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
夜已經很深了。2014年的夏天，陳岚背着一個黑色的大書包，披頭散發地坐在佛山的一座天橋上，呆呆望着對面睡在地上的一對更加落魄的父子。《南方都市報》的記者用黑白照片記錄下了這一時刻。陳岚嘗試着湊近，撫摸男孩的手，并感受到了對方在夢裡的用力回握。
前一天晚上，她還在上海，發着高燒。吃了藥，她命令自己必須好起來，這樣才有力氣去佛山找小喆——那個因母親離家出走，而被家暴的父親拔掉四個指甲的男孩。作為民間兒童救助組織小希望之家的負責人，在了解到當地志願者無法說服父親帶男孩就醫後，陳岚決定親自前往。
她在大街小巷追逐那對父子—是真正意義上的追在後面跑。面對陌生的女人，父親選擇拉着兒子逃跑，陳岚追在後面，邊跑邊做自我介紹，并告訴對方，孩子要去醫院。
“這是我的孩子，跟你有什麼關系？”孩子的父親，一位有吸毒史、被之前關注此事的記者形容為“偏執”的中年男子質問她。
“一切都可以談，我可以帶孩子去看醫生，要不先吃點東西吧，也要喝點水。”
“滾。”
“孩子要看病、吃飯、喝水。”
陳岚回憶，他們去哪兒，她就跟到哪兒，還因此挨了打，最終成功讓公安機關暫時隔離了父子倆，下一步是尋找母親。“一塊牛皮糖”，她向《人物》記者形容自己，在曾經的文章中，她将救助策略總結成五個字，“粘、跟、忍、愛、助”。
身為兒童救助領域的“明星”公益人（《南方周末》曾在一篇報道中這樣稱呼她），她在微博上擁有76萬粉絲。2016年，陳岚登上《我是演說家》節目，呼籲大家關注受虐兒童，主持人樂嘉之後發微博說，“向陳岚和她所帶領的公益組織緻敬”。
即使不出門，待在家裡，陳岚也要發揮自己的作用。今年初，微博上不少愛心媽媽@她，讓她關注河南省周口市患上雙眼視網膜母細胞瘤的5歲女孩王鳳雅，愛心媽媽聲稱小鳳雅在母親楊美芹貧窮和無知之下耽誤了治療。關注數日後，4月9日，陳岚發微博實名報警，稱王鳳雅疑似被親生父母虐待緻死。
她的依據是，志願者帶母女到北京看病，拍下的王鳳雅手上的傷口；在一條網絡轉發的視頻中，王鳳雅對着鏡頭說，“救我”；以及在北京與志願者溝通失敗和未能就醫後，沒過幾天，楊美芹就說王鳳雅死了，這太快了。接連幾日，陳岚持續發布信息，指責鳳雅家人詐捐和帶患有兔唇的兒子去北京看病，有些語句帶有強烈的傾向：“女兒得病，騙捐不治療。嗯，留着錢去給兒子治病吧。”
她是早期将王鳳雅帶到公共視線中的網絡力量中最有影響力的幾個之一。一個月後，自媒體“有槽”發布文章《王鳳雅小朋友之死》，其中“家長募款15萬”和“給兒子治療兔唇卻不給女兒治療癌症”兩條指控将網民的情緒徹底點燃，随之而來的是各種“反轉”：根據太康縣公安公布的調查結果，楊美芹在兩次水滴籌和火山直播中共募集到的資金是38638元；弟弟的兔唇由嫣然基金會負責治療。
公衆開始指責從未去過現場的陳岚散布謠言。她删除了之前的微博，道了歉，說自己過早地在微博發出指責，于事無補，甚至加劇問題。在接受《人物》記者采訪時，她談起自己發的微博，“實際上我認為這個事情的主要的結果是警方直接介入的調查，當時并沒有掀起任何的網絡暴力。”她似乎并不甘心，6月的一條微博裡，她寫道，“不會再有傻子去救鳳雅這樣的孩子了，民間母親們最後一點掙紮的力量也消散在滿滿的惡意和歹毒的誅心裡。”
參與到民間兒童救助中已經5年了，陳岚的一切行為基于一條簡單的信仰：她就是不能看到一個孩子可以活下來卻死掉。這信仰始于感性，後來演化成了“兒童的生命權高于一切”，早期令她為公衆所知的是，2010年半夜闖入天津的臨終關懷醫院，偷偷抱走了一個家人決定放棄治療、先天無肛的女嬰送去治療。
今年6月，她在上海的一家時裝店的露台上接受《人物》記者的采訪。她強調，自己本是個随和的人，唯獨在兩個問題上容易激動，一個是恃強淩弱，一個是那些反人類的觀念—當涉及兒童的生命權，“有的人說，這個嬰兒就不該活着，我說你才不應該活着呢。”對于那些被家長放棄或虐待的孩子，隻要讓陳岚知道了，她就一定要去管，絕大多數時候，她都要指責家長一番，哪怕後續的措施還沒想好，“先救下來再說”。
2013年，陳岚将這種觀念進一步付諸行動，決定成立兒童救助機構小希望之家。籌備一年，運轉一年，陳岚和同事們開始打官司，罵戰很快蔓延到網絡，又過了一年，機構被注銷了，人們各自散去。
她收獲了贊美和诋毀。那些曾追随她的同事走向了兩端：前理事于靜坦言，“沒人擁有她那種激情。大部分人難以堅持下去，某種程度上我欣賞她，公益組織需要這種精神型的領導。”另一位前理事臧偉勝則持截然相反的立場，他認為陳岚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在與救助家庭的溝通中經常走向極端，逐漸地，救助變成追逐名利的一種方式。
