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失望和厭倦”
1913年，在楊度與梁啟超不約而同的舉薦下，袁世凱于9月封蔡锷為“昭威将軍”，同時召其進京。
蔡锷到北京之時，正是熊希齡為總理，以進步黨人為基幹組成“名流内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之時。大家對袁世凱都存在好感和希望。蔡锷到京，來往最多的就是其恩師梁啟超和老鄉兼老友楊度。但好景不長，袁世凱下令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解散國民黨，使議會陷于癱瘓。1914年2月，熊希齡、梁啟超先後辭職，成立不到半年的“名流内閣”垮台。
袁世凱在成功鎮壓了“二次革命”後，認為“國會”、“政黨政治”完全是多餘的擺設，可以肆無忌憚地甩開，中國最适合的隻有獨裁專制，從而加緊了帝制的運作。“名流内閣”幫助袁從“臨時總統”變成“正式總統”，又幫助他打擊了議會内的國民黨勢力，最後将立法機構議會取消，代之以欽定的“政治會議”代行立法職權。這個政治會議由六十九人組成，其中十人由總統指定，五十九人由各省推舉。袁世凱指定的十人中，就有楊度和蔡锷。
“名流内閣”辭職後，政治會議變成“約法會議”，其目的是要改變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時，為約束袁而确定的《臨時約法》。
“約法”無疑是對袁的一道“緊箍咒”，袁必須盡早去除。約法會議産生的《新約法》賦予總統極大權力，而取消了責任内閣和議會，由立法院為立法機構，在立法院成立之前，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責。1914年5月，袁世凱下令設立參政院，以黎元洪為院長，參政委員七十人皆由袁委派，其中就有楊度、梁啟超、嚴複、蔡锷等，楊、梁和嚴還被選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此時，梁啟超對袁世凱導演的這套政治已感失望和厭倦，但尚未和袁決裂。一方面，他仍對袁世凱抱有希望，感覺他還是中國政壇上無可替代的人；另一方面，袁世凱也深知梁啟超的影響力，要想做皇帝，這是絕不可得罪的人，所以也處處給梁留足面子。
與此同時，楊度和蔡锷、梁啟超一直保持着相當和諧的關系，畢竟大家從日本開始就共同推進的憲政，如今清政府倒台後，在袁世凱總統領導下比以前希望更大了。
這種情勢，在1915年發生了逆轉。
楊度趕寫《君憲救國論》
1914年8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出兵山東青島，取代德國，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政府簽訂屈辱的條約後，取得日本的支持，加緊了帝制的運作。要變更國體，必須輿論先行，袁世凱深知，領導輿論者非梁啟超莫屬。
1915年初，由袁克定出面，與楊度在北京小湯山宴請梁啟超。當時，梁已退出政府，受聘清華學堂演講寫書。梁接到袁克定邀請赴宴，頗感意外，到達飯店後，他發現，僅這兩位熟人在等他。袁克定解釋：“沒有外人，為的是可以随便談一談，不受任何約束。”談來談去，梁聽出味道：袁不斷地批評目前的共和國體不合乎中國國情，希望梁能夠附和贊同變更國體之意。這本來就不符合梁啟超的一貫主張，所以他力陳推翻共和變成帝制的危害。結果，雙方不歡而散。
梁啟超的主張，後來他在回答《京報》記者的談話中講得很明白：
吾以為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兩者既無所擇，則毋甯因仍現在之基礎，而徐圖建設理想的政體于其上，此吾十餘年來持論之一貫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屢遷之，其傷實多，吾滋懼焉，故一面常欲促進理想的政體，一面常欲尊重現在的國體。此無他故焉，蓋以政體之變遷，其現象常為進化的，而國體之變更其現象常為革命的，謂革命可以求國利民福，吾未之聞也。
梁啟超是個政治敏感的人，一看話不投機，就感到将來可能會出事，既然自己已離開政壇，還是躲開為上策。于是，他立即将家從北京搬遷到天津去了。
梁啟超楊度看梁啟超不願幫忙，但是輿論先行時不可待，就自己親自動筆，于當年4月趕寫出一篇《君憲救國論》，托内史夏壽田轉呈總統袁世凱。袁看後感到正合己意，囑将此文立即寄給湖北彰武上将軍段芝貴，令他秘密付印，然後分發給各省文武長官參考。
為了表彰楊度，袁世凱親自提筆寫了“曠代逸才”四個大字，做成匾額，送到楊度府上。
在楊度與袁克定積極籌劃帝制之時，梁啟超則正千方百計地勸阻袁大總統千萬不能改變國體。4月，他為了替父親慶祝大壽，從天津返回廣東，在離開天津前還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上大總統書》。在這份上書中，梁從古今中外經驗教訓曉以利害，苦苦勸袁千萬不能因私自改變國體而失信于民，他說：
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啟超良不欲更為谏詛，益蹈愆嫌。唯靜觀大局，默查前途，越思越危，不寒而栗。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雲膠葛，猶可維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為國盡瘁之本懷，将永無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堕落，而國本自此動搖。……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于民，其難猶登天也。明誓數四。口血未幹，一日而所行盡反其所言，後此将何以号令天下。
