像獎頒獎儀式上，成龍特别感謝大會，因為有了這個獎，令所有演員知道Pauline姐真名叫作楊容蓮。他說，“電影拍攝時你可能不會發現這個人，但當我們休息的時候，如果她不在身邊，大家都會喊救命。”
楊容蓮并未受邀參加頒獎典禮結束後的晚宴，這個香港電影業用來懷舊和慶賀的夜晚，她似乎仍然站在門外。
走出香港文化中心，維港兩岸的高樓燈光熠熠，這裡遊客衆多，沒有人為她駐足，楊容蓮一個人走向來時的巴士站，家遠在30公裡外的屯門。她想，得趕緊回家休息了，第二天還要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