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大齡未嫁，吝啬，長得醜……他們不會放過彼此身上任何一個槽點。頭大，個矮，不搞笑，“活兒”不行……那個舞台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為了互相傷害。
尺度之大讓人觸目驚心。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至少表面上如此。美中不足是，配套設施實在簡陋，臨時搭起來的不足兩米寬的紅幕布前，放着一個立杆麥克風，音響效果非常差。等等，你不會還以為這裡說的是去年7月首播的那期網絡綜藝吧？
這是2013年6月，中國脫口秀界的第一場吐槽大會，深圳一群脫口秀（凡是談話類節目都可泛稱talkshow，本文專指stand-upcomedy這種單人表演的喜劇形式）愛好者自發舉辦了這場活動。或多或少，你能感受到表演者的緊張。他們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喜劇演員，有着各自的本職工作。像美國喜劇中心電視台播出的《吐槽大會》一樣，七八名參加者依次上台互相吐槽，有一名主持人，他的吐槽将穿插在串場介紹裡，而成為衆矢之的的主角最後上場。這一場的主角是一對80後夫妻檔，程璐和王思文，兩個人正是因說脫口秀相識。幾個月前他們結婚了，朋友們商量如何慶祝，程璐提議，不如搞場吐槽大會吧。
這可是他自找的。上場的都是朋友，但那些家夥才不會輕易放過他們。沒有粗口、下流的語句，但有些朋友間的玩笑非常刻薄與重口味，調侃的内容甚至包括了新婚夫妻的性生活。
黃西2010年在白宮記者年會做了脫口秀表演，随着視頻在互聯網上的熱傳，令美式脫口秀的風潮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逐漸興起。一個叫“谷大白話”的網友開始在微博發布他自己聽譯的包括《吐槽大會》在内的美國幾檔王牌脫口秀節目。北京、上海、深圳都有了不止一家脫口秀俱樂部，定期舉辦開放麥活動。相聲演員王自健2012年在東方衛視開啟了一檔名為《今晚80後脫口秀》的周播節目，與其他那些冠以脫口秀之名的談話節目不同，他真的是按照stand-upcomedy的節奏與方式在說原創段子。
所有的這些故事，最終都将發生關聯。
而深圳這群家夥，似乎更狂熱一些。除了免費的酒吧開放麥，他們還辦過劇場演出，但有幾場票房相當慘淡，以至于他們需要自掏腰包請親友來看以填滿部分座位。他們尋找所有可以鍛煉的機會，還自費跑到香港的大學裡演出，每次都是當天往返。本行是一名英語翻譯的程璐，翻譯了一本名為《手把手教你玩脫口秀》的書，這是他花6000塊錢買下版權，去香港找書号才得以出版的，主要目的不為賺錢，隻為學習。黃西來深圳宣傳自傳，他們去排隊等簽售。那本書程璐看了不止一遍。
他們給《今晚80後脫口秀》投稿，段子選中的概率越來越高，程璐等幾個人逐漸成為主力寫手。但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和節目組的人互相都沒見過，聯系隻存在于網上。
哦，還有吐槽大會。後來他們搞過不止一屆，還邀請過北京與上海的脫口秀演員參加。但即便是圈内人，也會對這種形式的表演水土不服。有人要求不得把和他相關的視頻放上網。一個北京的表演者，事後把其他人的微信全部拉黑了。他當天的表現本來就不佳，用了一些老套的網絡梗，遭遇冷場。随後上場的深圳表演者梁海源将打擊加大了，将其歸因于“吐槽的段子在網上抄不到”。因為有共鳴，剛說完就全場笑炸了，起立鼓掌。
過了一段時間，那名北京表演者才加回程璐，他仍對那場吐槽耿耿于懷：“你們這分明都是人身攻擊啊！”
“我們沒有經曆過的表達方式”
