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橫國
這裡被稱作橫國是有原因的。紅色的城門打開，是開闊的廣場，穿過中庭，巍峨恢弘的秦王宮出現。護衛、宮女穿梭其間，如果運氣好，你可以見到公主。
古代與現代，刀槍劍戟與自拍神器，王侯将相與遊客，銅闆與人民币，衙門與快捷酒店，所有矛盾對立物混為一體。依靠步行（或者出租車）而不是時光機器，你可以完成一場又一場的穿越。橫國是魔幻的，最多的“皇帝”在此登基，無數“史詩級戰争”在此發生。
古裝戲的拍攝集中地，并不是橫店—這個浙江東陽轄下的小鎮被稱為橫國的唯一原因。擁有影視城的橫店集團，某種程度上看來，是一座自成體系的小型王國。從幼兒園到大學，從醫院到黨委，集團創立并擁有這一切。橫店集團不隻是一個民營公司，它是小鎮生活的方方面面：污水處理，自來水供應，路燈照明，道路鋪設……最新項目包括一座機場。
如果不是被問及，很少有橫店人會提到，屢屢登上中國富豪榜的複星集團創始人郭廣昌，也是出自橫店。此處幾乎沒有他的印迹，一個橫店人對郭廣昌的最近印象停留于郭母的白事，不論是誰，隻要去鞠躬就發紅包兩百塊錢，“群衆演員全擠到那裡去”。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另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出現在許多能長久存在的事物上：橫店影視文榮獎、文榮醫院、文榮中學，文榮基金會……他的家在這裡，他所有的創造在這裡。事實上，長子徐永安已經在2001年接班橫店集團，但作為創始人的徐文榮仍有着巨大的影響力。“他幾個兒子我都不認識。我就認識徐文榮。太厲害了。”在橫店漂了9年的武行演員史中鵬說。
現在，83歲的徐文榮坐在他挂着“中國夢”牌匾的辦公室裡。他沒有名片，名片對他而言毫無意義。與預設的那種不怒自威的長者形象不同，他感覺上更像一個負責調解的居委會幹部，嘴角時常浮現微笑，話多且密。在《人物》的采訪中，他用了20分鐘談論對清朝三位皇帝的看法，他想表達的内容一定要堅持說完，自帶設問與回答。他認為清朝是最偉大的一個朝代，因為“中華民族的版圖是清朝定下來的”。他痛恨和珅這樣的貪官污吏。
交班之後徐文榮創立并領導着社團組織“四共委”（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員會）。“四共委”不屬于集團，不進行經營活動，承擔投資與慈善的功能。這是一個名字略顯奇怪的機構，但他是來自于那個“公優先于私”時代的人，時代影響着他的生活與思考方式。
這個橫店最著名的人，也可能是全橫店最勤奮的人。早上8點半，他一定準時坐進辦公室，直至下午5點半離開，其間醫生隔幾個小時為他測量一次血壓。等着向他彙報的人，有時會在辦公室外排起隊來。一周七天，他天天上班，按點吃飯。他的辦公室主任，也是他事實上的貼身助理，因此也沒有周末一說：每天早7點就趕去老爺子家中見面，陪他與妻子“打老K”—那是老爺子最愛，一起吃早飯去上班，晚飯後再打一陣牌，9點離開。這一點上，長子徐永安的生活更符合現代企業管理者的日常，他工作日經常加班，晚飯時間很不固定，但假日一定屬于自己。
如果沒有對古代建築的規模化複制，橫店将會怎樣？也許這裡依然會有五星級酒店與星巴克，但橫店遠不會像今天這般鼎鼎大名。倒退至1997年，徐文榮已當選全國人大代表4年，他獨創的社團共有制被經濟學家熱議了好幾年，褒貶不一，為電影《鴉片戰争》打造的廣州街也建成了，但中國地圖上仍找不到橫店。那一年，後來擔任影視城總設計師的張大帥邀請陳凱歌來橫店，後者從未聽過這個地名。“那東陽知道嗎？”“東陽也不知道。”直至說到東陽隸屬的金華市，陳凱歌才有了概念，“金華出火腿。”
