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角
許小年很少笑。即便笑，也似乎帶着些許嘲諷。他個子很高，瘦到嶙峋，眼神冷峻，嘴角和眼角的紋路像刀斧雕鑿般的深刻。在朋友眼裡，他的外表和内在保持了某種統一，不存在鈍角。
許小年有“刀鋒”之名，說話鋒利清晰，一針見血，不懂得婉轉迂回。一次閉門會議讨論經濟形勢，他在會上直言不諱地批評兩項重要政策：“錯了！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在座領導的臉上有點挂不住。
“既然是征求意見，那咱就實話實說，結果呢？以後開會就沒我什麼事了。”他回憶說。
許小年的言論一直是有點刺耳的聲音。在中國經濟學家中，他被歸類為堅定的市場派，相信市場自發的力量，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市場就是上帝。”
“我們在經濟面前、在市場面前，要有敬畏之心，不要幻想自己能夠參破市場的奧秘。市場是什麼？是超越我們認知範圍的力量……不要以為我們比市場聰明，比自然高明，不要以為我們可以駕馭市場，可以改造自然。”他說。
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将他稱之為“市場派原教旨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學家當中，立場如此鮮明的，他和張維迎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們是非常的偏執，非常的堅持，不管外部有多少壓力，都能堅持自己的這種判斷。”
“他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和真實認知，毫不留情地去批評錯誤觀念，他是這種個性，就是自己的獨立性……我和他有好多的認識非常的一緻，應該說我們都是非常堅定的市場派，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張維迎告訴《人物》。
何處自由？
帶有悖論色彩的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許小年卻時常感到不自由。過去他經常用“随機行走”描寫自己的人生軌迹，在這次采訪中，他用了一個看上去更被動的詞—“随波逐流”。“像魚一樣随波逐流，那也是一種自由嗎？但如果把自由理解為依照自己的意願進行選擇的話，那麼人就是不自由的。”
根據後一種定義，他一直是不自由的。在漫長的過往中，他被時代的大潮裹挾，命運在其間漂流。“文革”期間，他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大學畢業被分配去東北當沖壓工人，十指俱全已經是一種幸運；重返高校讀碩士，畢業後被分配到國務院工作；多年後加入中金，又因難以言說的内情，在中金真正蓬勃發展前離開。人生的每個重要路口，他都不得不做出非他所願的決定。
即使是在已經獲得巨大聲望的當下，這種不自由依然萦繞困擾着他。
去國企演講，他批評政府管得太多了，國企領導有不同意見，當場進行了不那麼愉快的辯論，場面有些尴尬。回來後，他對助理陸燕說：“國企那邊以後能不去就盡量不去了，我講的那些話他們聽了會不高興，活動就比較尴尬，何苦呢，以後這類活動盡量少參加。”
“他不是一個中庸的人，不會選擇用折衷的方式去表達。”陸燕說。
在采訪中，他花了一些時間與記者讨論季羨林的一句話，“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某種程度上，他開始收斂鋒芒，越來越傾向于内部交流，公開演講越來越少，微博已經有五年沒有更新。“與其言不由衷，不如保持沉默。”
他的學生、石投金融創始人宋梅感到他這些年的演講變得委婉，跟以前不太一樣。主動也被動地，他轉移了陣地，對于孔子“吾道不行”的悲哀，心有戚戚，“中國古人說：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經濟學家是良醫。良相做不成，隻好做良醫……自由市場推不動，教書去吧。”
2004年，他進入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作了14年，直至接受《人物》采訪前一周，他剛剛退休。在這所學院裡，他為EMBA課程的學員講授宏觀經濟學。學員包括國營和民營企業的高管以及政府官員，他們支付60萬元的學費，得到為期兩年共計18門課的培訓。
宏觀經濟學每期課時4天，每天從早上9點講到下午5點半。許小年對學員要求嚴苛，劉勝軍是2008級EMBA學員，許小年曾送了他四個字，“讀書太少！”劉勝軍笑着回憶起這件事，“非常刻薄，他從來不會鼓勵你而隻會打擊你，這樣的話，像吳老（吳敬琏）他們肯定不會說的，這是他的個性吧，不光對我，對所有的人，對很多官員也是一樣的。無論作為學者發表學術觀點，還是為人處事，這就是他的風格。”
“他的表達非常犀利，敢講，讓我們班裡的很多政府部門的同學，還有國企的同學，都坐不住了。”宋梅說。
朗詩綠色集團董事長田明記得，EMBA班裡的同學分為左中右三派，其中有些人和許小年秉持的“無為而治”觀念不同，有同學當場站起來和許小年辯論。
