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的左邊
都是回憶。推開大禮堂的門，還能聞到小時候的味道，每個禮拜六父母親帶他到裡面看電影。第一部電影的細節還清楚地記得，片子講的是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中一個資本家的故事。躲避通緝的資本家藏身在一個很小的地方，聖誕節時，外邊下了雪，他窮途潦倒，“走回到他家的那條街，窗戶裡頭，看見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們，看見了聖誕樹。”老體育館是孩子們經常去的地方。那時候清華每年都要舉辦北平市大學生運動會，總是人山人海。他們一幫清華園裡教授家的孩子就自發組成啦啦隊，給清華的運動員呐喊助威。
楊振甯先生拄着手杖在校園裡走着，每次經過這些地方，從前的情景就出現了。他95歲，人生繞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點。路邊的槐樹和銀杏繼續繁盛着，身邊走過的是正值青春的學生們，也有父母牽着的七八歲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小夥伴們。近一個世紀的時光似乎隻是刹那。
與大多數睡眠少的老人不同，楊振甯現在還可以像年輕人一樣“睡懶覺”，早上9點多鐘起床，處理一些郵件，中飯後再睡一兩個小時午覺，下午四五點鐘出現在距離家一公裡的清華園科學館辦公室裡。晚上，有時和翁帆在家裡剪輯一些家庭錄影，素材的時間已經跨越了大半個世紀，年輕時他用攝影機記錄了很多家庭時光。2013年一次背痛入院後，他不能再進行長途旅行了，“太累的話，背便容易出毛病。”—也許因為年輕時太喜歡打壁球受了傷，也許隻是時間不曾放過任何一個身體。他現在怕冷，常常要泡泡熱水澡，家裡的浴室和衛生間裡都裝上了扶手保障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邊。”楊振甯對《人物》記者說。他的左耳聽力更好一些—依然需要借助助聽器。但在很多方面他又完全不像一個95歲的老人—他有一雙依然明亮的眼睛，說話時聲音洪亮，思維敏捷，幾十年前的細節回憶起來一點也不吃力。采訪中，每當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問題，他總是略微擡起頭，凝神靜思，認真得像一個孩子。
辦公室乍看上去并無特殊，但房間裡的一些物件透露出主人的特殊身份。比如牆上挂着的一幅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落款莫言。楊振甯讀過莫言的小說，但他對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最近關注更多的是國際大勢，比如特朗普“要把整個世界帶到什麼地方去”。有時看到了他覺得好的文章，他會通過郵件分享給十幾個關系密切的身邊人。
楊振甯每天會看看央視和鳳凰衛視的新聞。這是他很早就有的習慣。在弟弟楊振漢的記憶中，他早年在美國時，每天都要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報》，“很快地翻，看看這裡面有沒有什麼（時局）變動。”他是1949年後最早回國訪問的華裔科學家，也是在報上看到的消息—1971年，《紐約時報》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則美國政府公告，他從中發現了中美外交關系“解凍的迹象”。
2003年，相伴53年的太太杜緻禮去世後，楊振甯從美國回到他從小長大的清華園定居。如今的清華在某些方面已經完全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了。幾個月前，好友吉姆·西蒙斯夫婦來北京看望他和翁帆，在清華住了幾天。西蒙斯是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時的數學家同事，後來成為“傳奇對沖基金之王”。有一天，西蒙斯的太太問楊振甯，Frank（楊振甯的英文名），你不是在清華園裡長大的嗎，你小時候住的地方還在不在，帶我們去看看。當年楊家住在西苑11号一個約200平方米的四合院裡。楊振甯帶他們去看時，發現大門已經不能辨認了，一家人住的院子如今住進了5戶人家，寬敞的院子成了黑黢黢的七裡八拐的小胡同。
