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CA成員之一18歲的張紫薇在線上活動“IfIwereaboy/girl”中的Po圖在和《人物》記者通話的時候，趙紫璇小姐正躲在宿舍的廁所裡，電話裡不時傳來沖水和女孩們大笑的聲音。她剛滿17歲，在華盛頓附近的一所女校上十年級。每個晚上，她都要去宿舍老師那裡查到，但4月的這個周六有些不同——她必須為了這個越洋采訪請假。聽聞采訪是關于趙紫璇負責的女權組織時，宿舍老師興奮地喊了一句“Cool”。
這個女權組織叫FLCA（FemaleLeadershipCultivationAssociation，女性領導力培養組織），第一個全國性的統一學生女權組織。除了趙紫璇這樣的留學生，FLCA的負責人都是散落在國内各地的中學生們。她們很少有機會線下見面，但已熟悉得“像是一家人”。她們盤算着今年9月能在美國聚一場—那時，她們中好幾位的留學生涯也将開始了。
出國黨是她們中多數人的共同身份。鄭茗予是FLCA的創始人，唐山一所普通高中少見的幾個“要出國的”之一。由出國黨們組建出一個中學生女權組織在她看來并非偶然：她們視野更廣，并且這事對申請學校時豐富履曆也頗有裨益。而普高學生們就“太忙了”，鄭茗予說，就算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也“不願意高中時間去做這個，影響了自己的高考。”
她們常聽趙紫璇描繪在美國女校生活的圖景。上生物課時，隻要學生們被一道題卡殼，熱愛戲劇的女老師就會用誇張的語調鼓勵她們：“Youareastrongandindependentwoman,youcandothis（你是一個堅強獨立的女性，你能做到的）!”同學們流行在電腦上貼一個寫有Thisisawayfeminstslooklike（女權主義者就是這樣兒）的貼紙，然後一個箭頭指向她們的臉。圖書館女廁所的圖标，畫成了超人的鬥篷。這些存在得如此理所當然，更加劇了她們出國的渴望。
九年級結束的那天，趙紫璇在從公寓到機場的路上填寫了加入FLCA的申請表。由于太過激動，手心裡的汗還把手機打濕了。在表裡她寫道：“在我有限的經驗裡，對自己性别的尊重和欣賞是很多女性缺乏的。我希望能稍微做點什麼來改善人們對女性的認知。”
3年前，趙紫璇也是“對自己性别缺乏尊重和欣賞”大軍中的一員。她在杭州一家半軍事化管理的寄宿中學，每天早上6：30起床，穿上耷拉到屁股的肥大校服去晨跑，混迹在根本分不清男女的黑壓壓一片中。初二時，校方規定女生要穿短裙，這讓女生們出奇憤怒。“一般隻有那種弱不禁風的白蓮花才是穿裙子的，像女漢子就是穿褲子的，性格就比較讨喜。”
有相同經曆的不隻有趙紫璇一個人。鄭茗予小時候和姑姑生活在一起，姑姑是一個做什麼事都雷厲風行的女強人，姑姑認為女生同樣可以獲得事業上很高的成就，但衡量成就高低的卻是“能夠達到男性的水平”。直到創辦了FLCA，鄭茗予才意識到：即便是姑姑這樣傳統性别形象的挑戰者，也從未走出男權社會觀念的囹圄。
意識到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受到自己所屬性别的限制時，FLCA的負責團隊靈光乍現：為什麼不讓大家體驗下換一個性别的滋味呢？于是，“IfIwereaboy/girl”的線上活動就應運而生了。收集到的80多份作品中，不少照片相映成趣：一個女生面對着滿桌的瓶瓶罐罐苦惱，幻想自己成為男生後“就算自拍再醜我也不用在乎”；一個男生則将自己的臉P在美女的照片上，在一旁喜滋滋地注明：“如果我是一個女生，人們會說我有好看的腿，穿時髦的衣服。”
這讓鄭茗予發現，原來不管對男性還是女性，性别标簽的束縛同樣巨大。一旦打破“男生應該……”“女生應該……”的刻闆印象，可以給很多人的生活投下一束意想不到的光亮。如果高中老師不再講女孩子理科學不好，或許就是女生獲得中國大陸首個物理學諾貝爾獎；如果男性們不再被要求有房有車，或許戀愛時他們會更自在輕松；如果女性們不再被要求貌美如花，或許減肥暈倒、化妝毀膚的案例會逐漸消失……而“IfIwereaboy/girl”的意義是最終讓大家抛棄性别标簽：就算不是男生或女生，我将來也可以這樣。
