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内心獲得力量的内容之王。
—奧迪說敏感
兩年前經曆過O2O、共享經濟、直播等投資熱點，有人預言接下來風頭将轉向内容投資領域，但在一年之後，投資人便紛紛發現，尋找到好内容、和優秀内容創作者建立起密切合作關系不是容易的事情，金融和内容就像兩條平行邏輯，内容行業有不完全靠資本和模式驅動的神秘之處。
但黎瑞剛先生和他的“華人文化”卻是少有的能跨越界限整合兩者的機構。買下美國傳媒大亨默多克手裡“星空傳媒”53%的股份之後，華人文化在體育、電影、電視、移動社交、新聞資訊、藝人經紀、智能電視、VR虛拟、現場演藝等領域進行全面覆蓋。從2009年成立至今，在高強度的做事節奏下，黎瑞剛帶領的華人文化産業投資基金和華人文化控股集團在文化娛樂傳媒行業做出最廣泛布局，幾乎囊括中國各個領域的最優質内容。
很難想象黎瑞剛和他的團隊短短幾年就滲透進了大部分中國人最主要的文娛生活。他所擁有的“星空傳媒”旗下的燦星制作，打造出包括《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曲》等綜藝節目，是中國最好的綜藝制作團隊之一；華人文化投資的倍視傳媒參與了《捉妖記》、《星球大戰：原力覺醒》等電影的特效制作；正午陽光影業則制作出了《琅琊榜》、《歡樂頌》等高品質電視劇；在年輕人消費領域，華人文化投資了國内最大的二次元平台B站，以及擁有女子偶像團體SNH48的絲芭傳媒；新聞資訊領域，财新傳媒被囊括旗下，同時也孵化了視頻類新聞資訊平台“梨視頻”；和好萊塢“夢工廠”在2012年合作的“東方夢工廠”去年制作出全球票房超過5億美元的《功夫熊貓3》；直播領域排名最前、覆蓋三四線城市的“快手”，華人文化也參與了投資；體育領域，黎瑞剛更是擲80億重金買下中超5年的電視版權。
2016年7月，“一條”的創始人徐滬生接受了由華人文化領投1億元人民币的B+輪融資。徐滬生告訴《人物》，自己見過上百位投資人，但真正懂文化懂媒體的寥寥無幾，“很多人看風向，看大勢，這也沒錯，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他們真懂文化的價值，真懂媒體的運作。”看到很多投資人拿“一條”和一些非常大衆化的娛樂媒體相比，他說自己立即就不想繼續談了，因為“對于他們來說，我們都是‘内容’、‘媒體’，他們不做區别”，但是，“黎瑞剛不會這樣看待内容，他們知道什麼是優質内容，有什麼價值。”
47歲的黎瑞剛在北京嘉裡中心的辦公室裡接受《人物》采訪。他穿一件暗藍色西裝來到拍攝現場，氣質儒雅，完全沒有名人氣勢，一下子進入陌生人堆裡還隐約有不由自主的縮緊。
這一狀态直到和記者的面對面交流開始時才結束，這是一種不用拿出社交的一面去應付周圍，而隻要把内心話說出來就可以的相處環境。他令人感覺非常舒服，每個問題抛出去後，回答都很安靜、細緻，他的方式不是進入腦中對答案進行機械地搜索，而是要完全喚起那時情境裡他全部内心感受和經曆過的情緒，他再次回到了那裡，這種狀态非常動人，你會感覺到他說的每個事情和每個細節都是走過心的。
當被問及華人文化旗下内容創業者們各自的特點時，他進入了一種私人狀态，話說得琳琳琅琅，笑意挂上嘴角，帶着一種寵愛的情緒，看得出由衷的欣賞和自然的親密，就像說起自己的家人和好友。
比如“梨視頻”的邱兵，永遠黑色幽默，對沉痛、複雜的東西也能以荒誕一面解讀。邱兵上大學時比黎瑞剛高一級，黎瑞剛耳聞的邱兵所有故事都來自班裡那幫打麻将的同學，“他們現在還在打麻将，他是這樣一種風格，又是一個重慶來的，身上都有那些小小的痞氣，他跟北京的這個文化，那種匪氣的痞氣還不太一樣。”