“後來我想，是不是給美國人看有點寒碜，可是又一想啊，不是，非常好，為什麼呢，使得他們了解到中國要變成今天這樣子，不容易。”在清華園裡種種複雜的感受，楊振甯歸為一點：他經曆了一個不尋常的“大時代”。
采訪那天，攝影師請他倚在科學館樓梯拐角的窗前，這幢建于1918年的磚紅色歐式三層小樓曾經也是任清華算學系教授的父親的辦公地。烏黑色的窗棂縱橫交錯，窗外是初夏滿眼生機的綠色，舊時光似乎還在昨日。
GreatScientist
科學館的辦公室裡放着一塊小小的黑色大理石立方體，這是清華大學送給楊振甯的90歲生日禮物。4個側面依次刻上了他這一生在物理學領域的13項主要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有3項，分别是1954年與米爾斯合作的楊-米爾斯定律（或曰非阿貝爾規範場理論）、1956年與李政道合作的宇稱不守恒定律和1967年的楊-巴克斯特方程。
毋庸置疑，楊振甯是20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但對于普通人來說，理解一位理論物理學家的貢獻也許實在太難了。著名華裔物理學家、MIT數學系教授鄭洪向《人物》提供了一個形象的說明：物理學界有一個通俗的說法，諾貝爾獎分為三等，第三等的貢獻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貢獻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楊振甯與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獲得的諾貝爾獎是其中的頭等—愛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獎。
在許多物理學家的回憶中，1957年10月是興奮、激動和傳奇。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超導體物理學家朱經武當時在台灣中部一座“寂靜小城”讀高中，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讀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關楊振甯的報道，教室和操場上不斷地和同學談論他們完全不懂的“宇稱不守恒”。佐治亞大學物理系教授鄒祖德12年後在英國利物浦一個很小的中國餐館吃飯時，聽到一個沒讀過什麼書的廚師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談起楊振甯的成就，“感慨萬分”。
鄭洪向《人物》回憶第一次接觸楊振甯的情景—那是1964年前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後，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楊振甯當時對他來說是“神話裡面的人物”—在一個中國同學會上，大家正在聊天、跳舞，突然有人說，楊振甯來了，“大家都轟動了”，紛紛站起身迎接楊振甯。
實際上，楊振甯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宇稱不守恒理論，而是楊-米爾斯理論，如果說前者讓他成為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後者才真正奠定了他的一代大師地位。楊-米爾斯理論被視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物理學和現代幾何的發展。美國聲譽卓著的鮑尓獎在頒獎詞中稱，“這個理論模型，已經跻身牛頓、麥克斯韋和愛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對未來世代産生相當的影響。”量子電動力學奠基人之一、國際備受景仰的著名物理學家弗裡曼·戴森稱楊振甯為“繼愛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後，20世紀物理學卓越的設計師”。