也許這正是許小年看重教育的原因：市場經濟的核心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企業家處在資源配置和創新提高效率的關鍵位置上。
2018年他65歲，根據學院對教授年齡的要求辦理退休。有了閑暇，他動手寫一本關于互聯網經濟的書，邊寫邊想着下一本書的内容，“提綱都有了，但不知道下一本能不能出版。”
“向往自由，但又擺脫不了束縛。”當談論自己一生的際遇時，許小年這樣感歎道。
這種矛盾在他身上經常閃現。他厭惡體制的效率低下和權力的傲慢，但偶爾也會流露出親身參與改革的想法；他想要實現民衆的啟蒙，無法施展的時候又會喃喃自語：“我為什麼要把這種社會責任背在自己肩上呢？”
他的人生呈現的是一個人們并不陌生的故事模型—時代轟鳴向前，從未給知識分子太多選擇。劉勝軍是許小年的學生、同事，也是朋友，他給出了這樣的描述：“他自己多多少少有一些意興闌珊，可能覺得自己的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太大。就像我們講的古代的士大夫一樣，與其這樣，不如遁世。盡吾力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
敬畏之心
許小年并非天然信奉自由主義，如果要形容自己早期對待宏觀調控的态度，他會使用“謹慎從事”這樣的字眼。轉變發生在2007年，那年他去了一趟美國，正逢美國開始出現部分次級按揭貸款違約，市場都在評估債務違約對經濟的影響。他在洛杉矶遇到了和巴菲特齊名的“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一個精神矍铄的小老頭兒。許小年跟着他走出辦公室，問他怎麼看目前的金融市場，格羅斯頭也不回，一邊搖頭一邊說：“Bigtrouble！Bigtrouble!”麻煩大了！
11年過去了，許小年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個場景，然而當時的他卻不以為然。從洛杉矶飛到紐約，許小年見了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銀行的專業人員，他們給出了和格羅斯截然相反的答案，“Noproblems!Noproblems!”沒問題！
2007年的華爾街彌漫着樂觀情緒，德意志銀行告訴他，“我們有數據，Subprime（次貸）占美國按揭貸款17%，如果壞掉50%，銀行的撥備也足夠覆蓋，沒問題。”
相比格羅斯的憂心忡忡，許小年更相信投行的數據和判斷，“從紐約回來，我覺得，哦，沒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許小年用“驚天動地”和“山崩地裂”來形容那次危機，“這時我想起那個小老頭兒了，巴菲特的神奇我沒有親曆過，比爾·格羅斯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許小年開始找數據，分析危機發生的原因，“找來找去，發現罪魁禍首是格林斯潘。美聯儲過于松寬的貨币政策造成了美國房地産市場的大泡沫，泡沫破滅，引發金融海嘯。”
和許小年一起從事研究工作的張家瑞說：“當時學術界有兩派争論。一派是許老師的觀點；還有一派認為華爾街金融創新，搞了一堆亂七八糟的衍生産品，導緻了資産泡沫。我們建立了一個理論的框架，用數據分析來證明，金融創新也是貨币政策的一個結果，歸根結底，松寬的貨币政策導緻了金融危機。”
在中國人民大學做論文報告的時候，張家瑞記得許小年在台上激情而笃定，“他對我們研究的這個論文充滿了自信。”張家瑞說。
2011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呼籲“超越凱恩斯”，其核心觀點是，有效市場以有為政府作保障，有為政府以有效市場為歸依。他在2015年接受《人物》采訪時說：“不能因為過去政府有許多錯位或越位的地方就完全把政府抛棄掉，這樣造成的後果是政府缺位，政府的作用過猶不及，不及猶過。”
放到更長的曆史維度來看，這樣兩派觀點延續的是凱恩斯與哈耶克之争，那也是自1930年代起，經濟學界漫長而盛大的争論：自由放任和政府幹預之争。
哈耶克認為，市場秩序是在千百萬人進行交易中自然形成的，政府的幹預不僅徒勞無功，而且會破壞市場秩序，引起混亂。這是因為，人的認知能力有限，經濟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理解，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推行宏觀政策，結果還不如清靜無為。就像面對大自然，人類曾經野心勃勃地喊出了“改造自然”的口号，在遭遇了一系列預想不到的大自然的報複後，人類變得謙恭了，開始小心翼翼地保護自然，努力與自然和諧相處。
凱恩斯則認為，市場秩序是有缺陷的，采取行動改善市場運行效率，是政府的職責所在。批評者指出，凱恩斯主義隻顧眼前，增加公共支出以降低失業率，但這會引起通貨膨脹，釀成未來的危機，對此凱恩斯回應了一句俏皮話：“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掉。”
