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了隐藏的“鼹鼠”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就此打響。在華北戰場硝煙彌漫之時，中國高層也将目光投向了長江流域，8月5日，蔣介石召集了最高國防會議，會議決定在上海進攻日軍上海特别陸戰隊，同時封鎖江陰要塞一線最狹窄的長江江面，既阻止日本軍艦從海上溯江而上進攻南京，另一方面将日本在長江中下遊南京、九江、武漢、宜昌等各口岸的軍艦和商船來個甕中捉鼈。但是就在7日晚，長江中下遊各地的日本艦船就突然全部沿江順流而下，在江陰封鎖線還未建立之前就通過了江陰江面，逃之夭夭。顯然，江陰封鎖計劃洩密了！而這次國防會議的級别相當高，隻有國防委員會委員才有資格參加。蔣介石立即命令警憲特機關在一個月之内務必偵破此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25日，蔣介石再次召開軍事會議，讨論關于下一步對日作戰的有關問題，會上蔣介石提出自己要親赴上海前線視察，當時淞滬會戰已經進入高潮，南京到上海之間的交通都處在日軍飛機的封鎖之下，為了确保安全，與會人員建議蔣介石乘坐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的坐車去上海，因為許閣森的坐車懸挂英國國旗，日本是不敢公然攻擊中立國英國的汽車。
第二天蔣介石臨時改變了計劃，沒有前往上海，結果英國大使許閣森的汽車盡管懸挂着醒目的英國國旗，但仍在途中遭到2架日軍飛機的反複攻擊，汽車被擊毀，許閣森重傷。毫無疑問，蔣介石原來的行程也已經洩露了。
這兩件事串聯起來一分析，國民政府行政院高級機要秘書黃浚兩次會議都作為會議記錄在場，具有重大嫌疑。黃浚自幼聰慧過人，有“神童”之譽，是梁啟超的得意門生，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在同鄉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推薦下擔任了行政院高級機要秘書。而當時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和黃浚是早稻田大學的同學，通過這層關系，須磨将黃浚拉下了水。
當時南京警備司令部已經成立了“外事組”專門負責對日本的情報工作，戴笠的特務處也已經在日本總領事館安插了内線，兩方面聯手迅速就鎖定了黃浚。再通過對黃浚的嚴密監視，發現黃浚很狡猾，他從不和日本人直接聯系，總是由他的司機去新街口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接頭。進店後将自己的禮帽挂在衣帽間的衣架上，然後接頭的日本人也将一頂同樣的禮帽挂在衣架上，最後兩人根本不用說話隻要拿了對方的禮帽走，就完成了情報的交接。于是特務處立即安排了一次周密的行動，接頭的日本人剛拿到禮帽要返回領事館，路上就被自行車撞上了，随後就被路邊的警察送到了醫院，在混亂中，禮帽裡的情報被拍了照再原樣放回，就這樣拿到了黃浚通敵的确切證據。
蔣介石接到報告後，命令“務必一網打盡，不使一個漏網”。特務處便僞造了一封須磨給黃浚的信，指示黃浚在次日晚約齊所有“有功人員”在黃浚公館聚會，屆時須磨親自到場進行嘉獎。黃浚不疑有他，召集了全部手下，等來的卻是特務處的行動人員——抗戰諜戰劇《胭脂》中就是以這個情節為藍本的。
接着，特務處和警備司令部“外事組”又聯合行動，對已經偵察清楚的日本特務據點進行了全面收網，逮捕了多名日本間諜，繳獲了電台、武器等特務裝備，一名日本間諜神田久之因為開槍拒捕而被擊斃。
1937年12月，黃浚及其兒子黃晟被以賣國罪判處死刑，公開槍決，成為抗戰全面爆發後第一批被處決的漢奸。其他涉案人員也都被判刑。須磨則因為黃浚諜報網被一網打盡而調離中國，降職擔任駐美國大使館參贊。