半個多世紀之後，互聯網時代的中國輿論場上，這位在國際上備受尊崇的“greatscientist”、當年“神話裡面的人物”卻在遭受庸俗的解讀，因為與翁帆的婚姻，他像娛樂明星一樣被輕佻地談論，經過歪曲或刻意編造的僞事實也随處可見。甚至有人編造翁帆父親娶了楊振甯孫女的謠言—這一謠言出現時，楊振甯的孫女才7歲。
人們似乎已經沒有耐心了解傳奇—他深邃的工作與普羅大衆之間的遙遠距離更加劇了這一點。
一位網友在指責楊振甯的留言後面連發了幾個反問：“你聽說過楊-米爾斯理論嗎？你知道楊振甯在物理學上的建樹嗎？你知道楊振甯在物理學史上的地位嗎？”
答案多半都是否定的。與楊振甯關系密切的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氣憤不過，寫了一篇辟謠和解釋的文章，但被楊振甯壓下了。楊振甯回複他，除了讨論物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我一輩子挨罵挨多了。“挨罵”是從他1970年代走出書齋開始的。首先罵他的是台灣方面和美國親國民黨的華人。1949年以後，美國華人社會中一直“左”、“右”對立。有親國民黨的報紙稱他是“統戰學家”，勸他“卿本佳人，好好回到物理界，潛心治學吧”。蘇聯也罵他，一份蘇聯報紙指控他是“北京在美國的第五縱隊”的一分子。
1971年，去國26年的楊振甯以美國公民身份第一次訪問中國，周恩來設宴招待。此後他幾乎每年回國訪問，持續受到中國官方高規格禮遇。他敬佩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新中國抱有很多的希望和敬意。回國定居後，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國情懷時常從他的公開發言中流露出來。一些人也因此批評他對當下體制批評太少，維護過多。
也許名聲的确是誤解的總和，圍繞楊振甯的各種聲音都對他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在《人民日報》的一次采訪中，楊振甯回應說：“我知道網上是有些人對我有種種奇怪的非議，我想這裡頭有很複雜的成分。我的态度是隻好不去管它了。”
但輿論在某些時刻還是影響了楊振甯的現實生活。
從美國回到清華後，他給120多位本科生開了一門《普通物理》，一位聽過這門課的清華學生回憶，楊振甯的課對于剛剛高中畢業的他們來說難懂，後來讀博士時他才意識到，當年課上聽的是“武林高手”的“秘訣”。這門課隻開了一學期，除了楊振甯的身體原因，也和他與翁帆的訂婚消息公布之後媒體的“幹擾”不無關系。一位記者在報道中描述了“最後一課”的場景：“在一群保安的簇擁下，一個身穿黑呢子大衣的老人從走廊的盡頭走來，瘦弱的身材使他看上去顯得有些高大，頭發上還散落着幾朵尚未融化的雪花。路面很滑，但老人的步伐卻并不比年輕人慢，一轉眼的工夫，就進入了教室。保安随即迅速把門牢牢地關上，由于門上的玻璃被報紙覆蓋得嚴嚴實實，對于教室裡發生的一切，站在外面的人什麼都看不見。5分鐘之後，教室裡隐約傳來講課的聲音。”
“後來再要上課就比較有困難，”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有些遺憾，“原來我的希望是把整個大學物理能夠講完，但後來沒有講完。”攝影尹夕遠
攝影尹夕遠偉大的藝術家
簡潔深奧的方程式是物理學家與公衆之間的一道天然屏障。也許隻有詩人可以做個勉強的助手。楊振甯曾經引用了兩首詩描述物理學家的工作。其中一首是威廉·布萊克的《天真的預言》：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AndaHeaveninaWildFlower.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AndEternityinanhour
（一粒沙裡有一個世界一朵花裡有一個天堂把無窮無盡握于手掌永恒甯非是刹那時光）
另一首是英國詩人蒲柏為牛頓寫下的墓志銘：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light；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
（自然與自然規律為黑暗遮蔽上帝說，請牛頓來！一切遂臻光明）
“我想在基本科學裡頭的最深的美，最好的例子就是牛頓。100萬年以前的人類就已經了解到了有這個一天，太陽東邊出來，西邊下去的這個規律。可是沒有懂的是什麼呢，是原來這些規律是有非常準确的數學結構……這種美使得人類對于自然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我認為這個是科學研究的人所最傾倒的美。”楊振甯說。