現在，蔡國慶在小房間裡踱着步，一遍遍地念着台本—《吐槽大會》的台詞都是編劇提前寫好的，反複體會着語氣和節奏。有時，思考狀态下的他，會幹搓幾下臉，那是他自創的臉部按摩操—放心，這個衆所皆知的梗，早已經寫進别人的吐槽了。距離跳入他自己挖下的坑，還有3個小時。他是這一場錄制的主角。
接受邀請之前，他考慮了足足半個月。身邊很多人勸他不要來。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我們這代的演員呢，是在過去的輿論的贊美聲中成長起來的。因為那個年代，我們上什麼電視采訪，上什麼春晚，你聽到的全是贊美之聲。”他對《人物》說。在采訪中，他習慣用“這一代”、“我們”這些集體概念來表述“我”。
時代在變。微博等社交網絡的出現，拉近了明星與粉絲的距離，有些明星變成了段子手，時不時自曝其短，幽上自己一默，這反而增加了他們的親和力。五花八門的挑戰類真人秀，也令明星跳出了以往被重重保護的狀态，展現出更生活化的一面，鄭恺放屁的橋段也在《奔跑吧，兄弟》播了出來，這在10年前的娛樂業界簡直無法想象。明星不再高高在上地端着，用蔡國慶的話說，“這是一種巨大的轉化。”上圖：王自健主持《今晚80後脫口秀》下圖：蔡國慶在《吐槽大會》現場但同時，明星也更容易聽到那些批評的聲音，有的是無聊甚至惡意的。“說什麼的都有，還說你是不育症呢，各種試管，說的各種方法都有。那我都能夠挺過來了。”說到這裡，蔡國慶提高了聲音。他不會假裝那些謠言不存在，他當然介意那些謠言。
不久之前，蔡國慶帶着兒子上了《爸爸去哪兒》，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挑戰。“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因為我而受到任何一絲一毫的傷害，我相信每一個父親都有這個心态。”
《吐槽大會》是一個更大的挑戰，“這是我們這代演員所沒有經曆過的一種表達方式”。而且不僅要直面别人的吐槽，還要說些自嘲的段子。“自己黑自己，對于我們那代人來講，其實挺難的。”但他最終想，還是應該考驗下自己的勇氣。
至少到目前為止，進程良好。
“我過去的老粉絲，現在再見我，都有一種穿越感。蔡老師，您還健在啊。我以為您都走了呢……”念到一個段子時，他停了下來，皺了皺眉。這是一個常見的年齡梗。
程璐和王思文坐在他的對面，他們現在的身份是笑果文化的編劇。這個公司是《吐槽大會》的制作方。此刻，他們專注地盯着蔡國慶的神情。
“我以為您都走了呢。”蔡國慶重新念了一遍，這次把重音放在了後幾個字。原來，他不過是在測試更好的表達效果。“遇到這種粉絲我也是很無奈，”他擡起頭來，臉轉向《人物》記者，似有怒色，然後，他顫顫巍巍地伸出手，“我怎麼能走呢，我舍不得你啊。”
這時王思文插話了。“您可以更慢一點，像僵屍那種感覺。”她用一種蒼老的語氣，演示了一遍。蔡國慶照做了。說完之後，他愉快地眨了眨眼。
但即便是如蔡國慶配合度這麼高的藝人，也在背稿的間隙對《人物》表示，對于開演後發生什麼，仍抱有防範心态。他有他特别介意的東西。
“如果今天他們有的吐槽，是觸碰到我不能接受的底線的時候，我會跟他們翻臉的。”加重了語氣，他嚴肅地再次強調：“一定會的。”
《吐槽大會》總導演、笑果文化創始人葉烽“有點梁山聚義的感覺”
《吐槽大會》這個節目不是一蹴而成的，在下定決心啟動項目前，笑果文化創始人葉烽做了很多的研究，很多圈内同行的意見是，“在中國不可能。”但最終給予他信心的，是一段制作粗糙的視頻。
葉烽看的正是程璐、梁海源等人搞的草根版吐槽大會。“那個小片段看得我特别開心，因為我覺得吐槽大會該有的氣氛和風格，一個小碎片的視頻裡面看到了。”
葉烽的另一個身份，是《今晚80後脫口秀》的總導演。回頭來看，那個以王自健個人表演為主、全年制作成本隻有兩三千萬元的節目近乎一個小型試驗—在此之前中國熒屏從未出現過形态上如此接近美式脫口秀的綜藝，通過幾年的運行，葉烽已經有了一套做脫口秀的方法論。他知道危險區在哪裡—比如因為調侃曆史，要小心被扣曆史虛無主義的帽子，也寫過幾次檢讨。他的熱忱未減反增。