時至今日，“橫國”一片欣欣向榮，不同朝代的城池林立。大量劇組來取景拍攝，而在此基礎上，橫店又衍生出文化旅遊産業。不少街道依據周邊場景而來，清明上河圖路，都督街，秦清路，長征路……路上撞到明星可遇不可求，但房車随處可見，根據車的豪華程度，你可以猜出裡面坐着的大腕量級。2016年，橫店有271個劇組入駐，實現旅遊人次1782萬。這很容易讓人忽略橫店集團是個年營收達631億元、擁有4家上市公司的航母型企業，重點闆塊在于制造與金融，影視與旅遊的産值不及整個集團的10%。
遠離影視城的具體事務多年，徐文榮對相關話題仍然頗有興趣。他本身是個電視迷，以前喜歡看古裝戲，現在則對曆史年代劇充滿熱情，最近在看《海棠依舊》。至于玄幻劇和穿越劇，他了解很少，隻能說到《聊齋》。幾年前，抗日劇大量湧現，不乏劇情離奇粗制濫造之作，但徐文榮似乎對媒體的嘲諷缺少感知，對于橫店變成抗日劇的生産地這一事實，他認為“應該驕傲”。
談起中國影視的未來，徐文榮雄心勃勃。“美國的老大，你們已經走下坡路了，”他用第二人稱語氣對《人物》說，仿佛對面坐的是一個美國人，“你們做的内容沒有号召力，沒有思想性。至于高科技，做也不是你們美國人做的，猶太人比較多，中國人也有。”橫店已有二三十個大大小小的影棚，徐文榮打算建到50個以上，他表示橫店絕對要超越好萊塢。
硬件或許值得自豪，但不可否認，中國影視的整體口碑正在滑向谷底。濫用替身、摳像合成正在毀滅表演這個行業，電視劇的主演檔期緊，就隻能用這種方法解決；網絡大電影的風行降低了拍片門檻，但粗制濫造之作也大量湧入。《我不是潘金蓮》上映後，就有相似題材的14部“網大”在橫店開拍，蹭熱門IP。一個“網大”導演承認他拍的都是爛片，“99%的評論都在罵”，但短短幾年靠視頻平台流量他已賺到500萬元。至于那些比着燒錢的院線電影，票房的确不斷刷出新紀錄—2016年全國電影總票房為457億元，但鮮有經典之作，對大牌導演持嘲諷态幾乎成為網友們的政治正确。
對于現實中的種種荒誕，徐文榮并非沒有察覺。“我們沒有理由禁止。因為拍戲是他們都批準過的，他有他們的權利，我們隻提供景。”他對《人物》說。
橫店已有二三十個大大小小的影棚，徐文榮打算建到50個以上，他表示橫店絕對要超越好萊塢。
農民造城
徐文榮的官方介紹中包括有高級經濟師、高級政工師、經濟學客座教授—多種榮譽職務加身對所有功成名就者不會例外，但他樂于稱自己是農民。相比那些虛高的名号，農民才是一個可靠的标簽。如果你隻是看他的現狀，很難把眼前這位有着大量随同人員環繞的富翁，與那些如候鳥般在城鄉之間遷徙，或者在田地中勞作的勞動者視為一體。
他對外國媒體保持警覺。曾經美國記者采訪中數次問他是不是橫店的“皇帝”，徐文榮勃然大怒：“什麼意思？橫店不是我個人的，是大家的，是黨和政府領導下的橫店。”
他的創業之旅開始于1975年，由橫店大隊書記（相當于現在的村支書）調任，靠借款辦起的一間絲廠。他确實有着鄉鎮企業家們的慣有特質，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他熱愛書法，向他求字者甚衆。他的字頗具辨識度，永遠歪向一邊。橫店一處人造景觀“瑤台勝景”的碑文就是徐文榮所題，經他人稍微加工擺正。