弗裡曼·戴森稱楊振甯為“保守的革命者”，“在科學中摧毀一個舊的結構，比建立一個經得起考驗的新結構要容易得多。革命領袖可以分為兩類：像羅伯斯庇爾和列甯，他們摧毀的比創建的多；而像富蘭克林和華盛頓，他們建立的比摧毀的多。”楊振甯屬于後者。楊-米爾斯理論是這位“保守的革命者”建立的“經得起考驗的新結構”中最輝煌的一個。
像許多重要的理論一樣，楊-米爾斯理論得到驗證并被主流接受經曆了多年時間。剛發表時，物理史上的大物理學家泡利就因為論文中沒有解決的規範場量子質量問題一點也不看好它。引導楊振甯的正是他所傾心的美。楊振甯在多年後的論文後記中回憶：“我們是否應該就規範場問題寫一篇文章？在我們心裡這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這個思想很美，當然應該發表。”
與很多科學家不同的一點是，楊振甯非常注重taste和風格，他喜歡用美、妙、優雅這一類的詞描述物理學家的工作。他說，一個做學問的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當清楚的taste。就像做文學一樣，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各個科學家，也有自己的風格”。他這樣解釋科學研究怎麼會有風格：“物理學的原理有它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個物理學工作者，對于這個結構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會發展他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說他會形成他自己的風格。”
關于taste，楊振甯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時候，一位隻有15歲的學生想進他的研究院，他和這位學生談話時發現，他很聰明，問了他幾個量子力學的問題都會回答，但是當問他“這些量子力學問題，哪一個你覺得是妙的？”他卻講不出來。楊振甯說：“盡管他吸收了很多東西，可是他沒有發展成一個taste……假如一個人在學了量子力學以後，他不覺得其中有的東西是重要的，有的東西是美妙的，有的東西是值得跟人辯論得面紅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覺得他對這個東西并沒有真正學進去。”
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受數學教授父親的影響，楊振甯一直對數學有審美上的偏愛。朱邦芬對《人物》說：“比如像我，我對數學，覺得是一種工具，我隻要能用就行，我不一定非要去對數學的很多很細微的、很精妙的一些地方去弄得很清楚……隻要好用就用，是一種實用主義者。楊先生他是不太贊成，他實際上是具有數學家的一種審美的觀念。”
在楊振甯看來，愛因斯坦的時代是“黃金時代”，他趕上了“白銀時代”，而現在是“青銅時代”—“青銅時代”的特點是理論物理在短期内很難看到有大的發展可能。楊振甯更喜歡“探究更基本的一些東西”，因此他不喜歡“青銅時代”，所以他多次說過，如果他是在這個時代開始他的研究工作，他可能就不會搞物理，而是去做一個數學家了。
很多物理學家都對楊振甯的風格印象深刻。物理學家張首晟一直将楊振甯視作偶像，他曾聽過楊振甯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開的一門《理論物理問題》，楊振甯用了三堂課講磁單極子—這是一種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的粒子，“如果急功近利的話，大家總是要找一個有用的課題，這個東西不可能有任何用的……但是它的數學結構非常非常優美，最好地體現了理論物理和數學的統一，也充分體現了理論物理的美。所以這個就是在别的地方學不到的。”