網絡對她的評論也極端對立—心理咨詢師武志紅稱，“隻要陳岚沒貪污，哪怕她隻救了一個孩子，我也支持她。”但在王鳳雅事件中，媒體人王志安指責陳岚通過網絡上不斷的信息疊加，“将小鳳雅一家人野蠻撒潑、蠻不講理、動辄動粗的形象，在許多人心目中形成心證”，導緻“家屬災難開始了”。@肉唐僧指責她宣揚生命至上論，不去考慮父母的艱難處境，是“在别人的悲劇中炫耀自己無上的道德”。
采訪中，陳岚給《人物》記者講述英國動物福利相關法案的實現，19世紀的英國，“一個被人看作是瘋子的人，整天到議會裡去遊說，不能虐待馬，不能虐待狗。他把一位議員打翻在地，用手杖打他，那個人說你别打了，很疼的，他說，你會叫疼，但動物不會。瘋子越來越多，越來越多，《防止殘酷和不良對待牲畜法》出台了。”
“一次巡回法庭開庭的時候，又是這位瘋子，用鬥篷包着一個小孩，說法官，我要求你援引相關動物福利法，對這個孩子進行保護，因為他也是一個受到虐待、可憐的動物。很快的，1889年，英國出台了《預防虐待和忽視兒童法》。”
已經傍晚了，她沒吃午飯，精力十足地為《人物》記者講這個故事。桌子上，放着她之前講述中落淚時擦淚的紙巾。她認為，故事中那樣的“瘋子”是必不可少的。
開始總是美好的
2013年，22歲的南京母親樂燕在外出尋找毒品時，将年僅1歲和3歲的兩個女兒遺棄家中，而孩子的父親幾個月前就因吸毒入獄了。兩個月後，人們撬開她們家的大門，異味撲面而來，兩具風幹的幼小屍體躺在沒有窗戶的卧室裡。
這個案子在當時引起了社會轟動。身為作家和辯論類節目常駐嘉賓的陳岚去了南京好幾次，組織了孩子們的追悼會，堅持為她們立碑，并在她們生前的房間裡坐了很久。她豎起耳朵，發現能聽見周圍的聲音，牆的質量并不好。她推測，兩個孩子走向死亡的緩慢過程中，她們的哭泣、敲地闆、哀求，别人是可以聽到的。“那他們怎麼就可以忍受呢？一隻狗半夜在我家附近叫，我都要起來去找。”
憤怒和心痛持續到今天，在講述這件往事時，陳岚流淚了。“這個社會，所有的成年人，救助組織、警察、民政，沒有任何人作為。這個我認為是本世紀最大的罪惡之一，不能饒恕的。”她的聲音愈發激動，吸了下鼻子，“世界太他媽的瘋狂了，這他媽才是‘國恥日’。”
她似乎天然就具有感染人的能力。她在微博上寫下了一篇名為《十年一覺思怡夢,百年不盡兒童淚》的文章，提到了10年前另外一個在家中餓死的女孩李思怡，感情充沛，語言極具号召力，有一段這樣寫道：“（李思怡死後）整棟樓，每一戶人家都挂上了辟邪的桃枝和紅布。是害怕那受盡苦痛的小靈魂徘徊不去麼？還是良心上永遠盤旋着那小手指叩門的聲音？”
南京女童案直接促使陳岚決定成立一個兒童救助機構。之前作為作家和電視節目嘉賓的職業積累，幫助她尋找到了第一批追随者。來自北京的志願者蘋果看到了陳岚的文章，她說自己是個理性的人，不太欣賞陳岚張揚的個性，但被文章後半部分所宣傳的理念吸引了。“兒童不是父母的私人财産”—一個來自西方的理念，蘋果說那之前，她從沒意識到這點，看到陳岚寫出來，便立刻産生了認同。
前理事臧偉勝記得在電視節目上看到過陳岚。他并不反感陳岚義正辭嚴的樣子，也時常覺得她的觀點很有道理，一次節目中，陳岚當場摘下了自己的圍巾，像獻哈達一樣送給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嘉賓，“讓你覺得這個人非常的正。”臧偉勝告訴《人物》記者。
盡管他也早已參與到女童案的相關事務中，但直到第三次去南京時，他才鼓足勇氣走進餓死女童的家裡。而他所看到的這位女漢子陳岚，自己還在哺乳期，卻三番五次跑來南京。臧偉勝記得，為了給女童立碑，他們被社區派來的三十幾個青壯年跟蹤，還搶走了做好的墓碑。他回憶，“他們把碑‘咣當’往地上一摔，碎掉了，大家就沖突起來了，陳岚也很強大，直接就沖上去打人，然後一幫人打在一起，最後警察也來了。”
他被這種激昂的生活态度所打動。18歲時他從濰坊的農村考到複旦大學，畢業後選擇進入IT行業，做遊戲純粹是為了賺錢，也很快在上海安家立業了。重複性高的工作逐漸讓他感到厭倦，他想涉足公益，而陳岚顯然經驗豐富（完全錯誤的判斷）。最起碼，談起理念來，她總是那麼的滔滔不絕，“父母可以決定兒童的生，但是不能決定他的死。父母可以不管，但是這個時候政府應該管。”
陳岚同樣吸引到了黎世來，這個當時在金華的倉庫中工作的年輕人，看到兩個女童餓死的新聞，對社會感到失望和憤怒，沖動之下，買了張去南京的車票。在南京，他同樣目睹了陳岚的鬥争，像看到了希望，“一個女子，為不相幹的人，做到這個樣子，讓我覺得她非常偉大。”