曆史站在了凱恩斯這邊。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世界經濟一頭栽進延續10年的大蕭條，備受大規模失業和破産折磨，苦難望不到盡頭。勝負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樂觀主義的凱恩斯提供了一條擺脫泥潭的道路，政府增加支出，拉動萎靡不振的經濟；悲觀主義者哈耶克卻在試圖說明，修複系統的一切努力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會帶來通貨膨脹、債務危機等更糟糕的後果。
危機時刻，人們盼望救世主，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所說：“槍林彈雨之下，人人都是凱恩斯主義者。”領導美聯儲的伯南克在2008年後也得到英雄般的歡呼，他使美國的金融體系免于徹底的崩潰，擁趸者們這樣稱贊道。
許小年卻不以為然。“他們混淆了災難的起因和災難發生後的救援，”他說，“我不會因為美聯儲的救火之功而寬恕它的縱火之罪，這是兩碼事。”貨币政策扮演了魔鬼與天使的雙重角色，世人隻看到了後者而忘記了前者。他的第二本文集正是以“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為書名。
許小年和張家瑞的論文至今沒有被國際頂級刊物接受。
“這個時代選擇這個思想家，是大部分人要求什麼思想家出來，那麼他就出來了。沒有凱恩斯，會有另外一個恩斯出來。”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員鐘祥财告訴《人物》，“時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時代選擇的。這種選擇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符合思想家的全部。這是思想家的榮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凱恩斯晚年後悔了，他想要重新修改他的書，但時代不讓他後悔，人們需要他的理論為現實作支撐。”
許小年去北大做演講，講華爾街危機的根源。财經作家蘇小和坐在下面聽，“當時我們都覺得他說得好啊，但是覺得問題在哪兒呢，就是不太了解人性的一種認知的習慣。學者的天職是批評嘛，他永遠是批評。但是官員不是這樣的。”
“一個經濟學家，無論你看上去多麼正确，别人并不一味地會理解，會接受，不會的。經濟學，它隻是個工具，你無法改變一個人的習慣，無法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蘇小和說。
許小年時常感覺到一種無奈。“象牙塔裡的文章（凱恩斯主義），變成了指導現實的圭臯，這是比較悲哀的。你在象牙塔裡做形而上學的研究，這沒有問題，但你用象牙塔裡得到的結論來指導現實的經濟活動，來制訂現實的經濟政策，我覺得問題很大。”
“人類總在面臨各種問題。我們人類有一個缺點，就是我們比較急功近利吧，你看到近處的東西總是大，遠處的東西小嘛，所以我們仍然就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就是病急亂投醫嘛，一看說哎喲，這些東西最近整體它就掉下來了，那馬上要拼命地給它往上搞啊，至于後果怎麼樣，那不管它，凱恩斯主義就是這樣嘛，最終大家都死了，對吧。”張維迎說。
宋梅幾年前勸許小年别那麼認真，許小年回答說：“我不希望多少年之後，人們回顧當下的經濟學家，說他們沒有作為，說他們沒有做學者該做的事情。”
“從事後來看，應該講許小年的多數判斷是對的。”劉勝軍說。
劉勝軍在接受采訪時對許小年做出了以下描述：“他認為我不考慮能做什麼，我隻考慮應該做什麼。他不是一個智囊，如果讓他做智囊的話，他可能是非常的不合格……我們不能說這種理想主義沒有價值，但是它可能就會顯得不那麼入世，或者說和現實世界就會有一定的距離。”
對于這些評論，許小年還是不以為然。“應該怎樣做（應然）和實際上怎麼做的（實然）是兩類性質不同的問題，卻又無法完全分割開來。倫理學研究的都是應然問題，你能說它離現實太遠，你能說它沒有實際用處嗎？”他問《人物》記者。
許小年在延安紅莊
破滅與重建
獨立的思考讓許小年顯得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從市場的邏輯出發，他總是講述另外一個故事。
在内蒙古寫書期間，晚飯餐桌上一群人議論農村集體戶口的好處—得益于城市擴張帶來的土地增值，城郊農民坐擁百萬千萬财富，但是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養了多少懶漢，不是毀了一代人嗎？”席間一位女士說。各自發表意見後，衆人轉向在場唯一的經濟學家。因為花粉過敏，許小年的聲音變得有點沙啞，“讓自由主義者來講，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以前都講勞動創造價值，但是生産要素不止勞動，還有土地和資本，土地作為生産要素在市場上流通，應該獲得收益，這是很正常的啊。”
飯後散步的路上，他自嘲：“我總替富人說話，在草民中口碑不好。”