在戴森看來，楊振甯很樂于在某些時候做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在另一些時候又做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向《人物》回憶起楊振甯1952年的一篇論文：“這篇文章是對一個不重要問題的漂亮（漂亮得讓人歎為觀止）的計算。這表明他在純粹的數學中享受他的技藝，絲毫不關心物理結果重要與否。在這篇文章裡，楊是以藝術家而非科學家的身份工作的。在他一生中，楊兩種文章都寫了很多。一種是在物理上重要的，他将重要的物理學問題與優雅的數學結合起來。另一種就像伊辛鐵磁的文章，物理上并不重要，他享受于數學技藝之中。”
楊振甯的科學品位也在生活中體現。在他家中的客廳裡，挂着一幅吳冠中的《雙燕》。吳冠中是他喜歡的一位畫家。吳冠中的畫作主題多為白牆黑瓦的江南民居，“簡單因素的錯綜組合，構成多樣統一的形式美感”，他所鐘愛的簡潔的美也在這位畫家的筆下。
在寫作上，他也有同樣的偏好，“能夠10個字講清楚的，他絕對不主張你用20個字、30個字。”楊振甯的博士論文導師、“美國氫彈之父”特勒講過一個故事。特勒建議楊振甯将一個“幹淨利落”的證明寫成博士論文。兩天後楊振甯就交了，“1、2、3，就3頁！”特勒說：“這篇論文好是很好，但是你能寫得長一點嗎？”很快，楊振甯又交上了一篇，7頁，特勒有些生氣，讓他“把論證寫得更清楚、更詳細一些”。楊振甯和特勒争論一番後走了，又過了10天，交上了一篇10頁的論文。這次，特勒“不再堅持，而他也由此獲得他應該獲得的哲學博士學位”。正常的天才
這種簡潔之美也延續在楊振甯的日常生活中。朱邦芬發現，一起吃飯，時間長了之後，點菜的時候根本不需要楊振甯點了，因為他愛吃的就那幾樣—辣子雞丁，酸辣蛋湯，加個蔬菜，有時再來個紅燒肉，少有變化。他的樂趣在物質享受之外。在一次演講中，楊振甯說：“一個人這個日常生活裡頭一定有一些紛擾的地方。做科學研究的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忘記掉那些紛擾。”
樂趣的前提來自他一直清楚并順從自己的taste。在他的學術生涯裡，從不趕時髦做“熱門研究課題”。“倒不是說它們都不重要，而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興趣、品位、能力和曆史背景，我願意自發地找自己覺得有意思的方向，這比外來的方向和題目更容易發展。”楊振甯後來解釋說。因此他從不贊成“苦讀”，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做一件工作感到非常苦，那是不容易出成果的。”
“他的熱情，你完全可以看得出來，并不是說他偶然碰到一個東西做出來。”物理學家朱經武向《人物》回憶，“我記得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就跟我講他的一些理論，他講，（然後）他站起來，越站起來講話的聲音精神是越來越足，非常地興奮，就跟我講它的結果。是很有意思的，現在還在我的腦海裡面。
與楊振甯打過交道的物理學家都感受過這種激情。物理學家伯恩斯坦曾經回憶過普林斯頓時期楊振甯與李政道二人合作時的情景：一個辦公室靠近他們的人，“幾乎不可能不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讨論任何物理問題，都是興緻昂揚，而且常是用極大的嗓門。”江才健在《楊振甯傳》中寫道：“楊振甯和李政道扯開嗓門，并且用手指在空中淩空計算，是許多認識他們的物理學家都看過的景象。”
多年後，這個習慣仍然保留了下來。翁帆在2007年出版的楊振甯文集《曙光集》後記中談到了他的這個習慣，“有時半夜起床，繼續準備文稿，往往一寫就一兩個小時。他總是說，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下來……不過，有時振甯的寫作習慣很有意思：他靜靜坐着或者躺着，舉一隻手，在空中比劃着。我問他：‘你在做什麼呢？’他說：‘我把正在思考的東西寫下來，這樣就不會忘了。’他告訴我這個習慣已經跟随他幾十年了。”
在楊振漢的記憶裡，小時候的楊振甯也是充滿了對世界的熱情。盡管圍牆外的世界時局動蕩、内憂外患，但楊振甯在清華園裡的生活甯靜而豐富：與小夥伴一起制作簡易的幻燈機，關了燈在牆上“放電影”；禮拜天在家裡做化學實驗；晚上帶弟弟們到自家屋頂平台上看北鬥星；跑到荷花池溜冰；和一幫小夥伴到坡頂上騎車，“從一座沒有欄杆隻有兩塊木闆搭成的小橋上呼嘯而過。”讀小學時，從家到學校的路上，蝴蝶和螞蟻搬家都是“重要事件”。楊振漢記得有一次楊振甯帶他一起去找仙人掌，找到之後，楊振甯用筷子“把那個花心一轉，就發現轉了以後，那花心自己會倒回來”。楊振甯用自己的猜測告訴弟弟，植物一定也有神經，但是跟人的不一樣。