若是以為不相幹的人鬥争來衡量一個人的“偉大”程度，3年前的小希望事件裡，陳岚的鬥争更加激烈。她在論壇上看到天津有一位無肛女嬰已被家人放棄治療，查閱資料和咨詢醫生、律師朋友後，她決定去天津做點什麼。
講述這件事情是陳岚在接受采訪中感情最充沛的時刻，哪怕這個故事她已經講過了無數遍，她還是會哭。在一個深夜，她抵達天津的臨終關懷醫院，騙過門衛，她沖上了樓，“偷偷抱走”了那個孩子，送去北京和睦家醫院接受治療。她記得嬰兒的顔色——兩條細腿像枯萎的柴枝，是灰褐色的，臉隻有一點點大，嘴唇是一條線，猛一看就像蠟黃的玩具寶寶；記得自己的震驚—“我蒙了，這還是個孩子嗎”；記得自己的堅定，“到了樓下，有人追上來，同行的人攔住他們，我就像一陣風似的沖出去了。”
後來的數天，在與京津兩地公安機關和仍不願治療的家人的撕扯中度過。在《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當年的報道中，父親表達放棄治療“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不願孩子以後受罪”，并拒絕放棄監護權。陳岚則認為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先天無肛，在中國是一個被詛咒的疾病，而他們是一個比較體面的家族。”在激烈的争吵中，陳岚的嗓子都劈掉了，她嘶吼着宣布，“要把不作為的人全部釘在恥辱柱上，如果誰敢強行把孩子帶走，今天一定會出流血事件。不就是想要一條命嗎，我給你。”
孩子的家人最終同意了治療，離開天津的陳岚和志願者們無法獲得進一步信息，直到幾個月後得知孩子的死訊，陳岚大病了一場，她為那個嬰兒取名為“小希望”。
她說，自己對小希望的事情想不開，此後3年間去研究了全世界的兒童福利保障發展史，發現每個國家都上演過同樣的悲劇，直到政府出台了相關法案。她出版了《小希望》一書，對塑造了今天的她的整個事件做了回溯。臧偉勝去了這本書在北京的簽售會，讀這本書時，他哭了。
陳岚本身的号召力，兒童受虐案例的高烈度，碰到中國已有的一批渴望為公益事業做點什麼的中産階級，火花産生了。那些前後加入陳岚的機構“小希望之家”的理事們背景相似，大都生活在上海，受過高等教育，有些有留洋背景，有職場經驗（上市公司法務、IT公司合夥人、著名高校研究人員等），财務狀況良好，對社會事務有超出常人的關心，平日裡會零散地為公益捐些錢。一些人初為父母，對涉及兒童虐待的社會新聞尤其不能容忍。
陳岚從來沒有過當領導者的經驗，但在此後成立的小希望之家中，她理所應當地被選舉為理事長。越來越多的理事、志願者和捐贈人加入進來，從事企業培訓的前理事雍宗超記得與陳岚的初見，是在醫院，看望了她經手救助的十幾個孩子後，雍宗超決定加入。兩個人當時吃了碗拉面，陳岚的大書包讓他印象深刻。
籌備的一年裡，陳岚遇到的最艱難的事情是給臨時寄養的孩子安置一個家。她告訴《人物》記者，在中國，沒有哪個民間的救助機構是有寄養資質的，對此她保持了一貫的主張：那些法律沒有給出路卻真實存在的問題，你不做，就沒人能做。因此，處在灰色地帶，被主管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寄養點“小家”成立起來，陳岚又為小家雇傭了護士、育兒嫂和保姆。
2014年8月，經過近一年的籌備，小希望之家在上海注冊完畢。未知的事情有很多，而已知的事情令人振奮。小希望之家的目标是：開墾受虐和被忽視的兒童救助這塊荒地。作為先鋒者，長遠目标是要推動兒童權益保護立法。
“被需要”的感覺
鳳凰衛視的談話辯論類節目《一虎一席談》在2011年讨論了一個當時還算新鮮的議題：攔車救狗該不該？陳岚作為辯論的正方嘉賓出席，身穿紅色的中國風齊膝裙，外面套一件白色的披肩，頭發盤起，說話慢條斯理，很輕易地給人一種知書達禮的印象。
為表達觀點，她牽來了自己養的一條金毛，“那500隻狗，如果沒有志願者去救，已經變成了湯鍋，”她低下頭，看了看自己的狗，“就像我這隻狗一樣，假如它不幸被人偷走了……”她的嗓音有點粗，這讓她在陳述觀點時，顯得冷靜有力，“志願者為什麼會涉嫌違法，是因為我國相應的法律在動物保護方面有盲區。”
主持人胡一虎問：“所以你覺得隻有這個方法（攔車）才可以？”