談起正午陽光的侯鴻亮，他看到的是他對審美的執着，對高端、精品化内容的苛求，他們做每一個内容産品都不願重複自己，拍完《琅琊榜》，一堆人拿着同類型的IP找他們拍，出價也很高，“他不拍了，‘嘩’一下轉去了拍《歡樂頌》，”不斷地跨越，“是很特殊的一個團隊”。
“一條”的徐滬生給黎瑞剛留下深刻印象的則是他詩化的能力，黎瑞剛認為徐滬生本質是個詩人，生活狀态就是閱讀，對審美的很多體驗和認知非常深刻，這也是他能把中産階級生活做到别人無法做到的美學層面的原因。
《人物》記者問黎瑞剛，如何判斷哪些内容創作者值得投資？他們有什麼共同特質？
“他們都有一種非常獨特的表達，”黎瑞剛說，“這種表達有時候甚至是不經意的，他給你寫的電子郵件，跟你微信上一來一回，他那個表達就會讓你感覺是不一樣的。”
以及，“偏執”。他們在某個内容領域、産品方面有一種偏執—這恰恰是黎瑞剛認為最應該保護的東西，他不會為了利于管理而限制它。
“今天很多基金都在投資内容”，黎瑞剛說，但他看到，做内容的人非常敏感，“他跟你談話10分鐘就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類人。如果他10分鐘下來就跟你談一些虛的東西，都是面上在談，那麼這是因為你沒能進入他的語境，他在敷衍你。10分鐘後，如果他突然說，哎，你跟我能談得深的，然後他就引為同類了，他就跟你往深裡談。”
華人文化的員工有律師背景、金融背景，有些人即便是文科背景，黎瑞剛有時在邊上觀察他們和内容創作者的交談，“就是談不進去”。他慢慢開始把自己的這種能力一部分歸結為天賦，“這個東西有時是有你後天的積累，但有時候是有你一些天性的悟性在裡面。有些人是讀文科，但是他對文字、對内容還是沒有感覺，有些人就有感覺，這個東西是天生的，這跟你的大腦的結構有點關系的。”
黎瑞剛有時會收到徐滬生的微信，“說頭又炸掉了”，在黎瑞剛看來，這就是内容創作者被打擾了，“很多投資人天天去煩他……跟他談估值，談這個東西。”但是黎瑞剛不會，他尊重内容創業者需要保持自己的世界，并幫助他們，“他（徐滬生）到現在還寫詩，堅持閱讀，每天長時間的閱讀”，黎瑞剛沒有像很多投資人一樣覺得這是浪費時間，而是認為“這是内容創作者基本的一些東西”。
黎瑞剛有發現内容人才的敏感度，而他的謙遜和尊重，又很容易令内容人才跟他産生黏性。
“他能夠特别地照顧到每個人，”回憶起第一次見到黎瑞剛時的情景，後來入職華人文化任媒體娛樂體育部總監的黃俊傑，用“如沐春風”形容黎瑞剛帶來的“随和”和“舒服”。當時黃俊傑在另外一家創業公司，黎瑞剛來他們團隊看望，過了很久之後再見面時，“他會記得每一個他曾經見過的人的名字”，“他隻要坐下來，他就會說誰誰誰誰。”黃俊傑很意外，“就好像本來人家就很厲害，但是人家還比你更随和。”
在黎瑞剛看來，自大是危險的。“有時候是因為覺得自己是你的投資人，會有這種優越感，好像你老闆似的，還會有很多是因為覺得我的地位高，我是來調查你的公司，來了解你公司的狀态。”
他反複告誡投資團隊，放棄優越感，反而我們投資、運營的下面一些公司比我們更厲害，“因為他們是第一線，真刀真槍，天天面對市場的挑戰，天天面對産品的考驗，曆練過來的。”
拍攝現場
黎瑞剛先生準時到達，他望着窗外，歎了一口氣，說：“今天又有霾啊。”似乎讓現場每個人都自然進入到了他的心境中了。他對自己在照片上的形象并不太在意，說：“都行，都行，你們決定。”不斷調整姿态拍照時，他最後放棄了那個嚴肅的表情，說：“松一點，這才是我本來的樣子。”用一個詞形容你的2016
一個詞啊，真沒想過。我就覺得一天當兩天過，當三天過，就是這種感覺，永遠覺得時間不夠用，天天就在趕路，就是這種狀态。
開放