楊振甯喜歡與中學生談話。他的好友庫蘭特夫婦說，在他們認識的科學家中，楊振甯和費曼是僅有的兩個能與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個性”的人。
楊振甯一生在象牙塔中，年少時在清華園如此，西南聯大時期，以及後來到美國的學術生涯依然如此，其中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17年更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這讓楊振甯一生保持着某種簡單與純真。葛墨林說：“在他的眼睛裡人的本性還是很善良。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呢，他老覺得他不好理解。我老是勸他，我說楊先生，社會很複雜，您要注意防範了。”美國自由開放的環境也幫助他保持了這一點。楊振漢說：“他沒有我們中國人在解放以後的社會，經過各種運動的這種（經曆），他不覺得這個社會有什麼壓力。”楊振甯自己也喜歡他身上的這一點：“我想我處人處事都比較簡單，不複雜，就是沒有很多心思，我喜歡這樣的人，所以我就盡量做這樣子的人。”
但另一方面，楊振甯又不像一個象牙塔裡的人。他興趣廣泛，1970年代以後他願意走出書齋，出任全美華人協會首任會長，做促進中美建交的工作就是一個例子。“我覺得你跟他待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他這個人興趣很廣泛，聽你話也非常注意，差不多随時随地都很喜歡動腦筋的。”楊振漢對《人物》說。
面對他關心的重要問題，他還總是忍不住發表意見，“動不動還是我要寫篇文章，我要表明我的觀點。”2016年，他發文反對中國建大型對撞機，再度引起輿論熱議。翁帆有時嫌他“過于直率”，“你何苦要寫呢？過後又有些人要罵你了。”楊振甯回答：“我不怕。我講的是真話！”
他性格開朗，從來不是“高處不勝寒”的感覺。做研究的時候，幾何題目想不出來，先放一放，唱兩句歌，兜一圈回來再來。好友黃昆有個極貼切的評價，他說“楊振甯是一個最正常的天才”。
熟悉楊振甯的人對他的描述最多的幾個特點是：會關心人、慷慨、沒有架子。接受《人物》采訪時，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些讓他們感動的細節。朱邦芬回憶，楊振甯的老友黃昆（著名物理學家，中國固體和半導體物理學奠基人之一）生前喜歡聽歌劇，楊振甯知道他這個愛好後特地買了台音響設備送給他。葛墨林至今記得楊振甯請他吃的一盤炒蝦仁。1986年，他有次從蘭州大學到北京飯店看楊振甯，吃飯時楊振甯特地點了一盤他自己不愛吃的炒蝦仁。楊振甯說，這是給你吃的，你在蘭州吃不着蝦。《曙光集》編輯徐國強說，有時楊振甯還會向他做一些私人之間的“善意的提醒”，比如跟某某打交道的時候别太實心眼。
年紀大了後，楊振甯重讀《三國》、《水浒》和小時候“覺得淨講了一些沒有意思的事情”的《紅樓夢》，現在都看出了新東西—“到了年紀大了以後就了解到，人際關系有比我小時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東西。”
1949年，楊振甯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後研究
1957年，楊振甯與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觀念被實驗證明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歸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這樣概括楊振甯的人生：“物理學的巨大成就僅僅是楊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國情懷，兩者互為表裡，關系密不可分。”
在西南聯大時他哼得最多的一首歌是父親一生都喜歡的《中國男兒》：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
要将隻手撐天空。睡獅千年，睡獅千年，一夫振臂萬夫雄。