徐文榮樂于開會，即便耄耋之齡，每次開會都興緻勃勃地發言一兩個小時。最近一次的“四共委”有幾百人參加的全體大會，他講話到一半，太太打來電話，他在台上接聽，就連坐最後一排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老婆，快結束了，我馬上就回家吃飯。”全場大笑。
1996年，北影制片廠的美術師張大帥作為《鴉片戰争》劇組成員，參與建造橫店第一處拍攝基地—廣州街。那年底，臨近退休的他回到北京後，徐文榮登門拜訪。“你當廠長”，徐文榮說，他請張大帥到橫店“搞文化、搞旅遊”。
“我說我怎麼當廠長啊，我又不是搞工廠的。他不太了解電影這方面的事，他是企業家。”後來擔任影視城總設計師的張大帥回憶說。
他将見識到真正的“廠長”。當他加盟橫店後，在徐文榮的辦公室裡，他看到一屋子的電視，每塊屏幕對應一個工廠的實時監控。“哪個廠子什麼情況他都知道。他每天騎自行車，後來自己開車，每個工廠去轉一圈，事無巨細，全都親自為之。”
這些都是表象，最終指向的問題隻有一個：農民徐文榮，是如何造出影視城的？畢竟，很多過往的經驗都顯示，農民野心勃勃的創造，在審美與工藝上并不符合更廣大的外部世界的期待。
現成的建築圖紙。至少對于最先修起廣州街，這才是答案的關鍵。廣州街是《鴉片戰争》的美術師邵瑞剛早設計好的。
關于橫店影視城的起點，一個廣為流傳的版本是這樣的。謝晉想拍香港回歸獻禮大片《鴉片戰争》，在全國各地造景無門，最終求助于徐文榮，雙方一拍即合。橫店所在的東陽，正是盛産能工巧匠的木雕之鄉，不愁人力。上百個工程隊同時開工，3個月後，廣州街拔地而起。除了官府、民宅、當鋪、賭館、妓院、煙館等160多座建築，還包括珠江口岸，再現了鴉片戰争前後廣州的市井風貌。
在張大帥對《人物》的講述中，過程大緻如此，隻有一些小小的偏差。1995年底，他随謝晉去東陽盧宅選外景，消息被徐文榮得知，主動邀請他們順道來橫店。那時，徐文榮已經建起封神演義宮、大智禅寺等旅遊景點。這些景點對外吸引力有限，名字也不倫不類，比如大智禅寺所在地被徐文榮命名為“天堂村”。
秦王宮用了8個月造成。開山期間，地貌每天在變，炸出的土石填去低處。
在酒桌上，徐文榮非常熱情，承諾為謝晉造景。雙方相談甚歡，但張大帥回憶，離開時導演一上車，就雙手一甩，“這地方怎麼拍啊？沒法拍啊。”
一切原本可能就在那一刻結束了，但徐文榮視锲而不舍為一種美德。他原本不知道謝晉是誰，但他知道香港回歸是件大事。“人家緊着來追，緊着問。他們追到了北京，又到了上海，咱們談。”張大帥說，“謝晉個性也很要強的。結果呢，就談妥了。”
隻有一點小小偏差：一個版本裡，徐文榮沒有拒絕送上門的機會；另一個版本裡，他用盡最大努力去抓住機會。
廣州街的真實建造時間超逾半年，當然按徐文榮的計算方法也沒有錯，除去風霜雨雪等惡劣天氣影響，他對外宣傳用時3個多月。事實上，1996年8月，開機儀式啟動後，廣州街外觀已成，内部修建還在進行。因為電影要求同期錄音，一旦拍攝要拿着對講機喊話，讓施工隊暫停。
謝晉心氣極高，每個部門都要調用業内最好的人選—這也是張大帥被選中的原因，他與導演分屬體制内不同電影制片廠。在制景細節上，謝晉也近乎苛刻，築牆隻能用青磚，紅磚不可以，屋頂瓦片要用木柴燒制。道上的石闆，一定要真的、舊的，新燒好做舊的不可以。
徐文榮唯有派人去偏僻田野挖舊墳，去到各個鄉裡購買磚瓦。“當時都開着拖拉機，還翻下去十來個人。”他回憶，“實際上青磚價格又高，築起來以後，隻露了一點點出來，不要那麼多。我說你們真混蛋。”他承認，後來由他主導造其他古城，不必要的細節可以變通。
