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漫畫家埃裡森·貝克戴爾（AlisonBechdel），美國藝術家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在漫畫作品《規則》（TheRule）中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女主A和B是一對同性戀人，A對B提議一起看個電影，但隻能看滿足以下3個條件的電影：電影中必須出現至少2名女演員，而且她們必須有名字；這些女演員之間必須有對話；對話主題不能隻涉及男性。
這3條被人稱作“貝氏測試”的标準最初隻是個玩笑。“這個标準看起來太兒戲了，”艾琳·迪樂（EllenTejle）女士對《人物》說，她是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叫BioRio的藝術影院經理人。這3項标準如此簡單明了，她想了想，何妨一試呢？“開始我以為我電影院裡放的所有影片都能輕而易舉地通過這個測試。那是2012年，結果讓她大吃一驚。《魔戒》，不通過；《阿凡達》，不通過；《搏擊俱樂部》，不通過……無論是瑞典電影還是主流美國電影，80%的電影都無法達到這3個看似簡單的條件。
有時候電影中有一個重要的女性角色，但圍繞着她的都是男性，沒有和同性交談的機會。更常見的情況是，标準好萊塢超級英雄大片中，女性角色總是性感的、柔弱的、哭泣着的，她們等待着被英雄攔腰抱起飛上天，或者在地球被拯救後沖上前去，在一片廢墟中給英雄一個熱吻。
“如果我們把3條标準反過來，很有可能它們開頭的前5分鐘就全部達标了。”艾琳說。當發現僅僅是在一部電影中找到兩個有名字的女性角色都如此困難時，這完全颠覆了艾琳對自己所處的電影行業中性别平等的印象。“如果我都沒有這種意識，其他人可能也沒有意識。電影行業可能也沒有意識，隻覺得我們好像是平等的，男女好像在電影中各占一半，女人們也有自己的故事。”
自此，艾琳開始認真地算數，她從美國著名演員吉娜·戴維斯（GeenaDavis）建立的媒體中的性别研究所（GeenaDavisInstituteonGenderinMedia）找到了一些數字。吉娜主演的電影《末路狂花》是她最愛的電影之一，電影裡講了兩個普通女孩的公路旅行。“她們完全不管男人怎麼樣，開車上路，殺人放火，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吉娜和布拉德·皮特做愛。這部電影一度被認為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好的，現在我們可以談談女孩們的故事了。’”但是事實證明，在大銀幕上看見女孩們的故事仍有待時日。
該研究所統計了包括中國在内的15個國家3年以來的所有電影，用精确的數字和比例展現女性在電影行業中的地位。結果顯示，以女性為主角的電影僅占12%。有台詞的電影角色七成是男性，三成是女性。有工作的角色，八成是男性，兩成是女性。後兩個數據從1940年至今，70餘年來毫無改變。
這些數字重要嗎？重要。吉娜的研究所同樣研究了電影會對人産生怎樣的影響。這是一項針對兒童的研究。研究發現，5歲以前，兒童的喜好和認知并沒有明顯的性别分化，但是5歲之後卻發生了急劇轉變。女孩對人生的追求被極大地限制了，5歲以後的小女孩大多表述自己的理想是變成公主、情人、妻子、女兒和母親。
“這些都是電視和電影中最常見的女性形象，電影剝奪了女孩的夢想。”艾琳說。在各種熱播動畫片中，主角都是男性，女性大多隻以男主角的配偶形象出現。比如唐老鴨中出現的女性角色就是他的母親和女友，出身無名的阿拉丁有個公主當女朋友，愛吃菠菜的大力水手也有女朋友。即使像《美女與野獸》這樣看起來以女性為主角的迪斯尼電影，女主角說話的時間也隻占整部影片的29%，花木蘭是22%。
“如果她能看見榜樣，她就能成為榜樣（Ifshecansee,shecanbeit）。”這是吉娜研究所的口号。在熱播美劇《24小時》中，曾出現了一個黑人總統角色，這個角色正直、聰明，非常正面。那是黑人第一次在主流電視劇中飾演總統。劇集播出4年後，奧巴馬宣布競選美國總統并最終獲得成功。有人認為《24小時》對奧巴馬當選有積極作用，因為這部電視劇第一次讓人可以想象一個黑人總統。
電影行業能幫助世界變得更好嗎？艾琳與吉娜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如果電影确實擁有影響大衆的力量，那麼在性别平等方面，電影不僅沒有塑造優秀典範，甚至與生活真實情況不符合—在現實世界中，說話的女人顯然和說話的男人數量差不多。
“我希望為改變現狀助一臂之力。但我沒有錢，我也沒法拍電影，我隻有一家電影院。”艾琳說。2013年起，艾琳借鑒了貝氏測試的3條标準，正式發起A名單運動，達到3條标準的影片就能獲得一個A（approved）的标記。
A名單無關一部影片的質量高低，得到A隻表示影片達到了這3條标準，但不足以證明這就是或者不是一部女權主義/性别歧視電影。一直有聲音質疑貝氏測試過于簡單。“我希望做一些可見的工作來提升電影裡的性别平等，我們希望有一些積極的、可見的東西來揭示性别問題，而不隻是談論它。”艾琳說。