通過《今晚80後脫口秀》，葉烽建立了一個松散的寫手網絡。而《吐槽大會》的制作遠為複雜龐大，他需要一支更大的全職團隊。這個團隊至關重要，将他們聚攏，不再為了眼下的一檔節目，而是作為一個起點，去打造未來更多的美式喜劇。李誕（左）和池子（右）
而這些人不能隻是在傳統的喜劇編劇中尋找。他們要深谙脫口秀文化，他們要像美國的同行那樣，經過大量開放麥的訓練。葉烽知道他要找的人在哪裡。
他開始了招兵買馬。李誕和王建國是《今晚80後脫口秀》的核心班底，池子是在北京脫口秀節上挖掘的新秀，史炎是上海交大的校園“脫口秀一哥”……他們都加入了笑果文化。而深圳那批熱情洋溢、彼此關系融洽的積極分子，将成為葉烽瞄準的重點。
為此，他專門飛去深圳，與程璐等人見面。他們暢談到深夜，葉烽做了宏大的展望。“你不能匍匐前進，在地面靠個人影響力，這樣一種方式去成長。這個力量不足以推動一個行業。”他對《人物》複述，“缺少頭部内容的拉動，（脫口秀）不可能短時間裡被大衆接受到。”
程璐等人被打動了，陸續辦理辭職奔赴上海。“大家有點梁山聚義的感覺。”來自上海交大的史炎說。
團隊成型了。2015年10月，他們試錄了一期樣片。在這個從未公開的版本中，吐槽主角是王自健，參演者除了笑果文化自己的脫口秀演員，還邀請了幾個電視台主持人。後來正式版的流程，也是在這期試錄中摸索着建立的：外邀的參演者，分配給對應的編劇和導演，通過前期采訪，了解每個人的說話方式、喜劇點—當然也要争取拿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後編劇寫出段子，并在上台前對參演者如何表演進行溝通、指導。
樣片給了“谷大白話”（當年那個脫口秀骨灰級粉絲現在已經是超級網紅了）、“叫獸易小星”、馬伯庸等懂行的人，他們都看得很興奮。樣片還輾轉到王思聰那裡，促成了他名下公司對笑果文化的一筆融資，這是另一個故事了。一切反饋都是積極的—就觀衆的角度而言。
反倒是作為主角的王自健表達過擔心，“你看我都不是什麼大明星，我也會反感别人來吐槽我一些東西。”他拿自己舉例，“你讓我真的去吐槽别人，我以前說相聲可能會，但是現在我已經在演藝圈裡面了。我可能也要考慮别人的感受，不想去得罪人。”他曾和《吐槽大會》制片人佐伊聊起。
“你确定這個模式可行嗎？”他問。
周傑主動加大對自己調侃，“嗤之以鼻”改成“嗤之以鼻孔”“我對你們嗤之以鼻孔”
拒絕，拒絕，拒絕。前方回報的消息都不理想。在《吐槽大會》籌備階段，發給藝人的邀請多次碰壁。張傑、陳冠希、郭敬明、汪峰、孫楠、韓紅……拒絕的名單在不斷加長。節目組并非一遭拒就放棄，比如制片人佐伊拜訪過黃子韬的團隊3次，但對于一個沒有先例、形态尚存模糊的節目，藝人們抱有警惕。但有些拒絕也頗為意外，比如在“網絡二次元世界”出名的“王尼瑪”，向來口無遮攔的商人周鴻祎，他們本是節目組志在必得的人選。
黃健翔差點要敲定了。酬勞已經談好，節目組的人去北京和他見面，做進一步溝通。在這個環節裡，需要與他确認，哪些話題能開玩笑哪些不能，結果一上來，他就被觸怒了。事态變得無法挽回，黃健翔随後一直處于一種極為抗拒的狀态裡。結果可想而知，他決定不來了。
“我就列舉了一下媒體上對他的一些負面評價，但是我說得太直了。”那名搞砸了的編劇對《人物》回憶，他開門見山提到了黃健翔10年前那場世界杯解說，他以為他不會那麼介意。
在此之後，節目組也進行反思。“那個事件，你不能說他是受害者，但是對他的職業生涯又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你直接站在了一個他的對立面去問他，所以他就被激怒了。但是更多的時候，是需要知道真相的，至少你應該聽聽他是怎麼看待這個事件的。”制片人佐伊說。理想的方向是，吐槽的前提是對人的善意與理解，而不是樹立起一個标靶。