與很多路徑依賴的成功人士不同，在華人文化産業投資基金董事總經理李川看來，黎瑞剛的人生态度格外開放，面對與自己成長經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颠覆性事物，他從不束縛自己，或先用成見否定它，而是盡可能地先去參與或者感受，從中得到樂趣。
黎瑞剛把這種開放歸結為對于自己興奮感的認知。他用每天起床睜開眼睛的兩種不同感覺比喻兩類人的動力類型：一種是你會想今天要幹什麼，想到還有很多困難要克服，會有壓力感。一種是每天早上一醒過來，想到今天會見新的人，面對新的事情，會覺得充滿了好奇，會期待有另一扇門打開，“這種感覺會讓你很興奮，很興奮”—他就是這後一種。
華人文化控股集團首席戰略官許濤談起黎瑞剛典型的一天是這樣的：可能有10個不同的會議，見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意思是說，完全不同的産業，完全不同的公司。早上可能跟财務團隊開個會，中午跟導演吃個飯，下午美國人起床了，就要跟美國打個電話會議，晚上又要跟國家領導去談一些事情。
接受《人物》采訪的3天後，黎瑞剛要飛到美國開董事會，美國大選期間，他開始關注美國主流媒體對特朗普的态度，“《紐約時報》是對特朗普很敵對的嘛！”他發現。這點他能想明白，黎瑞剛和美國的好萊塢與華爾街早在SMG（上海文廣集團）時期就建立了極好的合作關系，“我在美國打交道的很多朋友，絕大部分當然都是民主黨這一派的，因為你要知道好萊塢是親民主黨的，投資圈裡面也有很多是親民主黨的，還有媒體圈的人。”“尤其是紐約，紐約民主黨是很強大，很強大的。”不過《華爾街日報》他就有點看不懂了，他注意到這家報紙“不是這麼窮追猛打”，“那《華爾街日報》在動什麼腦筋？”看到在美國董事會中間有兩個小時空檔，他決定給《華爾街日報》的出版人羅伯特·湯姆森寫一封郵件，“我說你如果在的話，這兩個小時我過來跟你聊聊天。”
郵件是他在接受《人物》采訪同一天淩晨3點多鐘發出去的，那天夜裡，他1點多回到北京，想到第二天還有很多事，本打算回去快點休息，結果來回和美國打電話又折騰到淩晨3點才睡覺。早上他有些擔憂還沒完全清醒過來又要接受《人物》采訪，“一早我就急匆匆地沖了個涼水澡，有意把溫度調低一點，想刺激一下。”當談起羅伯特·湯姆森在他早上醒來前已經回了郵件，他感到開心和振奮，“他說在，他說你過來。”
李川印象中，任何新的年輕人的消費場景一旦出現，黎瑞剛都會盡可能去感受。最近他去了某個風靡歐洲的DJ現場，半夜興奮地打電話給李川，“他說這邊我已經喝了半打啤酒了。”“這麼多人他說沒有坐座位的，年輕人這邊非常沉浸，體驗是非常好，非常嗨。”“一方面喝着啤酒，一方面欣賞着電子化的那些音樂。”那時已經是淩晨兩三點鐘。而此前，這位著名行業大佬剛剛在非常嚴肅的場合做了一場财經演講。
投不投Bilibili？李川至今記得當時這是個艱難抉擇。
那是兩年前，中國互聯網視頻平台更多的思路還是把電視這種傳統商業模式複制到互聯網上，在市場上聲稱自己是“互聯網上的電視台”，方便與資本和用戶對接。
以彈幕著名的Bilibili（簡稱B站）與這種套路全然不符，它還頗具挑戰性地會讓很多傳統觀衆不适，“可能年紀比較大的這些觀衆覺得是一個騷擾”，“看一個動畫片，我們欣賞這個動畫片就可以了”，“它這個字幕飄在那裡面”，有時彈幕瘋狂到視頻都看不清楚了，李川認為對他這代人而言完全是一種颠覆性體驗。
也有一些優秀敏銳的商人注意到了資本還沒有意識到的東西。比如馬化騰就曾在一次活動中表示，希望多了解年輕人的喜好。在那時，他察覺到新一代年輕人在互聯網上已經表現出了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接受習慣。那次活動在複旦大學舉行，面對大學生，馬化騰說出了自己的一種危機感，呼籲應該注意到這種接受習慣更新換代的變化。