FLCA的價值觀也随着她們認知的深入而成長。它的微信公号自稱是“一個有理性有邏輯的女權平台”，但這個定位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有段時間，FLCA發的文章傾向于“标題黨”，比如《為什麼有些中國女性不刮腋毛》，招徕了一批粉絲也背負了不少罵名。後來他們發現這種吸粉方式就是“砸牌子”：FLCA又不是營銷号，沒必要去琢磨各種吊人胃口的東西。
不過，每個人對理性和邏輯的界定還是不一樣的，負責團隊内部也經常對某篇文章産生争議。《複仇者聯盟2》剛上映那會兒，斯嘉麗·約翰遜飾演的黑寡婦由于衣着暴露，被同組男演員形容為“蕩婦”和“妓女”。FLCA趁熱轉載了一篇批判“蕩婦羞辱”的文章。一位在伯克利念書的同學擔心男性讀者看後會産生被譴責的不适感，在保護一個群體的權利的時候侵犯了另一個群體的權利。但鄭茗予覺得，“現在女權在中國的發展實在是太滞後了，就算文章裹挾着‘仇男激進’的情緒，也隻是在前進的路上突出一個尖，還有很大的差距要追趕。”
負責微信文章終審的趙紫璇也承認，很多文章的觀點她是持保留意見的，比如有些控訴女性遭遇就業歧視的投稿讓她“很不舒服”。她認為這和個人經曆有很大關系，她的父親是一家企業主，哪怕她将來打拼不出來，也可以回去女承父業，很難會遭遇“職業天花闆“。但她覺得，“有争議就說明有讨論，有讨論就說明這個話題能更受到關注。”
鄭茗予注意到，過去這種讨論常常局限在女權圈，會營造出一種女權主義欣欣向榮的假象。現在，FLCA想要走出去。從今年2月開始，她忙着和其他負責人一起在各中學開設線下的FLCA子社團，來自北京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八中，來自廣州的華師附中都陸續加入了進來。
Sophia正是FLCA在華師附中開設的子社團的主要推動者。她始終對女權圈的“自娛自樂”保持警惕，在她看來，像子社團這樣走出圈子的舉措才彰顯了女權主義的本質：改變本來就持有性别偏見的人的看法，而不是再給女權主義者們灌輸一遍。她們給“女權”兩個字擴寬了宣傳口徑，就像Sophia說的，“從學科角度講，女權不是作為一種思想，而是作為一種學識。”她們們正在策劃将女權和宗教聯系起來，“你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從女權的角度理解”；最近還推出了一系列“電影與女權”評論，“女權”這個詞不會直接出現，而是隐于剖析影片價值觀的文字背後。
将女權作為一個人生理想來完成，Sophia對此非常肯定。她已被耶魯、普林斯頓等高校錄取，打算讀生物科技——她想從生物角度來研究女權主義。“我現在很感興趣的話題是人造子宮，你乍一聽上去沒什麼必要，但如果（女性）可以不自己懷孕有一個孩子，将來不需要産假，在就業上面地位就完全平等了。而且在某種角度上，也不會把養育孩子的重任全部放在女性身上，不會認定女性因為她生了孩子會使她對孩子的感情更深厚，導緻被強迫留在家裡帶孩子。”如果說有什麼能最快速、最廣闊地提高女性地位的方式的話，Sophia認為是科技——就像400年前避孕套的誕生，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女性一樣。
而FLCA的未來，沒有誰能指明一條确鑿無疑的道路。趙紫璇記得3月25日那天，FLCA的微信平台粉絲量超過了3000，當時距成立還不到一年時間：“雖然可能不是那種驚天動地地會被寫入曆史教科書那種，但我有一種成就感。我希望做一點我能做到，并且看得到改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