但故事還沒結束，1939年6月日本外務省次長清水留三郎到南京視察，南京總領事隆重設宴招待，當時南京城裡的日僞軍政要員盡數到場，包括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參謀長吉本貞一少将、副參謀長鈴木宗作少将、軍報道部長谷荻那華雄大佐、特務機關本部部長兼駐僞維新政府最高顧問原田熊吉少将以及僞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梁鴻志、僞立法院長溫宗堯、僞内政部長陳群、僞綏靖部長任援道、僞南京市市長高冠武等人，場面堪稱豪華。因此軍統（特務處已在1938年升級為軍統）指示在領事館的内線詹長麟在宴席上投毒，由于參加宴會的人員超過了預先估計，準備的毒藥分攤到每個人的酒裡，分量就不足以緻命了，因此最後除了兩名領事館的日方職員中毒而死，其他的日僞軍政大員雖然中了毒但都被搶救了過來，盡管如此，金陵投毒案的影響還是非常大，極大震懾了日僞。
詹長麟在下毒之後順利離開領事館，在軍統的安排下安全撤離南京，到達大後方後獲得了5萬元的重獎和一座“英勇殺敵”的銀盾。
抗戰版的蔣幹盜書
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後，日軍加緊了對中國的情報戰，日本華北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派其助手南本實隆少将秘密潛赴上海，主要負責搜集中國軍隊戰略級别的情報，并策反中國軍隊的高級将領。南本到上海後首先就找到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時任特務處蘇浙行動委員會别動隊參謀長的楊振華，以金錢美女相誘惑，希望楊振華能夠提供中國軍隊的高價值戰略情報。
楊振華随即就将這一情況報告了戴笠，戴笠馬上就決定将計就計，和南本周旋，同時摸摸日本特務機關的底細。戴笠派出了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文強負責和南本接頭，文強是毛澤東的表弟，黃埔四期，早年曾加入中共，脫黨之後進入特務處，很受戴笠器重。接受這項特殊任務後，文強化名李文範，冒充國民黨元老李烈鈞的兒子，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少将高參的身份由楊振華引見給南本。見面後南本表示急需得到中方統帥部對日作戰的決心、動員的兵力、部署和裝備情況等情報。
第一次見面結束時，南本給了文強一包用報紙捆紮得很嚴實的東西，文強就帶着這包東西去向戴笠彙報，戴笠連叫“你這個書生啊，日本人要是送的是炸彈我們不就全完了！”經過仔細檢查後打開，原來是整整1萬元法币，當時法币還是很值錢的，像文強這樣的中級軍官月薪也不過一百來元法币。戴笠見南本初次見面就如此出手闊綽，馬上就判斷日本人肯定急于要獲取情報，于是指示文強來了個獅子大開口，要求400萬法币的報酬。南本為了能得到情報，一口答應，給了文強現金40萬元，支票360萬元（但後來未能提現），這筆錢就成了特務處蘇浙委員會别動隊的軍費了。文強則将特務處精心準備的假情報提供給了南本，當時淞滬會戰正是最緊張的時候，中國軍隊幾乎把所有的預備隊都投入到了一線，在杭州灣北岸幾十公裡長的海岸線上，隻有2個步兵連、1個炮兵連和少數地方武裝防守，極為空虛。但是在特務處提供的假情報上卻是足足部署了2個軍6個師！中國方面也希望通過這個假情報來達到兵不厭詐的目的，讓日軍不敢在杭州灣北岸登陸。
由于洩密，江陰封鎖線功虧一篑南本之後又進一步提出宋子文是國民黨内部英美派的骨幹人物，也是堅持對日作戰的強硬派，所以希望文強能夠暗殺宋子文，還給了5萬元的暗殺經費。戴笠認為暗殺宋子文肯定不可能，決定幹脆收網，以商量暗殺宋子文的計劃為誘餌，将南本騙過來之後一舉除掉。
為此，戴笠在赫德路上挑選了一所獨立宅院，調集了特務處上海行動組的趙理君、王兆槐等人員，設下了埋伏。之前，文強和南本先後見面七次，戴笠計劃第八次見面采取行動，除掉南本。
但是到了約定見面的時間，南本卻始終沒有出現。原來就在約定第八次見面的前一天，11月5日，日軍的後援部隊第10軍約10萬人在金山衛大舉登陸，對中國軍隊在淞滬防線的南翼形成了戰略包抄。淞滬會戰進入了日軍反攻的第三階段，南本已經不再需要和中方聯系，也可能南本已經有所察覺其中有詐，所以也自然不會再來赴約，使得戴笠除掉南本的計劃落空——在電視連續劇《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就很真實地再現了這段曆史。
南本實隆1941年晉升中将，擔任日軍駐僞滿洲國最高顧問。網上曾流傳他在1943年被中國馬夫常隆基打了一記耳光後擊斃，這個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因為1944年南本還擔任了日本駐北平特命全權公使，1945年日本投降後還被中國列為戰犯。