馬化騰的危機感來自美國一個叫做“閱後即焚Snapchat”的App，那是一個在年輕人中風靡但是他用着毫無感覺的應用，“年輕人在互聯網上喜歡的東西我越來越看不懂，這是我最大的擔憂……這是我覺得最可怕的。每天早上醒來最大的擔心是，不理解以後互聯網主流用戶使用習慣是什麼。”馬化騰坦言，他預感到受衆習慣變化會帶來颠覆性效應。
這在當時遠沒有被足夠地重視。面對B站，很多人仍按固有經驗把它與普通視頻網站對位。那時各大視頻網站打得兇猛卻全線虧損，在這種思維定式下，沒有人認為這樣一個小衆平台會有生存機會。給李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大家都陷入這種思維定式不能突破時，黎瑞剛卻用他的好奇和對未來的謙卑做到了。
決定要不要投B站的過程中，李川記得讓黎瑞剛一下眼前一亮的恰恰在于對為什麼看視頻同時還會看彈幕這一問題理解的突破上。
B站上飛過的彈幕會讓很多傳統投資人感到煩躁，但從另一種角度看，年輕人能一邊看視頻畫面一邊看彈幕，這恰恰說明了他們的能力。如果比作計算機，那麼，他們的CPU比“我們這邊的CPU”要強大很多，這是新一代年輕人，從誕生之日起，他們就是互聯網真正的原住居民，李川說。
正是因為黎瑞剛看到了這種革新性力量，他一下對B站産生了濃厚興趣。
兩年後，經曆過社交媒體上以90後為主導的粉絲經濟洗禮，大部分從業者對馬化騰當時的擔憂已深有體會。資本市場逐漸意識到找到能滿足年輕受衆全新接受習慣的互聯網産品是何等重要。而B站無疑是順應了這股潮流的明星産品，它被看作具有全新現象級文化意義、聚集不斷擴大的年輕人群體的重要平台。
500億
截至2016年底，華人文化産業投資基金和華人文化控股集團總資産規模500億，在文化産業領域進行了完整的産業布局，打造了一大批行業領先企業。
體系
黎瑞剛把他的人生動力歸結為好奇心，好奇心總是産生于還未被徹底探索的未知領域而非經驗之地，它導向未來，正是這種人生動力和導向決定了黎瑞剛的投資之道和他的領導魅力，令他成為團隊口中那位“來自未來的人”。
華人文化控股集團總裁李懷宇做技術出身，早年從事有線寬帶網絡業務，後又追随黎瑞剛成為國内從事IP電視、手機電視、寬頻電視、互聯網電視等多屏融合業務運營的百視通公司負責人。談起自己的老闆，印象最深的是“forwardthinking，一直向前想，未來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會産生個人魅力的一個來源，就是讓大家感到他看得很遠，他是一個帶方向的人，這個有點像宗教裡面，一般大家皈依的一個是指明方向的人吧。”李懷宇笑了。
在李懷宇看來，黎瑞剛的未來意識幫助他突破了很多路徑依賴。“黎總是比較少有的，他做内容出身，但對技術非常非常熱衷，也不懼怕的人。”李懷宇告訴《人物》記者。
在李懷宇口中，黎瑞剛“對技術非常敏感”，“第一時間擁抱變化”，VR（虛拟現實技術）正是對于這一點的證實。
早在兩年前，黎瑞剛就關注到了VR領域，“覺得很振奮，然後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領域，要求我們要進行跟蹤和研究。”李懷宇記得。
彼時距離第一個做出頭戴式VR顯示器的Oculus公司面向消費者市場還有一年時間，那時黎瑞剛就注意到了這家公司。還沒有明确的市場信号能夠幫助判斷這個領域的前景，“他也做了一些關聯性的閱讀，他感覺VR這個技術接近于成熟了，體驗又非常的與衆不同，所以才覺得值得我們要去跟蹤研究。”