在周傑成為第一期錄制的主角之前，沒有人能預見他能被說服。雖然他已經徹底成了網絡文化的一部分—看看他那到處流傳的鼻孔張開的表情包吧，但他一點也不喜歡被挾裹其中的感覺。甚至應該說，他是痛恨的，“這是對我的工作、我的演技的不尊重。”他有着堅不可摧的自我，在節目組與他的前期溝通中，他永遠是話題的引領者，從“粉絲經濟”、“書讀得不夠的人”、新興的娛樂産品到一切淺薄的東西，他的批判意識格外強烈。
當周傑聽說《吐槽大會》在美國蔚為風行後，他露出鄙夷神色，“你們怎麼老玩歐美玩剩下的呀？”
後來，這句話被編排進了段子裡。表演時，池子對周傑說：“你說我們玩歐美玩剩下的，你是我們玩剩下的。”這段表演結束後雙方握手的環節，不知道周傑是不是真被惹不高興了，他縮回了手，戴上墨鏡。
擔心錄制中途出岔子，節目組還準備了一個放着周傑頭像的iPad，一旦他氣得走人，就擺到他的座位上。好在，這種情況并沒有發生。
究竟是什麼打動了周傑？連他的助理也大惑不解。可能就是氣場對了。一個事實是，節目組前期與周傑見面3次，其中一次見面長達6個小時。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在傾聽。他們沒有使用任何欺騙的手段，大緻的吐槽要點，是經過了周傑同意的。
也許自始至終，周傑也沒有變成另一個周傑，一個深具娛樂精神的周傑。很多時候他顯得過分耿直，到哪兒都擺出一副不太高興的表情，他對自己進入了表情包這個事實的讨厭從來沒有減少過。但有一處細節，他的反應讓所有人意外。在原本的台詞裡，他該說，“你們這些人還吐槽我鼻孔大？我對你們嗤之以鼻。”他主動提出，應該改成“嗤之以鼻孔”，這樣更明确。
“你想他那麼反感這個東西，沒有想到他理解了之後，是願意在這上面去加工的。因為沒有違背他的内心。”佐伊說。
“這件事情本身很殘酷”
首期節目上，周傑遭到了“圍攻”，其他人對他并不客氣，能想到的槽點基本都涉及了。但從事後的反饋來看，他并沒有因此變得更令人讨厭，一些聲音還表達了對他真性情的贊許。
有了這個示範，此後對明星的邀約容易了很多—當然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被拒的，但很多人會産生一種感覺，《吐槽大會》能幫人完成形象的正向扭轉。唐國強因檔期不合暫時無法參演，還好心給制片人佐伊推薦曾在上世紀80年代入獄的遲志強，“幫他洗洗白。”
放在今天的法治社會來看，遲志強的遭遇是一個沉重又荒謬的悲劇。但佐伊并沒有邀請他，“這不是一個洗白的節目。《吐槽大會》更多地是讓觀衆看到藝人相對比較真實的一面。我覺得适合有點争議的，或者是說普遍觀衆對他的認知有一點小偏差的人。”歸根結底，這應該是一個輕松的、給年輕人看的節目。
即便對于某些極具話題性的藝人，節目組始終沒有邁出邀請的一步，比如曾陷入豔照門的張柏芝，“哪怕是讓她正面地去回應這個事件，告訴大家她是一個受害者，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殘酷的。”佐伊說。
周傑那期《吐槽大會》去年7月在騰訊視頻上線，24小時後播放量就超過1000萬次。但很快，節目就消失了，直至今年初再次上線前，很長時間裡，沒有任何《吐槽大會》的消息。按照節目組對外的統一解釋，那隻是試播版。
“正式版”的《吐槽大會》在吐槽火力上弱了很多，不再出現任何與性有關的段子。從某些角度看，這甚至是一個可以在電視上播出的節目。它不像另一個現象級網絡綜藝《奇葩說》那樣對特殊詞句有消音處理，因為根本不需要，那些詞句保證不會存在。