6月，梁又約好同樣不贊成帝制的馮國璋一同進京，面見袁世凱數次，力陳國體之不宜變動。在他們面前，袁世凱一再表示絕無稱帝之意。馮國璋也感到袁的态度十分誠懇，他登報稱：“此議可以休矣！”
如果說楊度的《君憲救國論》還隻限于“内部發行”，那麼總統府的美國顧問古德諾啟程回美國之前寫的一篇《共和與君主論》呈獻給袁大總統，袁命翻譯出來并在《亞細亞報》上發表，那就使帝制運動向全國公開推行了。
梁啟超45歲時留影梁啟超對袁“徹底失望”
這時，進步黨人徐佛蘇、于世铎等上書袁世凱，請其明令廢棄共和，改行帝制。袁則令夏壽田轉告楊度，授意他們網羅一批“名流”，組成一個學術團體來制造輿論，試探全國各界的反應。袁感到，此等大事不宜操之過急，需要慢慢來才能有回旋餘地，如果楊度出面，那麼世人馬上就看出是袁的本意。楊度一直抱有成為“帝王師”的美夢，覺得在這麼關鍵的時刻自己不出面豈不遺憾，所以等不及袁世凱的同意，就出來操辦組織籌安會了。
所謂籌安會，其實就是打着“學術團體”的招牌，宣稱其宗旨是“籌一國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何者适于中國”，實則是僞造民意，為袁世凱複辟帝制制造輿論。
1915年8月14日，所謂的“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發表聯合通電，宣告籌安會成立。
梁啟超再也無法坐住，于一個星期後寫成著名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篇文章成為全國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号角。正如蔡锷所說：“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下也。”
從此，輿論就由袁派導演的帝制論逐步轉向了反對帝制保護共和的浪潮。梁啟超後來這樣談及當時的寫作心情：
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于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将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為全國人代言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當時梁啟超對袁世凱還存有希望，曾手抄了一份送交大總統一閱，想進一步勸阻袁世凱走向危險之路。袁見到此文後大驚，決心阻止梁發表此文，先派人帶了二十萬元給梁，說十萬是作為給梁父親祝壽的賀金，十萬是供他出國考察的旅費，但文章就不要發表了。梁對此婉言拒絕。
袁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派人威脅梁說：你已亡命日本十幾年，受苦還不夠多嗎，何必還要自苦呢。這步棋實在是大大的敗筆，他不明白梁啟超是多年流亡的國士，豈會因壓力屈服就範。這事進一步得罪了梁，使他對袁徹底失望，看清了袁的真實面目。
“人各有志，不能相強”
楊度想拉一些名流組建“籌安會”，第一大要務就是引導輿論，這方面當然首推梁啟超。
他上次宴請梁被拒後并不死心，仍千方百計請梁加入，做發起人之一。當初，袁世凱授意進步黨人徐佛蘇、于世铎等組織學術團體，就是要他們促使梁啟超出馬。請梁吃飯已碰釘子，楊度隻得請與梁關系密切的湯覺頓、蹇念益去天津動員梁。
兩人到天津見梁之後，還未談清來意，梁啟超就拿出《異哉》一文請他們過目。兩人看了也很吃驚，希望梁别把話說絕，将來進步黨恐怕沒有回旋餘地。
梁啟超當即寫了一封信給楊度，稱：“吾人政見不同，今後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廢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打發兩人帶上親筆信回複楊度。
梁啟超的這封信表示：與楊度從政治上劃清界限，但仍保持私交不變。楊度得到此信後，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锷，請他出面前往天津勸說梁，想替袁世凱打個圓場。
其實，蔡锷到京後，來往于梁處十分頻繁，師生間早就十分默契。他知道，梁是勸不回來的，但楊度也是密切的知交，難以拒絕，隻得打着受楊之命的旗号前往天津拜訪老師。這次訪問，其實成了他們共商如何策劃反袁起義的重要會晤。梁啟超為愛徒确定的方針是：我來公開出面反對帝制，争取在輿論上占領制高點，因為袁正在收買人心之際，不敢對我怎樣。但你是軍事實力派，要注意“韬晦”，千萬别引起袁的懷疑，今後才能秘密圖謀起義之策略。梁後來在《國體戰争躬曆談》中說道：
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餘于天津，共商大計。餘曰，餘之責任在言論，故餘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複。
于是，蔡锷返京回複楊度，稱：“人各有志，不能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