廣州街之後，他創造的第二個景觀是為電影《荊轲刺秦王》量身打造的秦王宮。本質而言，這仍然關于如何抓住轉瞬即逝的時機。1997年，張大帥剛剛入職徐文榮旗下，他從北影廠一個朋友處聽說，導演陳凱歌的團隊，用4年時間考證、制作圖紙，但由于資金出了問題，河北易縣的景沒造起來。彙報後，徐文榮讓張大帥馬上去見陳凱歌。當時交通尚不方便，張大帥坐班車去杭州，結果沒有航班，他再去上海，買第二天最早一班飛機去的北京。
有了《鴉片戰争》的先例，陳凱歌對于由橫店來接手造景的提議，表現出興趣。徐文榮知道後趁熱打鐵，“他們不用來，我們到北京去。”在北京的一個賓館裡，雙方見面，合作促成。
“開始的時候，我們也不會設計。我們負責建築，出錢。”徐文榮說。至于把場景“做舊”與内部陳設，是劇組需要考慮的事情。
秦王宮占地800畝，包括99級台階的四海歸一殿，和周長2.5公裡的城牆，比廣州街難度更大，需要炸掉8座山頭。工程到了一半，水滲出來，炸藥放進去總是變成啞炮。“後來大家想辦法，有人提出來，用避孕套。”說到這一段，徐文榮忍不住地笑，“男子用的避孕套，懂嗎？三個縣的避孕套全部買光。一炸就炸開了。”
“我們這個老闆是經常下工地。他兒子不是，有領導來了，他才陪一回。”張大帥說，“他跟我談事也是，不在紙上談，現場談，到那兒談，看過之後，這麼辦這麼辦。”
秦王宮用了8個月造成。開山期間，地貌每天在變，炸出的土石填去低處。有一個夜晚，徐文榮一個人開車去現場，回家時發現路堵上了。那晚伸手不見五指，他辨别不出方向。轉了一個半小時，都沒轉出來，“我不相信鬼的人呢，說今天晚上見鬼了。”他下了車，撒了泡尿，想着把鬼吓跑。
81歲的張大帥至今仍留在橫店工作，他拍過近60部電影，《鴉片戰争》是他參與的最後一部。特有的政治意義令其登上當年的國産片票房冠軍，但如今，這種現象幾無可能，市場性才是院線排片的首要考慮。陳凱歌近年的作品飽受批評，但不妨礙《荊轲刺秦王》被影迷視為良心之作。這部1999年上映的電影票房隻有1000萬元，放在今天不值一提。徐文榮的造城運動，從最初被動地跟随導演需求，到後來主動有意識地規劃、自建，時至今日，再也沒有其他影視基地對橫店形成挑戰。而20年前那個在山間迷路的夜晚，他終于找到微弱的燈光方向，加大油門，越過溝壑，在午夜前沖了出去。
徐氏風格
人們對徐文榮的評價是，行動力極強。造廣州街時候，張大帥深感震驚，第一天談方案，第二天現場看景，“第三天推土機就上去了”。圓明新園航拍圖
橫店集市
1990年代的萬盛街三溪橋路啟動的一刻是沒有批文的。“橫店有一個好處，徐文榮說一句話，底下照辦，不要經過這個批那個批，沒有這些事情，速度快。”張大帥說。為了搶時間，唯有先開工，但同時進行申報。
先批後建，是循規蹈矩的做法。“但是誰批呢，不知道。政府不敢批那麼多土地。”徐文榮說，“鄧小平說摸着石頭過河，那我就創造個理論，邊批邊建，先建後批，不批也建。”
這種風格貫穿了徐文榮創業的始終。早在七八十年代，他大量辦工廠，上報政府批準，推來推去的，沒人敢批。資金尚好解決，土地實在沒辦法。他信奉“幹起來再說”。“他們很多領導幹部（感到）很好笑的，（說）徐文榮在亂來了。但是我也建起來了。”2000年時橫店集團的總資産超過了70億元。
徐文榮說，由于經濟成績有目共睹，金華市分管農業領導曾給橫店集團下了一個文件，授權集團享有土地的征用、處置權。那個階段，橫店發展極快，“我要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征地隻是衆多環節中的一個。他承認，即便有文件護航，換做他人也未必敢像他這麼做。這個特殊政策如今早已收回。