……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勒功，至今熱血猶殷紅。
經曆過滿目瘡痍的落後中國，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浸潤長大，楊振甯真誠地期待中國的崛起與民族的複興。
葛墨林記得，南開大學理論物理研究中心開的很多次會，都是楊振甯從香港募集，然後直接把錢帶回來。有一次他怕他們換不開，把錢都換成一捆捆的20美元，裝在包裡。葛墨林說：“有一次我特别感動，那時候我還在美國，他妹妹來找我，她說你看楊先生又開車自個兒去了，到紐約，到Chinatown，就華人城去演講，我說幹嘛，她說捐錢去了，我說那有什麼，她說他還發着燒，還發着高燒，自個兒開車，因為人家香港那些有錢人來了，趕緊去開着車給人家談啊怎麼捐錢。當時我就很感動。”
楊建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96年聽楊振甯演講時的一個細節。當主持人介紹楊振甯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時，楊振甯立即舉手加了一句：“那時我持的是中國護照！”另一個細節也很能反映楊振甯的性格。香港中文大學很早就想授予楊振甯名譽博士學位，但楊振甯一直沒有接受，因為在1997年之前，授予儀式上有一個英國傳統，接受榮譽學位的人要到英國校監面前鞠躬，然後校監拿一根小棍子在接受者頭上敲一下，而楊振甯不願意對着英國人行這個禮。等“香港一回歸，校監是中國人了，他立即接受了”。
2002年，楊振甯在旅居法國的發小熊秉明的葬禮上動情地念了一首熊秉明的詩：
在月光裡俯仰怅望，
于是聽見自己的聲音伴着土地的召喚，
甘蔗田，棉花地，紅色的大河，
外婆家的小橋石榴……
織成一支魔笛的小曲。
這是熊秉明的故鄉，也是楊振甯心中“世界所有遊子的故鄉”。2003年，他終于離開居住了58年的美國，回到了這片有“甘蔗田，棉花地，紅色的大河，外婆家的小橋石榴”的土地。
回國的第二年，82歲的楊振甯與當時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念研究生的28歲的翁帆結婚。接下來的輿論讓人想起阿根廷影片《傑出公民》中的故事—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重回故鄉之後，遇到的并不全是溫情和善意。
94歲的弗裡曼·戴森不明白在中國“為什麼人們要對一位新太太抱有敵意”，他在美國從未聽到關于此事的任何負面評論。作為朋友，他為楊振甯感到開心。“楊自己告訴我第二段婚姻讓他感到年輕了20歲，我向他緻以最溫暖的祝福。我也認識他的第一任太太緻禮，而且我确信她如果知道他有一個年輕的新太太照顧他的晚年生活，也會感到高興。”戴森在回複《人物》的郵件裡這樣寫道。
楊振甯回國後一直住在清華園勝因院一幢綠樹環抱的幽靜的乳白色二層小樓裡，杜緻禮剛去世的時候，朱邦芬曾去過楊振甯家幾次，“确确實實他一個人生活很孤單。就住在那個地方，我看他晚上就是一個人，有時候就看看錄像，看看電視。他自己也說，他說他不找翁帆，也會找一個人過日子，他不是太喜歡一個人很孤單地這麼走。”
外界很難理解楊振甯與翁帆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感情。楊振甯在一次采訪中談到他與翁帆的婚姻：“我們是不同時代的人，婚後，我們彼此學習到一些自己以前沒經曆過的事情。”他們平時會一起看看電影，念念詩，也會有一些彼此間的小遊戲—在逛博物館的時候，兩個人看的時候都不讨論，等出來後各自說出自己最喜歡的畫，有時在家裡楊振甯還會出數學題考考翁帆。
葛墨林夫婦與楊振甯夫婦一同外出時，注意到很多溫馨的小細節。4個人一起在新加坡逛植物園，“走大概十幾分鐘，翁帆就說楊先生，歇一歇，找塊石頭，拿個手絹擦好，讓楊先生坐那兒歇一會兒。”“楊先生那人你不知道，他有時候自個兒不能控制自個兒，一高興，他就走啊，走得又特别快。”冬天出門，楊振甯不愛戴圍巾，“不行，給他把圍巾弄好，都捂好，衣服都弄好，穿好再出去。”
楊振甯也有很多讓翁帆“心裡覺得是甜的”的細節。在11年前的台灣《聯合報》采訪中，她随手舉了兩個。“有一回我們在日本，早上我病了，頭暈、肚子疼，沒法起床，振甯到樓下幫我拿一碗麥片粥上來，喂我吃（楊振甯在一旁插話：‘多半時候，都是她照顧我。’）”還有一次在三亞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報紙、看書。那天他不想開燈吵醒我，就到洗手間去看。我醒來後跟他說，你可以開燈的。”