“隻有這個方法才可以，”她的雙手開始在空中比劃，“就像今天站在這裡的所有人，50年後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明白，或者一定會立法，我們是不可以吃狗的，”她幾乎開始喊了，“在這個價值觀即将到來的時候，我們還能理直氣壯厚着臉皮說，法律沒禁止我吃狗，我就可以吃狗嗎？”身後的觀衆席上，有人舉起了寫着“贊同”的小牌子。
熟悉的邏輯體系。2010年至今，陳岚上過五六百期電視辯論節目，這類節目往往要求觀點非黑即白，符合她一貫的行事風格。對抗的性格自童年時就存在了。她曾向父母莊重聲明：如果你不能說服我，我就會堅持自己。她舉了一個有些極端的例子，若要讓她不下河遊泳，就必須讓她相信下河遊泳會淹死。
更令她感到興奮的是辯論帶來的激烈的對峙感。這位辯手曾在大學畢業時被同學告誡“别太沖動，會吃虧”，但她始終像一隻好戰的豹子，對手越強，她就越興奮。她甚至與部分節目組達成了共識，不提前看台本，甚至不知道當期的辯題，她希望為節目組和觀衆提供最真實的反應，最有爆發力的瞬間。
一個令她驕傲的辯論實例：談降低未成年人的刑責年齡時，她記得有位嘉賓說，降低了刑責年齡，就要多修100座監獄。0.5秒後，她反駁，如果不多修這麼多監獄，那就要多修10000座墳墓！廣東衛視社會觀察類節目《你會怎麼做》的制片人李剛表示自己喜歡陳岚這樣的嘉賓，并與她持續合作了3年，他喜歡陳岚的“知識面廣，金句頻出”，“很陳岚。”他說。
“被節目組需要”是陳岚錄節目的另外一個成就感來源。錄的幾百期電視節目中，不少期都是人情。有的節目組提前一天打來電話，問她能不能來，“一般人會覺得，沒有提前約我，憑什麼是我來填空？”但她會立刻搭乘節目組幫她預訂的航班前往錄制現場。更早幾年，她以自由撰稿為生，最引以為豪的依然是做“救火隊員”，4點截稿的題，兩點編輯找到她，兩個小時寫完，刺激，有成就感。
做撰稿人時，盡管從未受過專業的寫作訓練——本科學習社會學，畢業後3年電視台農業口的出鏡記者，政府機關1年工作經驗——但她什麼都能寫，女性、婚姻話題，遊戲測評和科幻小說，以及《羊城晚報》的周末故事版。做電視節目嘉賓時，她什麼都能辯。城市的下水道要改造嗎？城管的職能應該擴大還是縮小？這類話題她要做些功課；青少年的“網瘾”根源是什麼？作為重度魔獸世界玩家的她，在多個場合提倡不要“妖魔化網絡”；那些涉及女性、兒童、動物的話題，是她最擅長的。總的來說，她沒有成體系的理論，提出的觀點全憑社會和閱讀的經驗。
在自媒體時代，她有了更好的輸送自己觀點的平台：女拳文化公衆号。這一次，她被自己的下屬需要。兩個編輯，都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經常開着玩笑說，“岚姐，我們要綁架你，我們的未來，我們的房子就靠你了。”《人物》記者問她，“你聽着感覺如何？”陳岚回答，“當然開心啊，而且我覺得我有這個責任。”
她曾覺得小希望需要她。去天津前，陳岚在愛心人士的QQ群中偶然提到一句“大不了把孩子搶出來”，到了北京，一位同樣打算前去的愛心媽媽問陳岚：聽說你要去搶孩子？陳岚告訴她，自己隻是有這想法，但還不知道該怎麼做。對方立刻說：那我跟你一起去。計劃就這麼敲定了。王鳳雅事件中，許多愛心媽媽在微博上@她，于是她開始發聲。這種“被需要”感逐漸演變成為了陳岚做兒童救助的理念之一—“你不管，就沒人能管了。”
從一個以宣揚觀點為職業的人，到激進的兒童救助組織領導者，毫無疑問，陳岚面對過不少來自網絡的攻擊。第一次是12年前，她提出，面對強奸犯，冒死反抗是人類的恥辱，因為我們的社會将受害者污名化了，這引起了不少媒體對她的批評；最近一次是王鳳雅事件時，網友攻擊她的微博，認為她故意抹黑王鳳雅家人以煽動情緒。
漫長的時間裡，她學會了如何與網絡攻擊相處。要自我說服，有朋友曾勸她，“你難道沒發現，雖然你被攻擊了，但是你的觀點在傳播嗎？”她覺得很有道理。還是要有信念。
2014年8月21日晚，佛山市禅城區鴻運汽車站旁天橋上，專程從上海趕來的作家陳岚坐在呂某父子倆一旁，等他們睡醒了，再進行勸說一次失敗的救助，她失去了部分追随者
情況十分緊急，至少在陳岚眼中，又到了“非救不可”的時刻。2014年，員工黎世來從常州志願者處得到消息，當地14歲女孩婷婷，遭到性侵後懷孕，新生命的到來使她與父母本就不和的關系進一步惡化，現在，她的父母揚言要賣掉孩子，據說買家已經到了常州。
在中國常州網和《解放日報》當年的報道中，婷婷的父母試圖“寄養”、送走孩子。黎世來告訴《人物》記者，無論是否存在金錢交易，這種行為都不符合領養程序。