“先建後批”不僅存在于工廠和影視城，就連他在1990年代建起的醫院、大學，最初也處于灰色地帶。那時鄉鎮企業不準辦醫院，徐文榮以職工療養院之名，行醫院之實。至于“橫店大學”，後來改名“橫店科技專修學院”，聽起來是一種降格，實際上是因為後者是經過省教委批準的，而“橫店大學”并不是一所真正大學，沒有批文，“自己起的名氣”，牌子也自己挂的。
批文姗姗來遲，但最終總會下來的。木已成舟，反而能形成倒逼之勢。徐文榮創辦橫店高中，本不想報批，但後來由于規模擴大，唯有上報。省計委派一位處長實地評估，看到施工已經在進行，大發雷霆，“土地都沒批過，房子造好了，叫我來，你想幹什麼？”徐文榮趕去向他解釋，處長還是直接走了。
徐文榮之後去找省計委主任，兩人均是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早就認識。“我今天晚上找你來告狀的，你這個處長混蛋。你總有個交代啊，修還是不讓修，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屁股一拍就走。”
“你肯定土地沒批過。”主任說。徐文榮承認了：“很多孩子上不了高中，我們出發點是好的。”
“好了好了，我叫個人給你解決一下。”主任說。“你寫個檢讨書，我們呢，同意你好了。”
“你隻要批，不要說一張檢讨書，一百張我都寫。”
今日的橫店景觀
“你還有一個問題。”主任說，“你的國際商貿城，占地500畝。你也沒批過。”
“我再寫張檢讨書可不可以？”繞過障礙找上級，是徐文榮擅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2003年，橫店影視城已經小有名氣，打算申報影視産業實驗區，成功後有稅收優惠，勢必吸引大量影視公司入駐。省委非常支持，操作機構是省委宣傳部、省廣電局等部門，但最後需要以省政府的名義上報，申報卡在這裡。分管的那位副省長不同意。其他領導去做工作，也是行不通。
所有人都打算放棄了，徐文榮出手了。他給多年的老朋友、廣電總局某位領導打了電話，說要去見他。“我明天要開會。”“我不管你開會不開會，明天早上我肯定出發。”“你什麼事啊？”“一下子講不清楚，到了再說。”
第二天他飛去北京，在那位領導的辦公室一直等到晚上6點半。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既然影視城已經造好，不涉及用地問題—那需要報批國務院，廣電總局就可以批。走之前，徐文榮特地交代該領導秘書，明天一早打電話給浙江省廣電局，讓他們直接上報，以防再生變故。
故事的情節就像諜戰電影般驚心動魄。次日他趕回浙江，讓廣電局的人把材料準備好。“沒那麼快吧？”“叫你趕快報就趕快報，他秘書的電話會打下來的。”“沒打下來啊。”“會打的。”對方還在猶豫，電話來了。
現在，你已經了解徐文榮的脾氣了。他是有棱角的。中國商人講究慎言，而徐文榮似乎站在傳統的對面。另一方面，他自有處理政商關系的方法，他将前任地方領導招募到旗下，委以重任，比如集團宣傳負責人擔任過金華電視台新聞中心主任，一位黨委成員曾經是磐安縣團委書記，圓明新園的董事長是退休的縣電視台台長。不可否認，他們帶來了人脈與管理經驗。
某種程度上，“社團共有制”在保護他。“為老百姓服務”，很多企業家會将類似的話挂在嘴上，但至少就形式而言，徐文榮治下的橫店集團更接近這句話的實踐。上世紀90年代，鄉鎮集體企業紛紛進行改制，當時橫店集團規模已經達到億元級别，按照政策，徐文榮可以獲得至少10%的股份，但他抗拒将股份量化到個人。他創造一個新的名詞，“社團共有制”，按照他的說法，在集團之中的勞動群衆，才是集團資産的終極控制人。但批評者認為，集體隻是個空泛概念，作為其中員工并沒有享受到特别的紅利。