“黎總對國外的一些新的東西很敏感”，李懷宇說，與此同時，他的好處是“也不迷信國外的”，“他還是希望我們要有本土的創新”。
投資VR反映了這種要“接地氣”的打法，黎瑞剛敢賭VR正是看到了“中國用戶的一些特點和需求”，比如說像二人轉、相聲這種秀場業務在中國具有極大市場，“這是用戶喜聞樂見的”，“也是中國特色”，李懷宇說，現在，他們正在用VR結合這種秀場做着嶄新嘗試。
2015年9月，黎瑞剛緊随谷歌，與迪斯尼、EMC及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德州太平洋資本一起投資了VR制作公司Jaunt。
鮮為人知的是，華人文化是中國最早涉足VR的機構之一。即便在矽谷，當時也隻有Google這類絕對前瞻的科技公司才剛剛涉足。還很少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它在國内的熱潮要三四個月後才會到來。
決定進入某個領域時，黎瑞剛強調直覺，但在依靠直覺做出決定後，能讓黎瑞剛迅速通過直覺的單點延伸出規模效應、産生具有支撐性體系結構、最終穩固支持他的直覺的，則是一種整合上下遊進行全程投資的産業化戰略。
VR熱潮過後，很多人在唱衰VR投資者，一大原因便是很多人在追趕潮流時缺少了這種體系化意識。VR需要硬件、内容制作、發布平台一應俱全，才能持續發力，任何一個環節的不足都會影響它良性造血。
在這種廣泛的反省出現前，黎瑞剛已用自己的全程投資策略避開了盲目性。這表現在，在擁有側重VR硬件的Jaunt後，他又投資了被稱為VR行業Netflix的内容制作公司NextVR。
如果說内容才是VR時代的真正爆點，NextVR最不缺的就是内容。它包括VR直播、攝制VR電影，它已成功地為NBA、美國高爾夫球公開賽等知名賽事進行過高質量VR直播。再加上黎瑞剛擁有“快手”、“B站”等本土平台，以及強大的内容制作經驗，這讓他完成了一次整個VR體系的布局。
全程投資策略來自于黎瑞剛對産業化的科學、深刻的認識。在和“夢工廠”合作“東方夢工廠”時，他就意識到了文化産業不能隻學皮毛和表象，作品的最終呈現來自整個産業的系統化發力。
2012年成立的“東方夢工廠”是系統化發力在電影業上的實現。這個公司現在其實已經有三四百人在上海。2015年，全球票房超過5億美元的《功夫熊貓3》是它的集大成之作，據《人物》了解，這部電影有三分之一的部分由在上海的本土團隊完成，真正做到了兩個國家在團隊層面上合作，做到了把國際頂級的電影工業基礎帶到中國。
很多國内動畫公司專注技術開發，甚至做到精益求精，但黎瑞剛很早看到的卻是國外優秀的動畫作品不是說今天東一下、明天西一下就能拼成，比如整個流程環節是10個環節，你切去5個點，那就不行，它有它一個内在的系統化邏輯在裡面。
清晰地看到體系的作用，使黎瑞剛的投資策略從來不是今天我們看了好萊塢有哪些電影公司，好像品牌還不錯，然後也在出售一些股權，我們就去占一些股權，在華人文化看來，從項目和投資本身，這也許都是合理的，但黎瑞剛的雄心更徹底，也更具革命性，他想要拿到那個根本性的東西。
2015年10月，擲下80億重金買下中超5年的電視版權，象征着華人文化進軍體育産業。兩個月後，華人文化投資了有全體育産業鍊布局、版權、産業管理、俱樂部運營管理闆塊的CFG，英國城市足球集團。
之所以投資CFG，黎瑞剛看重的是這背後科學化、體系化的運營管理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改變最大的就是曼城。CFG是英國曼城的母公司，CFG接手前，曼城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都是一支二流球隊，但CFG介入管理的七八年時間裡，曼城獲得兩次英超冠軍。