情況被上報給陳岚，管，還是不管？她得到的意見是相反的：前理事謝昶娥覺得接收一個少女媽媽帶來的法律風險太大了，這也确實不在小希望之家的救助範圍内。但臧偉勝和黎世來想不出，還有誰可以幫助婷婷？黎世來記得志願者群裡，“大家情緒激動，有人甚至會綁架陳岚：‘岚姐，這個孩子怎麼能不管呢’，而陳岚是一個非常在意别人對她看法的人。”又是一次“被需要”。
在陳岚還未能說服所有人之前，婷婷已經帶着女兒欣欣悄悄來到了上海。關于婷婷是如何來到上海的，黎世來回憶是陳岚讓他授意婷婷私自坐車來，這樣理事們就沒法再反對了，但陳岚否定了這種說法，并表示對婷婷的到來毫不知情。
不管真實情況如何，但當時已沒有任何理由不管了。陳岚把婷婷帶到家裡，住在自己女兒的房間，随後與婷婷的父母簽訂了半年臨時照顧協議，讓婷婷住進了“小家”（小希望之家的寄養處）。
在小家的日子裡，婷婷大部分時間是個快樂的女孩，她渴望受到關注，也确實被關注包圍了。志願者們不斷為她寄來書籍和生活用品，有一個專門為她建立的QQ群，常有前來探望的記者，她還跟着陳岚上了一檔東方衛視的電視節目。陳岚還說，之後會送她去學烘焙，學成後也許可以來小希望之家工作。
但婷婷更渴望的東西或許是家庭和愛情。家庭已對她造成了傷害，在她的描述中，母親重男輕女，自己穿好的，卻不肯給她買幾件新衣服。那麼，就隻剩下愛情了。
如何正确地幫助婷婷和她的孩子？陳岚說，她清楚地知道，婷婷不應該跟志願者同在一個QQ群裡，不應該與男性工作人員過多接觸，這些都是違反救助倫理的；婷婷應該接受定期的心理咨詢，應該修複跟原生家庭的關系。
但是，出于“臧偉勝等人的堅持、自己的軟弱和被其他大量個案救助侵占了時間”等原因，陳岚都沒有做到。那個QQ群遲遲沒有解散，沒有定期的心理咨詢。談及心理咨詢，陳岚不同意記者把婷婷想象成一個隻受過苦難的孩子，她認為婷婷是一個挺有韌勁兒的小孩，“她那時候最需要的是戀愛和男朋友。”
最後一句話是對的。在沒人注意到的時候，婷婷和小家的一名男性員工談戀愛了。得到消息後，陳岚開除了那名員工，并在新年前堅持要婷婷回家，原因是半年協議已到期，她該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去了，這樣最有利于她修複自己的心理創傷。在黎世來的描述中，陳岚突然且粗暴地要求婷婷離開。面對這種指控的轉述，陳岚反問記者，“你覺得我是那麼神經質的人嗎？”
反對者出現了。自機構成立，陳岚便是毫無疑問的領導者，大家信任她，服從她。這次，臧偉勝不同意她的做法。在他看來，這是陳岚在發現婷婷戀愛後，對潛在的風險有所警惕，不願意再冒險接收。争執以臧偉勝提出“婷婷的事從此我以個人名義來管”結束。
臧偉勝認為自己也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助婷婷了。婷婷搬離小家後，他開車送婷婷回家過年，與她的家人一同坐在飯桌上，試圖緩和他們的關系，聯系蘇州的烘焙學校，再親自開車送婷婷去上學，并且按照婷婷的意願，将她的女兒欣欣送回了小家。
對于欣欣的歸來，陳岚稱之為“我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盡管臧偉勝說，這個決定是雙方共同商議的結果。陳岚認為，欣欣理應跟她的外公外婆待在一起，周六日可以見到母親，況且欣欣的外公外婆也再三承諾，絕對不會再次送養。“我永遠都不能原諒他将一個3歲的孩子帶離母親。”她對臧偉勝如此評價。
事情對這個年近四十的男人也正在變得難以忍受。臧偉勝不認為欣欣适合回到老家，在獲得婷婷同意的情況下，開始幫助欣欣尋找領養家庭。他提到，陳岚曾拒絕婷婷回到小家看望女兒，這讓他感到憤怒和無助，“老為這些事情出一些幺蛾子”。陳岚則繼續指責他幫助欣欣尋找領養家庭的事情，“這是違法的，你知道嗎，你違法，你還想要機構給你背書？”
從小希望和婷婷兩個案例來看，當陳岚認為自己有能力，或者說有信心完成救助時，她會竭盡全力說服救助對象和原生家庭分離，來實現小希望之家的介入。意外情況出現後，她喜歡強調“原生家庭的不可替代性”，而婷婷，也不過是一個“與父母時而鬧點别扭的青春期少女”。
沒有人管得了，婷婷與那個被開除的男員工的戀愛關系還在繼續。第二年5月，男性員工提出分手，這對于當時的婷婷無疑是個緻命打擊。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她始終未能獲得一份長久的、值得依靠的親密關系。
上海的一個雨天裡，陳岚還未起床，便收到了婷婷自殺的消息。她記得，足足有半個小時，她沒法動彈，無法呼吸。緩過勁來後，她坐起來，給幾個她認為比較理性的理事打了電話，通知大家來開會。