“他不那麼符合民衆的期望，股民希望股市漲漲漲，他在股市漲得很好的時候就說這個都是泡沫，已經偏離了經濟和公司的基本面了，我記得2700點的時候，他說2700點我還嫌太貴，然後很多人罵他啊。房價飙升時，民衆希望政府來控制房價，2010年初，他說控制不住，房價還會漲。”陸燕說。
許小年自稱面對兩類聽衆：政策制定者和公衆。“這兩類聽衆其實我都不讨好，政府不太喜歡我，公衆也不太喜歡我。”
但如果将時間拉回到許小年的青年時代，他毫無疑問是集體的一員。1969年他被下放到延安一個叫紅莊的村子，從延安縣城到村子要走4個小時的山路。那時他是信仰堅定的紅衛兵，父母是機械工業部的幹部。他從小接受正統的教育，愛國家，愛人民，“一定要實現共産主義的遠大理想”。
到了鄉下，才感受到現實和想象的差距。每個陝北村子的後面都有一座腦畔山，他爬到山上幹活，登高遠望，生産隊的地和私家自留地的光景截然不同，公家的莊稼無精打采，自留地的莊稼茁壯挺拔。
十幾年後他去美國讀經濟學，才知道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上有一個專用的詞—“公地的悲劇”。
當時的他隻是覺得農民為什麼不好好種生産隊的地？“自留地的畝産大概兩三倍于生産隊的地，如果農民都像種自留地一樣種人民公社的地，那糧食生産、城裡的副食供應還是問題嗎？”
“在農村看到的和我們接受的說教完全錯位，眼前現實和偉大、幸福、光明的發展前景等等格格不入。”許小年的好友謝侯之說。他與許小年同年去延安插隊，與許小年隻有一村之隔。
紅莊生産隊為了增加現金收入，種了幾畝西瓜。公社幹部來人一看，說“農業學大寨，以糧為綱，你們怎麼能種西瓜？”許小年跟他吵了起來：“以糧為綱不是說全種糧食，而是以糧食為主。”兩邊争執不下，公社幹部最後命令村支書帶人，把西瓜秧全給拔掉了。
現在回憶起來，許小年還忍不住帶出髒話，“實在把我氣壞了，整個一混蛋，人家辛辛苦苦種點西瓜有什麼錯？隻種糧食，現金從哪兒來？那會兒賣糧食換錢是犯法的，你總得給農民個活路吧？！”
疑問和忿懑伴随着繁重的勞動和貧乏、枯燥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夏季晝長夜短，每天要在山上幹十幾個小時的農活。轉不完的山峁，種不完的地，在看得見的現實和看不見的未來面前，剛下鄉時的熱血漸漸地涼了。
“這個地方颠覆了我們所有的認知，觀察和直覺使我們獲得了關于社會的常識，但還沒上升到理性。是什麼把我們帶到理性呢，林彪事件。”謝侯之說。
1971年，林彪出逃，機毀人亡，這一事件讓知青們搖搖欲墜的信念徹底崩塌。公社組織知青批判林彪集團的“571工程紀要”，飛機殘骸的濃煙中現出了殘酷的權力鬥争，知青們看得“毛骨悚然，背後直冒冷汗”，衆人面面相觑，想說點什麼卻什麼也說不出來。
生活仍在繼續。海面上平靜如常，海底翻滾的激流，摧毀了舊結構，滌蕩卷走了它的所有殘餘物。
許小年常引用《約翰·克裡斯多夫》裡的一句話：“一個人出生以後，在幼年的時候他被各種謊言所填滿。當他覺醒的時候，當他成長起來的時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嘔吐，把這些謊言都嘔吐出來，重新開始。”
那是一段隻能默默化解的精神危機，他開始如饑似渴地尋找一切可以找到的食糧，填補嘔吐後的空白。聊以解愁的俄羅斯民歌帶他認識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從《複活》、《安娜·卡列尼娜》到《悲慘世界》和《紅與黑》，人文主義的悲憫之心落在黃土地上，生根長出了枝葉。紅莊的知青大都出身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他們傳閱書籍，交換閱讀後的心得筆記。《悲慘世界》到許小年手裡時已經殘缺不全，封面和封底都沒有了，書頁上留下汗漬和磨損的褐黃色痕迹。
“那時候逮什麼看什麼，就是沒有書，那是一個貧乏的時候，特别渴，你什麼水都想喝。”謝侯之說。
多年之後，許小年才意識到那時發生了什麼變化，“從那以後，不會輕易接受未經獨立思考的任何理論或說教，無論聽起來多麼美好，都不會輕易接受的。”他幾乎是迸出每一個字。
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思想獲得自由并未帶來行動的自主。即使他後來成為了思想的強者，個體的命運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的限定，在人生的大多數路口上，他聽任時代在自己身上留下各種印記。
在村裡的最後一年，他當了小學老師，給農民的孩子們上課。1972年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樣，放學後走了七八裡的山路，回到自己的窯洞。村支書等在那裡，笑眯眯地遞給他一張紙，那是西安交大的入學通知：“小年兒，讀書去吧！”
作為工農兵推薦的大學生，他拿到了逃離農村的通行證。“跟做夢一樣，不敢相信。”臨行前一天晚上，書記給他開了歡送會，老鄉們都來了，旱煙嗆人的窯洞裡，一個村民拍着他的頭說：“這娃可吃苦了。”他嚎啕大哭，泣不成聲。
第二天早上，書記送他上路，走到村頭的棗樹灘，藏在棗林中的孩子們突然沖出來，圍在他身邊，拉着他的衣袖喊：“許老師要當學生喽！”“許老師，你還回來教我們嗎？”淚水再次奪眶而出，“回來呀，我會回來的。”那幾張珍貴的學生照片他一直留到了現在。