總體而言，這個制度延續至今，但在兒子徐永安接班後有了一點變化，增量資産上市後，一定比例的股份分配給高管個人，而存量資産依然是社團共有。徐文榮稱自己隻領取工資和“一點獎金”。他從未公布過資産，也拒絕入選慈善榜與富豪榜。
他興辦的工廠帶動了就業，很多橫店人曾在他的工廠上班。而影視城的崛起，帶動了整片區域的繁榮。客棧老闆惠祥意回憶，2004年前後，有個老頭兒開着挂有“橫店人民感謝你，徐文榮萬歲”條幅的三輪車，滿大街天天溜達。“他後來消失了，我們很多人都知道，徐文榮找人跟他說，你别搞了，你再搞就把我搞完了。”
說起10多年前的那樁轶事，徐文榮笑了，“個人崇拜是不能弄的，像我們農民，你去崇拜幹什麼？”
一切沒有看起來那麼簡單。耿直與魯莽隻有一線之隔，政商關系微妙而複雜，名望與權力有可能反而帶來危險，在他的領地上，徐文榮必須實現恰到好處的平衡。放在更廣的時間維度，時代先行者與偷步者往往是同一個人。
耿直與魯莽隻有一線之隔，政商關系微妙而複雜，名望與權力有可能反而帶來危險。
匠人與推銷員
在張大帥最初來橫店的3年裡，他隻有一個人，當影視城開始規模化自主建景，他搭建起了自己的班子，主導設計。清明上河圖、江南水鄉、明清宮苑（即“故宮”）等景均是出自他手。
沒有真正去過橫店的人，很容易将這裡預設為一個粗陋山寨物的集合地。這不是事實。影視城的起點是愛國主義與商業敏感，但過程卻是工匠們日複一日的鍛造。資本隻是助力。
一般而言，徐文榮親力親為，關注細節—他會叮囑員工食堂的菜不要太油膩，但在造景上，極為放權。“你是直接對我負責的，你有什麼話都可以說。”他對張大帥說。信任的線頭埋在相識之初，兩人曾去北海公園禦膳坊吃飯，結賬時予以免單。徐文榮好奇，張大帥告訴他，“這裡好多景是我設計的。”
如果你去過張大帥的家—那也是他的工作室，你能感到為了建景而準備的資料有多浩繁。在那個兩層别墅裡，書從地闆堆到了天花闆，建築圖紙貼得滿牆都是，每一個他曾經的建造，都能在這裡找到書面來源。為建圓明新園，資料塞滿了5個房間。不要說上百組景觀，就連12生肖銅像，每一個都配有厚厚的文件架。
他的員工都用電腦繪圖，但他還隻懂手工繪圖，“比較慢，要很細緻”。他有着老派匠人的風範。2005年，他無意看到一張圖片，一個年輕人因祖墳被占，憂傷地坐在木頭堆上，那是圓明園設計者“樣式雷”的第11代後人雷超。他極為動容，找到雷超家，後者當時是一名送水工。他邀請雷超加入了他的工作室，教他設計，還出資10萬元，供他上大學學習園林藝術。
“不要斷掉，要傳承。”他想着。建造與運營，是影視城的一體兩面。2001年，影視城在徐文榮的要求下，整合成新公司。殷旭在那一年入職成為運營的一把手。那時主體景區已建成，對劇組免場租的政策也已推行，徐文榮想帶動劇組入駐，以影視為手段推動旅遊，但劇組一年隻有十幾個，遊客當年也隻有50萬人次。
殷旭曾任東陽市旅遊局市場處副處長，開發過很多旅遊産品。他腦子活絡，上任後就意識到，不能讓遊客隻看劇組拍戲，而要讓“空房子裡面有内容”。他将橫店拍攝過的電影橋段摘出來，制作成一系列的演藝秀。他還将棚拍完成的電影場景，搬至景區内，“擺設、道具，全是原汁原味的，一點沒差”。這項工作需要未雨綢缪，因為劇組一定會在離開前拆掉所有場景。以電影《英雄》為例，他和張藝謀達成協議，在電影上映後，請美術師霍廷霄專程回來在秦王宮内複建場景。以上改變，再輔以重訂的市場策略—将團隊旅遊的提成獎勵歸在各個出發城市的營銷人員頭上，2002年影視城實現盈虧持平，2003年開始每年盈利。
