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PORTRAIT=P托馬斯•塔爾漢姆=T
P：2014年一期《科學》（Science）雜志封面刊登了你的研究，這是一個關于中國人的心理學研究，它将中國南北方的文化差異歸結為不同耕種文化，也就是“水稻區的南方人更集體主義，小麥區的北方人更個人主義”。能解釋一下這個“大米理論”嗎？
T：我是一個文化心理學家，所以我會一直觀察别人的行為，特别是小動作。我在中國生活過一段時間，我發現在廣東，人們比較小心翼翼，重視避免沖突，但是去了哈爾濱，當地人甚至會當着我和朋友的面，直接引戰，“你的中文比他好！”我感覺他們并不懼怕沖突，更注重自我表達，更外向，更直接。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北方人表現出更強烈的個人主義，而南方人更講究整體？我發現這種個人主義差異的邊界，很像傳統種水稻和種小麥的邊界。為什麼水稻會跟文化有關呢？其中一大原因是，水稻需要使用灌溉系統，對人力的要求也更多，不同農民之間需要協調，整個村莊相互依賴，他們會建立起一些互助的系統。幾千年來這種文化就會更偏向于整體性思維。而種小麥對于集體工作的要求稍低，所以他們的文化會相對自由，更獨立一些。
為此我們做了一系列實驗室研究。我們用量化工具測人們潛意識裡的自我，還會測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比如個人主義的人思維更偏向邏輯分析，而集體主義的人更講究整體。這裡面包含了一套經過實驗室做的、測過一千多個來自各個省的大學生的心理學研究。
P：“大米理論”登上《科學》雜志封面後，收到過來自中國的反饋嗎？
T：許多人沒有讀過論文，或者隻是看了些漫畫解讀，就想來攻擊這個理論。我覺得最大的誤解是關于集體主義。很多人聽到這個詞，自然聯想到“國家、集體、為人民奉獻”。我覺得種水稻村子裡的人并不是想到這些，他們重視的是自己的“圈子”，比如家人、信任的朋友。他們對這個圈子以外的人沒有那麼信任。真正的水稻文化的collectivism是一種圈内和圈外的邊界。
另一個我需要經常澄清的是，你不需要真的種地，來産生這些文化差異。水稻種植曆經幾千年影響着文化，在這個文化中出生的人自然地受其影響。我所研究的數據并不是農民的數據，他們是學生、辦公室白領等等，都不種地，卻依然清晰表現出耕種方式帶來的文化影響。
P：我看到你最近在《科學》雜志發了新論文，是關于在星巴克裡挪椅子的研究。這是對“大米理論”的一大補充，這又是怎麼樣的一個實驗？
T：之前“大米理論”的論文，是一個基于實驗室研究的理論，它很嚴謹，但是不夠形象。我更想做一些關于日常生活的研究。
後來有次我在北京的雕刻時光咖啡館，坐在牆角正發呆呢，旁邊的一個客人走了，他站起來以後沒有把椅子挪回去，椅子就那麼橫在走道上。過了一會兒，一個服務員過來了，雖然椅子橫在半路上很礙事，但是他并沒有去碰這個椅子，而是側身繞了過去。當時我一下子來了精神，腦子裡亮了一個燈泡—這不正是文化心理學的理論嗎？
文化心理學家研究“人如何改變環境”—如果一個人來自個人主義文化，他會傾向于改變這個環境；而如果來自一個更講究集體主義的環境，他會更傾向于改變自己，以适應環境。橫在咖啡館走道上的椅子就是最好的例子，看你是選擇改變環境，還是改變自己。
為此，我跑去了中國南北好多城市，到星巴克咖啡館折騰椅子。一到咖啡館，我就把兩個椅子偷偷挪到一起，中間留一個側身能過的空隙。結果，水稻區的人很少挪椅子。在上海，隻有2%的人挪椅子，大部分人不管多困難都側身擠了過去。當時椅子上沒有人坐，是可以挪的，但就算這樣他們還是選擇不改變現狀。而在小麥區的北京，我當時坐在附近，挪椅子比例超過15%。我觀察到一個大概40歲的女人走過來，她側身也能過去，但是她停在兩個椅子前面，發出了很清晰的“哼”的聲音，然後大力地把兩個椅子分别塞回桌子底下，拍拍手滿意地走了。
P：這些研究帶給你的最大啟示是什麼？
T：我想要研究生活在城市裡的普通人，在他們日常生活裡的故事。你以為不會出現在他們身上的細節，卻真實存在着，我想這就是文化。文化是那些進入現代社會卻依然存活的古老習慣，它是曆經幾百年、幾千年後依然對人産生影響的因素。
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香港。我也在香港的星巴克做過挪椅子實驗，它受過英國文化的影響，又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城市，很多人會認為香港人的行為更像西方人，但是做完研究會發現，香港挪椅子的人隻有5%，更接近廣州、上海，更符合水稻區的文化習慣。
P：耕種文化的确會給社會帶來差異，但是最近幾年中國很多農民也在為互聯網打工，人與人的組織方式完全不同了，這會影響到你的結論嗎？
T：我們以為現代化會帶來文化改變，讓社交方式更像西方人，但遠非我們想象中那麼劇烈。2013年我在北京做過一輪咖啡館研究，後來到了2016年又重新做了一輪。這3年間北京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實驗結果卻毫無差異，百分比率如同凝固了一樣，完全沒變。這至少說明，很多事情沒有人們想象中變化那麼快。我們文化當中有些部分是對現代化免疫的，它們能夠超越現代化的影響，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中存活下來。
P：那麼，是什麼決定了文化中哪些因素能夠對現代化免疫、世世代代存活下來？
T：坦率地說，我不知道。最近我在研究中的許多發現颠覆了我的固有理解。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基因決定了我們的很多特質，甚至會影響我們的性格。你覺得基因對于人的這種影響，是在幼年期表現出的影響比較大，還是在60歲以後比較明顯？
P：應該是小時候受基因的影響比較大吧。随着人不斷長大，接觸外界環境，一個人更受成長和生活環境的影響。難道不是這樣嗎？
T：一開始我也是這樣想的，但現在我們能看到大量實例證明，一個人的基因在越年長的時候表現越突出。也就是說，我們越是長大，接觸了複雜環境，反而是原有的基因越能準确預測我們的行為。很有意思吧？
我們過去認為接觸現代化、科技會讓人發生改變，變得更傾向于個人主義，全世界走向統一的文化風格。但事實上，現代化不一定會讓我們變得更像，它有可能成為一種手段，把我們更推向原有文化。我知道一個來自穆斯林國家的年輕人住在了美國，雖然在物理距離上他已經和原有文化、家庭、社會關系完全隔開了，但是他每天跟家裡人Skype通話。我有同樣的App，但我反而很少跟我爸爸用Skype聯系。在這個例子裡，現代技術反而加深了他和原有文化的羁絆，成為鞏固文化的手段。
（實習生萬雨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