為什麼不是全部理事？此時的機構已矛盾重重，陳岚不想在這樣一個傷心的時刻，還要去回應那些已開始反對她的人的指責。
婷婷去世了。所有人都想幫助她，甚至可以說，他們當初就是為了幫助像她和她的女兒這樣的孩子，才走到了一起。故事的結局是，他們不但沒能幫助她，還因為她的死亡，開始了互相撕扯。
幾年前，在浙江金華的倉庫中工作的黎世來，受陳岚的邀請到小希望之家工作。他為此感激，卻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對陳岚和小希望之家喪失信心，并最終提出辭職。他聲稱，婷婷去世後沒多久，他上報了一個先天食道閉鎖的案例，據他的回憶，信息6月份遞上去，始終沒有得到回複，直到9月份孩子去世，他認為這不是小希望之家的慣常效率，而原因在于這個孩子缺乏媒體關注度。
“在挑選案例上，陳岚一個人做決定，熱點到哪兒，她就追到哪兒。為什麼有的你救？有的你不救？”黎世來提問。
但同樣令他感到迷茫的是，如果小希望之家當時沒有介入，誰能幫助婷婷和她的孩子？當時的常州本地媒體已有報道，但并未能引起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公安機關的關注。有意願購買婷婷孩子的買家已經抵達常州，難道就要眼睜睜地看着事情發生嗎？黎世來說他至今也想不清楚這個問題。
2015年底，陳岚與小希望之家的理事鬧翻的時候，北京站志願者蘋果還試圖在兩方中間調停。她告訴《人物》記者，她曾經非常關注婷婷的案例，并堅定地認為婷婷需要專業且規律的心理輔導。在一次與陳岚的通話中，蘋果勸她與理事們和平解決問題，到了電話的最後，她問了心中難以釋懷的問題：“婷婷到底怎麼回事？”
蘋果回憶，陳岚當時對自己說：“哎呀，婷婷這個事吧，你要說責任呢，也有。但是婷婷這個情況，我當時也很害怕，她這個情況我沒有能力做，沒有能力做，但是也沒有别人接她。”
蘋果又問她：“為什麼沒有請專業的心理咨詢師來給婷婷做定期的心理輔導？她這個情況不是一時兩時的，需要專業的幫扶。”
緊接着，蘋果記得，陳岚的聲音從電話裡傳出來，“哎呀，外面心理輔導三百五百我覺得太貴了。我覺得不值。”
在北京的一家咖啡廳裡，蘋果告訴我，這是她對陳岚開始畫問号的起點，這位女兒剛剛上高三的母親沒辦法接受這個答案，沒辦法忘記婷婷，她難過地哭了。
混戰
婷婷去世了，留下陳岚和臧偉勝拍着桌子指責對方。臧偉勝梳理了救助婷婷的始末，寫成報告，希望做個檢讨并存檔。看到“婷婷曾在小家偷拿東西”被寫進報告裡，陳岚認為這是對死者的極大侮辱，堅決反對存檔。在臧偉勝看來，“陳岚把這份報告理解為一份黑材料，是我要整她。我說隻是讨論總結，她說不行，全部删掉，不可以存檔。”
黎世來認為，在後期對于婷婷的處理中，陳岚忘卻了之前的承諾，隻是想着怎麼保護自己。他甚至指出，陳岚很少來小家，對于小家暫時寄養的孩子也缺乏持續的關照，“有時記者來拍照啊，她就抱一下那些孩子。平時最多就是去晃一下，直接進辦公室。”臧偉勝也在采訪中提到，陳岚熱愛鏡頭，“鏡頭一來，立刻就開始活躍了”；蘋果則将陳岚的公益稱之為“僞公益”，前理事謝昶娥向記者強調，“做公益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自己頭上的光環有多麼的閃亮”。
看起來，一位領導者的公信力正在逐步喪失。将時間拉回到美好的起點，理事們選擇的是一位毫無公司和領導經驗的理事長，在其帶領下，建立起的是這樣一家機構：沒有職業經理人。沒有明确的管理體系和組織架構。沒有有一定經驗的财務人員。沒有成型的财務報銷制度。沒有薪資制度。沒有HR。沒有規定理事長在财務上有多大的權限。沒有明确的理事職權範圍。
最為人所诟病的是小希望之家的會計問題，這是一個羅生門般的争論：陳岚任用助理白夢雪為會計，并誇贊其為這份工作所作出的努力——考取會計證書，老實勤懇地記下買醬油這樣的細小支出；理事們認為這個職位應該避嫌，由更專業的人來擔任；陳岚說她多次請求理事為她推薦專業會計，但得不到回應；理事說推薦給陳岚的人，她沒用，并總說沒錢請人。
面對質疑，陳岚在2015年4月提出辭職，理由是自己有重度抑郁症——根據臧偉勝的回憶，他在那之前曾堅持讓陳岚請一個中立的會計，由白夢雪擔任出納——理事們吓了一跳，同意了陳岚的辭呈，但她很快又反悔。
采訪中，陳岚略帶委屈地承認了，自己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但在機構的籌備和建立期間，那麼多髒活累活，出一線，拉善款，搞裝修，可都是她幹的啊，現在他們有什麼資格來指責她呢？換個思路，在西方的慈善機構裡，理事每年聽取理事長的彙報，進行任免投票，就可以了，他們又是哪兒來的這麼多話語權呢？