如果你仔細觀察，還有很多微妙的變化。“打人”這個詞消失了，連同那些挨揍的段子，因為容易被指責為“宣揚暴力”。“罵”這個詞也盡量别出現，可以用“嘲諷”代替。在有鄭恺參加的那期，雖然圍繞他放屁的糗事編排了很多吐槽，但“屁”這個詞一次也沒出現過，要避免屎尿屁傾向。可以說一個男人“娘”，但不能說他“像女人”，凡是容易帶來麻煩的措辭都要多加小心。如果你開始琢磨某個段子是否需要删掉，那麼你八成要删掉。有一期吐槽某位表演者的缺少男子氣概的段子，在臨錄制前全部緊急替換掉了。他有特殊的體制内身份，應避免不當聯想。
笑果文化稱，這種調整是自覺行為。“我們相當于是個道德模範。”葉烽說，“基本上中國沒有比《吐槽大會》目前尺度更純淨的網綜了。”“尺度”與“純淨”搭配，語法上不通，作為《吐槽大會》的導演，葉烽接受采訪時措辭非常謹慎。
為了保證那些後期出于種種考量而剪掉的片段不洩露出去，觀衆要在錄制前交上手機。即便像《中國好聲音》這類對保密性有極強要求的節目，也沒有采取過同樣措施。
張紹剛擔任主持人，他不希望外界對《吐槽大會》的曲折經曆有過多聯想，“請大家不要在這裡投射”，他反複對《人物》強調。
他更樂于談論節目的積極意義，“我們每個人都有議論别人的權利，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議論我們的權利。不能給人把這個權利收回。《吐槽大會》有一種精神，當面議論。”
不同的受訪者與《人物》談到節目的意義：葉烽提到了開放與包容，“它是有背後的價值觀支撐的，不是一個純粹毫無營養的網綜”；歌手吳莫愁在參演後說，她感受到“笑對人生”的樂觀态度；一位笑果文化的員工表示，節目符合政治正确，“不是号召要批評與自我批評嘛”。
一次又一次，意義被談及。這些話本身傳達的信息，與為什麼是這些信息在傳達，同樣重要。相比之下，充滿了粗口與黃暴段子的美國版《吐槽大會》，從來無意被賦予意義，甚至在消解意義。
“大家看到的隻是冰山的尖尖”
蔡國慶的吐槽大會火熱地進行着，現場感覺要比網絡觀看更熱烈一些。他介意的事情并沒有發生。新版《吐槽大會》洋溢着一種喜氣洋洋的和諧氣氛，甚至有點太和諧了，張亮幾乎每次講完一個段子，都會向涉及的人雙手合十緻意。
一個小高潮在吳莫愁模仿起另一位參演者MC天佑直播時出現，引發全場爆笑。“天佑因為要直播，一直不敢做痔瘡手術，怕耽誤。我覺得不耽誤，你就直播做手術啊，肯定很多人給你刷禮物。感謝老鐵送上的紗布、麻藥，哎呀沒那麼疼了……”
痔瘡手術是真的。“我剛出院，他們就已經把這個編到裡面來，挺讓我意外的。”MC天佑後來對《人物》說。但他毫不介意，甚至認為，應該“能再狠一點兒”。
一般來說，被吐槽者不知道涉及本人的具體吐槽的梗是什麼，但能知道大概的要點。關于MC天佑的痔瘡，大概是例外，但他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藝人。
雖然自嘲文化已在演藝圈盛行，但這依然是對個人形象有着極強保護意識的群體。對于哪些槽點可以在節目裡說，女星往往比男星要摳得細節一些。偶像型明星尤其糾結。
曹雲金什麼都能說。周傑第二次受邀，除了不願意被牽扯進德雲社的恩怨，什麼都能說。一個歌手起先不願談他的歌曲抄襲，溝通了幾個來回後就答應了。鄭恺的經紀人幾乎要删掉所有段子，把台本拿給他本人看，卻沒什麼太大異議。有個明星允許說他臉長，但最終也沒同意提侵犯他姓名權的那檔官司。
重要的是讓明星放松下來。負責台本統籌的李誕被派去跟李湘溝通，他們聊得很愉快。然後李誕小心翼翼地提到外界傳言的“一姐之争”。“哪有這回事，謝娜每年都給我女兒送禮物，經常給我發微信。”李湘說。
“那你是不是沒回過呀？”李誕說。
“這個好笑，這個好笑。”李湘哈哈大笑。
“那我就寫了。”一個段子成立了。
每期的台本超過一萬字，每個表演者講大約20個段子，總計至少160多個段子。草稿寫出來後，是兩次“讀稿會”，編劇們在會上把這些段子讀出來，打磨、删改。交到藝人手裡，收到反饋意見—往往不止一輪，再修改。