他負責解決劇組遇到的困難。一名馬隊的騎手摔死，幾十個家屬圍堵劇組，他負責調停，以自己人身作保，很快達成賠償、遣散人員，令拍攝繼續。張藝謀拍《英雄》時，需要很多人來演大臣，普通群演即便歲數夠了又缺威嚴，殷旭主動介入，去東陽老幹部局拉了一車退休公務員過來，問題解決了。這種協助，逐漸發展為成熟的一站式服務，有協拍經理專門對接劇組。影視城擁有一個巨大的道具庫，但并無自己的馬隊、武行、服裝、燈光等配套服務，這些服務交給民間，由影視城統一管理。
與其他所有影視城不同的是，橫店有演員公會，于2002年成立。早期橫店的群演多是村民，他們按地域劃分勢力，劇組換景就必須重換一批人。劇組與村民、村民與村民的沖突時有發生。
打破一個既有的利益格局從來不容易。“我們一家家做工作，每個村的村長、書記，先做通工作，也要給他們利益考慮。我們還是用你原來村裡的這些人，我們想一年考評一次，不合格換掉。”殷旭回憶。基礎打好，徐文榮是那塊定海之石，由他出面組織開會。“老爺子還是很有權威的，他一來，定調了，那就實施了。”從此，由影視城管理的演員公會作為劇組與群演的中介。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群演秩序越好，就有越多劇組被吸引而來，而劇組越多，公會才有生存的空間。
群演是可以有序組織的，旅遊市場是可以運作的，對于殷旭而言，真正難掌握的是政策。
抗日劇最火的時候，紅軍長征博覽城用景需要排隊。但熱潮過去，造起來的景如果堅持原用，将大量空置。殷旭唯有作出調整，泸定橋、侗族鼓樓這些長征路上的景物本屬中國西南，他将整體風格更加強化地域特色，街景與裝飾做了許多改造。解放戰争的戲，日後更難有拍攝機會，他将革命戰争博覽城改成民國街。
殷旭總結，最終還是要把重點放在古代的景上。“大家都願意拍，這是最沒有風險的。萬一這次卡住了，我再放個10年，古裝戲又不會過時的，再拿出來還能拍。那你要拍成其他的有些劇的話，過時的就過時了。魔幻劇啊，網絡劇啊，其實也都是跟古裝有關。”為此，影視城在後山造了數個宋代府衙，去年新造了唐城和春秋園。
他承認，即便風向難料，他也會做一些“因勢利導”的事情。營銷團隊使用的宣傳語包括：“橫店是中國最大的抗日根據地，一年殺死一億多鬼子，你想不想到橫店來看看殺鬼子？”宣傳手冊上的漫畫是，一個鬼子在逃跑，後面追着一個拿着大刀的八路。
最終還是要把重點放在古代的景上。“大家都願意拍，這是最沒有風險的。萬一這次卡住了，我再放個10年，古裝戲又不會過時的，再拿出來還能拍。”
圓明新園
如果以世俗意義的标準來看，徐文榮早已是個成功者。在兒子接班之後，他可以頤養天年了。但他很快有了新的目标，追尋的過程為他帶來痛苦，他曾在自傳中用“傷感暮年”來形容這段經曆。
在張大帥的工作室裡，古建築圖紙堆積如山
這裡是橫店，隻要一直走，往前走，最終他能夠踏上他想去的每一處地方。
徐文榮在2005年提出要在橫店重建圓明園。這個想法源于他聽說法國一個曆史學家倡議重建圓明園來贖罪。他想，“法國人都承認錯誤了，為什麼不重建起來呢?”他領導的“四共委”負責推進這項工作，與明清宮苑、秦王宮等以拍攝為初衷建立的另外12個外景基地有所不同，愛國主義是圓明新園追求的最大意義。但在外界看來，關鍵詞是一緻的，複制。
争議四起。一種官方的主流意見是，廢墟才是圓明園對整個民族起到警醒作用的價值所在，而重修，不僅浪費資源，還涉嫌侵權。2008年，施工尚未展開，就被國土部門認定違規用地而叫停。他認為，核心原因在于輿論的反對。