據《人物》了解，這就使得華人文化對體育産業的介入不光是去高價買球員、高價買教練，它要拿到的是頂級俱樂部的運營體系、理念以及整個配套。黎瑞剛最終想把這套體系用于中國足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足球的問題。
當談到華人文化的最終願景，黎瑞剛不假思索地回答了“這個經常被問到的問題”。
“中國的發展必須對世界要有貢獻。”他說。他認為這種貢獻，可以是在價值觀層面的，也可以在市場的模式方面、市場體系方面。歸根到底是大國必須要對人類有擔當，要回答一個使命感的東西，那就是大國的文化，這樣的一個民族，它對整個世界的文化、文明的演進應該貢獻什麼樣的東西。
黎瑞剛清楚，“我們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東西，因為我們也有我們這一代的局限性，你不可能完全從局限中間拉着自己的頭發就把自己脫離出來，但是你至少要做對的事情，你要找到，你要邁上對的那條道路，這條道路可能後面有好幾撥人，一代一代地疊代，他們來完成這個事情，但是你必須要有這樣的一種願景在。”
這一切最終為黎瑞剛的商業手筆帶來宏闊的格局。
“他能夠從很小的東西上面去産生這種直覺，然後做一個判斷，同時迅速地在大局層面做布局，大家每次都覺得很驚訝的，你們怎麼就做到這樣了？”黃俊傑說。
在黃俊傑看來，如果問黎瑞剛在投資和管理内容行業上的最大魅力，那麼答案一定是以好奇心和直覺愉快地進入，以體系化的布局迅速擴大局面，讓大家看到，“他就站在那兒，然後那個領域可能在未來會成為新的風口或者爆發點。”在他看來，這對于團隊而言有一種巨大的滿足感和做事動力，覺得跟世界連接了。
“怎麼說呢”，在電話裡，他試圖用一個詞語總結他的老闆，“我想找個準确的詞，”他想了想，最終告訴《人物》記者說：心有猛虎，細嗅薔薇。
2016你最滿意的事情？
其實在反思。我自己個人覺得2016年我們走得很快，新的一年我們速度依然會很快，但是我們會做一些調整，有一些事是更加要專注，要打得更深，打得更透。
Followyourheart
黎瑞剛并不是一開始就立志成為商人，至少在1980年代，他在複旦大學新聞系的校友、梨視頻CEO邱兵便沒有看出這個斯文而有才華的學弟和商人的聯系，而且是“這麼一個跨了好多領域的”。邱兵回憶，“他也寫詩嘛”，“我一直覺得他會變成一個詩人，變成一個很有才的作家或者怎麼樣。”
黎瑞剛如今是華人文化裡年紀最大的一位，多位受訪者提及這一點。就連他自己在接受采訪時都會笑着感歎。但接下來，他說起了一件“可笑的事情”，以前在國有媒體工作的時候，大家給他起過的一個外号，“少帥”，他笑了。
2002年，年僅33歲的黎瑞剛出任SMG（上海文廣集團）總裁，是掌管中國重要媒體集團的最年輕的官員，常被同行一邊感歎一邊囑咐式地提醒：要想清楚，你到底是做業務還是做官。“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說你那麼年輕就到了這麼個位置上，你後來做官的路非常非常遠大，很多機會。”黎瑞剛說。國有媒體有喉舌功能，而廣電系統又有充分市場化可能，這就使得每一個掌門人都要細想自己的立場，是當好喉舌，穩步在仕途上前進，還是大刀闊斧做市場喜愛的内容，但會承擔一些風險。對方的提醒意思是：如果要做官，你就不該折騰，“這麼折騰會折騰出很多事情出來，你會犯錯，有些事情你也會搞不定嘛”，“你得想清楚這件事情”，“做官就是另一種做法”，黎瑞剛回憶。但黎瑞剛是一個做事的人，作為創投夥伴，也是多年朋友的徐滬生評價這位老友。