然後就是登台前的練習了。編劇們又出動了—不要忘了他們也是脫口秀演員，此時他們将成為藝人的輔導員。有些時候，藝人行程緊張，他們需見縫插針。程璐去過兩次曹雲金的片場，在拍戲的間歇和他對稿。為了配合唐國強時間，有編劇專程從上海去北京機場等他，利用他登機前的“不到半個小時，碰了一下，我們再飛回來”。
一切都是按照台本進行的，主持人張紹剛的台詞也是事先準備好的，他看起來在串場，實際上也是在講脫口秀，隻是形式上打散了。在初次登台前，為了把包袱甩得更響，程璐和王思文陪着他，用了整整一個下午，把同樣的詞說了15遍。“我們會針對一句話怎麼樣，一個詞怎麼樣，争論很久。”張紹剛向《人物》回憶。
這些工作都是在鏡頭之外完成的，制片人佐伊說，“大家看到的隻是冰山的一個尖尖”。
“找到冒犯的邊界”
終于輪到蔡國慶上場了。一開場，他就說：“我今天就是來保護這節目的底線的，但是我所有的段子都會在人魚線以下。”大家都笑了。
觀衆不會意識到，蔡國慶在這裡犯的小小失誤。按照台本，“但是”本應是“所以”。隻改動了一個詞，邏輯上的荒謬感減弱了，喜劇效果其實打了折扣。
除非較大失誤，節目才會補錄段子。整體而言，與其說這是一次錄制，不如說這是一場劇場演出，全程2小時不中斷。後期制作時，沒有花式剪輯，不會插入動漫的表情、音效，也不會放進罐頭笑聲—這無疑加大了挑戰，完全不好笑的笑話哪怕被他人用超過80分貝的聲音笑出來，也不會因此變得好笑。
一切要符合脫口秀的現場表演邏輯。葉烽曾幾次帶隊去美國，與《大衛·萊德曼秀》《周末夜現場》等節目的制片方交流，他希望節目形态上盡量接近。媒體、廣告商代表不會坐進觀衆席，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觀衆，“心态和反應有所不同”。這也是美國經驗。
“我很少會碰到一個場合，是你在上場前不太确定自己等一下是什麼樣的狀态，很沒有安全感。”與蔡國慶同場參演的沈淩對《人物》說，“脫口秀跟綜藝節目的即興反應是很不一樣的，要求的精準度非常高。你這個包袱可能隻是慢了0.1秒，觀衆都不會笑。”
小看這個舞台的人會付出代價。有位參演者具有豐富的主持經驗，但因為準備不足—他隻預留了1個半小時練習，他場上的10分鐘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災難，後來唯有全程補錄。
在競争激烈的綜藝節目賽道上，《吐槽大會》正在成為突圍者。蔡國慶這場錄制的時候，正值“正式版”第二期曹雲金《吐槽大會》上線，當晚兩期合計播放量就超過了2億次。而它的創造者笑果文化，是一個僅有50名員工的小公司，與電視台完善的配套設施不同，它的剪片室、錄制場與辦公室分布在上海3個不同地方。
在登上自辦的吐槽大會舞台中央的3年多後，程璐參與到有着同樣名字的爆款節目之中。就個人喜好來說，他還是覺得美國版更好玩。他也承認，現在就像進入一個更高難度的遊戲。尺度限制下，每一個段子都要更高級、機智，“相當于打籃球一樣，現在不讓你灌籃了，那你就得運球花哨一點。”
脫口秀在中國流行起來的這幾年，很多外媒對這一文化現象做過報道。但外部觀察者多少帶有某種一廂情願。喜劇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固然包括挑戰禁忌，但沒有誰會主動撞向雷區。就程璐等人的經曆而言，更像一個将熱愛變成事業的勵志故事。
“我是一直從最開始到現在都想做這件事。”李誕因為表演脫口秀如今已小有名氣，他既是編劇，也是《吐槽大會》的常駐嘉賓。他對《人物》說，“我很不喜歡有觀衆是因為它尺度大來看，我覺得對創作者來說是一種侮辱。我想寫的是那種，它是巧妙的，它是逗的。你能找到這個冒犯的邊界就很了不起。”
對于自己的任何槽點，曹雲金都允許節目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