回歸
那個日夜都想逃離的小村子，以後成了他不曾間斷的回歸之地。
抽離苦難，那個村子化作浪漫的意象。“大漠孤煙直”，陝北的山窪裡沒有風，從山上俯視窯洞頂冒出的炊煙真的是直的。早春夜雨，雨滴噼噼啵啵地打濕了窯洞的窗紙。第二天晨起，推開門一看，漫山遍野，“千樹萬樹梨花開”。
他每年都要回去一趟，村莊基本維持了原貌，當年住過的窯洞還在，隻是年久失修，部分坍塌了。
人也在。他掏出手機，給記者看在延安拍的照片，“這是二哥，這是二嫂，這是他們的孫子。”“這是茅缸，他媽媽上廁所生下他，所以起了這麼個名字（笑）。”生産隊的農民、他教的學生、腦畔山也在，每次回村，他都要爬一爬這座熟悉的山，在山上靜靜地坐一會兒，聽聽久違的風聲。“别問我在想什麼，什麼也沒想，就是想靜靜地坐一會兒。”
距離他第一次爬上這座山，49年過去了，很多舊識已經作古。現在的支書喜才也是他教過的學生，會帶他到山上走一圈，指認着地邊山峁上的墳墓：“這是米如懷的墳，這是李德華的，折開敖的在這裡，那個是賈長高，邊上那個是他兒子的，他兒子得癌症，比他爸死的還早。”可憐老年喪子的父親，死了也要守兒子的身邊。“比我大的一些鄉親們，像老書記、老隊長，就隻能到山上來看看他們了。”
插隊的回憶對于其他人也是一樣的。那些知青們後來散落在天涯，但每次聚會，聊起當年的故事和情節，一切都宛如昨日。謝侯之已經定居德國近30年，“你讓我現在回憶德國留學時候的故事，日常的歲月，可能有些故事還記得，但是日常的流水歲月全都沒了影子。但關于插隊的，不光是故事情節，包括流水的歲月都記得那麼清晰，就像發生在昨天似的。”
那段日子為什麼會如此深刻？謝侯之想了想，說：“這幫小孩在城市裡悠哉悠哉，受着偉大的教育，一切都那麼光輝燦爛，那麼五彩缤紛。結果跑那個地方去，從裡到外全都颠覆掉了，印象深到了不能再深，這個烙印烙到了骨頭上。”
許小年總用“我們村”來稱呼那裡，“我們村的孩子們沒有一個考上大學的。我跟他們說，你們誰家小子、女子考上大學，所有費用我來承擔。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能考上，二代、三代農民都在打工。”說到這裡，他有些難過，他知道改變那些孩子命運的唯一可能就是教育，就像自己的經曆一樣。
在西安交大，他讀的是電機工程，畢業後分配去東北當了兩年沖壓工。1978年正式恢複高考後，他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研究生。在中國的曆史書上，1978年是濃墨重彩的一筆，中國拉開改革開放大幕的那一年，身處其中的人們卻很少能意識到它的曆史重要性。對于許小年來說，那一年他隻是打了行李包，從東北的工人宿舍搬進了人大東門的紅一樓。從北京到陝西，經東北，再回到北京，他的個人命運被時代大潮裹挾着，在地圖上畫了一個三角，又回到了出發的地方。
1981年，28歲的他從人大畢業，進入剛剛成立的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那是一個為國家重大項目提供可行性報告的咨詢機構，辦公地點就在中南海的工字樓。
在象征最高權力的大院裡，和其他年輕人一樣，許小年非常在意自己的報告能否得到重視，政策建議能否被上級采納。那是經濟學者的黃金時代，作家柳紅在《80年代：經濟學家的光榮與夢想》一文裡曾總結過，那個年代的中國經濟學界，有着強烈的宮廷化、奏折化、實用化特征。“他們此時此刻學習，此時此刻就有用武之地；他們形成影響，他們改變曆史……經濟學家作為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常常以個人，或主導一種思潮來參與和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這種群體性的、大規模的、全方位的參與和影響，實在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個獨特現象。”
回憶那段日子時，許小年帶着懷念的語氣，“年輕人如饑似渴地研究經濟學，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市場經濟，想的是怎麼推進改革，怎麼樣把經濟搞上去，我們太窮了，我們的經濟太落後了。”然而宏大志向碰上了才疏學淺，他狼狽地發現，學校裡學的那套關于計劃經濟的知識不靈了，“不能用于分析經濟問題，更不要說設計改革方案了。”
走出辦公室，回到紅莊，這一次他接受市場的再教育。包産到戶之後，“地裡的莊稼長得比我那個時候好多了（笑）……那确實是個蠻大的驚喜。”他問農民寅虎，現在每天在地裡幹多長時間，寅虎說：三四個鐘頭，最多半天。為什麼差這麼多？寅虎嘿嘿一笑說：“那時給生産隊幹，這會兒給自己幹，不一樣的。”
改革與其說來自對市場經濟的深刻認識，不如說源于計劃經濟的切膚之痛。實際上，國内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并不了解，改革口号是“摸着石頭過河”，可誰也不知道石頭在哪裡，能不能摸到，“市場經濟到底怎麼搞，其實是很模糊的。”
1980年代初，世界銀行的專家來中國考察，加深了國内學者的挫折感。這些專家們使用國際上通行的一套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比如投入産出表和一般均衡模型—進行政策研究，“我們這些号稱國内受過最好的經濟學訓練的人，居然看不懂。”許小年說。