8月份，質疑再一次升級，兩位理事發現陳岚在未通知理事會的情況下，購買了價值89000元的攝像器材。陳岚的解釋是定向捐款，并出示了轉賬記錄，理事們則感覺陳岚掌握了太多權力，要對理事長的審批權進行限制，陳岚不置可否，并表示如果深夜ICU病房需要5萬押金，如何及時審批？
矛盾終于徹底爆發了。臧偉勝向《人物》記者回憶，“這都已經嚴重違背職場規則了，哪有這種事情，不是土皇帝的作風嗎？”前理事于靜是個旁觀者、調解者，“陳岚會覺得，我這個是正義，是理想。吵架是最沒意義的，說實話，我覺得雙方都有點幼稚，陳岚要是再冷靜一點會比較好。”
10月份，陳岚被最初在民政局注冊在案的理事會成員投票罷免（4票贊成，1票棄權即她本人），她沒有出席那次會議。面對交出小希望之家和公章的要求，陳岚拒絕了。她說，自己還感到委屈，因為機構最早都是依靠她的捐款生存下來的。在與記者就事實問題進行核實的過程中，陳岚專門發了一條微信，“有沒有寫明小希望10%的善款來自我的捐款呢？”此後她向記者出示了上海鼎邦會計師事務所的專項審計報告，上面寫着她在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間捐贈人民币約37.9萬。
她旁觀着自己曾經的追随者向上級主管單位求助，但未獲明确結果。她提出若讓出小希望之家，那麼機構的名字要改掉，因為是她的名氣幫機構整合了80%的資源，并且她不願為機構以後發生的事情背書，遭到了理事們的拒絕。她又提出，先做一次審計，無論審計有無問題，都會交出機構，雙方依舊未能達成一緻。
事情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法庭。她繼續目睹着曾經的追随者為了起訴自己，不惜麻煩地先後起訴了4次，最後以失敗告終。法官給出的理由是，他們若想起訴她，必須由法定代表人來代表機構起訴，而陳岚就是那個法定代表人。
小希望之家共經曆了6次審計。最關鍵的一次由滬中會計師事務所執行，審計報告顯示沒有重大财務問題，但指出小希望之家“會計核算不規範，存在科目錯用的情況；支付依據不充分”。部分理事認為，隻要審計報告沒有問題，就說明陳岚沒有貪污，仍願意追随她；其他人則認為審計報告有不少漏洞，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最終，主管部門不願意繼續寬容一個内部已經四分五裂的機構了。本就不具備寄養資質的小家被勒令關閉，陳岚說這是最令她痛心的事情，孩子們被轉移到了深圳一家有寄養資質的醫院裡。機構就此停擺。
2017年6月，小希望之家因兩年沒有通過年檢被注銷了。散了。一切都結束了，如此之快。所有接受采訪的人，都認為小希望之家的嘗試是一場失敗。他們試圖将失敗的原因歸結到他人身上，打過官司的他們都懂得了，凡事要先講證據，便迫不及待地希望為《人物》記者呈上證據，但講着講着，仍不可避免地上升到道德污點，甚至人身攻擊。這場始于激情，終于對抗的紛争至今仍沒有結束。
我們就生活在這些問題的答案之中
有人站出來反對陳岚，這讓她最終失去了小希望之家，她說這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謝昶娥和蘋果認為，這是陳岚的道德問題所緻；臧偉勝則認為性格因素占了更大部分：害怕指責、霸道、強勢，讓她無法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而早在2010年，名為阿喀琉斯的網友就質疑了陳岚所從事的兒童救助的正當性。他将小希望的事件看作是倫理悲劇，而其悲劇性就在于“不能通過選擇立場而得到消除。一方是放棄救治而解除苦難，一方是以生的名義忍受痛苦。哪一方是更高的倫理？”
阿喀琉斯将陳岚看作一個道德家，稱她“不甘置身事外，渴望擔當道德沖突的一極，不惜以廉價地唱出生命權的高調，不惜以生存的名義讓悲劇延續，讓弱者承擔最終的後果。”
緊接着，他提出了更多疑問：陳岚何以證明自己所持價值觀的無上性？她有沒有權力決定孩子的命運？生存還是毀滅的命題，對于經曆過最痛切的權衡的孩子父母而言，他們的決定是否應該僅憑借陳岚的道德激情和優越感來改變？她有什麼資格涉足事件，讓自己的價值觀成為本已無解的道德沖突的又一枝節？
《聯合國兒童公約》認為每個兒童都擁有生命權，而政府應該确保每個兒童都可以生存和健康成長。在每個國家，無論制度保障與否，倫理困境始終存在。