翁帆的出現讓楊振甯和當下的世界有了更真切的聯系。他曾在《聯合報》采訪中談到翁帆帶給他的改變：“一個人到了八十多歲，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個年紀很輕的人結婚，很深刻的感受是，這個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種方式上做了延長。假如我沒跟翁帆結婚，我會覺得三四十年後的事跟我沒關系；現在我知道，三十年後的事，透過翁帆的生命，與我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下意識地，這個想法對我有很重要的影響。”
2015年接受《人物》采訪時，楊振甯說了這樣一句讓人動容的話：“我曾說，我青少年時代：‘成長于此似無止盡的長夜中。’老年時代：‘幸運地，中華民族終于走完了這個長夜，看見了曙光。’今天，我希望翁帆能替我看到天大亮。”
生命的奧秘
90歲之前，楊振甯感覺自己的身體一直變化不大。但90歲之後，生命的奧秘還是不可避免地一個個主動向他揭示了。
他向《人物》講述了其中的一個重要發現：“年紀大了以後才懂年輕的人都不懂為什麼老年人老要穿很多的衣服。我現在懂了。為什麼呢？因為衣服隻要穿得不夠一點，受一點涼，5分鐘、10分鐘沒關系，要是半個鐘頭以後，常常就是以後一兩天身體什麼地方老是疼，所以現在我很怕這件事情，所以我現在也多穿一點衣服。”因為身體的關系，他已經6年沒有去過美國了，“因為美國太遠”，甚至也不敢離協和醫院太長時間—“一有病，就趕快叫他司機把他送到協和。”楊振漢說。
楊振漢曾聽大哥向他感慨：老了以後這問題多了。有一次，“早上起來腰不能動了。他覺得就是風吹的，沒穿厚衣服出了毛病了。出了毛病以後，就老是吃完早飯，反正躺着不動，不動了以後，腸子蠕動有問題了……”
“不在了”成為他在回憶往事的時候頻繁出現的詞。在清華園一起玩耍的小夥伴“前幾年還有，現在都不在了”。2002年7月，他在倫敦看畫展時見到一句話，畢加索寫信給老年馬蒂斯說：“我們要趕快，相談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急忙将畢加索的話抄下寄給老友熊秉明，但還沒等收到回信，熊秉明就在幾個月後去世了。在他80歲生日宴會上幾位聚首的西南聯大老同學—梅祖彥、宗璞、馬啟偉、熊秉明，到了第二年，熊秉明、梅祖彥、馬啟偉、宗璞的丈夫，以及他自己的夫人杜緻禮都相繼“不在了”。
他也有過兩次有驚無險的大病經曆。第一次是1997年，一天他在石溪家中突然感到胸悶，檢查結果是心髒大血管有七處堵塞，三天後，做了四根心髒血管的搭橋手術。手術前，寫了遺囑。醒來後，他朝恢複室外的家人畫了一個長長的微積分符号，表示自己很清醒，還可以做微積分。第二次在2010年，從英國回來後突然嚴重嘔吐、高燒，有幾小時處于半昏迷狀态，說一些别人聽不懂的“胡話”。葛墨林後來聽楊振甯平靜地回憶當時的感受：“就感覺到好像這個魂兒已經飛出去了，就是說那個魂兒還跟他說話—我說這是楊振甯嗎？”
除了身體，自然也無時不在向他展示自身的深邃和偉大。這位研究了一輩子宇宙奧秘的偉大科學家在自然面前越來越感到驚奇和敬畏。他感歎：“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在電視上看到鳥栽到水裡抓魚，速度和準确讓他驚歎自然結構的“妙不可言”。母牛與小牛之間的bonding也讓他感到“非常神秘”—剛出生的小牛幾秒鐘之後就知道站起來，失敗了之後知道反複嘗試，知道去吃母牛的奶……
“現在漸漸地越來越深的這個新的想法是什麼呢，就是覺得自然界是非常非常妙，而且是非常非常深奧的，就越來越覺得人類是非常渺小，越來越覺得人類弄來弄去是有了很多的進步—對于自然的了解，尤其是科學家，當然是與日俱增的—可是這些與日俱增的裡頭的内容，比起整個自然界，整個這個結構，那還是微不足道的。我想從整個宇宙結構講起來，人類的生命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一個個人的生命那更是沒有什麼重要的。”這是楊振甯最新的發現—也是他一生所有發現的升華。
“不在了”成為他在回憶往事的時候頻繁出現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