時任行政院高級機要秘書從而能夠接觸到高端機密的黃浚晚年的詹長麟除掉日本“帝國之花”的美女間諜
1942年4月的一個晚上，一個穿着旗袍的美豔女子在上海霞飛路上的百樂門咖啡廳門前下車，将車鑰匙交給門童，就徑直向咖啡廳的旋轉門走去。突然有人輕輕喊了一聲，“南造雲子！”這位女子下意識地回頭，但她立即就感到不妙，趕緊加快腳步向旋轉門沖去，說時遲那時快，隻聽“叭、叭、叭”三聲槍響，她連中三彈應聲倒地——這個被狙殺的女子就是日本著名的女間諜南造雲子。
南造雲子的父親南造次郎就是一名老牌間諜，所以從小就對她進行了嚴格的訓練，少年時代就已精通射擊、騎馬、歌舞。13歲時南造雲子被送到日本神戶間諜學校，學習漢語、英語、射擊、爆破、化妝、投毒等特工技術。在間諜學校受到了日本著名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的賞識，并專門對她進行了特别訓練。南造雲子畢業就被派往中國。1929年，南造雲子來到南京，化名廖雅權，以失學青年的身份作掩護，進入國民政府軍委會湯山溫泉招待所當招待員。南造雲子嬌俏迷人很快就憑色相勾引了一批國民黨高級軍官，竊取了許多重要軍事情報，比如上海吳淞司令部擴建炮台的情報等。
被南造雲子征服的軍政大員不在少數，據說連考試院長戴季陶也都被南造雲子“搞定”，從戴季陶嘴裡自然獲得了不少情報。特務處發現後報告了蔣介石，戴季陶和蔣介石關系極為密切，所以蔣介石雖然沒有追究戴季陶的責任，但卻從此不再讓戴季陶參加涉及軍事機密的高層會議，也不讓他閱看相關文件。
上文提到的黃浚也是南造雲子的工作對象，黃浚、南造雲子和須磨彌吉郎就是這個情報網的三大核心，所以黃浚的整個情報組被破獲後，南造雲子也被波及，被捕後卻收買了看守成功逃脫。
汪僞政權成立特工總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6号時，就曾得到過南造雲子的大力扶植。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南造雲子擔任日軍上海特務機關第一課課長，抓捕過大批抗日志士，還一手摧毀了軍統的十幾個聯絡點，抓捕了數十名軍統特工人員。因此，軍統對她可以說是恨之入骨，多次策劃針對南造雲子的暗殺，但特工出身的南造雲子自然深谙其道，非常警覺，每次都能逃脫，直到1942年4月那天孤身外出，才被一直追蹤她的軍統人員抓住機會，一舉擊斃，時年33歲。
日本華北特務機關長助理南本實隆負責和南本進行秘密接觸的文強暗戰“桐工作”機關
日軍在攻占武漢、廣州之後，急于實現媾和，盡早從中國戰場的泥潭中脫身，盡管已經在扶植了汪精衛成立僞政權，但對整個戰局影響并不大，因此決定展開對蔣介石的争取拉攏，代号“桐工作”。
1939年11月，鈴木卓爾中佐擔任日軍香港特務機關長，工作重點就是找尋與重慶國民政府的聯絡渠道。12月，鈴木找到了老朋友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請張治平聯絡宋子文的胞弟，時任重慶政府駐香港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的宋子良。宋子良以需要請示宋子文為由婉拒。戴笠得知後認為可以乘機和日本特務機關接觸，摸摸日方的底牌，于是經過蔣介石批準，派人假扮宋子良和日方開始接觸。
12月27日，由軍統特工曾政忠假扮的宋子良和鈴木進行了第一次會面。“宋子良”提出了重慶政府願意議和的初步條件。
1940年1月22日，雙方又進行了第二次會談，“宋子良”表示重慶方面仍有日本預料不到的抗戰實力，目前也看不出蔣介石有與汪精衛合作的意圖，還提議胞姐宋美齡将在最近去重慶，如有需向蔣介石傳達的事項可以轉告。
2月3日，雙方第三次會面，“宋子良”提出希望進一步了解日方的真實意思，他将于2月5日前往重慶向蔣介石當面彙報，然後将攜帶蔣介石的回複意見返回香港。
2月10日，雙方進行第四次會面，“宋子良”表示已經向蔣介石作了彙報，蔣介石于2月7日召開國防會議，決定派出信任的人作為代表來香港。
2月14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謀今井武夫大佐和大本營第八課課長臼井茂樹大佐到達香港，偕同鈴木一起與“宋子良”會面。“宋子良”表示重慶方面的代表将攜有蔣介石的委任狀，并且希望與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在香港舉行會談。