她将A名單完全開源。每個人都能給任何電影評A并添加到A名單的網站上。人們可以下載A名單的标記，自己貼在電影院達标電影的海報上，可以在網站上增添通過測試的影片條目。所有資源都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使用。
“這項工具很簡單。它是一個積極的工具，不是在批評你沒有，而是在肯定你有……你需要自己來算個數，而不是依靠感覺。”“直覺是錯的，是不可信的。”
“我小的時候并不是特别在意性别平等這件事，我以為生活在世界上性别最平等的國家，我應該和我的男性朋友有一樣的機會，人們也不應該因為我是女性就對我有不同的看法。”艾琳說。她出生于一個窮苦的家庭，小時候家裡沒有錢買洗衣機，也沒錢付暖氣費。艾琳沒有新衣服，也不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出去旅行。即便如此，她從未感到未來會因自己的性别身份遭遇障礙。在人們的直覺中，瑞典是世界上性别最平等的國家。女權在瑞典一直是一種政治正确。1921年，瑞典女性就有了選舉權，1938年，堕胎合法化，1970年代，因為有了育嬰假，女性的職業發展受到了鼓勵。現在瑞典的育嬰假長達4個月，如果夫妻平分育嬰假還能得到額外的獎金，這讓“瑞典爸爸”—帶孩子的父親，與宜家和肉丸一起成為了瑞典特色之一。
但是如果認真算個數，實際結果會與表面大相徑庭。在瑞典，女性一生的總收入平均比男性少了42萬美元。艾琳向《人物》舉了個例子，瑞典交響樂團中八九成成員都是男性。盡管樂團有主觀意願改變這一現狀，但是每次招人招來的仍是男人。最後樂團想了個辦法，他們找了個空房間，拉上布簾，鋪好軟地毯，這樣招聘者就隻能聽到他們演奏的聲音，完全無法判斷應聘者的性别。此舉一出，新招來的成員中男女對半。
“過去和現在，我們都在無意識地按性别評斷一個人。我也有這種無心的性别偏見。同時這種偏見也關乎我作為一個女性是如何被人判斷的。”
從小，艾琳的願望是當瑞典的首相。後來她看到了曆任瑞典首相的照片，一張張謝頂中年男子的大頭像中，沒有一人長得跟她一樣。那時她覺得，自己可能不太能成為瑞典首相了。“女性難以成為領袖的原因之一，就是當她和男性競争的時候，人們總是傾向于選擇男性，這是在選舉中很難解決的問題。”艾琳說。她接受《人物》采訪時是2016年9月，美國大選的結果還未明朗，很多人看好希拉裡獲勝。特朗普取勝，有人開玩笑說，在女人和瘋子之間，人們選擇了瘋子。
2008年，美國編劇詹妮弗·凱斯勒（JenniferKesler）撰寫了一篇名為《為什麼電影學院教編劇别按照貝氏測試寫劇本》的文章，在文中她憤怒地記下了她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分校學電影的一段經曆，UCLA所有的教授都告訴她，她隻能寫以白人異性戀男性為主角的劇本。“觀衆不想看到一堆女人在那兒叽裡呱啦講話。”教授還告訴她，這可不是我說的，觀衆就是這樣的。
但當你真正算起數字，這一電影行業一直繼承的所謂傳統或許遵循的隻是偏見。一開始瑞典電影工業對A名單運動不屑一顧，覺得這隻是愚蠢的女權小玩意。“後來他們發現，通過A評級的電影能賺更多錢。”艾琳說。一家數據機構調查了1990年到2013年發行的1615部電影，結果是，通過了貝氏測試的電影的成本普遍比其他電影低35%左右，但同樣投入1美金，通過了貝氏測試的電影比未通過的能多賺0.23美金—投入低回報大，簡直是雙赢。這是因為女性已經成為電影的主流消費者，她們願意看到女性角色，同時以女性為主角的電影往往制作成本更低一些。
商業效益開始讓專業電影人們重視起這項測試，甚至有導演和編劇在開拍前把劇本拿來給艾琳看看是否能評A。3年過去，A名單運動已經推廣至全球，艾琳剛從巴西回來，巴西的20家影院和巴西電影學院已經開始了A評級。美國的一些州已經有政府規定所有的電影都要接受A評級，柏林電影節和多倫多電影節都已經采用了A評級。2016年9月，艾琳來到北京參加了中國國際女性影展，将A名單運動帶到了中國。
在瑞典語中，“Arate”已經成為一個新詞彙。年輕人會說，“嘿，今天的聚會怎麼樣，夠評A嗎？”
“有時，大多數偏見都是無心為之的，一切都關于意識，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去抵抗傳統，改變偏見。”艾琳說。
《人物》問艾琳放棄當首相後，現在的願望是什麼。“放棄？我想那是在我……等等，我覺得我直至今天都還沒放棄”，艾琳說，“我還是想當瑞典首相。”至今為止，瑞典從未有過女首相，而美國剛剛失去迎來一位女性領導人的機會。但艾琳仍然相信她可以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隻要她能看見，她就能做到。反之，無視問題的存在，必然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2016年9月，艾琳·迪樂将A名單運動推廣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