黎瑞剛出任SMG總裁，正值中國加入WTO，此起彼伏的改革之聲，期待更新銳、更實幹、更有突破性視野和執行力的新一代領導者。他記得那時的呼聲都是，“狼來了”，“（國外）文化要進來了”，“各地都搞媒體集團，成立這個集團，成立那個集團”，試圖用現代化媒體機構與意識對抗國外文化輸入。
此前一年，2001年，作為上海政府派出的未來可培養的幹部之一，黎瑞剛去了美國學習。行前他思考了自己應該有意識地了解什麼方面，他一直對美國媒體的産業結構十分好奇，那時候中國很少有人關心這個話題，他連一篇論文都找不到。等再回中國，他發現他已經是中國整個行業裡最了解這個事情的人，他弄清了美國的媒體牌照是怎麼管理的，文化産業（比如音樂劇産業）、體育産業是怎麼做的。
在美國掌握新知識帶來的力量感和實踐欲與當下改革訴求結合在了一起。在時代和個人都具備了的兩種驅動力下，黎瑞剛踏上了“少帥”的改革之路。
頭一天坐到主席台上，他還記得下面坐着黑壓壓一片，幾百個處級幹部，稍微鎮定一點往下一看，“要麼是我以前的領導，要麼是我以前的老師，反正都是前輩”，他回憶，“上任總要講幾句話嘛，講幾句話，表态嘛”，兩條腿在底下哆嗦，勉勉強強把話說完。
黎瑞剛自我評價“總體性格偏内向”，更多從安靜和自處中獲得能量，“比較安靜的狀态是我比較正常的狀态，鬧騰的狀态不是我正常的狀态。”
不善外向表演式社交，反而令黎瑞剛在行動時産生了笃定、真誠、堅韌、動人的力量。他不使用任何技巧、首先真的自己相信。“你講的東西一定要從你内心來的，你分享知識也是自己消化的東西，你要感染别人的東西也是你自己相信的東西。”他說。
有一次從早上9點一直講到下午一兩點鐘，面對的是當時50多歲快退休的黨委班子。他們從來沒見過這麼開會，一個人從頭到尾地講。
“我相信我的那些同事們，當時那些黨委委員……他們原來都是上海各家電視台、廣播電台的台長、書記，都是老革命、老前輩，都是我以前的領導，以前我都仰視他們，今天我跟他們坐在一起，他們肯定也沒有完全聽明白，也基本上蒙着，但是呢，他們至少感覺我很真誠，我想努力要做事情，是有一個良好的目的，然後他們覺得接受我，這麼的年輕。然後聽我講的那些，好像還有點道理……所以這個就是我最初開始做的事情。”
改革SMG是一段必須對内心意志不斷建構和強化才能堅持下去的經曆，這種曆練最終讓黎瑞剛有了更為強大的内心力量。2015年，他徹底離開SMG，決定全部投入華人文化。做決定的時間并不短暫，在郵件中，黎瑞剛認真地告訴《人物》記者，早在2012年到2013年間，他就開始思考這一問題并逐步行動。
這是一次重大的選擇。他始終是被體制信賴與倚重的人。離開前，很多領導和他說，風險很大，不一定會成功，但他說他相信如果自己順着領導說的那個道路也會不錯，但他對成功的界定已發生改變，“什麼叫成功，我覺得是我内心的東西。”
那段時間，黎瑞剛會不斷聽喬布斯的演講，“那玩意兒我聽過幾十遍，聽過幾十遍。”黎瑞剛說，演講那句“followyourheart”鼓勵了他，對那時的他而言，“它就告訴你一個要followyourheart”，跟随你的内心。
2017年的願望
我開始對内容慢慢有些新感覺，挺想在華人文化下面搞一些類似于像内容實驗室來進行新内容的孵化。這種新内容的孵化不是簡單說原創内容，而是指這個内容一定背後是跟技術會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對内容的呈現方式，跟内容的體驗，會有很多新的一些關系在這裡面。它的面向和取态是會年輕化的，代表年輕的調性、年輕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