今井武夫見過“宋子良”後，立即返回東京，向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和陸軍大臣畑俊六彙報。21日，由參謀次長将會談情況詳細禀明天皇。
3月8日起，中日雙方在香港東肥洋行進行正式會談。日方代表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茂樹大佐、鈴木卓爾中佐；中方代表為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宋子良、侍從次長張漢年和張治平。會上，日方代表出示了陸軍大臣畑俊六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開具的身份證明書。中方代表第一天沒有帶來委任狀，第二天帶來了由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開具的身份證明書。會談中日方提出了八項條件的備忘錄。第三天中方代表通知鈴木，中方代表經過徹夜協商，大體同意備忘錄，并已向重慶請示。但在當天晚上，中方代表聲稱接到蔣介石的回複，拒絕了日方提出的八項條件，另外提出了八項意見，雙方因此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3月23日，也就是汪精衛預定在南京成立僞政權的前三天，鈴木應“宋子良”的緊急邀請趕來會談。“宋子良”表示接到蔣介石的緊急指示，對日方的八項備忘錄基本無異議，但對承認滿洲國問題有困難，正努力說服反對者，希望日方推延汪精衛成立政權的時間。鈴木回答重慶方面必須立即派遣秘密代表談判，并于25日前答複。由于這個插曲，汪精衛僞政權的成立因此推遲了五天，延後到3月30日。
3月25日後，鈴木與“宋子良”還有接觸，“宋子良”強調重慶方面有和平誠意，正在努力實現中。
11月5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淞滬會戰進入了第三階段5月13日，日方代表今井、鈴木與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良”在九龍半島的一處旅館會見。中方代表聲稱：“當前和平的難題是中國承認滿洲國問題，與部分日軍駐兵問題。這可以暫放它一放，留待日華恢複和平後，再談判解決。隻要秘密預備會議日華雙方取得一緻意見，中日兩軍即可停戰。同時，重慶政府将發表反共聲明。因此，希望在6月上旬仍由原班人馬在澳門舉行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時，鈴木已經對“宋子良”的身份有了懷疑，特意從房門鑰匙孔中偷拍了照片，帶回南京給認識宋子良的人辨認，但還是無法确定。
6月4日，今井武夫、臼井茂樹、鈴木卓爾在澳門與陳超霖、宋子良、章友三、張治平會談，中方代表表示在承認滿洲國及日軍在中國駐兵問題上，絕對難以接受，并稱“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由于中方态度堅決，會談兩天，毫無結果。
6日，雙方經磋商後決定由日、蔣、汪舉行三方會談。關于會談地點，日方提出在上海、香港、澳門三地中選擇，中方則提出在重慶或長沙。
今井武夫和“宋子良”的會談就這樣斷斷續續地進行，一直到9月，戴笠認為這個渠道已無利用價值，電令曾政忠停止與鈴木見面。
在整個會談中，中國方面從始至終提供的身份證明和相關文件全是軍統精心炮制的假貨，所有的談判都在戴笠的遙控指揮下，一面表示有和平的誠意，并在談判中給日方造成可能達成協議的假象，但一談到實質性問題，就堅決拒絕，甚至還使汪精衛僞政權的成立也因此推遲了幾天，完全是把日方耍了個滴溜溜轉。
1945年曾政忠在上海被捕，在獄中被曾在香港會談中擔任翻譯的坂田誠盛認出，今井武夫還特意趕來和他見面，這時曾政忠也大方承認自己是軍統人員假冒宋子良。
就這樣，日本方面處心積慮的“桐工作”非但沒有達到誘和重慶國民政府的目的，反而被軍統利用這個機會摸清了日本的底牌，大大忽悠了日本了一把。
以上僅僅是軍統在整個抗戰期間和日本特務機關幾次比較有名的過招，類似的情況公開和不公開還有很多，軍統在多數情況下都占得了上風，成為沒有硝煙的暗戰戰場的勝利者。
今井武夫（中）1945年8月代表日軍在芷江和中國洽降