世行專家打開了一扇窗口，許小年得以窺見一個全然陌生又令人向往的領域。他決定出國學習，他不知道自己将得到什麼，但失去什麼是清晰無誤的。機會成本高昂，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國務院秘書長的馬洪勸他：“為什麼要出國讀書啊？覺得我們單位不好嗎？你也許看不上，很多人想進都進不來呢。”
但許小年很堅定，馬洪主任最終同意了并給他寫了推薦信。對于這樣的大度，許小年至今心懷感激。1985年，許小年懷揣借來的100美元，隻身赴美。他在浪潮中抽身而退，錯過了改革的黃金時代，得失難以計算。今天回過頭去看，那是他人生中不多的一次自由選擇。随波逐流
飛機在新奧爾良着陸，許小年走出機場，突然驚慌止步。
在中國滿大街還是自行車的時候，美國早已進入象征工業文明的汽車時代。“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汽車，看上去像發瘋似的在你面前飛快地穿行。”他眼花缭亂，在亮起綠燈時也不敢過馬路。
一切都是未知的，他既惶恐又興奮。經濟學課程很難，語言也跟不上，前半年上課他完全聽不懂，“聽不懂沒有關系，我可以課前預習，課後複習，辛苦一點而已。”一切都顯得那麼新奇，“從來就沒想到經濟學是這麼講的，和在國内學的政治經濟學大不一樣。”
曾在體制内尋求認可，許小年在美國找到了知識分子的另外一種存在方式，“知識分子可以獨立地作為一個階層存在，他是思想的生産者、真理的發現者。至于這些思想和發現能否轉化為經濟效益，并不那麼重要。”
1992年開始，很多留學生選擇回國。中國的改革世界矚目，已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的許小年也開始往回跑，研究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當時也沒有想着回來，出于非常功利性的考慮，想把中國的現實問題變成可以發表的論文，有助于評職稱。”
1990年代中期，他寫了一篇關于中國公司治理的論文，發表在吳敬琏擔任主編的《改革》雜志上。在吳敬琏的推薦下，許小年獲得了當年的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
作為經濟學家，那是許小年在國内建立聲望的開端。1995年，中國建設銀行和摩根斯坦利組建了中國第一家投行—中金公司，中國金融改革邁出了重大的一步。吳敬琏擔任中金的首席經濟學家，他力邀許小年回國，中國要建設自己的資本市場，要搞自己的投資銀行。
許小年很猶豫，回國意味着收入的降低，已在美林證券工作了兩年的他也不确定投行業務能否在中國落地，“國内的專業水平低，和國際資本市場接軌應該是很困難的吧？”
“他（許小年）回去還是做了很大的犧牲，許博士在大家印象裡是個經常批評政府的人，但他非常愛國，對國家、對資本市場和中國的企業他是有情懷的，他自己可能不說（笑）。”許小年的前同事、中金的首席投資官邱勁告訴《人物》。
個體的選擇再一次與國家的重合。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國内學者明确提出凱恩斯主義政策作為應對。1998年，中國政府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第一次推行積極的财政政策，正式開啟凱恩斯主義時代。同年年底，許小年回國加入了中金。
在中金，他遭遇了職業生涯中的最大挫敗，公司的二級市場業務一籌莫展。每次公司管理委員會開會，投行部得意地報告做了多少項目，賺了多少錢，而許小年負責的研究部拖累了銷售交易部，二級市場上連年虧損，承受着公司内部的巨大壓力。
面對公司管理層的質疑和建議，許小年堅持自己認定的工作方向。
許小年說：“既然把研究部交給我，這事兒你們就别管了，我要是沒完成任務，可以把我撤了。”
管理層問：“難道不可以給你提工作建議嗎？”許小年說：“當然可以，但接受還是不接受，我決定。”
“他學者出身，非常坦率。對下屬、對同事，甚至對他的領導，講話也都是非常客觀、非常直率的。同事被他罵過，領導跟他經常有非常激烈的争議，這是他一個鮮明的特點，他從來不掩飾自己的觀點。”邱勁說。
那種莽撞和驕傲，是刻在許小年骨子裡的。他按照國際投行的标準做研究，帶着研究報告和客戶交流，客戶看不懂，要求他畫流行的K線圖，那是被許小年斥為巫術的分析方法。他一口回絕：“對不起，K線圖我不會做。”客戶當面把他的報告扔進了紙簍。
“2000年前後，國内的證券市場流行做莊，跟風炒作，很多投資者根本不看基本面。中金引入了嶄新的投資理念，那就是價值投資、長期投資，根據基本面做投資。當時很多人覺得這個太陽春白雪了吧，能賺到錢嗎。聽一聽可以，真的要做的話，還是要看這些曲線圖啊。他要打開一個新局面，難點主要是在這裡。”邱勁說，“再加上國内不太喜歡直言直語，他的工作方法也有點水土不服。”
對許小年來說，那段時間非常煎熬，他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應該去畫K線圖。困窘持續了将近兩年，直到等來第一個機構客戶，上海九是公司的高總說中金的研究報告寫得好，決定在中金開戶。“為這事，我記高總一輩子。”許小年說。