在美國德州，18個月大的埃米裡奧患有亞急性壞死性腦脊髓病，喪失聽力、視力和說話的能力，且無法進食，病情進一步惡化後，醫院決定撤除他的呼吸器，認為他不但沒有治愈的希望，反而會承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孩子的母親上訴到德州法庭，認為不應由醫院來決定孩子是否可以活下去，法庭裁決在進一步聽取雙方提交的證據前，醫院不得摘取埃米裡奧的呼吸器。一個月後，在下一步的法律訴訟開始之前，孩子在母親的懷中死去了。
英國的查理·蓋得在11個月大時患上線粒體DNA耗竭綜合征，醫生表示應放棄治療，法院同意了，孩子父母對判決結果提起上訴，被駁回，歐洲人權法院也宣布孩子父母無權幹涉。此案引起了英國首相、美國總統和教皇的關注，在得知美國也沒有對該病的明确的療法後，父母最終選擇了放棄治療，并獲得了公衆的理解。
社會議題中，總有激進和保守之分，在中國，“陳岚們”站在了激進的一方，她不能看到一個嬰兒死去，哪怕為此要觸犯法律。
再把鏡頭拉回到3年前，帶着嬰兒逃離臨終關懷機構的路上，尚在哺乳期的陳岚給嬰兒喂了奶，在此前的幾次講述中，喂奶的量不同，接受《人物》記者采訪中，她描述為“陸續地擠幾滴奶到嘴裡，半個小時過去後，她開始像小貓一樣哭了”。微博大V@肉唐僧指責陳岚給無肛嬰兒喂奶的行為給孩子造成了嚴重傷害，因而掀起了一波網絡罵戰。
小兒外科醫生裴洪剛當時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了争論的核心，“相關專業的醫生檢查了孩子都很難評估準确的事，我們的‘愛心人士’就斷定孩子完全有機會康複……即便喂奶未必不可以，但肯定要醫生先評估大便通暢程度後才能定。”他做了自己的判斷：小希望們的希望肯定不在“小希望之家”之類的民間組織，每個人認清了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邊界，小希望們才會有希望。
“我認為應該有更多的人來關注到兒童保護。陳岚是作家，她以她的方式來關注，有些人認為很激進，但她的貢獻是推進了一些個案的解決，引起了社會對于兒童救助一些問題的看法和關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對《人物》記者評價他所觀察到的陳岚的救助。
而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童小軍一直在期待一個完美的良性制度建設，她對陳岚的救助持審慎态度，“很多民間救助機構有一種道德優越感，覺得我是為了孩子好，就百分之百應該得到支持和贊賞。”她不贊成在沒有後續制度保障的條件下，強行救出一個孩子，“民間機構是沒有保障和能力的，說不定最後還是傷了孩子。”動用國家監護，給兒童一種安全和後續發展的空間，也是她眼中良性制度建設的一部分。
在促進國家兒童保護立法進步的各種力量中，陳岚認為，自己是那個暴露在真空中的人，勇敢地站了出來，走在最黑暗的前面，承受了旁人難以想象的痛苦。
她說自己在小希望之後，不會再管理任何組織。媒體人王志安稱陳岚“借殼大樹基金一年半，募集款項将近千萬”，陳岚向《人物》記者撇清和大樹公益的關系，稱自己隻是傳授了理念，小希望之家有一些前員工确實還在跟着她，“不敢談團隊了，我們就是朋友，一起幫一些個案籌錢”。除此之外，她還在被自己的3個孩子、4隻貓和1隻狗需要着。
臧偉勝去讀了MBA，考取了心理醫師資格證，他說婷婷的事情讓他意識到，兒童虐待根源上是心理的問題；于靜說在紛争之後隻希望站在更外圍的地方，但她看待世界的方法發生了變化，“你能清楚地分辨，一些事情的處理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還是以人的生命權利為保障的”；黎世來在上海送外賣，遠比之前做公益賺得多；蘋果也遠離了機構，在北京偶爾自發救助一些個案。
不約而同地，所有接受采訪的人都提到，他們不會再相信任何一家公益機構，在他們的認知中，這個詞語已經和不靠譜劃上了等号。他們曾在一個機構中展示過人性的各個方面，都曾思考過如何能救下一個即将死去的孩子。那是段想起來有些傷心的記憶。但一切正如邁克爾·桑德爾在其著作《公正》中所提到的，“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我們就生活在這些問題的答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