徐文榮沒有停下來，指示張大帥繼續收集資料。大學、圖書館、私人收藏者，能跑的地方都跑遍了，實地測量也去過無數次。徐文榮在自傳中也提到，他的高層關系也動用了，中央辦公廳同意中央檔案館幫忙提供資料。
他遭遇過輕視。他告訴《人物》記者，當他聽說建築學家郭黛姮有47張圖紙，他去找她。“你賣給我也可以，租給我也可以，最好是送給我。”郭黛姮拒絕了：“你們鄉鎮企業建不好的。”她指出，珠海也做過嘗試，她給了10個景的圖紙，但建得一塌糊塗。“故宮我都建起來了。”“你故宮建得起，不一定圓明園也建得起。”“你帶到棺材裡去吧。”徐文榮憤而離開。他始終對這次拒絕耿耿于懷，後來郭黛姮要寫書，反過來向他要資料，他不肯提供。
2012年，項目另行選址，重新啟動，通過申報。圓明新園仿建了84%的原有建築，還擴建了40%。某種程度上，它是妥協的産物，也體現出某種市井智慧。省領導建議“多做點外國的”，徐文榮就造起八座外國建築，代表八國聯軍。他的說法是，侵略者以野蠻方式摧毀圓明園，中國人以文明方式重建他們國家的标志建築。圓明新園并非一個整體，而是分布于橫店四個不同區域。這是因為，“主題公園2000畝以上都要經過國家發改委批準，我不麻煩他們。我們拆零，多個項目立項，就是把大的項目變成小的項目。”
圓明新園在2015年建成。相比其他橫店景觀，這似乎是一個轉折。園内景觀極為宏大華麗，目前尚未有劇組得到許可進入。
他過往對景區甚少幹預的作風在改變。他嫌路旁6米一株樹木的間距太寬，要求統統改為3米。他至少看過《火燒圓明園》實景演出4遍，提出具體修改意見。在牆身顔色上，他與張大帥發生了沖突。在真實曆史中，圓明園宮牆分紅白兩色，他認為“白色像老百姓的房子，不像皇家園林”，執意刷成黃色。
張大帥至今不能認同這一點。他是嚴謹的“教條主義者”。事實上，張先春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大帥”是陳凱歌拍《霸王别姬》時給他起的外号，導演服他，聽他指揮。他肯花心思，把看似不可能的想法付諸實踐。有場戲要拍張豐毅拿茶壺拍腦袋，他下了很大功夫，做出了道具，并當着所有人面拍在自己頭上，壺碎了，茶水流了一臉。“我要不自己試驗，演員敢拍嗎？導演敢導嗎？”另一次，他指出戲中“号外”年份有誤。
電影産業發生着根本的變化。危險鏡頭可以通過電腦特效完成。人們更在乎視覺感官沖擊，恪守曆史細節的人越來越稀有。資源高度集中的年代已經過去，電影不再是神聖的藝術，現在它是商業買賣，是娛樂消費，更講究投入與産出。為拍一部電影造一座城，幾無可能。
無論如何，橫店難以複制了。徐文榮說，圓明新園将拍一部“能上央視播放的愛國主義”的劇。他也打算做一點點退讓，考慮讓一部宮鬥劇進入拍攝，他理解劇情沒有政治意義，但對方說能上湖南衛視，那将是對圓明新園的巨大宣傳，他心動了。
他的下一步計劃，包括複制布達拉宮、興建中國尼泊爾佛教文化園、在杭州建起南宋古城。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不再是一個商人，宏大的民族主義成為他的叙事主語。他長時間談論清朝曆史是有原因的，他的邏輯是自洽的，他看起來是真誠的。
接受《人物》拍攝這天，徐文榮将地點選在圓明新園。雨後濕漉漉的石闆路很滑，但他堅持不要人扶。他已經老了，隻能佝偻着慢慢地走，但這裡是橫店，隻要一直走，往前走，最終他能夠踏上他想去的每一處地方。
“這一大片都是大楓樹，”他指着一處綠植，回過頭來說道，青磚紅牆的背景之下，他的聲音像從遙遠的年代飄來，“已經開始出芽了。”
（實習生車灏楠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