“我引以為自豪的，就是把國際投行的一套研究方法帶回了國内，成為機構客戶所接受的行業标準，也得到了國内券商的普遍認可。”許小年說。
這套标準對業内影響巨大。一位金融界人士對《人物》給出了這樣的評價，許小年的貢獻在于為中國建立了金融市場研究體系，“現在沒人看K線圖了，相當于原始人發現了火。”
2004年，在中金如日中天之時，許小年辭職離開。那是一個令人感到意外的決定，他對這個決定的内情不願多說，隻是淡淡提了句：“如果沒有外力推動的話，我會在中金多待幾年。”
邱勁記得，那個決定來得很倉促，内部都很驚訝，許小年說是個人決定，大家不好再挽留。他替許小年遺憾，“當時中國A股市場才剛剛進入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1992年到2000年，交易都是以看K線圖、坐莊為主。2000年是一個分水嶺，中金承銷的寶鋼股份上市，開啟了藍籌股的新世紀，後面是中石化、四大銀行、保險公司和中石油。2006年、2007年、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這三年是中金最輝煌的時期，他實際上沒有參與到。”
和離開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類似，許小年再次在浪潮中抽身而退。前一次是主動選擇，強烈的求知欲驅使；後一次非他所願，他用了“随機行走”這個詞，或許是自我解嘲式的掩飾？或許真情确實如此？恐怕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在這次采訪中，更為消極的“随波逐流”替代了“随機行走”。
從哈耶克、阿瑟·劉易斯、奧利弗·威廉姆森等諾獎大師那裡，他接受了有限認知能力的觀點，這當然意味着，人的行為能力也是有限的。社會不可能按照個人的意願演進，個人的命運也不完全取決于他自己。某種意義上講，許小年踐行了他所倡導的：既然政府應該減少對市場的幹預和計劃，因為它的認知能力和行為能力有限，為什麼個人走的道路一定要遵循事先制定的計劃呢？
邱勁和同事為他辦了歡送會，他記得許小年很平靜，“他是個意志堅強的人，吃過普通人沒有吃過的苦，不會像一般人那樣的脆弱。”
多次的“非我所願”之後，他不再期待“如我所願”了，不再有強烈的個人願望，“非要實現的目标，已經沒有了。”
沒有終點，隻有拐點
如今，他樂于談論那些小自由。在西安交大讀書的那些年，因為課程要求不高，他在課堂上隻有10分鐘的注意力，時常和鄰桌同學交頭接耳。教數學的葛老師問清了原委，許諾他可以不來上課，但必須參加考試。每逢數學課，他高高興興地泡在圖書館裡，讀完了《資治通鑒》，磕磕絆絆地看了幾本介紹相對論的書，盡管沒有看懂。現在回想起來，許小年帶着微笑說：“葛老師給了我自由。”
在内蒙古的一個下午，晚飯前朋友提議去騎馬。他選了一匹相對高大的蒙古馬，憑他半生不熟的騎術，在廣闊的草原上催着馬兒小跑起來，“哈哈，真帶勁！”發出一位嚴肅先生少有的大笑。
牧民擔心他歲數大，在馬上發生意外，用蹩腳的普通話喊着他回來。他充耳不聞，奔向遠處的山丘。在那裡，他立馬凝視橘黃色的夕陽，晚風吹過，草原如飄動的金絲絨毯。他掏出手機，拍下燦爛的落日景色。
牧民的呼喊終于發生作用，孤影單騎戀戀不舍地掉頭回轉，背後的太陽一寸一寸地落到了地平線下。馬背上的自由，像在海水中遊泳的感覺，而遊泳是他自小學以來堅持不辍的運動。在膝蓋沒有損傷之前，速降滑雪是他的冬季最愛。許小年還告訴記者：“我經常夢見自己變成鳥，在天空中飛翔。”
離開中金後，他加入了中歐商學院，重回教室講台。“中金和中歐的經曆讓我重新審視在美國學的經濟學，我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理解和教授經濟學了。”企業家作為中金的客戶和中歐的學生，對他的研究和思考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市場經濟的核心是企業家，企業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創新，從熊彼特書中讀來的結論，每天都在現實中得到生動的驗證。
陸燕記得，許小年說過一句話，中國經濟未來的希望在企業家身上。“作為一個老師，他想把這些思想傳播給學生，價值遠遠比他在中金擔任那個職位所創造的要大得多。一年他大概要教1000位學生吧，如果有一半或者是幾百個得到啟發，影響到幾百家企業，那是什麼樣的社會效應啊。”
“像一條魚突然躍入海裡，看到很多海底的美景，也就是多元的、色彩缤紛的、各種各樣的企業，當然也會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因為可以研究的微觀世界太豐富了，許教授的感覺肯定是特别好。”中歐EMBA學員、江蘇漢錦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焦勝告訴《人物》。
許小年成了學院裡最愛和學員打交道的教授，經常去學員的企業考察，診斷問題，為他們出主意、想辦法。在課堂上，他對學員最常講的一句話是：“你們做好企業，我就無上榮光。”
他教過的學生數以萬計，擁有了一個校友自發組織的粉絲團，叫作“年糕團”。陸燕記得，有企業家曾對許小年說，“你哪裡有演講，我就跑到哪裡來聽。”
在微觀世界裡，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鋒利。許小年擔任了田明的朗詩綠色集團獨立董事。田明說，“他非常的獨立，獨立到了不講情面的地步。雖然有師生的關系，我畢竟是董事長嘛，有時他的批評直不咚咚橫着就出來了。”
田明腦海裡對老師有個揮之不去的印象：教授斜着眼睛看他，突然抛出一個很尖銳的看法，讓你措手不及。“每一次尖銳的觀念或者詞語，聽着不那麼舒服，但或多或少都給我們一些養分，讓我們警覺和重視，他的最大價值就在這裡。”
“比如說，以前我們投資按照赢利多少來算賬，許老師讓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如果市場下跌了20%，這個項目還能投嗎？不是說平均我能賺20%還是30%。一個是屬于進攻型的思維，一個是屬于防禦型的思維。當風險比較大的時候，你就必須分析項目的安全邊際了，而不能老想着正常情況下的投資收益。話不多，一下子就把這個題給你點出來。”
很多企業家去聽許小年的課，希望他分析宏觀政策的影響，“就是去跟風，這個叫政策抄底嘛，他們學習宏觀的經濟學的目的可能是這個。”張家瑞說，“但許教授的理念是企業應該甯可踏空，也不要斷糧，這是他的名言，就是甯願你沒有搭上政策的順風車，也不要跟錯了而産生災難性後果。比如跟着産業政策走，一窩蜂上項目，結果就是過剩産能，産品賣不出去，投資無法回收。他建議企業不要過度關注經濟政策，把重點放在提高自己企業的競争力上。”
“中歐有很多是年輕的二代企業家，怎樣給這些企業家正确的價值觀、正确的商業觀、正确的經濟觀，很重要，我覺得像吳（敬琏）老師、許小年教授能夠給他們這一切。”許小年的好友、北京九漢天成有限公司董事長宋軍說。
近幾年許小年屢次和邱勁談起科技的進步，科技在企業的應用讓他感到非常興奮，“他從試圖說服政府和提供政策建議，轉向在微觀層面上用他的學識和市場上的具體案例，幫助企業改進效率，真正做到民富國強。他的情懷還在，隻不過換了一個方式吧。”邱勁說。
焦勝曾和許小年一起去新疆考察，在一個山口，許小年站在那裡遠眺群山，背影顯得孤獨。
他對焦勝說，現在不争論了，去做實事。“當時我們就說，自然才是永恒，這個山水一千年都是這樣的。人類是很渺小的，各種觀念的争論轉瞬即逝，成功企業創造的價值卻可以長存于世。宏觀政策無能為力的地方，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動經濟的發展，大家的力量都能用到，這不是很好嗎？許教授講的所謂不争論，去做實事，就是這個道理吧。”
他切換了路徑，少了一點失望和沮喪。“這個國家邁向現代的道路是漫長而曲折的，在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上什麼都可能發生。所以現在心态平和，調整期望以避免失望。”
最後的一次采訪是在晚上。許小年坐在沙發上，過敏依然很嚴重，戴着防花粉的口罩，聲音發沉，他一字一句地說：“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們的民族一定要實現現代化。”遠追孔子，近觀托克維爾，他希望知識分子留下這一代人的思考，“托克維爾一生就寫了兩本書，這兩本書足以确立他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學者的地位。”停頓片刻，他又說，能不能給後人留下遺産也不是很重要，就像馬克思說的，隻要自己搞清楚了問題，他的著作、他的手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也無所謂。
他喜歡尼采的那句，“我活在死後”，“你感到孤獨的時候，你要準備好活在死後，也許死後都沒有你的機會，那你也得認，因為你的産品很有可能就是廢品，人家不買賬的廢品。”
凱恩斯是自由主義市場派的敵手，哈耶克對于凱恩斯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但終其一生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記者問他是否想繼續前人的工作，望着車窗外流過的風景，他緩緩地說：“我根本沒有那個能力，已經放棄了。”
兩年前，許小年登上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馬紮羅山，在一群年輕人中，63歲的他第一個登頂。但是凱恩斯對他而言，是比乞力馬紮羅山還要高的山峰。“我知道他那座山有多高，我隻能爬到乞力馬紮羅山，再不敢奢望珠穆朗瑪峰。”
如果有機會和凱恩斯見面，許小年會跟他說：“凱恩斯先生，你錯了，絕對錯了。”
他想象了一下凱恩斯的反應，那個身材高大、略微駝背的經濟學巨擘大概會狡猾地一笑，攤開雙手聳聳肩，“也許你是對的，但是我在經濟學說史上已經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我将名垂青史。”
“你感到孤獨的時候，你要準備好活在死後，也許死後都沒有你的機會，那你也得認，因為你的産品很有可能就是廢品，人家不買賬的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